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全面鼓吹侵略中国的秘密报告

　　《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从走私问题、中国官民、浪人活动、共产党与共产军、找口实、对华工作六个方面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国内的各种情况及各方情形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说明，并由此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迫切性、方式方法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对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了鼓吹、催化和先导作用。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渊源由来已久，其鼓吹、倡导侵略的理论、政策和方针也比比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浩如烟海的侵华理论中，有一份完整、系统、全面鼓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秘密情报，为中日两国已出版的各类史料书籍所没有，即便涉及到此报告的有关著作和论文，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只取报告的某个内容或某个方面，让人难观其全貌。这就是日本陆军少将、日本侵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于1936年秋，写给日本关东军的一份秘密情报。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这份珍贵档案，名为《日本松室少将最近对关东军的秘密情报》，是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翻印送四川省政府，再由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于1936年10月21日密令各县市政府“知照”并“以资警惕”的。

　　寻找市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

　　1929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给地少人多、资源贫乏的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为了摆脱国内经济危机的困境，缓和并转移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军国主义特点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一途，那就是发动战争。对此，松室孝良并不忌讳，在其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帝国货物之向华走私，为帝国对华之断然手段，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而隶属于帝国独立之下，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志而实践的解决。”

　　报告认为，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产量的逐渐增加，其向国外其他各国的进出口量也日益增多，这就侵犯了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欧美诸国的利益，进而引起他们对日本的嫉妒和不满，纷纷于其本土及殖民地、领属地高筑关税自保的壁垒，以最大的力量来抵制日本帝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这就大大损害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虽然日本也想与这些国家抗衡并对之进行报复——“对对方之商品图谋抵制”，但无奈日本是一个领土狭小、原料缺乏的岛国，其进口的各种物品，都是其国内生产必需的原料，“帝国无从以自产代替之”。在与欧美各国的商品贸易战中，日本“痛感原料缺乏与市场之狭小，并深信原料与市场之获得，非经相当之艰辛奋斗不可。而此地域之获得，又非与帝国若干势力打成一片，连成一气，亦难以确保。”

　　为获得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地域并与已经控制的朝鲜半岛连成一气，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出重兵将中国的东三省迅速占领，使得日本国内原已十分窘境的市场与原料问题“得稍缓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经济的进一步膨胀，仅仅占领中国的东三省是远远不够的。

　　由此一来，按照1927年“田中奏折”所规划的侵略步骤，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的下一个侵略目标，就是中国的蒙古。但是，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蒙古为一广阔之原野，军事上的地位虽然重要，但在经济上却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当前的急需;言资源，日本对之缺乏调查与开发，缓不济急;言市场，蒙古人素来生活落后，加之人口稀少，其容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少得可怜。二、日本帝国虽然对蒙古虎视眈眈，垂涎已久，但却缺乏对蒙工作人员，即使现有的一小部分这方面的人，也只是处于初期的训练阶段。且蒙古传统的原始游牧生活，也不适合一般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恐占之容易据之困难。三、苏俄素来对蒙古保持着特别的兴趣和注意力，这也不得不增加日本入侵蒙古的成本和戒心。正因为考虑到这些原因，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暂时放弃蒙古，而对之采取“除以种种掩护手段，用实力威胁操纵王公等方式外，不愿作任何刺激敌国(意指苏联——笔者注)精神之占领”的方针。

　　市场必须扩大，近在咫尺的蒙古又不能或不愿、不敢下手，何处才是其理想的侵略之地呢？松室孝良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与认真分析之后，将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锁定在“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首先，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人口，华北所拥有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七省的人口总数约一亿，“为满洲三倍，消费能力当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进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岛两港可资利用。其次，作为日本国内生产所必须的原料，华北七省拥有丰富的煤、铁、小麦、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储量甚丰。松室孝良得出结论:煤的储量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仅山西省的储量，就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东北最大煤炭基地——抚顺煤矿的120倍;铁的储量，全华北约在2亿吨以上;小麦的年产量，仅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4省，即多达11000万担。此外，华北的棉花，年产约330万担;大豆年产约5000万担。因此，占领华北并使之长期置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第三，对于华北的民众和官吏，松室孝良认为:华北民众大多属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诱与威胁”之类;“民众间缺乏团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状态。惟少部分反满抗日实力，仍是再接再厉的与我持斗，虽迭经宣抚、讨伐、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心腹之患”。对于活跃在华北的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他们“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分为客籍分子，殊难深入华北之当地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不足为患”。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看到了爱国志士的发展潜能，认为“彼等深刻的怀抱反满抗日的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组织鼓吹抗日，组织实力，训练民众，亦殊为帝国之大敌”。有鉴于此，松室孝良向日本帝国建议道:“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对于彼等行动，应采督促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尽量避免直接干涉。”松室孝良感叹道:“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对此，松室孝良在向关东军述及“中国官民”的状况时，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写道:“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对于华北地区的一般官吏，该情报更是入木三分地分析道:“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他们“大都采自卫主义，维护自我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统治华北的地方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也“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民之状况。国家之存亡，民族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部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故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吾等由福州事件之已成效果，及此后全华各地当局之一再退让事实，即可证明。”对于中国政府的一般下级官吏，松室孝良更是讥讽道:“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顾家忘国，甚至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团之欲望解决，他若国事民生，则一概不顾。”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松室孝良仍坚持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而对于那些能识国家民族之大体，持保家卫国之决心的民众，松室孝良则认为他们“均属于被压迫的阶层，无米难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以及中国社会的这种情形，不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便利，更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壮了胆，打了气。松室孝良最后竟得意忘形地写道:“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可获。”

