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因何卖血？ （新闻报道）-时寒冰-搜狐博客

    1.前言
    2.一次终生难忘的调查采访
    3.他们要把百姓逼到何处去
    4.我写《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
    5.为高耀洁讲句公道话

    一．前言

    几天前，我看到了高耀洁医生（JonathanMann全球健康和人权奖获得者）写的几篇文章，我很感动，也很难过。
    “1999年11月，桂西恩教授检查了河南省某村中155名卖血者，发现其中96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60%……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我特别希望人们关注中国河南省艾滋病孤儿的情况。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官员依然想掩盖艾滋病流行的情况，特别是血液传染艾滋病的情况，害怕承担责任。”－－高耀洁《打破“艾滋病长城”里的沉默》
    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不少有关河南省上蔡县一些村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情况的报道。他们感染艾滋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卖血”，这绝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商品出售，当体内流淌的鲜血被作为普通商品出卖的时候，当他们用这种危险而无奈的交换得到维持生命的钞票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他们因何卖血？
    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保障，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尊重（哪怕是不遭受歧视），如果他们面临的负担不是过分的沉重，如果他们在卖血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他们－－那些可怜而无辜的淳朴的农民，那些与我们有着同样肌体的农民，那些血脉里流淌着同样鲜血的农民，那些与我们一样向往美好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他们会选择卖血的方式吗？
    我要讲出他们走上这条路的一些根源，作为一个平等的生命，他们有权力活下去。掩盖真相是错误的，那是对人类良知的被判和亵渎。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有义务探究他们遭受艾滋病折磨的根源，告慰死者的灵魂，帮助还在病魔中挣扎的生命。
    艾滋病在上蔡县的传播和泛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地政府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艾滋病在上蔡县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农民卖血，当地农民卖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强加给他们的过重的负担。我写作此文，不是要发泄不满，而是祈求政府能够检讨自己的行为，重视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尽快的采取措施，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和扩散。我们不能再掩盖下去了！上天会有多少时间给那些可怜的病患者呢？上天又有多少的宽容原谅我们因对生命的蔑视犯下的罪行呢？

    二．一次终生难忘的采访

    1999年4月，我看到北京《经济消息报》刊登的由该报记者李凌写的一篇报道《谁敢上访告状－－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镇压］》，文章写道：
    因为农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公开，给群众一个明白，给干部一个清白，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党委书记带领3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来到该镇中街村，对上访群众进行围抄，群众谁问情况谁挨打，有20余人被打伤，100名男女群众被关进了党委大院。　
    ……
    1998年8月份，围绕邝天堂、邝付军的经济问题，党委记郑玉江再次带领1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将中街村的80多名上访群众抓走，并抢走物资1000多件，价值6万余元。后以每人交500元钱释放。　
    ……
    1998年11月24日凌晨4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既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也不说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拿，见人就抓，问者便打，上访人张爱臣爱人嘴被打肿，10岁儿子张孝峰胳膊被打伤，砸坏物品200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30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万元。
    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对于它的真实性我有些怀疑，一个镇党委书记怎敢如此猖狂地蔑视法律，又怎敢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付自己的臣民呢！文中镇党委书记带领300人“围剿”村子里的老百姓时的情景，让人不由自主地生出邪恶的日本鬼子进村的感觉。
    1999年5月到6月间，当我亲自赶到上蔡县杨集镇调查以后，才发现那位记者仅仅写出了很少的一部分事实。当地老百姓对镇党委书记的恐惧是如此的强烈，他们对镇里“围剿”（当地叫“兑现”或“围抄”，其实就是抄家）的恐惧是如此的强烈！
    我无论如何想不到，在上蔡县杨集镇，抄家竟是如此的“平常”，有的家庭为了不使自己家里的粮食被镇党委以“计划生育”或别的其他理由抢走，偷偷把粮食埋到地窖里。一位年过70的老人，不让抄她的家，镇干部就拎起老太太的双腿在地上拉……
    该镇党委书记还在镇政府大院里空出几间房子，专门拘禁群众（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有时候关押的人太多，就把男女同关一室，大小便也只能当着其他人的面就地而为，屋内臭气熏天，几令人窒息，如此待遇，连监狱里的犯人都不如！　
    镇政府想千方设百计摊派、收费、罚款，农民被明目张胆地敲诈、盘剥和掠夺。当他们被剥夺以后，他们该怎样去做呢？他们又能怎样去做呢？有的家庭不堪重负，举家外逃。走不了的呢？农民走投无路的时候，也许卖血是惟一的生存之计了。有些地方官员欺诈掠夺百姓的行为，与喝老百姓的血又有什么区别？
    杨集镇是上蔡县这个著名的贫困县里面经济实力最强，最富裕的一个镇，其他的乡镇远比不上它，所以，杨集镇老百姓卖血的人数要远远低于该县其他地方的农民。上蔡县艾滋病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尽管，他们用鲜血换来了一时的“富足”，但他们不得不面对死亡的威胁。他们挣的是死神手里的钱！
    在我回来后，给报社的一位领导写了几份有关当地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报告（都没能发表），由于电脑硬盘损坏，我现在仅存一份，原文（此文写于1999年5月15日，为保持原貌，未作任何删改）如下：

