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贫困，别再有女性化的面孔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2 12:15:57
一个放羊男孩和路人的这段对话，曾在媒体上广泛流传。
问：放羊干啥？
答：挣钱。
问：挣钱干啥？
答：娶老婆。
问：娶老婆干啥？
答：生儿子。
问：生儿子干啥？
答：放羊。
……
这些令人苦笑、令人心酸的对答，有人说发生在尚未脱贫的沂蒙山区，有人说是在京九铁路刚开通时。
物质匮乏，精神空虚，恶性循环，人们用这段对话来揭示贫困的内涵。
然而，其中还有另一层信息——贫困具有性别特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思路中，贫困主要是男性面临的困境；女性在应对贫困中起着工具性的作用。从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着眼，贫困对男女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男女对贫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感受。扶贫解困的政策和措施，因而也应该对此有所理解、有所回应，才能更加有效，并增进贫困人群的福祉。
贫困的性别
如果说贫困的面孔三分像男七分像女，许多人可能会莫名其妙。如果说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中70％是女性，有人会说这是神仙数字。如果说在贫困面前也男女有别，更会被质疑：穷，不是都一样吗？
１２岁的桂莲却能感到在贫困面前男女境遇的差别。她说：爸爸妈妈说供不起我上学了，可是，弟弟还能上学。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作的一个短片中，我们看到生活在我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桂莲的困惑和郁闷。因为贫困，她只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在家里做饭、喂猪、打柴……
长期以来，关于贫困的定义，的确没有性别的内涵。我们往往用人均粮食占有量（或者说每天摄入多少大卡的热量），或者年人均收入来界定贫困。
“桂莲”们的经历和不平不断提醒人们，简单化的定义，忽略了很多基本问题：贫困家庭中，谁吃在后面、好的让谁吃？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谁的需要更受重视、较多地得到满足？再穷的人家，男性也多少会抽烟喝酒，而女性必需的生活用品，如卫生巾也很少去买，有的甚至连草纸也“买不起”，而用破布、灶灰代替。
据妇女研究学者高小贤２００２年的调查，陕西一些贫困乡村，妇女作一次产前检查收费最多一元，正常生产住院分娩为１００多元，而一般家庭抽烟喝酒的费用（主要是男性家庭成员消费）一年为７００至１０００元；即便如此，许多家庭都保障了男性消费而牺牲了孕产妇保健。
家庭之外的制度安排等方面，也决定了贫困最有可能光顾女性。
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估计，妇女干了世界上６７％的活儿，但只得到了全世界10％的收入。这不仅是女性收入偏低，而且因为女性从事的大部分劳动是无酬的“家务”，在家庭中体现不出来价值，也看不出对国家ＧＤＰ增长的贡献。
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受贫困冲击更深、更不容易脱离贫困，许多质性研究、调查和社会人类学分析都有这样的发现。
比如说，女性比男性更难从国家、社区获得资源和服务、家庭内部资源和机会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女性从事不稳定、低报酬、无保障的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过高。
就这样，到２０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发现，贫困仿佛有一张女人的面孔。
“７０％的世界贫困人口是妇女”，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联合国开发署（ＵＮＤＰ）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这个结论，进一步促进了有关辩论。
在中国，一般说妇女占贫困地区人口一半左右，但也有一些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数据，显示妇女占贫困人口的多数，如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１９９８年对《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监测评估报告称，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妇女贫困人口也随之减少，从１９９５年占贫困人口的７０％，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６０％。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因为缺乏大规模数据资料，不能断言女性比男性面对更广更深的贫困。
