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两分钟之内就爱上了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4:32:16
我在两分钟之内就爱上了主        苏小和 

(按:上个月底,我和余杰长谈了一次,他问,我答,我们谈到了信仰历程,谈到了圣经中的经济学原点,谈到了诗歌。在这里做一个连载,分4次贴完。感谢主!感谢余杰辛勤的劳动,他做采访不用录音笔,完全靠笔记录,但文章出来,几乎一字不落,他真的是一个聪明得让我惊叹的人,一切的恩典来自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第一次看到苏小和的名字,我在王怡编辑的那期《橄榄枝》上。《橄榄枝》是我和王怡轮值编辑的一本大型基督教思想文化刊物。王怡编辑了苏小和的短歌集《北京之夜》,其中好几首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愤怒》:“我在黑暗中发怒/黑暗看不见,你看见了/你说人呐,人呐,/你的脸色多么难看。”《惧怕》:“野兽惧怕人/飞鸟也惧怕人/不是因为人很多/是因为人很坏。”《宽恕》:“即使这城市到处都是罪恶/我也能在胡同深处找到一个好人。/所以,为了这一个好人的平安/你就宽恕这座城市吧。”《分配》:“所有的财产,一根线,一罐水/一条鞋带,我都不会拿走/但是我,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们必须时刻在一起。”《陈光诚》[1]:“陈光诚你不要害怕/圣经说过:主和我们同在!/所以你要坚信,亲爱的耶稣和你在一起/那些来不及生下来就被杀害的孩子们也和你在一起。”这些年来,我远离了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极少在当代中国诗人的作品中发现神性的质素。如今,在苏小和这些短小如珍珠的句子里,我发现了汉语诗歌中久违的爱、同情、悲悯与敬畏。

然后,我上网搜寻苏小和的资料,这才发现原来他“第一身份”并非诗人,而是非常受欢迎的财经作家。此后,在一批中国的新锐媒体上,我常常读到苏小和撰写的财经评论。我对经济学了解甚少,这些评论既可给帮助我“扫盲”,同时我也发现这些文字与普通的财经评论不同,有一种特殊的味道,那就是福音的味道。正如王怡撰写的电影评论,焦点并非电影而是福音一样,苏小和撰写的财经评论,焦点并非财经而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苏小和认为,自由既是一种经济条件,也是一种人权条件;既是一种生活条件,也是一种精神条件。自由是每个现代人发展的原因,也是发展的目标。

不久,我与苏小和联系上,请他到方舟教会取一些发表有他的诗歌的《橄榄枝》。与大部分张扬傲慢的财经界人士不同,我发现作为基督徒的苏小和是如此谦卑而温柔。我们之间有了电邮和电话的往来。二零一年三月三日,我们相约在读易洞书店做了一个下午的访谈,谈信仰,谈诗歌,谈传媒,也谈我是门外汉的经济学。遂整理成此文。

 

 

我在两分钟内便爱上了主

 

余杰:很高兴再次见面,希望你先分享一下信主的经历。上帝拣选每一个人的时候,使用的方法都不相同。所以,每个人信主,都是在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神迹。

苏小和:对于大部分所谓的读书人来说,认识神、被神拣选是一个漫长的、理性纠缠的、审视的、质疑的过程。而我可以说是在一瞬间就信主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家庭聚会上。这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教授,他是留美回来的学者。当我在教会中第一次听见大家一起唱赞美诗,我就情不自禁地哭了,就像一个流离失所多年、终于找到家的孩子一样。

教会的牧师问我:“你相信神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相信!”牧师又问:“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吗?”我说:“我承认!”牧师继续问:“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的罪而死吗?”我说:“我相信!”牧师最后问:“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生命的主吗?”我大声说:“我愿意!”在短短两分钟内,我就完成了决志祷告。

如果从理性上来说,那时我依然不知道什么是道成肉身,不知道耶稣的宝血如何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愿意靠着单纯的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就像爱情突然发生一样,我在两分钟内便不可抑制地爱上了主。

