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大决战》拍摄后曾邀请黄维、文强审片1_

核心提示：上世纪80年代就从事文史工作的王合忠曾和多位文史专员共过事，他和笔者谈到，他们开会时的“坐姿”，与电影里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时那些将领的姿势没什么区别。这应该是他们年轻时被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王合忠说，当时拍重大战争题材的电影，如《大决战》等，黄维、文强等文史专员都曾被邀请去参加审片。其实不必发言，他们的一举一动，想必就能对导演起到“现身演示”的作用。

溥仪(左四)、杜聿明(左二)、宋希濂(左一)、溥杰(左三)在文史专员室

1987年2月16日，黄维(左五)、文强(左四)与美国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鲍嘉礼博士(左六)座谈淮海战役历史。

申伯纯的一席话1959年年底，首批33名战犯获得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一年后，他们当中的七人，即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杨伯涛、郑庭笈和周振强，被批准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此后，随着战犯的分批特赦，文史专员也逐批增加，共有21人分四批得到任命。除第一批七人外，还有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李佩青、廖耀湘、杜建时、康泽、方靖、黄维、文强、赵子立等人。

这21人中，只有溥仪和溥杰是伪“满洲国”战犯；另外19人均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不乏黄埔出身、位及兵团司令并声名显赫者。后来，经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有三人变更了原身份:沈醉按起义将领对待，李以劻按投降人民对待，杜建时不以战犯对待；原国民党第四兵团司令官赵子立则属于曾被错误关押的起义将领。

上世纪60年代，地处西城区的清顺承郡王府是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文史专员室就设在王府的东跨院。这是一座结构别致的院落，庭内两棵参天古槐更衬出院子的古朴和清幽。1961年3月1日下午，溥仪等七位文史专员来到这里，用当年流行的说法，是“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主管文史工作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申伯纯在一间会议室接待了他们。申伯纯和专员们一一握手，连连表示欢迎。他对溥仪说:“政协机关办公的这个大院，清朝是顺承王府，后来是张学良公馆。溥仪先生，您从前当皇帝的时候，来过这里吗？”溥仪答道:“我知道有这个王府，但没有来过，那时实际上有许多人在监管着我，没有到处游玩的自由。再说，这里是一个小王府，不大，也没啥好玩的。”申伯纯听后哈哈一笑，随后说:“溥仪先生，从今儿个开始，您就可以天天到这儿上班，为国家出力了。你们被任命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也就是国家的一名工作干部。文史工作在政协是开创性的，才一年多时间，但周恩来主席对此有着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指示，希望你们在着手工作之前，先就周主席的指示学习、讨论一段时间。你们今后的工作任务有两条:一是写稿，一是看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及时向文史办公室提出，你们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新家。我知道，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一本自己的历史，写出来会引人注目，受到欢迎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以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是新生活历程正式起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作为的……”

申伯纯的这番话，后来被一一落到实处，现在回顾起来，是颇有前瞻性的。二十年后，即将从人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的党德信到政协机关联系工作时，曾路过这个院子，他隔着窗户，看见专员室里“坐着几个身穿深色中山装的老年人，正在伏案审阅资料”。这场景与二十年前恐无二致，而二十年的变化在于，文史专员所取得的成就早已走出这个院子，遍及大江南北、千家万户，不再是刚起步时的“始于足下”了。

大有作为的案头天地

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些文史专员都以另一种身份经历过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现在再去回顾亲历的往事，无论著述还是审稿，他们都不难进入角色。溥杰曾说:“由于我们在旧社会都有特殊的经历，一般说来，都能胜任评阅稿件的工作。至于写自己的回忆录，我们这些人的经历确也可以写出有价值的史料。记得杜聿明写的《淮海战役亲历记》，连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看了都点头称赞写得好。”

另一方面，文史专员们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也有目共睹。1970年，方靖(曾任国民党79军中将军长)在政协礼堂门前被一个学骑车的女孩撞倒，致右腿骨折，留下残疾。但此后十来年间，他坚持每天徒步数里去专员室上班，而且常常是头一个到，最后一个锁门离开。文强著文回忆说:“我在自己感兴趣的文史资料工作中，最先被分在政治组。后来又陆续奉命参加到军事组和社会宗教组。我欢天喜地的，一切听指挥，并与董益三专员形影不离，搭车到政协机关上班，经常是早到迟退，虽然年过古稀，却有着使不完的精力，唯恐时间不够支配似的。”文中提及的董益三，曾是军统少将，担任文史专员后，用心钻研业务，审稿极其认真。他曾颇有心得地谈及工作体会:“核稿并不是很困难的，也不是非得知情人才能审，但除了掌握历史知识外，重要的是要搞清撰稿人当时的身份职务，据此可以大体看出稿件所述内容的真伪、价值。举例说，一个排长去叙述北伐战争各个战场的战况，显见是编写的，如果只是回忆他所参战的战场详情，那么也许就是一篇很好的‘三亲’史料了。”杜聿明在去世前不久，还书面提出了一份对征集来的淮海战役资料的整理意见，甚为详尽。他病重时所立遗嘱内，有这样一句话:“余自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军事组工作后，除负责审核各方面来稿外，并撰写、整理辽沈、淮海等亲身经历诸战役之经过，还计划撰写抗日期间昆仑关、中缅印战区等战役之历史资料，以供史学家之参考及后代教材之用。年来宿病日趋恶化，深感时日无多，急望生前能完成各项任务，奈何力不从心，殊为遗憾！”从中不难看出，文史专员一职对于晚年杜聿明而言，是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