    三．他们要把百姓逼到何处去

    当善良的村民们无助地跪在我的面前时，当他们用泪水模糊的眼睛注视着我时，当他们用充满恐惧的语调乞求我的帮助时，我没有落泪。可是，当我了解到他们在苦难和屈辱中，依然保持着对党、对人民政府无限的信任时（那是他们全部的寄托和希望），我忍不住掉泪了，为我们党的伟大，也为他们感情的真挚和淳朴。
    －－采访手记
    在河南省，上访告状人数较多的是上蔡县，在上蔡县，上访告状人数较多的是杨集镇。而杨集镇所有的状纸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党委书记兼镇长郑玉江。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公然违背党章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剥夺村民的选举权；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可以集中300多人，对村庄逐户兑现（即抄家），搜刮钱财之巨，手段之残忍，触目惊心；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浮夸之风盛行，人均不足800元的年纯收入吹到2000多元还不罢休；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乱摊派、乱收费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农民负担之重，达到了极限；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干部们有恃无恐，贪污严重、作风恶劣、每一个村的吃喝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上；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腐化堕落，脱衣舞竟然可以公开表演；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十分普遍……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只要你能替当地的农民缴纳各种摊派和费用，他们愿意无偿地把土地交给你使用，甚至连化肥都替你买了；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任何与郑玉江的土政策相违背或者不能按时按量缴纳各项费用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直至抄家和绳之以“法”。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

    （一）高提留，农民苦不堪言。

    杨集镇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一亩左右，丰年人均年收入才不过400－500元，提留款却成倍增加。从1989年的人均20多元，到1998年的150多元；粮食征购从1989年的几十斤（卖粮给钱），到1998年的200多斤（卖粮不再给钱），农民连续九年没得到一分钱，当地政府为了“安全”，甚至连白条也不给农民打，公然违抗国家政策。
    1998年，由于自然灾害，杨集镇小麦减产，每亩平均产量只有300多斤，秋季更是欠收。党和政府关心灾区，决定减免30％的公粮。但杨集镇是郑玉江的天下，他们执行的是郑玉江的土政策，提留不减反增，农民把打的粮食全部上交还不够。并且，郑玉江的杨集镇以粮食质量差为由，让农民交陈麦（往年的麦子）或现金，限期交付，否则加罚兑现（兑现即抄家，是一种比较文明的说法）。
    另外，农民交粮时，郑玉江的杨集镇以每斤5角至5角2分给农民计算。而农民交现金时，杨集镇却以高价给他们计算，1998年，农民按每斤0.62元向当地政府交钱，1997年是每斤0.70元，1998年是每斤0.82元。这样，吃亏的总是农民。