　　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承认，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潜伏着一股巨大的反日力量和情绪，这种力量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与领导，就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心腹之患。所以松室孝良在情报中又告诫关东军及日本政府:“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切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正因为如此，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日本帝国在侵华过程中，“应采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之实干分子”;“对华工作，应以击破大的对象，维护小的对象，以分散其实力之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

　　全面侵华的最大障碍: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的抗战意志是坚定的。早在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8月1日，中共就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到达陕北后，红军积极整训，组成抗日先锋军，并于1936年初东渡黄河，以实际行动准备直接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和政策，使得日本帝国主义一开始就感到: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其最大的障碍和心病。

　　松室孝良在其情报的《共产党与共产军》一节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 “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系污蔑红军东渡黄河之举——作者注)，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鉴于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无能，“于彻底抗日之共同目标下，于抗日图存、收复失地号召下，纷纷加入共党，甘为共军之前锋，潜伏于华北，积极活动。并与在满红军，取得联络。”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巨大力量。这支力量的形成、发展与充实，实“为帝国之大敌”。不仅如此，松室孝良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还有可能引起日本本土及占领地朝鲜、满洲等地的不安和恐慌。因为“帝国工商发达，早成劳资对立状态，一旦原料不足或市场狭小，发生缩减生活或生产过剩，定有失业之恐慌，极易受共党之煽惑。此外，小农阶级、兵工分子之向上，满鲜民族之穷困，均为共党可乘之机会。”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对当时中国社会作了长时期的调查，对各方情形看得清楚，分析透彻。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必然要遇到的两支军队——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松室孝良更是用了相当的时间、精力去调查、对比、分析与研究，最终得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论。对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导下的官吏和军队，松室孝良认为日军完全可以“不战而胜，一言可获”。但对于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松室孝良则小心谨慎、高度重视，以不能理解但又十分钦佩的语言，在情报中写下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看法和评价:“以共产军之实质言，实为皇军之大敌。世界各国军旅，无不须要大批薪饷、大批物质之分配与补充，换言之，无钱则有动摇之虞，无物质更有不堪设想之危。共产军则不然，彼等能以简单的生活，窳败的武器，不充足之弹药，用共产政策、游击战术、穷乏手段、适切的宣传、机敏的组织、思想的训练，获得被压迫者的同情，实施大团结共干硬干的精神，再接再厉的努力，较在满的红军尤为精锐。”由此，松室孝良预言:“此等军队，适应穷乏地方及时零时整之耐久游击、耐久战术行军，则其适于将来不能连战速决、物质缺乏之大战，极为显著。”为此，松室孝良建议日本军队及日本政府，若日军与共产党军队相遇时，应采取“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的方针与政策。

　　日本侵华的具体方法: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

　　在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可能性及其应该注意的问题之后，松室孝良在秘密报告中向关东军建议，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应以浪人活动为先锋，以威胁利诱为手段。一、日本浪人有日本帝国及其军队作后盾，他们既“敢作敢为”，又对日本帝国效忠。“帝国之威望，皇军之威力，已深印入中国官民之脑海，故我帝国军民之在华北活动者，殊少遭到辱害之情形。大部浪人之不法活动，中国官民殊少干涉，更少向帝国官署抗议。因此，浪人之活动非常有力，愈益显示中国官府之苟安与无能，增加民众对官府之怨恨与失望。”二、“正当日人，洞悉中日间之纠纷，顾虑其生命财产，不愿对华进出以冒危险，或进出亦限于都市，不敢作不正当之事业”。而日本浪人“无家室之累，有敢干精神”，可以“充分的利用汉奸，通力合作”。“此种浪人，既受帝国之庇护，当然对帝国誓忠，故能迭有所命，虽死不辞。帝国即放纵其行动，中国亦无取缔之勇气”。三、假如个别日本浪人在中国活动不力，或因活动出格而引起外交纠纷，日本政府也可以藉口“莽民”，将其监送回国。这样，既无碍于日本帝国的威望，中国政府对之也是无可奈何，不了了之。