郑宝华等研究者在云南、贵州等地进行的参与性贫困评估中发现，对于贫困的感受，妇女对没有粮食、水、小孩上学交不起学费、过年没有新衣服非常刻骨铭心。男性和女性都提到缺乏配偶的家庭易受损害性强，男性认为没有妻子的家庭意味着没有意义，无法积累物质财产；女性更多地担忧难以取得信贷和生产技术，并且把家庭没有矛盾、家庭关系好和社会资本看得非常重要。
这些反映出男女村民对于贫困有不同的体验和认识。
政策：应具有社会性别敏感
中央党校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曾经询问不同贫困县的几位领导人：你们那里对贫困人口有分性别统计吗？在贫困面前，男女都一样，还是遭遇有所不同？
回答是不约而同的：尚没有关于贫困的分性别统计；贫困就是贫困，不论男女老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要将性别观点纳入扶贫政策和措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长期关注和参与扶贫事业的社会性别和发展工作者王佐芳女士认为，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由于男性和女性在既有的社会关系建构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劳动分工的不同，资产权力拥有不同，各自的弱势状况不一，对贫困的体验与遭遇亦不相同。关注这些差异及识别妇女的不利境况，是制定社会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政策的首要步骤。
在一份报告中，王佐芳等研究者分析道：扶贫政策视贫困妇女既是发展的资源，又是素质低的群体、需要帮扶的对象；而妇女脱贫的最大障碍是妇女自身素质不高；或者仅是经济不够发达，使得妇女处于弱势。
在解决妇女贫困的问题上，我国目前政策多采用福利、扶贫及效率路线。
这些路线并不认识社会关系建构如社会性别关系如何增强妇女的易受损害性、影响女性的福祉。
其实，建立妇女能公平参与发展并享有发展成果的制度，不只亦不可能靠若干个妇女项目或靠本身处于决策边缘的妇联去孤立执行，社会性别敏感需要被纳入反贫主流，反贫主流需要推动社会性别建构的改变，并更多在政策层面提倡社会性别平等考虑，同时采纳、探索赋权手法。
赋权手法挑战社会性别的机制，促进妇女独立拥有权力和能力，强调自下而上的妇女动员和组织妇女，关注妇女独立的决策与资源控制，以达到改变因社会性别及其他社会关系建构所造成的贫困与社会不平等。
她们打破恶性循环
季刀村，是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的一个寻常村寨。和许多地方一样，为了摆脱贫困，先是青壮年男人出去打工，接着是姑娘们出去，然后，一些中年妇女也离家别子到城市干活。留下的大多是老人、走不开的妇女和孩子。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季刀苗寨的女人》在凯里市首场公演。４０岁上下的文金花、潘仁珍，十几岁的潘芳、潘丽，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真实的生活和故事。
文金花的丈夫外出打工，几年未归。金花不但要负责农活，还要照料老人和两个孩子。当人们议论猜测她的男人或许有了外心时，她婆婆焦虑无奈之际去找人算命。而文金花却拉着女儿的手去找婆婆：“我不信命！”懂事的女儿想辍学回家帮帮妈妈，文金花却坚持让她完成学业。
花季少女潘丽，说自己不爱做梦。她说：“梦都是假的。”她和姐姐在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为了支撑家计，父母双双在凯里做苦工。家里留下姐弟三人。姐姐和她目前分别在乡里的春蕾班上初三和初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她担心今后家里供不起她们上学。演出之前的闲聊中，记者问她有什么希望，她的回答是多吃几次肉。
大屏幕上，季刀村的两位苗家少女拎着行包正要外出，贵州几位女记者和她们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们到哪里去？
答：去打工。
问：打工干什么？
答：挣钱。
问：挣钱干什么？
答：上学。
……
和本文开头的那段对话有几分相似，但更有不同。它却让人振奋。
季刀苗寨的女人们仍然面对贫困的阴影。和别的贫困人群一样，她们面对的是非个人因素所导致的复杂的贫困问题，她们难以获得足够的机会、政策和经济上的资源与帮助。
但是，被动和依赖，不属于她们。文金花的不信命，潘丽和她的同龄人的坚韧，让人看到了她们改变摆脱贫困的决心和努力。