    （二）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农民负担沉重

    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巧立名目，生财有道。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项目之多，农民负担之重，令人瞠目。
    1.出外打工必须向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交纳500－－1000元的打工费。即使外出捡破烂，也必须缴纳500元的费用。镇政府还在路上拦截回乡的打工人员，一旦发现，所带钱财尽数没收。当里湾村刘某打工回乡时，做梦也想不到一场厄运正等待着他，其1800元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分文不剩！
    2.凡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交纳量地费。国家提出农村土地承包30年不动，杨集镇政府不是认真执行，而是公然对抗国家政策，他们想出了新的乱收费的藉口，每个人都必须缴纳量地费，邝马村、中街村每个人缴纳45元后，土地至今未分，国家政策成为一张空文。别村的情况大致相同。
    3.机动三轮车要交钱。农民购买的农用机动三轮车，即便是自己使用，也必须向镇政府缴纳380元办理执照，否则，抓住一次罚款100多元（若不要票据可以降低罚款金额），农民有车不敢用。
    4.国家的土地政策也成了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的挣钱工具。只要你动一点土，哪怕是用来攒粪，也要罚你上百元乃至上千元。后常村的常功，由于盖房子拉了一些土，镇政府罚其5000元，常拿不出这么多的钱，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就把他借用的机动车没收，常某痛哭流涕，哭天不应。
    5.自己建房子要交钱，帮别人建房子要交钱，住房子也要交钱。自己建房子要交钱，一间房子几十元（一般50元）不等，一处房子需要几百元；帮别人建房子要交钱，这时交的是税。住房子也要交钱，每处房子面积以2分5为基数，以内的一平方0.30元，超出部分按一平方2元计算。
    6.税收更是郑玉江杨集镇政府搜刮钱财的合法工具。每年，镇政府分给各村数万元的“任务”（超出部分可以留用），以查偷漏税为名，强行摊派给农民，村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即能得到钱财，又能讨得郑玉江的欢心）积极与郑玉江杨集镇政府密切配合，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掠取钱粮。
    7.对于郑玉江杨集镇政府来说，植树造林也有钱可赚。镇政府每年把从外地购进的劣质树种，以远远高出市场的价格强行分给农民，据说郑玉江杨集镇政府为了提高数种的死亡率，保证这种方法挣钱的延续和持久，用盐水浸泡可能成活的树苗，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曾是某村主任的那位农民的这种说法。可怜的农民无论如何精心和勤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棵棵树苗彻底的死去，也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支付下一年的树苗钱。今年，前常村的农民，栽种自己培育的树苗，几乎全部成活！
    8.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电费高得吓人。高药村、大张村、后常村最高时每度电1元5角，里湾村、前常村、后常村、邝马村、中街村、大张村、大正营村等，每度电1元2角至3角，最近一次电费都是按每度电1元1角算的。镇上的电费最低，也在1元左右。基本上，每个村每月都加一度的损耗。电表每年须由镇电管站校对一次，每次镇里收取10元的费用。今年，镇政府决定改造电路，向每户收取300元的费用，由于农民们几经掠夺，生活紧张，看来，这个计划的实施面临较大困难。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所有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项目，几乎都不给任何票据，有的项目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兴许是项目太多，起名字太费事；也可能是钱要得太急，顾不上了。反正，老百姓没有证据。

    （三）劳民伤财，大搞形式主义

    杨集镇党委书记郑玉江盲目地大搞形式主义，以这些劳民伤财、徒劳无益的所谓大胆尝试堆积自己的政绩。
    1996年秋季，郑书记命令把即将成熟的庄稼毁掉，调动万余农民，修环乡路，建蔬菜大棚，路坏了，大棚塌了，几百万元没了，农民更苦了，他们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承担郑书记的失误，他们不得不背负起这些损失。仅蔬菜大棚一项，从建立之初算起，全乡每人平均分摊200多元。
    建蔬菜大棚时，场面壮观得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每个村里的每一个组都必须建一个。每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像蜜蜂一样忙碌得不可开交。每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一些恐怖的希望环绕着。果然，厄运来了。
    修环乡路，农民花了很多钱，不久，路坏了，有关干部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神通广大的郑玉江却没事；建蔬菜大棚，农民又花了很多钱，不久，大棚塌了，经济损失惨重，老百姓的心沉甸甸的。蔬菜大棚的事，由于牵连到“上面”的人，干脆就没人过问。

    （四）农民的民主权力被剥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依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指示，各地都认真实行了民主选举，但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却是一个例外。
    我在该镇里湾村、前常村、后常村、邝马村、中街村、大张村等处采访时了解到，农民根本就没有行使到选举的权力，农民们说没有一个村委会主任是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因为他们连选票的样子都没看到。镇政府官员则否定了这种说法。于是，我二次前往杨集镇，才知道，有人的确见过镇里的人抱着选票箱经过村里，遇见人便让填写一下，这就是镇里所说的选举！在杨集镇，郑书记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干部的任免决不会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而受影响。

