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必定会威胁美国吗？

中国的崛起堪称冷战后世界一个最重要的变化。从本质上看，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改变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平衡，还会对这个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力量形成巨大的挑战，在目前的历史时期，这个主导力量就是美国。美国必须决定在未来关键的十年中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过去十年来，部分美国人一直在谈论“中国威胁论”，并探讨未来能够“遏制”中国的战略。对于“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担忧，也使部分美国公众开始接受“中国威胁论”。然而，许多挑战并不一定会构成对美国的现实威胁。仅凭初步印象就得出中国威胁的负面结论，难免会因战略误判和不信任而导致严重后果。当前对中国动机与意图的误判和猜疑已经助长了部分观察家的极端观点。对美国决策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哪些因素塑造了中国的战略思维与行为，进而准确把握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方向。而中国的战略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国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种种行为。而从历史上看，对于中国决策背后战略文化因素所起的作用，美国确实一向知之甚少。　　

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和为贵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复杂的文明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300年前。而现代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公元前2500年至2000年间，在相当于今天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北部的黄河下游流域就已经形成了更古老、繁荣的文明。经过数个世纪的迁徙、融合与发展，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哲学、艺术、音乐和政治体系，亦即世界公认的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其发展的延续性，由起源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传统的中国社会价值观来源于儒家学说、道教以及小部分佛教思想。毫无疑问，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最有影响力，它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为人际关系交往的模式提供了基本规范。根据儒家学说，每一个人的社会行为都必须遵循“礼”的规范，“礼”支配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各个方面。孔子的基本教义可以概括为五个永恒的美德：仁爱、正直、中庸、明理、忠信。

中国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积淀，并影响着中国的战略行为。自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20年）以后，孔子的学说始终主导着中国的文化界和行政部门，并为中国军事思维和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战略文化中起着关键作用。孔子提倡和谐而非冲突，重视防御甚于进攻。即使在中国军事战略家孙子的著作中，也能明显地看出与儒家学说的不谋而合之处。孙子认为，完美的战略目标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术的最高层次并不是使用武力击败敌人，而是通过非暴力或非军事的方式赢得胜利。事实上，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和为贵”。中国学者认为，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贯穿于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国所追求的是和平而非暴力的发展方式。正如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李际均中将所说：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整体和谐。

儒家学说对中国的不扩张主义和本质上属于防御性的战略文化具有重要影响。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她的领导人始终认为中国十分重视和平与合作。有西方学者曾对中国六位重要领导人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印战争（1962年）和中越战争（1979年）中的决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国领导人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行为遵循了儒家学说的信条与模式，体现了一种防御性的战略文化。

近代以来惨痛历史的影响：对外部势力的怀疑态度

在中国当代的战略文化中，中国的历史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19世纪至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继续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战略文化。

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中华帝国摇摇欲坠。随着西方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国家主权也日渐沦丧。最严重的打击则是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终于使中国人从“四千年的迷梦中惊醒”。

到了19世纪末，中国国内对外国人的仇恨不断增强并最终导致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为了保护传教士和外交官，也许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既得的商业利益，“八国联军”于1900年8月入侵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数以千计的平民被杀。“八国联军”所犯下的暴行长久地存在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随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进一步侵蚀，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社会所承受的苦难和怨恨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最终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并终结了中国的帝制。但是新的中央政府依然处于混乱之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不顾　　中国的战胜国地位，竟将德国战前在中国山东的一切特权转交给了日本，这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屈辱感。中国人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最终促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席卷了中国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它比1911年的辛亥革命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事件也使过去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定吸引力的西式自由民主失去了魅力。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最终导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痛苦地承受了日本长达14年的侵略，这也许是至今为止最惨痛的经历，仅“南京大屠杀”就有几十万平民死于日军之手。日本人的侵略从根本上危及到了中国的生存，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大规模地动员起来。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又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排斥。当时针对苏联的冷战方兴未艾，杜鲁门政府清楚地表明不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由于美国政府做出了显而易见的错误选择，中国被推到了反美阵营当中。随后爆发的朝鲜战争，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也并没有立即做出“抗美援朝”的决定，至少也不想直接进行军事干预。然而，当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开始将北朝鲜军队向鸭绿江和中国边境驱逐时，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中国后来在朝鲜战场的行为主要还是出于历史上对外国势力的不信任以及自身安全的考虑。中国的领导层相信，如果不抢占先机，那么美国军队就会在鸭绿江沿线对中国形成巨大压力，中国东北的边防军将受到牵制而无法调动。东北南部的电力供给（主要来自北朝鲜的水力发电厂）也将被敌对势力控制，从总体上看，这会动摇处于立国之初的共和国政权。因此，在中国看来，她是为了“自卫”而参战的，她的目标就是使美国侵略军远离鸭绿江流域，从而确保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国内重建工作。耐人寻味的是，中国人是通过参加朝鲜战争，展示了其战略文化中的防御性特征。

