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令人非常羡慕 明朝的那些“衣冠禽兽”(图) - Qzone日志

   汉语历经的年代越久远，词汇的写法、读音，乃至本义和引申义就越复杂。犹如一线涓涓细流，一点一点地汇成平阔的水面，直到变作恣肆汪洋、浩荡汹涌的大江大河。原本水流清冽、柔弱，流着流着就翻卷成凶悍的“浑汤儿”。如今，听起来顺耳的词汇，未必当初是褒义；反过来，那些顶风臭八里的词汇，也未必生来就有贬义。“衣冠禽兽”这个成语，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图：明朝文官的朝服）

   只要会说中国话，谁都知道“衣冠禽兽”骂人不带脏字，而且愤恨、侮辱的语气非常深重。除非万不得已，这个字眼儿很少强加于人。惟有那些道德沦丧、行为下流、处事卑劣的无耻之徒，才可能被斥为“衣冠禽兽”。一个道貌岸然、人模狗样的家伙，却成天干伤天害理、损阴丧德的丑事，此类货色，就是“吃人饭，不拉人屎。说人话，不办人事”的“衣冠禽兽”。殊不知，这个彻头彻尾的贬义词，在诞生之初，却是个万众仰慕、光彩照人的“体面”词儿。

    “衣冠”的本意，代指公共权力。人类社会往往就是“衣冠社会”，有光脚儿的，也有穿鞋的；有骑马的，也有骑驴的。衣服穿戴始终法度森严，极有尺寸，就像梨园那句行话：“不怕穿破，就怕穿错。”特殊阶层，非常重视“衣冠”标志。比如，受鄙视的商人，两只鞋不能完全一样；再比如，地位低下的妓女，必须穿裤子，而不能随便穿裙子……如果上升到朝廷官仪，就更不能马虎了。所谓“衣冠”，就是“看得见的权力”、“贴上标签的等级”。

    按照朝廷官制，根据品级不同，彼此“工装”的颜色和图案各不相同。单说装饰图案吧，不外乎“飞禽”、“走兽”。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从明朝就已经开始了。据明、清两代正史中的《舆服志》记载，文官绣“禽”，武官绣“兽”，任何人不得擅自逾越。“衣冠”上的“禽兽”自然和文武官员的品级一一对应。（下图：清朝的“衣冠禽兽”）

    明代官员的服饰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将官服绘兽。文官一品绯袍，绣仙鹤；二品绯袍，绣锦鸡；三品绯袍，绣孔雀；四品绯袍，绣云雁；五品青袍，绣白鹇；六品青袍，绣鹭鸶；七品青袍，绣鸂鶒（音‘希赤'）；八品绿袍，绣黄鹂；九品绿袍，绣鹌鹑。

    武将一品、二品绯袍，绘狮子；三品绯袍，绘老虎；四品绯袍，绘豹子；五品青袍，绘熊；六品、七品青袍，绘彪；八品绿袍，绘犀牛，九品绿袍，绘海马。

    看来，“衣冠禽兽”曾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赞美词汇。可惜，到了明朝中晚期，社会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乌烟瘴气的宦官政治，彻底颠覆了“文死谏，武死战”的从政理念。无论是京官还是外臣，都人人自危、明哲保身。很多官员甚至干起了鱼肉百姓、为虎作伥的勾当。文武官员的名声越来越臭，曾广受推崇的“衣冠禽兽”，渐渐堕落为“披着人皮的狼”。

    其实，明朝以前，原本有个成语，指斥那些道德沦丧、行为卑劣的“伪君子”，叫做“衣冠枭獍””。“枭”，是一种穷凶极恶的鸟儿，传说它为了存活，不择手段，不惜吞吃母亲。“獍”，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传说它饥不择食，杀气腾腾，居然敢咬死自己的父亲。这两种丧心病狂的禽兽，衣着再体面，也是千夫所指，人人喊打。宋朝人李昉编撰的《太平广记·谄佞》中，提到了一个叫苏楷的人：“（苏）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明朝之前“衣冠枭獍”所处的位置，就像现在的“衣冠禽兽”。“衣冠禽兽”彻底掉价，恐怕也是明末清初的“语言发酵”。汉语，在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下，催生出了新词汇、新词意。