    （五）浮夸之风极其严重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却把它给改变了。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随便生，无权无钱的不准生－－这是郑书记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以钱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郑玉江杨集镇政府的收入水平。
    由于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把罚款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把计划生育作为挣钱的工具而不是基本国策来抓，所以，该镇的计划生育工作问题极其严重，生3胎以上的夫妇占80％还多，干部的家庭更为突出。每次计划生育检查团来镇以前，各村紧急通知，每户只准一个孩子在家，小孩子的衣物必须藏起来，严禁小孩子在外面跑，严禁群众讲实话。甚至提前给各家发放假户口本，检查的走后，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再把假户口本收回。杨集镇的计划生育工作因此多次受到上级嘉奖。
    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对外称，杨集镇农民已达小康，人均年纯收入2000多元。我经过多方考查，发现这种说法具有很明显的欺骗性。吹牛的可以不交税，但杨集镇的老百姓可遭了殃，他们为郑书记吹出来的数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杨集镇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林、牧、渔和工业都不发达，这方面的收入很有限。即便是杨集镇最有名的锅厂也已拍卖给个人，哪里来的工业大发展呢？
    我们再来看看杨集镇的农业，杨集镇人均耕地仅1亩左右，这一亩地的产量大约七、八百斤。这一亩地的成本（以夏季为准）计算如下：
    犁地：1亩25元除草剂：1亩4.5元
    种子：1亩36元打药：1亩6元　（约2次12元）
    拌种：1亩2元化肥：1亩碳氨26元磷肥1亩18元
    播种：1亩5元收割：1亩7元
    浇水：1小时10元（约2次20元）　打麦1小时20元
    总计：25＋36＋2＋5＋20＋4.5＋12＋26＋18＋7＋20＝175.5（元）
    此外还要交纳100多元的提留款和250斤左右的公粮（此公粮数远远大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另外，还有各种摊派和各项罚款，农民保本都困难。如此看来，杨集镇人均年纯收入2000多元从何而来？牛吹的多了，可能被误认为事实，可怕的是连郑书记本人也相信了自己说的都是真的。于是，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以此作为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依据，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六）贪污腐败，鱼肉乡里

    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干部吃喝、贪污问题极其严重。老百姓要去告状，郑书记说，你敢！1997年底，中街村7名上访群众被抓，后在河南省公安厅的责令下释放。
    郑书记吃，镇干部们吃，村干部也吃，后来，连村组长签字也可以吃了，郑书记的作风民主得无可挑剔。每个村的吃喝费用都在10万元以上。所好的是，郑书记懂的是法律，反正用的都是不入账的钱，谁也查不出来。可是，各村的欠账都在增加，老百姓的不满也在增加。郑书记不怕。许多村的许多老百姓都去上级告状，郑书记有的是对付手段。
    干部们的贪污问题是最激起民愤的问题。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几乎都不给任何票据，但这并不意味着贪污问题无据可查。仅以中街村为例，该村连续8年的提留未入账一分，总价值180余万元。钱哪里去了？中街村的老百姓试图得到一个说法，却遭来无端的报复，人被抓、家被抄。里湾村干部，把多收的粮食放到学校的大教室里，不少粮食腐烂了，村干部们就把剩下的尚能吃的给卖掉了。郑书记，没有留下太多的贪污证据，却留下许多疑问：乱摊派的钱哪儿去了？乱收费的钱哪儿去了？乱罚款的钱哪儿去了？开发区卖地的钱哪儿去了，粮食差价哪儿去了？兑现（即抄家）侵吞的物品、钱粮哪儿去了？农民购买国库券的钱，年年被扣除，可谁也见不到国库券，国库券哪儿去了？……

