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潜伏期

贪官潜伏期

贪官潜伏期的长度与反腐机制的力度成反比。潜伏期变长，反衬出我们的预防和查处官员腐败工作的乏力，也反映了当下反腐败工作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一个贪官“成功”潜伏十多年不被发现，我们说他精于伪装、“马甲”厉害；一批贪官能够潜伏十多年不被发现，我们说可能制度某方面有缺失，网“开”一面；然而，当大多数贪官都能潜伏多年甚至形成一种“潜伏定律”时，谁能破解这道难题？

贪没贪是分明的，贪多贪少是有数的，

早发案晚发案有时是偶然的，贪官早晚被捉是必然的。

贪官案发有偶然

■文/华山

2010年2月1日，山西省襄汾县公安局原局长韩春喜，以涉嫌受贿罪在法院受审。他是山西襄汾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件牵出的官员，被控收受新塔矿业公司大股东张佩亮4万元。

如果不发生溃坝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韩春喜的涉嫌受贿行为能否被及时发现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他很“不幸”地被溃坝事件“偶然”带出来。纵观近年来被查处的贪官，许多也是在偶然状态下被“牵”出来的。

“盗”出贪官

近几年，一桩桩小偷“廉政监督工作”大获成功。

“视不义之财为粪土”的原宝鸡市公安局局长范太民，以经常脚穿解放胶鞋、肩背绿帆布挎包的“朴素”形象赢得了“挎包局长”的美誉。一次，宝鸡市有位个体户得到范的帮助，为表谢意送来一张3万元存折。范当着局监察室主任的面，对来人劈头盖脸严厉批评，而后在存款单上写上“我虽没有钱，但我有人格、有党性……我视不义之财为粪土……”等字样，并将存款单当场退还来人。

然而这样一个“廉政”局长却在小偷那里一不小心露了馅儿。2001年7月27日晚，一名窃贼在宝鸡市公安局作案时当场被擒。审讯中，窃贼交代说，他近3年来在范太民的办公室内行窃多次，共盗走人民币数万元，还有金戒指、金手镯、名牌手表等贵重物品。根据窃贼交代及群众举报的线索，有关部门查实，范太民从1995年初至1999年10月间，先后索贿、受贿15万元。范太民因受贿罪终审被判有期徒刑10年。

小偷和警察本是老鼠和猫的关系，但范太民这只“猫”却被“小偷老鼠”给“逮”了出来。

贵州省长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03年3月，原县政协副主席、计划局局长胡方瑜在熟睡时，裤子被小偷偷走。后来，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了公安局。公安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裤子皮带的夹层里藏有4张大额存单，总金额为42万元。后经查实，胡方瑜违规违纪金额共计500余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不光小偷“偷”出贪官，还有港商“偷”出贪官来的。

2004年年初，广东省鹤山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汝韶的妻子胡兆秀，到香港区域法院状告一港商盗取了她在香港银行的476万港元存款。然而调查的结果却让一个“市委书记收受巨额贿赂”的惊天大案浮出水面！

张汝韶原在开平任职，他把在任职期间获取的非法所得转移到妻子胡兆秀在香港开设的私人账户上，这个账户是港商叶伟明帮助设立的。张汝韶让有求于己的叶伟明往胡兆秀的账户里“增砖添瓦”。1999年10月，张汝韶调任鹤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在张汝韶调离开平后，叶伟明“浇灌”多年的“大树”走了，他在开平的生意也一落千丈。愁肠百结之下，他想到自己曾往胡兆秀香港银行账户存入了600万港元！叶伟明最终决定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2003年3月底，叶伟明一共从胡兆秀在香港开设的私人账户上取走、透支及购物消费476万港元。

2006年6月，法院认定张汝韶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6个月。

“丢”出贪官

近年来，官员失踪事件频频发生，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调查表明，失踪官员中不少有贪腐行为。

1999年8月，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胡长清率江西团参加昆明“世博会”期间，突然走“丢”了，有关部门怎么也寻找不到。堂堂副省长居然失踪，顿时惊动了中央。有关部门出动警力，才在广州的中国大酒店里，找到了胡长清。在他的皮包里，还有一沓刚收受尚未启封的2万元人民币。原来胡私遁广州，是为了和情妇幽会。

一起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由此浮出水面！经检察机关查证：胡长清在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江西省省长助理及副省长期间，先后87次收受、索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544万余元。2000年，胡长清被执行死刑。

胡长清的行径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他之前，一桩巨额国有资产损失案件在贪官失踪后暴露出来。

