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下跪的自由

下跪在男尊女卑的中国源远流长：“女”字在象形文字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春秋战国时期，跪拜作为礼仪形成了严格的制度。程式繁复、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三跪九叩”始于满清，是对跪拜礼仪从形式到内容的强化，彰显皇帝的显赫、威严和臣民的卑微、低贱。 

　　1676年，斯帕法里率领俄罗斯使团进入中国境内，为确认身份，拿出康熙写给沙皇的信件，大批满清官员如遭雷击，面向康熙的手谕齐刷刷跪倒在地，令斯帕法里目瞪口呆。他在后来的《中国札记》里写道： 

　　“他们竟有如此不分场合的、奴隶般的举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卑贱的鞑靼。大汗的政府由一群奴才组成，他的国民羸弱不堪……鞑靼皇帝丝毫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参见《汉殇》）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的表亲马戛尔尼勋爵作为全权特使出访满清，在礼仪部分出了问题，化外之民无法理解跪拜皇帝是何等的荣幸：只向上帝下跪的马戛尔尼啥都好商量，就是拒绝向尘世里的天子下跪，更不要说磕头。他提出的吻手礼亦遭拒绝。乾隆没料到英夷如此荒唐、野蛮，不但膝盖无法弯曲，还想亵渎龙体，实乃蛮夷中的蛮夷！ 

　　1816年，英国的第二批使团到达北京，因拒绝下跪，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境。英国人对与这么落后、蛮横的帝国开展商贸外交感到绝望。当时的英国报纸评论说： 

　　“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沦为人类学研究的怪物。” 

　　因为下跪，老大帝国的大门注定无法通过和平的方式打开，只能通过列强的炮火。 

　　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显然言过其实，但没有人不对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刮目相看----那么，中国人呢？站起来了吗？ 

　　2002年，原湖北省监利县桥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节选）： 

　　“一位老奶奶双膝一软，跪在了我的面前，要我无论如何都得答应给她家做主，不答应就不起来。有太多的人给我下过跪，我经历过太多的悲伤：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实在是太多了……我不知道下跪是中国人的特性还是人类的共性，每一次跪都让我流泪。” 

　　继2007李阳闹得沸沸扬扬的学生集体“下跪”事件之后，2008年1月20日，央视播出了一幕丑剧：季羡林正襟危坐，接受弟子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的跪拜大礼；2月11日，赵本山公开举行收徒仪式，35位徒弟集体叩拜赵本山；今年3月4日，30余名企业老板在广州越秀公园向雷锋巨幅画像下跪，宣誓称要“学雷锋，做心灵富豪”，惹来许多质疑。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导致了深重的灾难，其根源就在于人们相信人世间有值得顶礼膜拜的和神一样的人。而跪拜就是个人崇拜得以兴起的传统文化心理的延伸。因此，大陆言论自由度最高的网络舆论对这样的丑剧、闹剧无一例外地痛加围剿。 

　　有论者别出心裁，从宽容和自由的角度为下跪辩护： 

　　“人格尊严不能不和人的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学生的跪拜一下老师的自由都没有，当老师的接受学生跪拜一下的自由都没有，那还奢谈什么人格尊严？不论我们怎样定义人格尊严，一个人恒有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自由，若并无这个自由，那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那人实无多少人格尊严----文明，若不能容纳异己，悦纳异己，做到君子和而不同，那还能叫文明吗？”（岳伍《人有没有下跪磕头的自由？》） 

　　自觉自愿、不伤害他人在多数情况下，但却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符合自由的定义。文明意味着包容，但绝不是藏污纳垢，否则，三寸金莲、大烟馆仍可大行其道。 

　　一个成年人犯贱、找抽，自愿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只要没有妨害他人的自由，确实有其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评判的沉默。 

　　任何人只要他愿意，随时随地都能以身试法，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由。因为，其他人同样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对自由的重大误解。自由的界限是你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 

　　而用自由来为下跪辩护，无疑是对自由的侮辱和背叛。人是目的而非工具（康德）。人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是人的本能自由和动物的本能自由属于两个概念：自由是人类一切正面价值、普世价值的基础和来源，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科学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扩张、享受人的自由而发展起来的制度或学说。 

　　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跪拜并不违反法律，看上去除了当事人，并没对其他人造成影响或损害，是否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呢？ 

　　如果说百姓给官员下跪，凸显民生的艰难、社会正义的缺失，那么，一个，或几十个、上千个学生集体下跪，严重损害学生人格尊严，破坏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人格的独立和平等，则是李阳、央视、季羡林、赵本山肆无忌惮地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挑衅。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假设学生完全出于自愿跪拜，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对人的自由属性的侵犯。下跪、自虐、自残不是自由，而是对自由的滥用。 

　　按照“正派社会”的理论，一个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如果受到侵犯或羞辱，即便受害者本人并没有感觉到，社会也有理由感觉受到了侵犯或羞辱。看起来没有伤害他人、完全出于自愿的跪拜行为，与我们所说的自由完全背道而驰。 

　　人之异于禽兽几稀，唯怜悯与同情耳：是否受到侵犯或羞辱是一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越强烈，这个社会就越正派。人们之所以对跪拜事件如此敏感和愤怒，除了下意识地钩起不堪回首的文革和屈辱历史的回忆，还因为一个有起码的羞耻之心的社会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 

　　同样，有人长期在家里虐待自己买来的小动物，看起来也符合个人自由的原则，没有伤害任何人的自由，但也会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弹，因为这也是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让其他社会成员自由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那种发自内心的、因爱惜生命的尊严而产生的愤怒，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怜悯和同情之心。 

　　一个奴隶在黑砖窑里被锻炼成“自觉自愿”的机器人，人们也一样会感到愤怒，法律不会因为双方你情我愿就放过对黑砖窑老板的惩罚。自由的常识和标准，往往对我们的反应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自由是如此美好：1935年，21岁的蓝苹发出了这样的呐喊：“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纪录！”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为了自由做过什么？是做一个天地间独立、大写的人，还是做一个不惜在身体或心灵上下跪的思想侏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每个人都应该力所能及地为自由的梦想添砖加瓦，它值得你这样去做。（原载东方早报，此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