余杰:此前你阅读过圣经、接触过基督徒吗?我相信,在这个转折点到来之前,神早已在你身上做了许多预备工作,只是你不知道罢了。这一刻的来临绝非偶然,而是水到渠成。

苏小和:是的,直到我信主的那一刻,我才知道主一直在无微不至地帮助我、眷顾我。但我在此前很长的时间里并不认识主。我第一次读到圣经,是在十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我在湖南的一个小城市给领导当秘书。那是一段幽暗、绝望的岁月,我努力让自己一天天麻木下去。

有一天,下班了,我跟一名同事从办公室往宿舍走,在大院的门口遇到一位老妈妈。这位老妈妈看上去至少有八十多岁了。她拦住我们,拿出一本黑皮的书来说:“小伙子,送你一本书。”那就是一本大开本的圣经,是那种硬皮本的。老妈妈说:“你要好好看啊,要爱主。”然后就走了。她是在跟我的那名同事说话,也将圣经送给了他。我只是旁观者而已。

但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跟同事一起回到宿舍,吃完饭之后,我随手拿起那本圣经阅读起来。一拿起就不愿放下。同事发现我看得津津有味,就说:“你拿去看吧,我对这本书不感兴趣。”那天晚上,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随手翻开一部分来阅读,翻到的正是《雅歌》。那个时候,我唯一的爱好和追求就是写诗,一读《雅歌》,顿时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如此美好的诗歌。当时我还不能理解《雅歌》属灵的意义,只是认为这是男子对女子的赞美,但这种对爱情的咏叹,这种单纯的抒情之美,拨动了我的心弦。我认为,这段文字甚至超过了荷马史诗、超过了拜伦和雪莱的情诗,也超过了我喜欢的北岛和海子等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力量,乃是真正的具有诗歌之美的“诗中之诗”。

余杰:在那以后,你有没有开始思考信仰的问题?有没有发现圣经与你的生命之间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小和:从拥有第一本圣经到被神拣选,整整有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的时间里,我像一只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从来没有摆脱愁苦的心态。我不知道童年的经历对其他的人的影响如何,对于我,童年的经历决定了我信主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以后的学习只是对童年的解释。而且,我的童年没有别人优美,我出生在湖南常德的农村,过早的感受到了苦难、贫穷、压迫和变形。可以说,从童年时候开始,我个人的生活状态始终都是劳苦愁烦,一九八九年,死亡的气息一直笼罩着我,而在七月二十七日,我惟一的兄长病逝,生命于我来说几乎是没有尽头的黑暗,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我也会迅速死去。

那一年,我哥哥刚刚二十九岁,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医生,锦绣的人生道路即将展开,却患了绝症,在病床上等待死亡。我在床边安慰他,他却对我说:“哥哥已经二十九岁,快到三十岁了,活到这个年龄也可以了。那么多广场上死去的学生,他们都只有十多岁啊。”我不得不面对什么是死亡这个命题。哥哥的肉体很快就被火化了,但他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相信他这么一个善良、谦和、有学问的人,就这样变成了一盒骨灰。我相信他的灵魂仍然在某个地方。那段时间,我的身体很差,睡眠很不好,老是做梦,每次都梦见哥哥,在梦中与哥哥紧紧拥抱在一起。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题为《给兄长的信》的短诗:“事隔多年,我已不再梦见你,/这样的事实无从改变。/看看,我是主的孩子,/但你不是啊。但你不是啊。”

二零零一年,我又遭遇了父亲的去世。当我从外地赶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临终之前我们再没有机会谈心了。父亲在我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后来我为父亲写了一篇小的哀悼文章,里面就描述了父亲最后的时刻,他虽然失去了知觉,但是,“他的最后一滴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流到了我的手上”。

没有主眷顾的生活,竟然是如此悲苦。我完全不能体会,人生的平安喜乐在哪里,我也不能明白什么是终极关怀,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答案。

直到几年以后,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查经班,一位姓杨的弟兄带领我们查经,当他读到《马太福音》中的一段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的时候,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以前,我时常独自一人痛哭,一发而不可收拾,要哭很久很久。这一次,当我在众人面前哭泣的时候,杨弟兄默默走到我身边,将手放在我的身上,我自然而然地将头放到他的肩上。突然之间,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很快便停止了哭泣。

余杰:洗礼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乃是基督徒向众人、向世界宣布,斩断与魔鬼撒旦的联系,而皈依到耶稣基督的名下。很多“文化基督徒”出于对所谓“形式主义”的反对而不愿领洗,实际上他们并不理解洗礼的本质。这样他们就永远只能游离于真实的信仰之外,而感受不到上帝的爱与祝福。我想知道,你在受洗之后,生命有哪些明显的变化?