1995年4月，武汉市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于志安突然失踪。后经我国驻外使馆证实：于志安出逃菲律宾。原来，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大肆倒卖巨额国有资产后转移到国外，溜之大吉。

2006年8月7日，吉林省委得到一个消息：长春市委副书记田忠已经3天不见踪影了，用各种方法联系不上！省委有关领导作出指示，马上启动应急程序，采取紧急措施，以防不测，同时向上一级有关部门报告。可8月8日，田忠却又悄然回到了他在长春的办公室里。后经查实，他在失踪的3天里忙着转移非法所得1000多万元。田忠后被判无期徒刑。

2008年底，原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带考察团到巴黎，两天后独自离队，后拒绝回国。杨湘洪出国不归案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妻子和手下一批贪腐官员被牵出。

“牵”出贪官

突发、偶发事件往往能牵扯出贪官来，成为近年来反腐败战场上的一道景观。

2009年10月10日，备受关注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但刚开始周久耕的受贿行为并不是被有关部门发现的，他是因为“不识时务”而“祸从口出”，“不幸”被网友骂上了审判台的。

近年来，房价涨势如飞，在百姓一片“叫苦”声中，周久耕却发出“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下一步将和物价部门一起对其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的雷人语言，引来争议声一片，因此遭遇“人肉搜索”，其指间半支烟以及手腕上的表的底细都被“人肉”了出来。9天后，周久耕因发表不当言论以及消费高档香烟等行为被免职，随即被彻查。

2004年8月，深圳龙岗区布吉街道长排村的一堵挡土墙因山体滑坡而倒塌，一对湘籍母子在事故中身亡。有关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调查，事故诱因之一是罗湖公安分局系统的三名中层干部违规建私房，受私房地基影响造成山体滑坡。而私房资金来源于原派出所的“小金库”，这些资金部分被用于贿赂罗湖公安分局原局长安惠君。由此，安惠君买官卖官、包庇色情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的行为东窗事发。

2007年7月9日，济南市市区建设路发生一起轿车爆炸事故，女车主柳海平被炸死。这起震惊全国的恶性爆炸案很快牵出其始作俑者——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段为了摆脱情妇柳海平的纠缠而指使人制造了爆炸案，而爆炸案牵出了段义和的长期受贿行为。

2008年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一起恶性群体性突发事件。有关方面在调查处理这事时发现，2003年～2008年5月间，时任孟连县委书记的胡文彬受贿人民币47万元，美元2000元；在1999年～2008年间，曾任孟连县长、县委书记的刀立富，受贿人民币53.6万元。事件还牵出普洱财政局原副局长朱德兴和孟连财政局原局长刘宏的受贿、贪污罪行。

胡文彬、刀立富等人的贪腐行为被闹大的事件给“牵”了出来。而有的官员的意外落马则具有喜剧性。

2009年，西部某省的执纪执法机关突然接到“某市副市长聚众赌博”的举报，遂前往查处。执纪人员没发现被举报者，却在现场意外地逮住了另一名在此聚众赌博的副市长。顺藤摸瓜，这名副市长以前的贪腐行为被查出，还牵扯出了一批和他们有关的问题官员。

“串”出贪官

贪官在掌握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要与上下左右进行广泛接触，他们贪婪的本性使得其贪腐的触角不由自主地伸向四面八方，故而引发一系列窝案、串案就不难解释。

2010年2月，网上一则国家开发银行前行长王益将受审的消息吸引了关注金融行业人士的眼光。因为曾在中国证券、银行业担任高层领导的王益，掌握着金融领域一系列窝案串案的秘密。而王益本人就是被串案给“串”出来的。

2008年2月，王益在国开行的第一任秘书孟某因在河南的一笔贷款中受贿数万元而被捕。此后，王益之弟王磊也因在国开行在河南的一笔贷款中，以财务顾问费的名义获取数千万元而被调查。2008年4月，与王益过从甚密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跳楼自杀，6月，王益被“两规”。据悉，王益在担任证监会副主席、国开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对企业违规发放贷款、帮助企业发行股票，涉嫌受贿1700万元，而且生活腐化。

2005年12月14日，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在京受审，他是黑龙江原绥德市委书记马德串案中“串”出的第4个受审官员。两天后，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被法院认定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马德等人贿赂款物702万元，被判处死缓。

马德案牵出了包括韩桂芝、田凤山两名部级高官在内的260名官员。这一连环腐败窝案、串案，涉案面积大、范围广、影响深，被媒体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