　　正因为在中国使用日本浪人有如此多的好处，所以松室孝良认为:在已完全为日本控制的东北三省，所有的日本浪人及其活动，已不需要，均应“全部取缔”。但对尚未被日本控制的华北诸省来说，不仅不应取缔日本浪人的活动，反而应大大加强。为此，松室孝良建议关东军:速将日本本土、朝鲜及东北三省的日本浪人，全部移至华北，使他们在少数军警的庇护下，去干那些正当日本人和军警不敢干、不愿干或不能干的侵略活动。这样，日本帝国就可以逐渐“培养为帝国先锋之浪人，使深入华北内地作特殊之活动，吸收各地亲日分子，以为帝国消灭华北实力派之羽翼”。

　　在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对中国的侵略上，松室孝良也作了缜密的分析与计划。他主张“鞭策华北，使其官民对帝国怀普遍的恐惧心”，同时“以走私贿诱手段，作当地官吏性格之试金石”。松室孝良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人民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比较强硬的对日措施，但这只是装点门面而已，并无多大的实际效果。例如国民党当局针对日本浪人疯狂走私活动所采取的缉私措施，松室孝良视为“一人撒米万人拾”的拙举，感到“可怜亦复可笑”。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告诫日本政府和军队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倘若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能够采取断然的强硬措施，日本帝国再猖獗、凶狠，“亦惟有听其自主耳”。因为在中国政府的后面，有四万万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如果中国人民的力量发动、团结起来，这不是一个小小的日本帝国所能征服的。“然观今日情形，彼辈基于普遍的畏我心理，卒不敢稍行阻碍。我仍宜继用威吓政策，以使其永久就范也。”

　　为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入侵中国，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他建议关东军，要机不可失地乘势进攻华北，以攫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在情报中他继续写道:“帝国如欲对华发动，口实随意可得。故视[现]在中国之官民，诚惶诚恐，对日不敢犯主义，殊极可笑。由此益可窥知帝国之威力，帝国安可不乘势进攻，夺取特殊之权益？”

　　在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法上，松室孝良强调:日本帝国“惟有抚情顺势，积极采用走私办法，作有力、普遍、切实之威胁”，才能达到“输入帝国大批商品，救济生产过剩之恐慌”的目的。也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既“侵袭英、美列国之市场而代替之，促成全华北物价之下落”，又能够“博得民众之欢心，增进其消费力与购买力”。

　　日本侵华基本方针:“以华治华”

　　中国政府及官吏间普遍存在的畏日心理，有利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而中国广大民众间潜伏着的巨大反日情绪和力量，又大大制约、阻碍着日本帝国的对华侵略。有鉴于此，松室孝良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华北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尽量避免日本人直接出面进行统治，而宜采取“以华治华”的方针政策。情报写道:“帝国对华工作，此后应采取华人治华主义，其方式一为满洲国，绝不用军力占据，自找烦恼。因此，惟有利用土著实力派，造成若干自治独立之政权。第一阶段，必须确保华北及西北，其意:(一)华北各地民众，无组织多奸猾性，抗日力量较小，且为帝国解决原料与市场之地区。蒋介石对华北向持放任态度，事实等于放弃，帝国根据大陆政策，当不以此为满足。(二)西北(指绥蒙言)多为原野，蒙古官民易受皇军之怀柔与统治。(三)华北西北据满洲国之外围，可作相当之缓冲，在军事上有重要之意义:(1)使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对日观念，纷纷映演，则收复失地之企望，逐渐消沉。(2)断绝中苏之联络，切断共同抗日之战线。(3)断绝非常时任何实力之侵向东北。(四)华北西北确保后，则华东、华中、华南可逐步完全威胁而服之，逐渐使中国政府消灭，而各个独立小政权，则均受制于帝国。”反之，如果采用战争的方式以图华北，建立日本帝国的直接统治，将会给日本帝国增加相当的困难和诸多害处，最终，帝国在中国要获得最终胜利，则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此，松室孝良最后总结性地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故我帝国今后对华工作之方法，决宜随时促进下列数点实现:(一)以威力胁迫并镇压各实力派，以期收不战而胜之效。(二)慎勿以实力粉碎各实力派之力量，以免遭不必要之损失。(三)严苛监视并排击中国各实力派之精诚团结、自力更生，由觉悟而联合抗日。(四)严防中国当局之联苏、英、美而进行抗日。(五)务宜阻防冯系实力(指宋韩言)与阎、张、陕北红军之总联合而抗日。(六)吸引恐日病最深之实力分子，与以实力之援助，使之镇压抗日分子。”

　　我们不难看出:松室孝良给关东军的这份秘密情报，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形及政府和民众的心理，作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分析，提出了详尽的侵华对策建议。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七七事变”激起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并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却是松室孝良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