对中国而言，19世纪到 20世纪的百年历史极其沉重，是在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压迫下的“屈辱的世纪”。上述历史事件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战略文化，正如1997年李际均将军在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演讲时所言：西方列强逼迫旧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多达18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是一段令中国人民至今无法忘却的惨痛历史，它使中国人民对于自己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至为珍视，并决心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捍卫。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对外国势力的意图抱有怀疑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况且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新生的共和国也面临着被国际社会孤立与围堵的局面，加之美国军事力量先后陈兵朝鲜和越南，也都加深了中国的对外戒备心理。

“务实”民族主义的意义所在：实现现代化和融入世界

中国当代战略文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它是中国在19世纪被卷入现代国际体系后才产生的，其催化剂便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所遭受的深重灾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本身就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潮流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冷战后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既非神话，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前文所述，战败的历史以及随后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各种屈辱，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驱动力。从本质上看，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夹杂了作为中国国民的自豪感、对屈辱历史的集体记忆以及渴望重现辉煌的凌云壮志。但是，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表现形式多样，需要美国决策者正确理解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以及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有学者将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分为传统派、革新派和务实派。“传统派”主张向历史回归，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对本土价值观的颠覆，主张回归儒家传统和恢复自信是实现国家复兴的最佳途径；革新派则寻求改变，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导致国家衰弱的根源，并力主接纳某些外国文化和发展模式；“务实派”则适应性很强，他们意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现代化方面的缺失，尤其是经济发展滞后，他们坚信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

今天，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大都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务实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主导中国民众和领导人思维的主要因素。　尽管伴随中国崛起的是民众爱国主义激情的迸发，令有些人士不免怀疑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削弱中国谋求和平的一面，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体现的仍是“务实”的民族主义。中国领导人也将和平与经济发展作为中国主要的国际目标，同时还极力避免与美国或其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的西方国家发生冲突。

中国最根本的战略利益是实现现代化。197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对解决国内政治、经济问题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极力减弱意识形态对发展经济的影响，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过去30年中，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平均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中国领导人认为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发展经济和实现“小康”目标的战略机遇期。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将以计划经济为核心的前苏联模式转向更依赖市场，与国际贸易联系紧密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私有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这使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也超过其它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谋求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决定了中国对外交往的重点是在亚洲和全世界提升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地位，使其能够不断地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改善国家形象，扩大影响力，从而确保战略原料的供应和进出口通道的通畅。中国的外交政策要确保进入世界市场的能力，使其能够获得所需的技术，同时避免国际冲突，尤其是与美国发生冲突。中国领导人也承认，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不断增强的国家技术实力，在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同时也会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意图的关注。因此，中国领导人已经采取了审慎的步骤，主动使外交政策围绕“和平发展”与“国际交往”两大目标展开。