    明末文人陈汝元写《金莲记·构衅》时说：“妆成道学规模，飞语伤人……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个个识我是文物穿窬（窃贼）。”清朝小说家李汝珍也在《镜花缘》里写道：“既是不孝，所谓衣冠禽兽，要那才女又有何用。”显然，这时的“衣冠禽兽”，已经沦为风度翩翩的活畜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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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那么“十八”是指“女孩子长到十八岁时会有变化”还是指“女孩子长大后会有十八个变化”呢？

    显然，这两种解释都不正确。这里的“十八”，即非专指年龄，也非确指十八个方面的变化，而是用“十八”泛指很多的含义。类似日常生活中众多含有“十八”的词语也没有具体数量指代之意，如酒有“十八里红”；地方有“十八滩”、“十八盘”；佛教中则有“十八罗汉”、“十八层地狱”；人物有“十八娘”、“十八姨”，音乐有“胡笳十八拍”；俗语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等等。

    在中国古代，《易经·系辞》有“十有八变而成卦”之说。另外，在中国数字文化里，“十八”是三、六、九的倍数。而“以三为全”的观念早就出现在中国文化史述中。《史记·律书》载“数始于一，终于十，成于三”。《太玄经·进及其他篇》有“三，终也，数之极也。”可见，“三”虽然是最小的数单元，表达的却是最低限度的多。而“三”的倍数“九”有完整化、集大成的意思。《鹤林玉露》有“数穷于九，九者究也”，《字汇》释“九，同纠”，即集合之意。日本汉学家森安太郎先生指出巫、算同构，皆为数。而且“算”字为两个“示”的结合，《说文》曰：“示，神事也”，“示”即与神事有关，如神、祝、祀、社等。这说明“数”自从古代就被赋予浓厚的文化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具有双重功能。

    胡朴安《俗语典》称：“凡事物之多变者，俗并以十八言之”。意即“十八”在很多场合并非严格的确数，而是指代物之量广。“十八”在社会生活中广泛运用，还表现在一批“十八”的变数具有同样的指代作用，如三十六洞天、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零八将、三百六十行等等。这些“十八”倍数的数字，在数量上远远大于“十八”，但在很多场合中仍然和“十八”一样用来表示“多、广、杂”。

    “女大十八变”，亦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具体使用，源自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幽州谭空和尚》中：有一女尼想开堂说法，就去问师父，师父答道：“尼女家不用开堂。”女尼反问道：“龙女八岁成佛，又怎讲？”师父说：“龙女有十八变，你与老僧试一变看一看。”

    在《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提到的龙女是位通神善变最后成佛的神奇女子，具菩萨行，坐莲花座，成等正觉，得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普为十方一切众生，在南方无垢世界广说妙法。

    渐渐演绎到现代，“女大十八变”是指女子在发育成长过程中，容貌性格有较多的变化。大多是用来夸赞女孩越变越美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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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死囚为什么都是定在“秋后问斩”?

   追溯中国封建统治时期，有关“秋冬行刑”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而关于刑杀与时令的论述最早见于《礼记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

    古时候，由于科学文化的落后，人们不能正确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认为在人类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之外存在着一个能支配万物的造世主。灾害、瘟疫、祥瑞、丰年都是上天赐予的，因而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天意。设官、立制不仅要与天意相和谐，刑杀、赦免也不能与天意相违背。古代司法工作者认为，天人是合一的，春夏之间草木茂盛生机勃勃，人虽非草木，但亦属自然界组成部分，其生死应合于自然。秋天草枯叶落，处决罪犯才合天地萧杀之时。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则，人间的司法也应当适应天意，顺乎四时，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

    西汉中期儒学春秋公羊派大师董仲舒（前179～104）继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创造出一套“天人感应”的迷信学说。他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天意是“任德不任刑”，“先德而后刑”的，所以应当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 从此，“秋冬行刑”遂被载入律令而制度化。唐、宋律规定：从立春到秋分，除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决死刑。清代规定，经朝审应处决的犯人，也需在秋季处决。

