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局长”被捕，可能让官场更加黑暗？

近期备受关注的“局长日记”主角、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销售管理处处长韩峰，因涉嫌受贿犯罪，今天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据广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检察机关初步查明：2002年至2010年2月，现年53岁的正处级官员韩峰利用先后担任钦州市烟草专卖局局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职务之便，在发包办公大楼、办公网络建设等工程中，为承建商提供帮助，多次收受承建商的贿赂款共计48.2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此案由南宁市检察院于3月9日立案侦查，13日报请自治区检察院审查决定批捕。法律界人士称，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今年春节前后，据称是出自韩峰之手的“局长日记”在网上传出；2月22日，广西烟草专卖局决定暂停韩峰的销售管理处处长职务。3月1日，由于“局长日记”在网上迅速升温，韩被自治区烟草局纪检部门立案调查。

网上流传的“局长日记”起止日期为2007年1月1日至2008年6月10日。从日记内容看，日记的主人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先后7次收受贿赂，共计金额27.5万元。其中包工头陈某分4次给了韩22万元。该日记中没有提及接受“商品房一套”。

从广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韩峰的理由来看，是韩峰2002年至2010年2月的9年时间里，利用先后担任钦州市烟草专卖局局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职务之便，贿赂款共计48.2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平均每年不足9万元。作为一个处级单位的一把手，和近年来所曝光的贪官相比，其受贿款实在低的不成样子。难怪，网络上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称他是“好干部”。

“好干部”的称誉，还有官方的结论为证。据广西区烟草在线内部消息曾显示，2009年1月14日，广西来宾烟草专卖局人事调整中，韩峰出任广西区烟草专卖局法规处处长；在当时的人事调整大会上，广西区烟草专卖局谈天江副局长，充分肯定了来宾局组建近6年来取得的成绩，认为“来宾市局在韩峰局长的带领下，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市场基础不断夯实，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是领导班子团结奋斗、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与韩峰同志卓有成效的工作是分不开的”。然而，广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韩峰，却是以其在来宾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时的犯罪事实为依据。一个被上级组织称赞的“好干部”，如果不是因为其“日记”被人在网络披露，泄露于大庭广众之中，恐怕就永远得不到司法部门的青睐。韩峰，成为网络世界的又一个“牺牲品”。

在中国当官，只要做到了县处级，就基本不需要其他的本领，因为几乎不需要亲自动手干活，所需要的惟一本领是听党的话，保持“政治正确”。虽然不断有贪官落网，却很少是体制内屋上架屋、重重叠叠的纪检、监察、检察、反贪机构主动抓出来的。如果不是“日记”被人在网络披露，就是有人将韩峰上述受贿事实反映给司法部门，也可能根本不被理睬——其受贿款项实在微不足道了！

综观历来的反腐败中落马的官员，高官几乎都是因为政治上站错队、“不正确”的原因；对此，海外早有舆论。当然也有高官腐败太盛，分赃不匀，被同事紧盯不放而最后落马，更有外国机构向中国领导人告发而落马。而中下层官员，原因就太多了，但最主要的，也还是因为靠山不硬、在官场权斗中被对手掀下马来。所以，海外舆论称，大陆的反腐败已经作为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

当然也有特例，比如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因涉嫌受贿2226万元受审；该案引人注目的焦点，是因为晏大彬的妻子在重庆购买的一处住房厨房水管爆裂，引起漏水，楼下住户报警后，警方从卫生间里发现了近1千万元现金。 “纪委”、“检察院”不愿意发飙，但“水火”发飙；甚至小偷也“盗窃反腐”，不少案子就是因被盗引发的。

不过，当前反腐败有了一种新的形式：网络反腐。网络反腐，却只能限于对中下层官员，防火墙和网警以及各网站的“自觉性”，都成为不能涉及高官樊篱。但是，就是这种反腐败，也足以让官场中人心惊胆战。因为“水火”发飙、“盗窃反腐”还可以防范，但网络反腐，却防不胜防；一旦受到网民群起关注，有关部门就是想掩盖也掩盖不住。周久耕是例子，韩峰也是例子。

韩峰被捕，不少网民感到高兴。有的人甚至天真地认为，这体现了当局反腐败的决心，有助于官场的优化，阳光将照射官场。其实，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日记局长”被捕，只能整个官场更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可能官场将更加黑暗。

理由是很明显的。周久耕因网络反腐落马后，各地纷纷出台以打击网络反腐为实质的规定，以法律、法规的名义剥夺公民的合法权利。比如，跨省追捕、禁止人肉搜索、“敲诈政府罪”、“诽谤政府罪”等等纷纷出笼。更有甚者，打着反低俗、扫黄的名义，将众多维权的网站摧毁，“净化”了官场被监督的环境。