苏小和: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此前我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洗礼之后三天,我一躺下就睡着了,从此再也没有失眠过,除非晚上为了赶稿子而熬夜。我每天在睡觉前必定要做一个祷告,这是与神对话,将一天的工作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说给神听。

过去我的脾气很坏,像一只刺猬一样,不伤人就不高兴。但信主之后,大家都说,小和的脾气真好,整天都在微笑。我最大的感叹是:像我这样一个虚无而骄傲的人,为何竟然能够蒙福,在人生和事业上处处是主恩满溢?我真切地感受到,是神改变了我,除了神以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让我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有朋友问我说:“你真的相信耶稣吗?”我盯着他们的眼睛回答说:“我真的相信耶稣,当我晚上关了灯,在黑暗中祷告的时候,主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余杰:很多知识分子基督徒都不愿委身教会,而更愿意做薇依式的“一个人的基督徒”。你在信主之后却一直生活在教会里,甚至将家打开,组织了一个团契。你认为,对基督徒来说,教会生活为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长期不参加教会的基督徒,生命能够得以成长吗?

苏小和:在信主之后四年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回顾这几年的教会生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四个字“彼此喂养”。无论怎么忙,我也要一定去教会,即使教会只有几个人,教会的代领人有种种缺点,我也不愿离开教会。基督徒去教会,是与神同在,是与弟兄姊妹互为肢体,而不是去挑人的毛病。每个人都是有毛病的罪人,教会也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教会。我们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彼此喂养,这样才不会跌倒。

我们教会中没有什么著名的人物,很多会友是大字不识的老太太,或者衣衫褴褛的农民工。但是,在教会里,社会身份的差别消失了,大家都亲如一家人。当某一个弟兄姊妹恳切祷告的时候,我就受到莫大的感动。如果不是在教会中,我怎么会安静地倾听这样一个人的祷告呢?他有可能是一个很久没有洗澡的、身体都不干净的人,我只会远远地躲开他。

余杰:在你所在的教会里,以及你所接触到的一些基督徒当中,有没有一些对你帮助很大的属灵的长者呢?毕竟我们在属灵上都是婴孩,特别需要被喂养。

苏小和:当然有了。教会里有一些老弟兄老姊妹,是北大、清华的退休老师,有的是研究数学的,有的是研究物理的,他们年龄很大了,我们平常以弟兄姊妹相称,我甚至连他们的全名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们的姓。比如,有一位潘姊妹,她是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女儿,她告诉我,她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人的有限,她信主之后又是如何地蒙福。比如,著名数学家、科学院院士杨乐先生的夫人,便是一位充满爱心的老姊妹。比如,清华大学汽车系的一位杨教授,他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才回来,曾经是一位非常骄傲的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教会中却无比谦卑。再比如,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刘弟兄,他在澳洲工作了十多年,曾经崇尚医学理性,后来成为教会的同工。还有就是经济学家赵晓,他有一颗爱主的心,也参与了许多慈善事业。

对我来说,主内的生活不是刻意寻找知识结构和社会身份相近的人,而更多的是接触那些默默无闻的、没有太大的成就、收入不高、看上去也不怎么“美”的弟兄姊妹。我更愿意生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分享自己对圣经的理解。信主之后不久,我便将自己家打开,组织了一个二十多人的团契,还特意购买了一台钢琴,教大家唱歌。我们教会的长老还过来为新人施洗。这样,我的家也成了神的殿堂。

余杰:这些年来,你是否经历过神迹奇事,或者说,神有没有给你什么特别的祝福?