给她们支持，给千千万万和她们处境相似的女性以支持，以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公共政策和扶贫思路，以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具体措施和手法。她们将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改变贫困女性化的面貌。这将改变她们的生活，改善她们的福祉；也将使中国的贫困问题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使中国在社会发展上成为世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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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放羊干啥？
答：挣钱。
问：挣钱干啥？
答：娶老婆。
问：娶老婆干啥？
答：生儿子。
问：生儿子干啥？
答：放羊。
……
这些令人苦笑、令人心酸的对答，有人说发生在尚未脱贫的沂蒙山区，有人说是在京九铁路刚开通时。
物质匮乏，精神空虚，恶性循环，人们用这段对话来揭示贫困的内涵。
然而，其中还有另一层信息——贫困具有性别特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思路中，贫困主要是男性面临的困境；女性在应对贫困中起着工具性的作用。从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着眼，贫困对男女有着不尽相同的影响，男女对贫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感受。扶贫解困的政策和措施，因而也应该对此有所理解、有所回应，才能更加有效，并增进贫困人群的福祉。
贫困的性别
如果说贫困的面孔三分像男七分像女，许多人可能会莫名其妙。如果说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中70％是女性，有人会说这是神仙数字。如果说在贫困面前也男女有别，更会被质疑：穷，不是都一样吗？
１２岁的桂莲却能感到在贫困面前男女境遇的差别。她说：爸爸妈妈说供不起我上学了，可是，弟弟还能上学。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制作的一个短片中，我们看到生活在我国西南贫困山区的桂莲的困惑和郁闷。因为贫困，她只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在家里做饭、喂猪、打柴……
长期以来，关于贫困的定义，的确没有性别的内涵。我们往往用人均粮食占有量（或者说每天摄入多少大卡的热量），或者年人均收入来界定贫困。
“桂莲”们的经历和不平不断提醒人们，简单化的定义，忽略了很多基本问题：贫困家庭中，谁吃在后面、好的让谁吃？经济紧张的情况下，谁的需要更受重视、较多地得到满足？再穷的人家，男性也多少会抽烟喝酒，而女性必需的生活用品，如卫生巾也很少去买，有的甚至连草纸也“买不起”，而用破布、灶灰代替。
据妇女研究学者高小贤２００２年的调查，陕西一些贫困乡村，妇女作一次产前检查收费最多一元，正常生产住院分娩为１００多元，而一般家庭抽烟喝酒的费用（主要是男性家庭成员消费）一年为７００至１０００元；即便如此，许多家庭都保障了男性消费而牺牲了孕产妇保健。
家庭之外的制度安排等方面，也决定了贫困最有可能光顾女性。
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估计，妇女干了世界上６７％的活儿，但只得到了全世界10％的收入。这不仅是女性收入偏低，而且因为女性从事的大部分劳动是无酬的“家务”，在家庭中体现不出来价值，也看不出对国家ＧＤＰ增长的贡献。
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受贫困冲击更深、更不容易脱离贫困，许多质性研究、调查和社会人类学分析都有这样的发现。
比如说，女性比男性更难从国家、社区获得资源和服务、家庭内部资源和机会分配中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女性从事不稳定、低报酬、无保障的非正规就业的比例过高。
就这样，到２０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发现，贫困仿佛有一张女人的面孔。
“７０％的世界贫困人口是妇女”，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联合国开发署（ＵＮＤＰ）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这个结论，进一步促进了有关辩论。
在中国，一般说妇女占贫困地区人口一半左右，但也有一些地方性的和全国性的数据，显示妇女占贫困人口的多数，如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１９９８年对《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监测评估报告称，在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妇女贫困人口也随之减少，从１９９５年占贫困人口的７０％，降到１９９８年的６０％。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因为缺乏大规模数据资料，不能断言女性比男性面对更广更深的贫困。