一旦某贪官案发，与其关联者，必然有所表现，有“表现不佳”的“心理素质差者”可能被“意外”逮住。重庆交通系统贿赂串案中的市交委航运建设管理处处长唐某就是这样的“倒霉蛋”。

贪官潜伏调查

■文/翔远

近日，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其贪腐3000多万元的数额、6000万元的受贿目标、以及长达20年的贪腐时间，令人惊讶，叶树养何以长腐不倒，他有什么“诀窍”？当地的监督机构怎么了？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贪官潜伏”也一时成为流行语，众人关注。

贪官潜伏期变长

像叶树养这样长期潜伏的贪官，并非孤例。

河南省水利厅原厅长张海钦，利用其曾任河南省商丘市委副书记、周口市市长、省水利厅厅长等职务，先后400余次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633.8万元、美元9.8万元。另有来源不明的人民币572万余元、美元7万余元。其贪腐时间近14年。

江苏省盐城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祁崇岳，表面上一日三餐常常是稀饭馒头，常年穿着一身灰色布衣，家里的家电价值不超过两万元。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然而事实截然相反，从查实的1988年第一笔受贿算起，直到案发的1999年的最后一笔，他的犯罪次数多达250余起，涉案金额高达300多万元。其贪腐时间长达11年。

以上案例比较极端，从近年来媒体公开曝光的情况来看，贪腐期长达七八年已较常见，一些贪官潜伏期越来越长已成不争事实。

何为贪官潜伏期？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过勇认为，贪官潜伏期指的是一个腐败官员从开始进行腐败行为到腐败行为被发现期间的时间跨度。

腐败潜伏期是衡量官员腐败程度的一项尺度，不可不察。过勇根据对公开报道的落马官员的抽查分析，得出了一个大致的结论：在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过程中，腐败潜伏期在逐渐增加。从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贪官的潜伏期平均在2至3年，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前期，腐败潜伏期大幅度攀升，平均达到了5至6年。

这个数据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四川省纪委一名从事了20年办案工作的专家表示，根据这么多年来的亲身办案经历，确实感觉潜伏期变长，近几年来腐败官员一般潜伏时间在3到8年之间。法制日报也报道过一个数据：近年被调查的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中，平均潜伏期为6.31年，最长的达14年。

能够看出潜伏年限的贪官，是已落马的贪官，至今仍在潜伏的，便难以得出其潜伏年限。

过勇说，国际上采用“腐败黑数”来衡量从事或涉及腐败的公职人员中没有受到查处的比例。它指的是确已发生，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被发现，因而没有计算到腐败案件统计中的腐败公职人员数量占所有腐败公职人员总数的比例。假如某国的“腐败黑数”为80%，指每5个涉足腐败的公职人员中，只有1个人受到惩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黑数是比较高的。

潜伏愈久危害愈甚

贪官潜伏期越长，危害越大。首当其冲的危害便是敛财不止，越潜越贪，越贪越多，致使国家人民财产大大受损。

现在曝光的大案要案，动辄千万上亿。叶树养涉案3000多万元，张海钦涉案1200多万元，更有陈同海涉案近2亿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贪官均是多年多次贪腐。四川省纪委的那位办案专家指出，为什么现在不少官员曝出的贪腐金额特别大？一方面是社会发展、财富基数变大，另一方面是因为贪官日积月累潜伏长了，新账老账一起算，贪腐金额往往很大。

贪官潜伏，问题未曾暴露，还造成“边腐边升”、“越腐越升”的恶劣局面，而其官位越高，危害越大。

叶树养贪腐20年，不仅没有被查出问题，反而平步青云，升迁至韶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甚至还当上了“惩防腐败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在1991年至2006年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余元。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直至当上安徽省副省长1年后，才因一些群众的不懈举报而案发。

由于潜伏期越来越长，贪官可以非常从容地处理贪得的财物。不少潜伏贪官为自己做好了暴露后的准备——将赃款转移海外。

如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涉案金额高达亿元，2006年6月案发后他逃往境外。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他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账户上去；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非法向国外转移资金达1亿元之多，然后携带一家8口逃到国外……

一系列潜伏贪官潜逃，甚至正在做“裸官”的潜伏者，致使国家财产严重流失，造成巨大损失。目前能找到的2001年公布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贪官还有4000余人携50多亿元潜逃在外”，许多媒体估计现在的情况已远远超出这个数额，问题更加严重。

