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蓝衣社”

文|袁复生  

拨开历史的迷雾，蓝衣社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这是民间学者丁三近10年的成果。如果暂时放弃那些判断句，将这个社团和它的成员，还原为几十年前那些纯粹、理想、激情的青年，重新打量他们的初衷，我们心里，有太多的悲伤。

“你要自由，那就先交出自由；你要千秋万代的自由，那你就先交出全部自由，不仅生命，乃至后代。”丁三这样解释蓝衣社青年的悲剧原因。蓝衣社选择的路径，和胡适的意见，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胡适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

蓝衣社在做什么？

    如果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至少还有两个砥柱，就是“蓝衣社”的两个后身，“三青团”和“军统局”

晨报周刊：从“力行社”到“复兴社”，到“军统”和“三青团”，蓝衣社的历史，令人陌生也令人眼花缭乱。蓝衣社在1932年到1938年的中国，究竟在做什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丁三：他们做的事，一是让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我们都知道，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地位是很低的，资历非常浅的。他是依靠黄埔学生，以军功起家，才成为党内堪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抗衡的势力。事实上，1931年以后，他也是依靠黄埔学生，主要是“蓝衣社”， 才成为全党、全国性的领袖。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方面，那就是对社会的管制。比如我们现在，每个学校的升国旗、唱国歌，是从蓝衣社开始的；比如处处挂领袖像，是从蓝衣社开始的。又比如新闻检查制度、对异端思想的遏制和控制。是这些，使蒋介石渐渐摆脱了军阀形象，被视为孙中山之后的又一个国民党领袖；也是这些，使国家在1936年统一了起来。

第三，他们是抗日战争的发动机之一。我们知道，国民党党内派系泛滥，但每一个国民党派系都是很小的，几十个人、上百个人。都是大官，但都没有基层的、社会的基础。蓝衣社是一个特例，它纪律相对严格，成员更达到五十万。它多少改变了民国的一盘散沙化。如果说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至少还有两个砥柱，就是“蓝衣社”的两个后身，“三青团”和“军统局”。原因无它，与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他们深入民间。

但所有这一切，也使蓝衣社不可避免地特务化。它的两个遗产，“军统局”不必说了，即使“三青团”，在并入国民党之前，也可以看做是一个特务组织。

晨报周刊：从军统和三青团两个蓝衣社“两大遗产”来看，特务工作和社会动员两项工作，看起来差距很大，但他们都是蓝衣社创办之初设计的主要功能。这两项功能之间，是否有一些共同的指向？

丁三：那就是前面说的国家控制社会、国家控制个人。特务工作，事实上是监视、清除不可控制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社会动员工作，事实上是将所有可控制可合作的党派、团体和个人，纳入国家控制的轨道。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迅速地使国家权力扩张到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角落。

但国民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很弱的，蓝衣社也不例外。所有，渐渐地，蓝衣社全面特务化了。

晨报周刊：你在本书的开头，就谈到在日本的经济危机时期，出现的《日本改造法大纲》一书，其中提出了“天皇制的社会主义”主张，这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有“惊人相似”。在一个国家危机的时候，专制(领袖)+国家主义的解决模式，对留日的黄埔学生有这么大的影响，原因何在？

丁三：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爆发后，事实上大多数人对自由市场、民主政治都产生了怀疑。它事实上产生了三种倾向：一是以国家力量调节自由市场，类似英美的“凯恩斯主义”，这是经济层面的、自我调节的；一是以国家力量主持社会分配，类似纳粹德国，“天皇制社会主义”也这么鼓吹，这事实上已经是社会层面的国家干预了。还有一种，则是对经济、政治、社会乃至意识形态的全面国家管制，比如苏联。

对留日黄埔学生来说，这股潮流无疑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他们本来是来学习“先进经验”的，但这时候学习对象破产了，它自己也主张改弦易张。在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自从1912年走向共和，民主制度在中国似乎从来没有成功过。比起德国、日本，中国危机更大、灾难更重，特别是军阀割据，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深重的苦难。既然如此，它似乎更需要把国家交到一个人、“一种主义”的手里。毕竟，这似乎是一种成本最小、而效果最显著的模式。

晨报周刊：从蓝衣社发起人之一刘健群反复强调“假如领袖好，那么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迅速发展”，这也是蓝衣社，成为中国法西斯运动的关键。这群青年精英，对领袖的期望，和当年的读书人，对于明君的期望，是一样的吗？

丁三：应该说不大一样。

中国古代的“明君”期望，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立国精神的完整，所谓“道统”，那就是国家法哲学的统一，所谓“法统”。中国传统读书人希望的“明君”，事实上是严格实践道统、法统的那种，也就是说，更多地是一种道德的、表率的作用，由此达成天下大治。