“日记局长”不得已将之逮捕，势必引起官场对网络世界的愤恨。所以，如何出台进一步打击、监控网络监督、网络民主的狠招、绝招，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当然，这并不是说最高层就都容忍腐败，也不是说整个官场都是腐败的；而是官场的现状，让整个官场不得不站在民众的对立面，站在“客观”维护腐败的立场。在2010年“两会”中，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接受采访时透露，今年在举行中纪委17届五次全会之后，四川省纪委领导传达中央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赵振铣认为，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理由如下：其一，官员的收入构成情况非常复杂，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10倍都没办法理清；其二，财产申报制度需要设立一个原点，即在此之前获得的财产不再追究，之后的则严格登记，“如果真的实施肯定会引发舆论一片哗然，难道老干部腐败就是合法的？”；其三，从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开始登记也是制度设计的难点；其四，如果以新建立的全新记录标准判定的话，可能过去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那样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水平就会完全崩溃了。

除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外，省监察厅副厅长的职务，赵振铣更有实际资格谈论官场问题；因为他的职责就是对一个地方的政府官员实行监察。如果将他四条理由稍加解析，就知道当今的官场是什么样子。（一），官员们的收入，已经不是靠工资收入，而是“构成情况非常复杂”；复杂到“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10倍都没办法理清”的程度。但如果是炒股票、存款利息、继承遗产、亲友馈赠等来源收入，就绝对不会“没办法理清”之虞。只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巧取豪夺，才有可能“没办法理清”！到了“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10倍都没办法理清”的程度，也就是说整个官场中人，靠非法犯罪而得来收入的，不是个别而是几乎全部！（二）， “如果真的实施肯定会引发舆论一片哗然，难道老干部腐败就是合法的？”；这是明白地告诉老百姓，官场贪污腐败不仅大面积，而且代代相传；那些光荣退休的老干部早就是贪官。所以，若真正反腐败，就会新老一锅端。（三），“从哪一个级别的官员开始登记也是制度设计的难点”；这是告诉民众，首先是最高层有些人不愿意将自己的“没办法理清”的财产公开出来。如果他们答应从最高层做起，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什么难点问题！而西方民主国家，就是从总统、国王、上下院议长开始直至基层公务员全部公开，也就不存在什么难点问题！（四），“如果以新建立的全新记录标准判定的话，可能过去每一个人都有问题”，这句话太实在，可圈可点！从这句话可以解读海外舆论为什么得出“大陆的反腐败已经作为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而不是真正反腐败的原因，也能够解释笔者为什么认为“韩峰仅仅是网络世界的‘牺牲品’”；而他，为什么至今有人认为他是“好干部”！

赵振铣认为若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将使“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水平就会完全崩溃了”，说得相当隐讳。在官场“可能过去每一个人都有问题”的环境下，官员的诚信道德水平早就已经丧失了；但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好处之一，显然是利于官场重塑诚信道德水平的，从而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水平；不过由此而来的是，整个官场几乎无人可用，官方不仅面临诚信道德水平的完全崩溃，而且直接导致整个政府的瘫痪！这就是在去年两会之时，全国人大代表、中纪委副书记何勇“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和论证这件事情，正在想办法制定这个”；而一年之后，得出“研究和论证”结果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的根本原因。

也因此，笔者才敢断言：官方不得已将“日记局长”逮捕，但却势必引起官场对网络世界的愤恨，将出台进一步打击、监控网络监督、网络民主的狠招、绝招。因为在反腐败作为权力斗争手段的同时，也可以作为制约官员在政治紧跟、保证“政治正确”的杀手锏；既然在经济上“可能过去每一个人都有问题”，那么就非常容易用“反腐败”名义将不顺眼的官员除掉！“反腐败”，可以让官场人人效忠，不敢乱说乱动，使整个权力机构在欣欣向荣的“盛世”中“稳定”运行；国际舆论，也可以义正词严地斥责为“干涉内政”，“忘我之心不死”；但唯有民意，是无法控制的；如果是从前还好办，可恶的是互联网，居然成了民意可以集中、迅速表达的渠道和阵地！互联网，有可能打乱当局随心所欲地“反腐败”、垄断“反腐败”的地位，甚至可以将自认为“工作卓有成效”的政治正确官员，也打下台来。

在“官员财产申报时机尚不成熟”的背后，实质就是为既得利益、为一己之私而不顾灭国亡种的后果的伎俩。而出台比禁止人肉搜索、“敲诈政府罪”、“诽谤政府罪”、“反低俗”、“扫黄”更狠、更绝的招数钳制网络、打击民意，就更不用说了。

但愿，这是笔者的杞人忧天。因为，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矢言“我们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并铿锵有力地指出，“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指经济的发达，它还应该包括社会的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决心“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件事情尽最大的努力。”

可以断言，在“可能过去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官场环境下，决不可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纵腐败和垄断“反腐败”，也决不是“高尚的伦理学”；钳制网络、打击民意，只能使执政党和政府道德力量滑坡。笔者不希望随着“日记局长”被捕，政府的举措会使得官场更加黑暗；而是进一步让舆论监督的阳光，更有力地穿透权力的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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