贪官潜伏还使反腐斗争更加艰巨。潜伏越久，越早之前的贪腐行为将越难被人察觉，同时贪官有充裕的时间来销匿证据、掩盖贪腐行径。这对日后的侦查取证都带来很大难度。

就官场整体而言，清明廉洁的官场是由每个廉吏组成的。而多一个贪官，其危害绝不仅是贪官个体贪腐的危害，他必将影响其他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官员，败坏官场风气，最终结成利益共同体。而贪官潜伏越久，其腐蚀程度亦越深，同时将助长其他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更加肆无忌惮。

对民众而言，贪官潜伏将打击他们的反腐信心。近年一系列潜伏期长、贪腐深的官员案发，让民众震惊和愤怒。

贪官狡诈并非不露痕迹

贪官能长期潜伏，既有主观的伪装技巧和腐败隐蔽的原因，也有客观原因。而一些贪官的伪装术的确麻痹了民众和监督机关。

福建省连江县原县委书记黄金高就是个中高手。2004年，他在人民网发表的文章《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引起轰动。文中他说自己在反腐中顶着无数压力，“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查处腐败”，以至于不得不6年穿着防弹衣抵御随时可能的袭击，被称为“穿着防弹衣的反腐英雄”……然而时隔不久，黄金高就被查出在1993年至2004年担任各种领导期间，受贿合计人民币500多万元。黄金高着实忽悠了广大民众一把。

而四川省原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多次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一时传为佳话。但他与副厅长等三人合谋，仅一项就贪腐1000万元。此外还有被称为“大侠”的“慈善贪官”穆新成，曾经的“打黑英雄”文强，“明星市长”许宗衡等，他们都曾身披光环，是许多人印象中的好官能吏。

网上有句流行语：“带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它可能是鸟人。”此话正符合伪装贪官。

为了贪腐“安全”，一些贪官还有自己的贪腐“原则”。叶树养制定了“五不”原则：不主动索要钱财、不办事不收钱、不催讨该给还没给的钱、不讨价还价、不嫌弃送多少钱；重庆市铜梁县原县委书记马平与其妻沈建萍在受贿时不接受对方直接赠送的门面房，而非要自己出钱以“优惠价”购买。这些都为其贪腐起到了掩盖作用。

但不论贪官如何狡猾地潜伏，雪上鸿泥，雁过留痕，既是贪官，就其表象特征，必有种种贪迹可循。

贪官奢侈、挥霍无度。1998年，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一身名牌被香港媒体质疑，记者粗略一算，少说也得几万港元，而当时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收入是多少？事实证明，那位记者的猜测是有根据的，慕绥新被查出受贿661万元。去年被广泛关注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戴几万元的名表，抽上百元一包的香烟，明显与身份收入不符，被网友揭露后，相关部门迅速查出了其受贿100万元的犯罪事实。

骄横跋扈，无法无天。叶树养任新丰县县委书记时贱卖电站一事，众人反对，电站200多名职工到县政府大楼前静坐抗议，但受到叶的怒斥。职工们纷纷上访检举叶树养的所作所为，但所有检举材料都原封不动地回到了叶树养手中。当地有个说法：“叶树养一人得道全家升天。”江苏省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的一句话反映了贪官无视法律的自大：“在赣榆县，我就是老天，我就是法律。”

作风腐化，生活糜烂。作风不正、私生活混乱当然也是潜伏者难以遮掩的特征。曾有专家统计出，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重庆市委原宣传部部长张宗海长期在五星级饭店包房，带女性去过夜，还公开其选择情妇的三大标准：大学生，漂亮，未婚。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被“两规”后，供述了自己曾同107名女性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被“两规”后，被曝不仅包养情妇，还涉及港澳黑社会问题。

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们巴结领导，投领导所好，对同事和下属尽量拉进自己的圈子，形成“利益共同体”。和朋友、同学、战友等，在钱权方面互相“取长补短”，从而编织起一张庞大的“关系网”。当遇到危机，立即动用已织成的人际网将事情“摆平”。另外，对于意见不合者，往往肆意排斥挤压，或是打击报复，排除异己，以便自己能长期安稳地贪腐。如今屡屡出现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的窝案也印证了这一现状。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一些落马贪官的贪腐行为并非密不透风，其防线也不是天衣无缝，从大量的举报信上可见一斑。如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屡遭举报，在当地名声很坏，甚至中央有关部门也获悉了，他不但未被查处，反而使举报者蒙冤入狱8年；叶树养贪腐20年也是举报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