    “秋后问斩”一词据载始于唐朝，文学作品最早出现于《水浒》英雄传中。当然，历代问斩的时间并不一定都规定在秋后，只是到了明清才固定于秋后，嘉庆之后又曾改于随判随斩。还有一种说法便是，之所以选择秋冬二季实行，主要是考虑示警的作用，农民在秋冬二季较为空闲，也方便地方官动员民众观看。再则大概是因秋冬百物萧条，亦是进入一年的尾声，亦适合执刑，春天象征新生，夏季万物正蓬勃生长，因此较不适宜取人性命吧。

    于是，秋冬时节处决罪大恶极的犯人，成为从古到今的传统，渐渐在法律条文上形成“秋诀”制度：春天定罪，秋天问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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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称皇帝之妻为皇后？

   在中国古代宫廷里，皇帝拥有后宫三千佳丽，在众多妻妾中，皇帝的正妻称为“皇后”。可是，为什么要称皇帝之妻为“后”呢？

    “后”原为君主之意。在《诗经·商颂·玄鸟》上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郑玄笺曰∶“后，君也。”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说∶“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书经·说命中》说∶“树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这些“后”都是指君主，所以在上古时代，“后”是帝王的称号。如大禹的儿子啓称为“夏后氏”，还有传说中射日的后羿。

    历史上，“后”是一会意字，“后”在甲骨文里，左下方是一口字，右上方是一拢起的手，但自金文将字型成镜像般翻转，拢起的手移到了左上方，便一直沿用至今。《说文解字》上载∶“后，继体君也，像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君后也。”因为在上古氏族部落中，一般发号施令者为女性的权威，所以“后”的意思为有权威的女性长辈。在甲骨文的卜辞中，“后”还经常被用来代指氏族中的女性首领。所以，也因而引申为帝王的正妻等涵义。(来源：黑龙江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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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金小姐”一词的由来:浣纱女为爱投江

   明月高悬，江风猎猎，伍子胥牵着王孙胜的小手，孤独的白发随风飘扬，转过头，已是泪流满面。

    伍子胥过了大江，来到吴国境内。这一路盘缠已经用尽，他和王孙胜只得忍饥挨饿一路疾行，挨到江苏溧阳市的濑水岸边，两人终于再也撑不住了。

    一路颠簸，一路饥饿，一路担惊受怕，身心已经疲惫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口饭。

    突然，伍子胥眼前一亮，只见前面濑水岸边，一个瘦小清秀的女子在急流中一面浣纱一面唱着小曲儿，素白的轻纱下雪白的小腿若隐若现，欢快的歌声伴着潺潺的流水，让饥肠辘辘的两人躁郁的心情顿时平静了不少---

    光阴一去快如梭，

    人生在世能几何？

    不求富贵求安乐，

    每日溪边浣纱罗。

    不过伍子胥现在可无暇欣赏小腿和音乐，他的眼睛死死地盯在了浣纱女身边竹筐里的便当上，再也移不开了。

    他很想上前要饭吃，可惜面子上又实在过不去---唉，没想到我堂堂七尺男儿竟然沦落到向妇人乞食的地步，悲哀啊！

    伍子胥向前走了几步，又紧握拳头退了回来---万一，万一她把我当成流氓怎么办？那我可跳进长江也洗不清了！

    一口饭难倒英雄汉，介子推割肉，秦琼卖马，杨志卖刀，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呀！

    终于，还是面包战胜了面子，伍子胥鼓起勇气，走上前去，结结巴巴地说道：“姐姐，可以给我点儿吃的吗？我的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

    那浣纱女低头害羞地说道：“我一个人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年近三十尚未出嫁，从小到大，从未和一个男人亲近过，我的饭可不能随便给你这个陌生男子吃，传出去就不好了。”

    伍子胥说：“姐姐此言差矣，救济一个境遇窘迫的人少许饭食，怎么会招来闲言闲语呢？”