北京已经做出了“和平发展”（也称“和平崛起”）的承诺，这意味着她将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改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当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兴起时，北京很清楚她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中国也承诺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还坚决抵制“中国威胁论”，一再向世界（尤其是美国）表明：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受尽了列强的欺辱。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建设独立富强、民生幸福的国家，是近代以来中国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自从1971年作为重要参与者重返联合国以来，中国的多边外交关系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加入了所有在联合国框架内的主要国际组织，并在亚洲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组织中发挥着积极主动的作用。在亚洲发展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等机构中，中国是一个模范成员。中国还拓展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领域。1990年以来，中国已经派出了11063名军人参与联合国在18个不同区域的维和行动。截至2008年11月底，中国还有1949名军事维和人员在联合国的9个任务区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部执行任务。从2000年起，中国已经向7个任务区派出了1379名维和警察。截至2008年11月，共有208名中国维和警察在利比里亚、科索沃、海地、苏丹和东帝汶执行任务。尽管中国强烈反对一些制裁和干涉措施，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在前南地区、海地、索马里或海湾战争之后的伊拉克等地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任务。2001年的“9.11”事件后，中国领导人也多方支持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并与美国和其它国际反恐机构展开紧密合作。

总之，从对外交往角度来看，务实民族主义将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主要的战略目标；经济繁荣被视为实现中国崛起的物质基础；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则是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务实的领导人会尽最大努力避免与美国或其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的西方国家发生冲突。虽然信奉实用主义的领导人会通过激发民族主义来凝聚人心，但他们也要确保民族主义情绪不会破坏维护其统治的两大支柱：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在感觉受到西方伤害的情况下，务实的领导人虽然偶尔也会利用民族主义有利的一面（如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但在对外事务上仍会采取审慎的态度和举措。

中国对于某些原则的坚守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从根本上看，这些原则是中国对外交往中的道德和思想基础，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向往的 “大同世界”以及在“屈辱的世纪”中的惨痛经历，这促使中国谋求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日起，毛泽东和他之后的中共领导人都致力于让中国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自主权，但是中国人对这一原则的珍视超乎寻常。以往的惨痛历史使中国人深切地感到，国家主权是实实在在的。因此，中国领导人在过去几十年间提出了以下原则：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

2、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3、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和不以使用武力相威胁；

4、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在国际事务中一律平等；

5、中国必须始终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永远不争霸，不当超级大国。

尽管做出了承诺，但是中国在20世纪中仅有的几次境外用兵却经常被“中国威胁论”者所引用，以此说明中国具有侵略性、进攻性。不过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这些军事行动都具有战略防御性质。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西方学者将此称为“中国式的防御”，它实际上体现了中国战略文化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儒家学说与孙子的思想，是将二者融会贯通的产物。尽管中国的战略文化主张和平，强调防御性和不扩张，但也不排斥必要时预先使用武力遏制威胁，以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展开类似行动时，中国把所打的任何一场仗都称为“义战”，强调任何军事行动即便形式上确实是攻势行为，但都属于防御性质。事实上，中国的战略文化受“正义性”或“义战”的影响极大。这是中国进行战争的基本方式。儒家学说最早提出了“义战”的概念，毛泽东则将其内化为中国战略文化的一部分。对中国的战略家而言，积极防御的战略原则尽管承认中国的军事战略属于防御性质，但也不排斥遭到首次打击后展开反击行动，甚至是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手段。在使用“自卫还击”的概念时，如果使用武力能够保护或促进关键利益，例如保护国家领土不受外部威胁或维护国家统一等，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军事上的先发制人方式。正如前文所述，中国认为当年出兵朝鲜是为了“抗美援朝”，这是一场“义战”，也是一次反击作战，因为北京认为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问题上，是美国首先挑起了针对中国的侵略性行为。此外，中国还认为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1969年的中苏边境冲突和1979年的中越之战也都属于自卫性质，符合“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义战”原则。仅凭这些战例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是一个谋求霸权和扩张性的国家，只不过清楚地表明了当中国领导人认为所采取的是防御性行为时，他们会选择使用武力。

总体来看，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强大、独立和统一，从而实现最重要的经济发展。为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能够促进合作与保持稳定的国际环境。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已经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交往中似乎更倾向于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与前苏联和美国完全不同，冷战结束后，中国从来没有致力于追求任何国际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更确切地说，在中国促进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已不再是谋求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