苏小和:主给的比我想要的更多。最近我家中的一个神迹是:我妈妈患了肿瘤,医院说必须动手术。但妈妈身体虚弱,又年事已高,医生说,即便动手术,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我在北京最好的医院之一同仁医院交了钱,准备给妈妈动手术。同时,我也为此祷告了一个多月。正在这时,从韩国来了一位牧师,为妈妈作了一个按手礼,跟妈妈分享了许多神的话。第二天,原来晚上睡觉盗汗的妈妈,居然不再盗汗了。妈妈主动提出受洗,我们教会的长老赶来为她施洗。此后,她没有服药,也没有动手术,身体很快康复了。今年过年之前,她说,想家了,要回湖南老家。我说,我送您回去。她说,你工作忙,我一个人先走。结果,她让我买好火车票,一个人就回去了,七十多岁的老人,也不认识字,一路却非常平安。在老家,她随身带着圣经,虽然不会读,却热心地把这本生命之书介绍给乡亲们。

余杰:很多名人信主之后,将信仰当作隐秘的私人生活的一部分,不愿在公共领域谈及信仰。而你是少数将信仰与自己的专业领域和公共表达结合起来的人,信仰的维度极大了更新和提升了你论述中国问题的眼光。

苏小和:我在媒体工作,算是一个媒体人,我信主之后,不仅在写作中彰显上帝的道,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敢于大声地说出自己是基督徒。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议上,当时院长、官员和商人云集,大家都上台作一个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跟所有人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后来,一位老者在台下对我说,你的话让我很感动,但是你的这种直率的说话方式,如果在“文革”时代,肯定就被抓起来了。

我的一个体会是,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生活中言说自己的信仰时,要讲价值,讲方法论,用神的话来讲,不是用人的话来讲。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喜欢讲自己的神秘体验,讲信主能够带来多少好处。还有人喜欢讲清规戒律,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吃,讲钳制性的东西,而忘记了信仰带来的极大的自由。如果从人的立场来传福音,结果往往将别人绊倒,让本来对基督信仰有好感的人从此远去。我也时常质疑自己,有没有绊倒别人,如何选择好的方式来传福音?比如,讲耶稣的“登山宝训”就挺好的,慢慢地展开,不要急于求成。

我传福音的对象,很多是商人、企业家、经济学者和文人。有的人非常排斥,认为一切都靠自己;有的人认为,你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大的挫折,来找个躲避的地方;还有人干脆就认为宗教信仰是精神鸦片。但是,主的话就是爱,如果你从爱的路径进入,许多人还是能够听进去的。昨天我坐飞机回北京,旁边就是一位老板,他问我说:“人是应当有敬畏,但敬畏的对象为什么是耶稣,而不是玉皇大帝?”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你不敬畏,有些领域是人的理性无法明白、无法解释的,我们并不是明白了圣经中所有的道理之后才信。我只知道,当我走上这条生命之路,与神的关系确认了,我就无比喜乐,而你却没有。”

还有一点就是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知识的多元性,尊重人的多元性。我们要相信,真理不在我们手上,真理在神的手上,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日光底下无新事,不要认为自己有多少新的发现和领受。多样性是神赐予的,不要用简单的标准概括世界的模式。世界上有六十亿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见上帝造人不会重复。我们还要多元和多维地搜集和掌握信息,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阿玛蒂亚·森[2]说过:“判断一个人的智慧、思想的高度,首先看他的信息来自哪些渠道。”所以,我非常重视言论自由,言论的自由度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智慧,言论自由也是神给我们的赏赐。

[1] 陈光诚,1971年生于山东临沂,因幼时生病双眼失明。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后自学法律,帮助残疾人士、被强迫堕胎的农村妇女等弱势群体维权。2003年,与外语教师袁伟静结婚,袁伟静说:“光诚看不见,我就是他的眼睛。”2006年3月11日,陈光诚被警方带走。5月,入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塑造世界的一百人”。8月24日,沂南县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2007年,陈光诚获得被誉为“亚洲诺贝尔奖”的“麦格塞塞奖”。近期传出陈光诚在狱中遭到虐待的消息。

[2]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年生于印度,当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关于社会选择、福利分配和贫困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者。森于一九九八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自一九六九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主要著作有:《公共选择与社会福利》、《贫穷和饥荒》、《饥饿与公共行为》、《饥饿政治经济学》、《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身份与暴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