    那女子抬起头来，只见身前立了一个高大男子，一袭白衣，满头白发，分明是个老头，当下气坏了：“讨饭就讨饭，你这人年纪一大把，干吗胡说八道，明明是个老头儿，却开口叫我姐姐，你羞也不羞！”

    伍子胥一愣，哭笑不得，赶忙拨开长发，露出俊朗的面容，笑道：“姐姐误会了，我虽遭变故白了头发，年纪却是不大，你看清楚了？”

    那女子一看不要紧，心脏顿时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剑眉星目，气质卓然，高大的身躯雄伟挺拔，飘然的白发更显英姿，满脸的风尘遮不住骄傲的神情，历经磨难的面庞更添几分成熟的魅力！天哪，这世上竟有如此完美的男子，哦，，我要晕了！

    “姐姐，你怎么了，别生气别生气，大不了我不吃就是！”伍子胥拉起王孙胜，慌忙离开。

    “站住！算了，你吃吧！”说着那女子打开装便当的竹筐，盛上饭和汤，直身跪地，庄重地递给伍子胥，然后躲在一旁，偷眼瞄他。

    伍子胥被那女子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只吃了两碗就不吃了，女子说：“先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什么不饱吃一顿呢？”

    伍子胥不再客气，狼吞虎咽一番，站起身来说：“蒙姐姐活命之恩，恩在肺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是个通缉犯来的，要是别人问起来，你千万别说碰过我，好吗？”

    女子的心顿时拔凉拔凉的---我的命好苦啊，一辈子从没动过心，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帅哥，偏偏又是个通缉犯，看来此生我和他是有缘无分了！

    伍子胥见女子面如土色，不发一言，忙道：“姐姐你又怎么了，别怕，我虽是个通缉犯，却是遭人陷害，并不是个恶人，只要你就当没见过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女子凄然叹道：“唉！我单身了三十年，一直以贞节自勉，不愿嫁人。刚才我怎么可以跟一个陌生男子聊天，还和他一起吃饭呢？这已逾越礼仪，亏损妇道，我自己也不能容忍，你走吧！让我自己冷静一下！”

    伍子胥欲言又止，只好躬身拜了一拜，告辞离去。

    待伍子胥走远后，那女子才颓然委地，望着溪水中自己顾影自怜：“想我孤苦半生，一直孤芳自赏，没想到今日却被一个不知姓名的陌生男子打破了古井无波的心湖，几乎不能自持，可怜，小女子我好可怜啊！”说着浣纱女站起身来，脱去鞋袜，工工整整地摆好，以纱裹身，抱起一块大石，纵身跳进了湍急的流水之中。

    伍子胥方走不远，心下惊颤，感觉不对，连忙跑了回来，但见流水潺潺，只有岸边那女子的一双鞋袜，冷冷清清地摆在那儿，无言地诉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切。

    “天哪！”伍子胥一声长叹，感伤不已，咬破手指，在溪边的大石上血书道：“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写完后，伍子胥又怕被别人发现，用土将石头埋了起来。

    十年之后，伍子胥功成名就，袭破郢都返回吴国时路过此地，想起旧事，挖出大石，上面的血字历历在目，居然没有一点磨损。子胥守信，将千两黄金投入濑水之中，至今名其水为投金濑，或称“黄金港”。

    这个故事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

    关于伍子胥投入的千两黄金，后来还真有人在濑水中捡到过。据专家考证，这种玩意叫做“郢爰”，乃是楚国的金币，也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不过现在估计早已被人捡光，想做发财梦的读者恐怕要失望了。

    子胥东奔，乞食于此，女分壶浆，灭口而死。

    声动列国，义形壮士，入郢鞭尸，还吴雪耻。

    投金濑江，报德称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唐·李白《浣纱女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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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袒露心迹 古代诗词里那些可爱的结婚狂们

    古代诗词中，有一些女子，她们热爱生活，大胆袒露心迹，勇于追求幸福，渴望跟自己心爱的男子朝夕相处，对婚姻有着热切的期望--她们是非常可爱的结婚狂。台湾漫画家朱德庸笔下只会整天高喊“我要结婚”口号的“结婚狂”，无法跟她们同日而语。