郑宝华等研究者在云南、贵州等地进行的参与性贫困评估中发现，对于贫困的感受，妇女对没有粮食、水、小孩上学交不起学费、过年没有新衣服非常刻骨铭心。男性和女性都提到缺乏配偶的家庭易受损害性强，男性认为没有妻子的家庭意味着没有意义，无法积累物质财产；女性更多地担忧难以取得信贷和生产技术，并且把家庭没有矛盾、家庭关系好和社会资本看得非常重要。
这些反映出男女村民对于贫困有不同的体验和认识。
政策：应具有社会性别敏感
中央党校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曾经询问不同贫困县的几位领导人：你们那里对贫困人口有分性别统计吗？在贫困面前，男女都一样，还是遭遇有所不同？
回答是不约而同的：尚没有关于贫困的分性别统计；贫困就是贫困，不论男女老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要将性别观点纳入扶贫政策和措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长期关注和参与扶贫事业的社会性别和发展工作者王佐芳女士认为，从社会性别视角来看，由于男性和女性在既有的社会关系建构中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劳动分工的不同，资产权力拥有不同，各自的弱势状况不一，对贫困的体验与遭遇亦不相同。关注这些差异及识别妇女的不利境况，是制定社会性别敏感的反贫困政策的首要步骤。
在一份报告中，王佐芳等研究者分析道：扶贫政策视贫困妇女既是发展的资源，又是素质低的群体、需要帮扶的对象；而妇女脱贫的最大障碍是妇女自身素质不高；或者仅是经济不够发达，使得妇女处于弱势。
在解决妇女贫困的问题上，我国目前政策多采用福利、扶贫及效率路线。
这些路线并不认识社会关系建构如社会性别关系如何增强妇女的易受损害性、影响女性的福祉。
其实，建立妇女能公平参与发展并享有发展成果的制度，不只亦不可能靠若干个妇女项目或靠本身处于决策边缘的妇联去孤立执行，社会性别敏感需要被纳入反贫主流，反贫主流需要推动社会性别建构的改变，并更多在政策层面提倡社会性别平等考虑，同时采纳、探索赋权手法。
赋权手法挑战社会性别的机制，促进妇女独立拥有权力和能力，强调自下而上的妇女动员和组织妇女，关注妇女独立的决策与资源控制，以达到改变因社会性别及其他社会关系建构所造成的贫困与社会不平等。
她们打破恶性循环
季刀村，是贵州省凯里市三棵树镇的一个寻常村寨。和许多地方一样，为了摆脱贫困，先是青壮年男人出去打工，接着是姑娘们出去，然后，一些中年妇女也离家别子到城市干活。留下的大多是老人、走不开的妇女和孩子。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日，《季刀苗寨的女人》在凯里市首场公演。４０岁上下的文金花、潘仁珍，十几岁的潘芳、潘丽，在舞台上展现自己真实的生活和故事。
文金花的丈夫外出打工，几年未归。金花不但要负责农活，还要照料老人和两个孩子。当人们议论猜测她的男人或许有了外心时，她婆婆焦虑无奈之际去找人算命。而文金花却拉着女儿的手去找婆婆：“我不信命！”懂事的女儿想辍学回家帮帮妈妈，文金花却坚持让她完成学业。
花季少女潘丽，说自己不爱做梦。她说：“梦都是假的。”她和姐姐在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为了支撑家计，父母双双在凯里做苦工。家里留下姐弟三人。姐姐和她目前分别在乡里的春蕾班上初三和初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她担心今后家里供不起她们上学。演出之前的闲聊中，记者问她有什么希望，她的回答是多吃几次肉。
大屏幕上，季刀村的两位苗家少女拎着行包正要外出，贵州几位女记者和她们进行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你们到哪里去？
答：去打工。
问：打工干什么？
答：挣钱。
问：挣钱干什么？
答：上学。
……
和本文开头的那段对话有几分相似，但更有不同。它却让人振奋。
季刀苗寨的女人们仍然面对贫困的阴影。和别的贫困人群一样，她们面对的是非个人因素所导致的复杂的贫困问题，她们难以获得足够的机会、政策和经济上的资源与帮助。
但是，被动和依赖，不属于她们。文金花的不信命，潘丽和她的同龄人的坚韧，让人看到了她们改变摆脱贫困的决心和努力。
给她们支持，给千千万万和她们处境相似的女性以支持，以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公共政策和扶贫思路，以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具体措施和手法。她们将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改变贫困女性化的面貌。这将改变她们的生活，改善她们的福祉；也将使中国的贫困问题能有根本性的改变，使中国在社会发展上成为世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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