凡尔赛和约：不是和平 是二十年休战

(一战后德国割让领土示意图)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法美三个“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战胜了德国。美国作为新兴的一极踌躇满志地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地位，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和旧欧洲的列强，欧洲列强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开始崩溃。这一历史进程从一战结束开始，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正式完成。二战的最终结局就是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出现，昔日统治世界的欧洲列强就此退出世界外交权力结构的中心舞台。

一战结束后，得益于德国的战败，法国在欧洲大陆重新获得了自普法战争失败以来梦寐以求的霸权。法国凭借着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地位主宰着欧洲大陆——它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拥有德国萨尔煤矿的开采权，其丰富的煤铁资源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的实力；它占领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莱茵河右岸50公里内的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法国通过和比利时、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一方面对德国进行战略包围，一方面对新兴的苏维埃俄国进行“防疫”隔离。在两次大战期间，正是法国建立的这个安全体系，有效地保卫了欧洲的和平。

法国战后外交战略的如意算盘是依靠在战争期间确立的与英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操纵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组织，组建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安全网络，维持凡尔赛体系，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压制德国的东山再起。可是历史仿佛换了一个主角，悲剧照样上演——法国要永久地压制德国，而德国如同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一样，要收复失地，向宿敌报仇雪恨，于是法德矛盾继续成为欧洲大国外交的轴心，最终把整个欧洲和世界都带入了战争深渊。

另外两个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则另怀鬼胎。英美两国作为法国的盟国，虽然表面上不便于公开反对法国的欧洲霸权，但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贯反对欧洲大陆上的单一霸权而不管这种霸权是何种性质，会导致何种结果。外交理念的高度一致，促使老盎格鲁帝国—英国和新盎格鲁帝国—美国在扶植德国，削弱法国的外交战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不仅联合起来挫败了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而且极力扶植德国削弱法国，防止欧洲大陆被法国掌控。于是乎法国外交不得不在两条外交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面对德国的东山再起，一方面要面对英美的刻意削弱。一战结束后，世界财富和权力的中心已经向美国倾斜，战前的英、法、德、西欧三强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变成了英美（在财政上）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美英联合的力量是法国所不能抗拒的，因此法国外交注定将走向丧失独立性和主动权的道路，最终不得不推行一味追随英国的对德绥靖外交政策。法国的衰落，使得欧洲安全体系的支柱动摇，德国从此无法制约，最终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德国外交：卧薪尝胆，铤而走险

虽然推翻了专制好战的德国君主制度，但是民主制度在德国的建立并未如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能成为德国与西方的共识。在德国国内，由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德国魏玛共和国成了替罪羔羊，再加上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战争赔款，民主政府成为人人唾弃的对象。

德国战败后，苏德两国因为共同的孤立处境而同病相怜。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苏德两国为了打破外交上和经济上的孤立，1922年在热那亚会议上签订了“拉巴洛协定”。苏德互相接近，突破了西方大国对这两个“国际弃儿”的孤立和封锁，为两个国家的初步复兴打下了基础。

德国的真正复兴得益于美国垄断资本大举进入德国。由于一战后美国的资本极度过剩，便大量投入急需资金的德国。得益于美国资本的喂养，德国实力迅速恢复，并且再次超过英法。但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当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首先爆发时，美国便大量从德国抽回资金，造成德国经济陷入总体危机。由于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殆尽，不可能如同英法那样可以在殖民帝国的基础上组建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对外输出经济危机，德国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经济态势。在这种回天乏术的态势下，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便打算依靠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统治来拯救德国，走上了一条扩军备战，疯狂侵略的不归路。

作为一个依靠直觉、灵感与天赋驾驭群众运动和指导国家外交政策的领袖人物，希特勒其人观察力敏锐，在外交上时有神来之笔。希特勒看清了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的色厉内荏，利用英美希望希特勒向东扩张与苏联火并的妄想，借口反共反苏在英法眼皮底下重整军备，满口的和平谎言进入莱茵兰，吞并奥地利，通过外交欺骗与讹诈便占领了捷克。希特勒以其赌徒心态在外交赌局中小胜数盘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梦想着要征服全世界，终于发动了一场不可收拾的全面战争，让德国几乎同全世界作战。针对希特勒的疯狂举动，德国军方的职业将领们是有深刻疑虑的。德国军方在二战前并未能如同一战前一样制定过如《施里芬计划》那样明确详细的作战计划。由于一战的失败，德国军方对再次发动欧洲大战心有余悸。但是希特勒以其初期的外交冒险成功而在国内威望大增，军方缺乏对抗他超人权威的自信，因此被迫跟随他进行了一场军事大冒险。

希特勒为了寻找侵略帮手，便联合了同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法西斯意大利。意大利曾经是是法国极力想要拉入欧洲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国家，因为墨索里尼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野心，法国外长赖伐尔上台后便极力拉拢墨索里尼参加反德阵线。墨索里尼是一个狡猾的传统欧洲政客，他估计只要英法两国能够遏制德国，并能够在奥地利问题上助他一臂之力，他就对希特勒德国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前提条件是，英法不得干涉他在巴尔干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扩张政策。法国和英国作为国际联盟组织的领袖和操纵者，虽然一不要良心，二不要脸面，在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的行动中尽量满足了墨索里尼的贪欲，但是其扭扭捏捏的作风还是令墨索里尼不快。眼见希特勒德国羽翼丰满，在欧洲大陆为所欲为而英法两大强国无所作为，权衡利弊，墨索里尼终于在贪婪和畏惧的双重感情下决定投入希特勒的怀抱

