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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的状元 2007-04-25

赵蓁茏

  晚清时期的科举,自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恩科,经同治年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最后一科,共行殿试24科,产生了24名状元。这些状元的奇闻轶事都比从前嘉庆、道光年间的状元要丰富得多。
  咸丰六年(1856年)的状元翁同龢是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对光绪帝的影响很大。他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支持维新改革,是清末“帝党”的领袖。戊戌变法前夕,被慈禧太后罢黜,赶回老家江苏常熟,由地方官监管,困顿七载后病逝。咸丰九年(1859年)的状元孙家鼐,光绪末年议行新政时,任管学大臣,主管教育改革,颇有建树,并参与了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活动,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同治二年(1863年)癸亥科的状元翁曾源是翁同龢之侄。十年内,一门两状元,也为科举史所少见。翁曾源从小体弱多病,患有严重的癫痫病且经常发作,为治病而不断延医服药。他中状元后不曾出仕,且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因病去世。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殿试,蒙古族人崇绮的试卷被荐为首卷。按清代“旗不点元”的规定,状元的头衔只能授予汉族人,但慈禧太后破例将他点为状元。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后,崇绮为避免受辱,自缢于保定莲池书院,其妻在京率全家集体殉国。同治七年(1868年)的状元洪钧,曾任驻德等国大使,是外交上的传奇人物,又是知名学者,在地理学方面颇有才华。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与外国人打交道,他的私人生活又与当时名妓赛金花连在一起,因此其名气是和外交、洋人、才华、风流交织成一体的。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贵阳人赵以炯考中状元,是有科举以来云贵地区状元及第第一人,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十二年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一个贵州人夏同和中了状元,他更是来自偏远的麻哈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的张建勋和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的刘福姚,都是广西临桂人。一个县三年之中出了两名状元。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恩科的曹鸿勋和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的王寿彭,都是山东潍县人,二人家住同一条胡同。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状元张謇早有才名,却久困公车。光绪十五年(1889年)己丑科会试,潘祖荫任副主考,必欲得之,据说同考官已经把张謇的卷子推荐给他了,他却看不中,换掉了;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会试翁同龢主试,欲得张謇也没有得到。直到甲午科殿试,41岁的张謇才中了状元。入民国后,张謇成为杰出的实业家和教育家。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会试,从尊经书院走出的资中才子骆成骧中了进士,在随后进行的殿试中,他以一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得到光绪帝的赏识,被钦点为状元。他也由此成为有清以来第一个四川状元,被认为是四川文化振兴的福音。
  中国科举史上最末一科状元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甲辰科状元刘春霖。就在他金榜题名后的第二年,清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宣布“停止科举,推广学校”。他因此戏称自己是“第一人中最后一人”。次年,他便和同科进士沈钧儒、王揖堂等人一起被公派到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员、直隶高等学堂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职。而当他目睹了“府院相争”、“城头变幻大王旗”等一幕幕丑剧后,毅然隐退。“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汉奸王揖堂想借刘春霖状元之名,邀他出任北平市市长。刘春霖愤愤地说:“宁作华丐,不当汉奸!”1942年1月18日,刘春霖辞世。
  民国时期,仍有一些科举出身的遗老忠于清皇室。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状元陆润痒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个,他以耄耋之年任废帝溥仪的师傅,直到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