    我认为，下列三首（组）诗词中的女主人公，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可爱的结婚狂：

    第一首是《诗经·召南·摽有梅》。诗是这样写的：

    摽有梅，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

    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倾筐塈之。

    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

    梅子成熟落地上，树上果子剩七成。

    追求我吧好男孩，选个吉日就定情。

    梅子纷纷落地上，树上果子三成稀。

    追求我吧好男孩，咱们今天定婚期。

    梅子个个落地上，手拿畚箕来拾取。

    追求我吧好男孩，趁着仲春来同居。

    梅子成熟落地，比喻女子年岁渐长；也可以理解为，看着梅子成熟，枝头的果子日渐稀少，想到年岁的压力，女子结婚的念头便日益迫切。

    第二组是北朝民歌《折杨柳枝歌》四首。其中三首如下：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

    敕勒何力力，女子临窗织。

    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这三首诗表现的，都是女子在抱怨母亲不快点把自己嫁出去。其中，后两首内容密切相连，可以视为同一个女子。三首诗中，除了第一首“岁岁不知老”点出了女子来自年岁渐长的压力，后两首中女子急着结婚的原因，并没有明确交代，只是强调其结婚心情的迫切。

    第三首是唐韦庄的词【思帝乡】词。如下：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是典型的一见钟情。春日、杏花，美好的季节、景物衬托下出现的风流少年，一下子就俘虏了少女的芳心。这首词最令人动容的是，女子心中不计代价、不顾后果的大胆想法。词中女子的结婚念头，跟年龄没有关系，完全是一时情景触发的爱的冲动。真挚，热烈，自然。

    几天前，给外国学生讲古代诗歌，讲到《诗经·摽有梅》，几个马来西亚女学生纷纷表示，现在的女人都不会像诗歌中的女子那样急着结婚了。她们认为，现在的女人，不结婚也是可以养活自己，可以快乐地过一辈子的。

    她们说的没错。因为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女性可以做到经济独立，相应地，人身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从女性立场而言，值得庆幸。但是，与此同时，从男性立场看，少了女人的依赖与依恋，有志于呵护自己所爱的女人者，内心的失落，便在所难免--古代诗词里的那些结婚狂女子，在这些男人眼里，一定是非常可爱的。大陆版《天龙八部》电视剧片尾曲有这样几句唱词：“你是英雄好汉，需要抱负。可你欠我幸福，拿什么来弥补……”，听了这歌会深受感动的，大约都是心中有些古意的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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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情事为何被称为走“桃花运”

    我们之于桃花的感触，除了那首家喻户晓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是人们时常挂在嘴边的“桃花运”了。所谓“桃花运”，是指某人很有异性缘，令异性着迷，多指男性受到女性的喜欢或爱慕。交“桃花运”大概是所有正常男人企及的“美事”。不过我们也常听到“命犯桃花”之类的说法，意指在男女情事上遇到麻烦或因男女之事而惹来的麻烦，却又不是什么好事了。

    “桃花运”一词最初源于《诗经》，在《国风·桃夭篇》中原文是这样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室人”。看来很久以前的古人就用开得极其灿烂娇艳的桃花来形容女人了。这首诗描写的是女子出嫁时的情景。用桃树的果实累累、枝叶茂盛比喻将来的后世子孙人丁兴旺，这样的女子婆家自然满意。所以古人在赞美、祝贺婚姻时常说“既和周公之礼，又符桃夭之诗”，就是出典这里。这大概是“桃花运”一词比较官方的来历。

    关于“桃花运”还有一个山寨版的传说，说的是唐朝诗人崔护的故事。那首耳熟能详的“题都城南庄”就是诗人记录的自己一段情感经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我们从中读到了多少的美丽与哀愁、幸福和无奈。