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勾结则更早，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家体制进一步法西斯化，德日两国勾搭成奸，11月双方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虽然“铸造神剑，寻觅战友”是纳粹德国的外交方针，但是日本与德国的联盟并非是天作之合。这两个国家虽然分别处于欧亚两大洲，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并且都以瓦解大英帝国的霸权为己任，似乎是结盟的最佳对象。但是日本由于远洋投送能力的限制，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援助可以忽略，而日本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与日本的结盟，就一定意味着德国会与美国的敌对到底，最终将导致德国两线作战，重蹈一战的命运。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恪守与日本的盟约向美国主动宣战的话，由于美国国内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德国与美国是有可能不互相宣战的。希特勒完全没有汲取一战时期德国失败的教训，再一次为了结盟而树敌而两线作战。而且不分青红皂白，把英美两国捆绑起来一起反对，这正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短视之处。

法国外交：捉襟见肘，窘态百出

一战后的欧洲安全体系掌握在法国手中，法国通过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比利时的军事同盟，对德国形成包围，对苏联进行防疫。一时间，法国在欧洲和国际联盟组织内一呼百应，好不威风。

为了制止德国赖掉赔款与战债，法国初显神通，伙同其盟友比利时占领了垂涎已久的德国工矿业重地鲁尔区。英美抓住这一天赐良机极力削弱法国的欧洲霸权，英美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法郎和法国的有价证券，打垮了法郎，在经济上破坏法国的占领行动。德国政府则消极抵抗，以总罢工和超级通货膨胀政策来对付占领政策，马克变成了废纸，德国人民的财富被洗劫（这一政策是希特勒的上台的众多因素之一）。法国的占领政策在经济上得不偿失，不得不按照英美的要求退出鲁尔地区。在随后的《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中，法国被逐步被剥夺了对德事务的主导权。由于被迫保证从莱茵河左岸地区撤军，法国无力对德国采取独立和有效的军事行动，而且法国与德国的边界安全不得不依靠英国和意大利的保证，这一切都在证明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被动摇。1935年，萨尔地区经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这进一步提高了纳粹德国的威望，同时也打击了法国的士气。

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安全维系在法国的军事同盟网络上。但这个网络是脆弱的，由于法国的绝对实力不足，这个安全网络根本经不起复兴后德国的撕扯，更经不起英美的刻意破坏。在英国的诱导和德国的威胁下，法国不得不放弃那些东欧的被保护国，最后只剩下波兰作为凡尔赛体系新生的民族国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员。而这个时候波兰还在不知死活地与德国签订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以抵消对法国承担的军事义务。法国众叛亲离，不得不吞下一味追随英国外交的苦果。法国外交之所以变成唯英国马首是瞻的追随外交，其根源也在于法国自身。外交行动一贯会比外交言辞发出更大、更强有力的声音，在希特勒德国进行外交冒险如进入莱茵兰、进入奥地利的时候，法国如果敢于对德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英国不可能坐视法国被消灭，欧洲均势的天平再次倒向德国，不可能不采取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由于鲁尔失败的前车之鉴，法国外交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没有英国的全力配合便不肯采取任何行动，这反过来更加深了英国的疑虑——法国面临的危机是否就是那么危险，值得英国全力支持？其结果显而易见的就是英国更加不重视法国的外交政策和感受了。

法国和苏联是二战前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是遏制德国的最佳结盟伙伴，但是法国对于与苏联的战略结盟犹豫不决，最终错失遏制希特勒德国的良机。由于意识形态的禁忌，法国对和苏联的全面结盟充满了恐惧，唯恐因此被英国抛弃。这种外交心态标志着法国已经不是一个世界强国——没有外交结盟的自由和外交行动的完全自主权，尤其是那种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追求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勇气就不能称之为世界强国。从这一点来看，二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远远不如君主制时代的法国。当时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先后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信仰新教的瑞典联合起来打击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从未见过红衣主教黎塞留大人有何宗教负罪感。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法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三十年代蔓延的经济危机，法国社会深刻地分裂了。工人阶级向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大资产阶级为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倾向于进行法西斯统治。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无法提供一个统一、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由于英国在欧洲对法国的暧昧态度和在非洲、地中海地区与法国的利益冲突，外交界和军界几百年来传统的反英情节再度上升，亲德派则蠢蠢欲动。而且军界被自身承担的对东欧盟国的保护性义务吓呆了，打算屈从于希特勒帝国，在维系法兰西殖民帝国完整性的前提下（后来希特勒果然答应了这个要求），在德意志民族领导下的“新神圣罗马帝国”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英国外交：见风使舵，顺水推舟

一战后的英国在承受着内外煎熬，世界霸权已经是明日黄花，自治领和殖民地离心倾向加强，为此不得不在1931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承认自治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印度、缅甸和马来西亚等亚洲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大英帝国的挑战幸灾乐祸，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土耳其人则把希特勒的奋斗看成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希望。英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两线作战的困境，对此英国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不得不一味推行对德和对日的绥靖外交政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英国的经济在一战后在世界经济总额中所占的分量进一步下滑，已经无力与其他大国进行军备竞赛。从1922年《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内容来看，英国放弃了长期坚持的皇家海军“双强”标准，无可奈何地同意美国与英国拥有同等海军规模，英国事实上已经承认美国拥有与英国同等的地位。英国如果要全力对付日本或者德国，那么在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总会有一个地方出现制海权丧失的局面，而美国作为一个两洋国家正在虎视眈眈。这在本质上意味着英国的对德和对日外交政策都不得不受美国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