但刘健群盼望的“超人”、“领袖”，是以新的立国精神、新的国家法统为期望的。当时的中国，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刘健群事实上盼望出现一个伟大领袖，不仅能够代表起全部的权力资源，而且象征着一种崭新的国家图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期待的是一个“哲学王”，类似列宁、希特勒。

    蓝衣社是谁？

    蓝衣社的湖南青年不懂避嫌，注定了他们结局的黯淡

    晨报周刊：你在本书提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赞助滕杰主张之第一人”的陈启坤，这个年轻的女人，因为早逝成为力行社中最纯粹的“圣女”。另一个，则是你老家那个曾经参加过蓝衣社的王天容老人。这两个人的精神面貌，是否可以代表当时多数基层的蓝衣社成员？能否凭你的感觉，描述下他们样子和气质？

 丁三：我见过王天容，所以我先谈谈王天容。王天容是我们村庄里唯一的“地主”。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接近70岁了。他瘦小、整洁，现在去想，他身上差不多混合了三种气质：一种是古代读书人的那种。那时候，开放了，我们村庄忙着修土地庙、续族谱、修祖庙，这些地方的牌匾、对联都是他写的，因为他是村里毛笔字写得最好的一个。

 他还有那种乡村小知识分子的气质。很干净，对小孩子也很和气。那时候，大多数的乡下老人，都是爱倚老卖老、爱教训晚辈的，都以为自己的经验是天经地义的。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地主”身份带来的。他很少和人往来、从不介入别人的是非。那时他的老伴已经去世了，两个子女也都不在身边，但他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小屋里过日子。总之，在当时以介入别人的私生活为乐事的乡村，他不像70年代生长的那些农村孩子印象里的老人。

 陈启坤，是蓝衣社发起人滕杰的未婚妻。发起蓝衣社之初，滕杰困难重重、走投无路，陈启坤是唯一的支持者，唯一可以谈话的人。我想这不仅因为她和滕杰的私人关系，也因为一些女性的特质。对社会理想，女性往往是不明确的；但对信仰，女性往往是最坚定的。追随洪秀全的那些广西客家女人如此，对20世纪初受过教育、有文化的知识女性来说，也如此。

 无论陈启坤还是王天容，都是边缘知识分子。我不敢说他们是否可以代表大多数的蓝衣社基层党员，但这种形象、这个身份，无疑是很具普遍性的。他们是知识分子，所以会关心个人利益之外的东西，比如国家前途；他们是边缘知识分子，往往没有太多的学识、太强的判断力，往往因直觉而选择“主义”。边缘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政治力量的主要骨干，蓝衣社当然也不例外。

    晨报周刊：除了贺衷寒、邓文仪、丰悌三任书记长之外，蓝衣社还有大量的骨干，是湖南人。能否介绍下，在蓝衣社中，湖南人的地位和作用？

 丁三：可以说，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蓝衣社。

 近代有一句话，叫做“无湘不成军”，黄埔也如此。黄埔有“三杰”的说法，贺衷寒、蒋先云、陈赓，都是湖南人。蓝衣社有“四大台柱”、“十三太保”的说法，其中也有一半是湖南人。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四大台柱”还是“十三太保”，湖南人一开始都是领袖层，而外省的“台柱”、“太保”，一开始都是次要人物。他们是借助蓝衣社发迹的。

 也就是说，一开始，蓝衣社是以湖南人为主体、为领袖的。但渐渐地，因为蒋介石的上下其手，四川人、浙江人后来居上。贺衷寒的一句话，说出了这个过程，“对我们这些懂一点政治的湖南人，他不过是利用一下”。

 西安事变中，以贺衷寒、邓文仪为首的湖南人，决心置蒋介石于死地。蒋介石活着回来后，他们彻底地边缘化了。事实上，除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刘咏尧，也就是今天的明星刘若英的祖父，蓝衣社的湖南领袖，或下场悲惨，或终生不得志。

    晨报周刊：你多次提到了“湖南人性格”在蓝衣社中的影响，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蓝衣社的历史中，究竟是什么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什么样的命运呢？

 丁三：这个性格和湘军有关，就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的那种。作为一个群体，蓝衣社的湖南青年，总的来说是非常团结的，这决定了他们的力量；但在官场中，这是犯忌讳的、招惹非议的，比如贺衷寒终生被认为“有政治野心”。

 曾国藩处处避嫌，都不免虎头蛇尾，蓝衣社的湖南青年不懂避嫌，注定了他们结局的黯淡。贺衷寒、邓文仪他们，懂政治，但不懂官场。而政治和官场是两回事。

    蓝衣社悲剧

    蓝衣社的高效，来自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个人权利的渗透、剥夺。它短期内似乎是高效的，但也注定了难以为继、死气沉沉。