    故事是这样的：崔护游玩时口渴，发现一个被桃花掩映的农家，于是上前讨水，迎接他的是个有着桃花般美丽容貌的女子，他与这个女子一见钟情，互相爱慕，但在当时那个非礼勿视的年代，这对倾情的男女也只能“发乎情”而“止乎礼”了，彼此都没有说破。要搁现在，恐怕早去宾馆开房了。

    来年春天，又是桃花盛开之时，崔护思念之情愈浓，于是再次到访，却见小院已经深锁。崔护于是在大门上题写了这首人面桃花诗。又过了几天，崔护又去，听见院里有哭声，就敲门询问，有个老汉出来说：您不是崔护吗？您害了我的女儿！从去年见到你后她就精神恍惚，前天又看见门上的诗句，进门就病了，不吃也不喝的死了，是你杀了她。崔护伤感悲痛，请求进屋内哭她一回。崔护抬起女子的头，枕着她的大腿，哭着祷告说：我来了。一时百感交集，不能自持。不想此女竟睁开了眼，活了过来。

    此事在孟棨《本事诗·情感》中有记载。多少有些夸张。崔护有此姻缘，自是美不胜收。二人成婚后此女又殷勤执家、孝顺公婆，夜来红袖添香，为夫伴读，真是羡煞天上神仙。崔护学业也由此日益精进，后来金榜题名，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崔护为官清正，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爱戴，运气着实不错。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佳话将男女情事谓之走“桃花运”或交“桃花运”了。

    从我个人理解来看，用“桃花运”一词形容男女情事也是非常贴切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桃花的美丽。“桃花”一词有表示某人性情中有艺术情调，风流浪漫的成分。能够透射男女互相倾慕之情，展现男女情事的美好。桃花初开之时红白相映，娇羞无暇，多姿无限，也正好符合多情男女的心事。桃花多情美丽，也使男女的内心变得柔软浪漫。我想每个人心中理想的异性大多都是俊男靓女，如桃花盛开般的摇曳多姿。期盼和猪八戒的二姨或是猪八戒本人艳遇的当属另类。

    另一个原因就是季节的躁动。桃花盛开之时，正是农历三月。人们在经过了一冬天的寒冷与无奈的包藏之后，终于迎来春天。冰封太久的情感似乎也随着春风拂面而得到了释放。惠风和畅，春日暖照，让人洋溢出许多新的气息，也自然惹得多情男女春心荡漾，就像柳树要发芽一样，感情也喜欢在春天萌发。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公园和住宅花园里的草木，好比动物园里铁笼子关住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尽情的发泄。春来了只有向人的心里寄寓”，可见春天的和暖能够化开人们心中凝固许久的冰霜，使人欢畅，也使人躁动。而欢畅躁动又难免会春心萌动。红男绿女往往也要在修饰上紧跟大自然的节奏，撇掉厚重，配以轻装，于是内心与自然间隔愈近，及至融为一体了。这种内外一新的感觉很容易流露在感情上。无怪乎钱老又说：“添了奸情和酗酒打架的案件，添了孕妇”，可见春天是最为躁动和多变的季节。

    相学家总说“命犯桃花”，意指和异性有纠缠不清的麻烦事。“桃花运”的美妙也会带给人情感上的牵动，当然也会有因此引发的种种烦恼和麻烦，在易学家的解释中，“桃花运”是与其他一切运势相克的，自也有一定的道理。“桃花运”也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遇到青睐自己的男人也一样是交了“桃花运”，当然也一样会“命犯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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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戒律 和尚为什么不能吃肉

   佛门天子

    “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cosm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cosm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haos）相对，后者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us，由uni（同一个）和versus（朝向，动词vert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止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饮食理论。文人喜欢搞素食斋禁，有甚于现代的女生瘦身行为，是一种风尚。如果干涉别人的吃素行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险，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更夸张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个屁，被人听到了，那叫“坐斋不谨”，也会被砍头。（如此看来，古人玩时尚，可要比现代人喜欢玩的“极限大挑战”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里头）

    相对来说佛教就比较人性化了，它有所谓吃“三净肉”的说法，即:一谓眼不见杀；二谓耳不闻杀；三谓不为我杀。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还是如此，不说远的，我有一位泰国的朋友告诉我，泰国的和尚就吃肉。