    （七）疯狂欺压、打击、虐待百姓

    郑书记的话几乎是杨集镇的新法律。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干部们可以随意入户抄家，抢掠钱粮财物。杨集镇的24个村，每个村都没有逃脱抄家的命运。大张村、小付营村、常营村、里湾村、中街村、中吕村、付刘村、前桥村、前李村、东北庄村、马桥村、谢庄村抄家都在两次或两次以上。全镇几千个家庭被抄家，几百万元的财产被侵吞，另外，还有数万元不给收据的罚款。
    《经济消息报》报道的描写了那个浩大的场面：
    “1998年11月24日凌晨4时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既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也不说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拿，见人就抓，问者便打，上访人张爱臣爱人嘴被打肿，10岁儿子张孝峰胳膊被打伤，砸坏物品200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30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万元。”当然，抢走东西和罚款都不会给收据的。
    被打的人中，有老人、有妇女和儿童，还有残疾人。中街村11组邝留才的母亲已年过70，她不让抄她的家，镇干部就拎起老太太的双腿在地上拉。上访农民邝献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儿，正在睡觉，镇干部破门而入，站在二女旁边逼她们起床，二女不从，镇干部上前拉被子，二女的母亲出来劝阻，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也遭毒打。大张村的邝天伦，是一个老会计，他曾经参与查中街村的账，1999年4月16日夜，3个蒙面人突然闯入，卡住邝天伦的脖子，并往邝的双手上沫毒药，邝保存的查帐证据被抢走。这样的事情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随处可见，举不胜举。　
    郑书记在杨集镇政府大院里空出几间房子，专门拘禁群众，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小孩子吃奶只能由窗口喂，小孩子在外面，“女犯人”在里面，“女犯人”把奶头拖出来，让在外面的小孩子吃奶，外面有没有人都不得不这样做。他们竟用如此丧心病狂的手段对待群众！
    在这种高压之下，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痛苦不堪。不少村民家里连粮食都不敢放。常营村一妇女被打后含恨自杀。包括王守挺的几个儿子在内的里湾村十几户农民，因惧怕打击报复，被迫背井离乡，到别的地方。我了解到，几乎每个村都有人离家出走，每个村都有10％左右的土地无人耕种或无人愿意耕种。记者在中街村看到一些荒芜的土地长满了杂草，草长得很旺，与此同时，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公布的人均年纯收入也在增长，杨集镇老百姓的恐惧也在增长。
    村民们至今仍在上访，有些村的上访群众还没有回来，他们在等待……　
    （写于1999年5月14日－－1999年5月15日）

    四．我写《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

    上蔡县地方政府对农民的乱摊派乱收费的错误做法，也引起了中央一些媒体的关注。2000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社《信息导刊》刊登了一篇题为《毁田挖沙为和屡禁不止》的报道，讲述了上蔡县一些地方的耕地遭到毁灭性破坏的原因。文中写到：

    “沉重的负担是这场毁地大行动的直接的原因。这里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现象十分严重。以东岸乡为例，农民交公粮和提留的数额逐年增加，当地政府为了‘安全’，不‘授人以柄’，甚至连白条也不给农民打。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当地政府却置若罔闻。向农民收取的各项费用的使用情况，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比如在东岸乡，没有任何一个村实行村务公开制度，使得一些干部有机可趁。”
    “超生引起的恶性循环。超生就变穷，穷了就毁地挖沙。然而，当地政府是如何对待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呢？以东岸乡为例，生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家庭可以占到95％以上，根据东岸乡政府的规定，生两胎的罚款7年，生三胎的罚款14年，计划生育罚款成为东岸乡政府稳定、持久的收入来源之一……国家有计划生育国策，而东岸乡也有自己的‘基本国策’：有钱的买着生，有权的随便生，无权无钱的偷着生。”
    “准生证可以买卖是当地一个公开的秘密，每个准生证售价1000－5000元不等。由于计划生育罚款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为一些官员贪污挥霍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当地政府对人口急剧膨胀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人口急剧膨胀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人均土地面积的逐年减少和住宅需求的不断扩大，有的家庭已把住房建到可耕地上，政府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又可以收取一些土地占用费。”

    今年4月底，我在火车站偶然遇到几位回家收麦子的上蔡县的农民，他们给我讲了当地政府在活人身上想尽收刮钱财的办法之后，又在死人身上打起了主意，挣死人的钱的事情。我一开始以为他们对国家的殡葬改革不理解，就给他们讲国家殡葬改革的意义。等我听明白后，才发现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错的是我。
    上蔡县当地政府，再次借用国家的政策，干敲诈勒索百姓的勾当。后来，我根据自己多方调查了解，掌握的情况，写下了《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一文，原文如下：