    晨报周刊：在“武汉清流”的反腐败和“清剿大别山地区”中，蓝衣社显示出了其令人惊叹的高效。这样的高效的背后和代价，是什么呢？

 丁三：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权力，一是公权、国家权力，一是社会、民间的权力，还有一个是个人权利。一个有活力的、强盛的社会，必定是这三种权力的严格界定、相得益彰。蓝衣社的高效，来自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力、个人权利的渗透、剥夺。它短期内似乎是高效的，但也注定了难以为继、死气沉沉。

 20世纪，中国人一直寻求“救亡”和“启蒙”的最佳结合点。但除了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的政治设计，莫不是有一个假设前提，那就是中国“一盘散沙”，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加强国家权力，以应对种种危机。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脉。

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在1902年，是寻求新中国的开篇，却也是它的高潮。这一点是最让人叹息的。

    晨报周刊：从八宝街的力行社状况看来，蓝衣社在起开创之初，确实颇有新气象，廉洁、高效、激情，但后来，很快异化为一个权力工具。期间的转折点发生在何时？这样的异化，是必然的吗？

 丁三：我认为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933年9月，也就是康泽的“别动队”成立后。

 蓝衣社的力量来自和衷共济，来自拯救国家危亡的理想。但别动队出现后，蓝衣社事实上有了两个中心，一是贺衷寒的、湖南人的，一是康泽的、西南人的。这两个人，又都被视为“蒋介石接班人”的有力争夺者。这么一来，它必然地官场化了，必然地和民国官场同质化了。

 从长远来讲，没有一个独裁团体能长久地廉洁、激情，这是由权力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党派、一个团体想垄断权力，那么，它的内部也必然地会有个人垄断权力的冲动。这就必然会引发权力斗争。但，蓝衣社那么快地堕落、腐败，不能不说是蒋介石上下其手的结果。

    晨报周刊：你在谈到蓝衣社的前身“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创办时，出于爱国的忠诚和青年人的热情，但是，它忽视“精神建设”，换一句话来说，是否可以说它缺乏信仰？这种“精神建设”怎解？

 丁三：一个党派、一个政治团体，没有国家理想、没有社会蓝图，是不可想象的。但蓝衣社的悲剧在于，它不满于现存的体制，但它又是现存体制的一部分、国民党法统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它能怎么办呢？

 事实上，蓝衣社非常重视“精神建设”，但因为这种尴尬，它的“精神建设”注定了只能是细节的、纪律的，比如不得纳妾、不得吸鸦片，个人的修身进德，等等。这些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团体的精神命脉。

 蓝衣社选择“法西斯主义”，发生在它腐败之后。这时候一切都来不及了。更不必说，包括选择“法西斯主义”，都只是蒋介石权力布局的一部分。

    晨报周刊：你在分析蓝衣社青年理想异化和覆灭的悲剧时，也觉得这是黄埔青年的悲剧。其实在1930年，胡适就写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是与蓝衣社青年的思路完全相反的。但为什么在当时没有一点市场？在今天呢？

 丁三：不仅1930年代，对整个20世纪，我都想用四句话概括。那就是价值和知识的紧张，理想与现实的紧张，生活和生存的紧张，目的与手段的紧张。

 所谓“价值和知识的紧张”，我们知道，无论宪政、共和制度还是共产主义思潮，在它的原生地，无论英国、美国还是俄国，都首先来自于一种社会理想，一种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理想。但在20世纪中国，它首先是一种工具，救国的工具。它罕见价值，不过是知识、方法、工具。

 理想与现实的紧张，加剧了它的工具化倾向。与此同时，现实越紧张，理想就越高远、浩渺，比如从宪政制度渐渐变成了“地上天国”式的共产主义。到30年代，一种分裂事实上出现了：生活、价值是未来的、子孙后代的，生存、苦难是现实的、自己要去面对的。这么一来，目的与手段的对立，也就成为必然了：你要自由，那就先交出自由；你要千秋万代的自由，那你就先交出全部自由，不仅生命，乃至后代。

 胡适的话，是关乎“当下”的。事实上，卢梭与康德，是特别重要的两个人物，卢梭改变了西方思想的工具理性，而康德更象征着作为永恒价值的“真善美”。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就在当下；人类的自由在哪里？就在每一个个人那里。

 如果非要讲国家主义的话，那么，我借用一句别人的话，来讲我心中的、当代需要的国家主义：那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国家，受公权力、受政府的欺负。

图说

在大学短暂呆过一段时间后，丁三很长一段时间在北京拜师访友，在人大和北大的各种课堂蹭课。蓝衣社是他这些年读书的产品。

美国著名汉学家魏斐德这本《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也是了解蓝衣社历史的一本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