    “荤”的本意也不是肉类，“荤”通“熏”（粤语里这两个字就同音），是指气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葱、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欢吃这些，说起来也是很有修行潜质的）。“荤”字从草而不从肉，便是明证。

    慢慢地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进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远在里头死循环。今生你吃了猪，下辈子你就要做猪被人吃，吃来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怜了。（这逻辑实在荒谬。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和尚劝一个杀牛的改行，说你杀牛杀多了，来世要变牛的。结果杀牛的说:“既然如此，那我还是杀个和尚吧，因为我来世想当和尚。”）

    梁武帝想治标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诏令，干脆规定，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范:每天只吃一餐，内容以豆羹米饭为主，没有一点油腻荤腥之物，非常简朴。而且，他还改变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风，绝断房事，五十岁后再也未临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钟的传统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失，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宝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极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岁，据说，他是民间济公活佛的原型）

摘自:《悠悠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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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涉及动武?“起义”一词的武解与文解

    “起义”一词最常用的词义应该是中学生都懂，近日社会上却忽然生起争议，怪哉！有人坚持己见、情绪激动，谅来难说之以理。然而“起义”是否涉及动武，当作语源和语义发展的分析，以明真相。

    这个双音节词近代的用法是ce动现有、或组织全新的武装力量“造fan夺quan”，对于现政府的当权者，轻则拘捕审讯、重则就地正法。事成便是“起义”，事败则为“叛乱”。但亦有人会将彻底失败的“造反”定性为“起义”。

    “起义”本来是“起义兵”的省文，兵是军队，不是一两个兵丁。东汉末年董卓把持朝政、倒行逆施，引发关东各州郡地方官举兵讨伐。《三国志.袁绍传》引《先贤行状》：“袁绍起义，卑辞厚币以招致(田)丰。”《武帝纪》记载曹操在建安七年的令：“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十二年的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曹洪传》：“太祖(指曹操)起义兵讨董卓。”所记为同一件事。

    又如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赵王司马伦自立为帝，齐王司马蔶、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癃起兵讨伐。《晋书》行文亦是“起义”与“起义兵”交互使用，以配合文气。如《王戎传》、《卢志传》皆言：“齐王蔶起义。”《郑球传》：“成都王为大将军，起义讨赵王伦。”此言“起义”。《王敦传》：“会诸王起义兵。”《陈敏传》：“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此言“起义兵”。所述本为一事。

    再有《旧唐书》记隋末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父子举兵。《刑法志》：“高祖初起义师于太原，即布宽大之令。”《刘政会传》：“太宗与刘文静谋起义兵。”《李靖传》：“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以上“起义师”与“起义兵”同义。另《太宗纪》：“朕于太原起义，遂定天下。”《刘文静传》：“起义之初，忝为司马。”《段志玄传》：“父偃师，……从高祖起义，官至郢州刺史。”以上省文为“起义”是修辞技巧，配合四字韵律。如不计衬字，前面的“初起义师”、“谋起义兵”、“公起义兵”则见“师”或“兵”凑成四字，与“太原起义”、“起义之初”、“高祖起义”同为四字句。

    到了近代，“起义师”、“起义兵”等三音节词逐渐被淘汰，简化为双音节词“起义”。“起义”不能无兵，仍然解作“为正义起兵”，但较多用作形容“造反”，较少形容为拥护现政权而讨伐本在高位的专权者。“起义”可以是组织新的武装力量，企图tui翻现政fu，一八九五年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即属此类。“起义”也可以说ce动现政fu的军队pan变造fan，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义即属此类。当然，一次“起义”经常会结合原政府军和民间的力量，但都少不得与现政fu兵戎相见。

    若强行曲解此一“起义”为“非暴li”，则仍未过得语义发展必须的“约定俗成”一关。不过“起义”一词亦有文解，却指“显露文意”，已成为生僻用词。如晋代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但这种“对艰深文章的内容起义”，并非国文水平庸劣之人所能为，更不可能成千上万人一同“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