    母亲的棺木被亲生儿子从地里挖出来，母亲的尸体被干部们浇上汽油焚烧，亲生儿子敢怒而不敢言在一旁默默地流泪。而后，干部们从刚刚被焚烧母亲的儿子手里要过罚款……　
    这不是记录德国或日本法西斯暴行的电影，而是发生在河南省上蔡县的真实的一幕。法西斯的暴行是针对活人的，连死人也不放过则是河南省上蔡县地方官员的新创举，这比起有历史记载的灭绝人性禽兽不如的暴行更加的骇人听闻！　
    河南省上蔡县的地方官员用尽了所有能冠冕堂皇收刮民脂民膏的方法以后，又在死人身上打起了注意。这当然又要有新的借口。借口就是国家倡导的殡葬改革，这项原本利国利民的政策与以往的同样的利国利民的政策一样，在上蔡县又被歪曲了。　
    与上蔡县县委县政府或县委县政府的某些领导有着密切关系的全县惟一的火葬场建立了，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农民没有搞懂殡葬改革的真实含义以前，一张由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领导的亲戚组成的收刮钱财的大网就拉开了。　
    根据规定，家里死人，必须火化，火化要去火葬场，去火葬场要租专车，专车由乡村的地方官员或他们的亲属提供，送一次200元钱左右。到火葬场，火化一个人600多元，如果要骨灰盒是700多元。这样下来，家里如果不幸死了一个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不过几百元（政府公布的数字要大于这个数字）。　
    殡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死人与活人争地，更加有效地保护耕地。但是，政策到了上蔡县，就大变样了。人只要火化了，让火葬场赚了钱，回来后，随便你埋到耕地，随便你占用耕地。政府绝不会管你。　
    家庭贫穷的人就开始想法偷偷地埋掉死去的亲人。这让火葬场遗漏了部分收入，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地方政府和公检法等部门被动用了，甚至一些地痞流氓也被动用了，他们四处布下耳目，发现偷偷把死人埋掉的，要命令你扒出尸体，要命令你浇上汽油，要命令你点燃起自己亲人的尸体……事情做到这里还不罢休，还要罚你钱，当然是重罚，要数倍于火葬的费用，否则，就抓起来。死了亲人仿佛罪犯一般的对待，如此暴行，苍天有眼，何以忍之！　
    有的家庭死了亲人，不敢声张，不敢哭泣，无论你多么的悲痛，你都要强忍着。而且，埋人要等到后半夜，要找非常亲近非常可靠的亲属帮忙，一防告密（告密者有提成），二防连累他人（参与的人同样受罚）。死者的亲属先是到地里，偷偷地挖坑，再悄悄地把尸体运出村子，这些环节，有一个疏漏，就可能被发现。而且，埋完人以后，要把埋过人的新土盖上草之类的，总之，要做到万无一失。　
    但毕竟是家里一个亲人突然不见了，有的隐瞒不住了，就有“上面”来人，文章开头记录的那一幕就要出现了。　
    我想，那个儿子，面对被焚烧的亲生母亲的尸体，他心里该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对于母亲，那是怎样的一种侮辱，难道这群吃人的畜牲不是人母所生！　
    上蔡县地方官员的残暴出乎善良人的想象，因为这些暴行超出了人类即便是沦丧了的道德也很难达到的极限。有的家庭，死亡了亲人，就悄悄用塑料布或草席卷起来，偷偷埋掉。有的家庭，把死的人埋到自己的院子，这是不占用耕地的，但同样不行。因为，政府没有了收入，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我听说，一个家庭的亲人，被埋到了桃园，干部们除了扒出尸体焚烧，把桃园也烧了，因为谁让你家的桃园允许埋葬死人的。这是怎样的强盗逻辑！　
    在上蔡县，许多年老的人，许多重病的人，又多了一项担忧，他们沧桑苦难的经历里面又加上了沉重的压力，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写于2001年5月3日星期四）　

    《丧尽天良者，天必诛之！》发表以后，一些人不了解我写作此文的背景，认为我是出于对国家殡葬改革的不理解，在网上发文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知道他们都是好意，任何善良的人，如果不经过亲自调查，都很难想象和理解在上蔡县发生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情况，就像他们很难理解中国境内的一个贫困县，竟有村子艾滋病的感染率达到60％以上的同样骇人听闻的情形一样。但，我很遗憾，那些，的确是事实。
    后来，我在《我为丧尽天良者敲警钟》一文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澄清：

    我本人是非常赞成国家为保护耕地实行的殡葬改革政策的。我所谴责的是借国家殡葬改革的名义，对老百姓进行的敲诈行为。
    上蔡县的老百姓并不是反对中央的殡葬改革，他们是负担不起由于火葬场垄断和当地地方政府的敲诈而导致的巨额费用，所以才偷偷将人埋掉的。家里死了人，已经是不幸，如果再拿出大笔的钱财把他们的亲人送入火葬场火化，增加新的负担，更是不幸。
    火化一个人需要当地一个农民两年的净收入。上蔡县是河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有些地方的老百姓被迫卖血维持生计，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艾滋病感染群，当我第一次看到那些报道的时候，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我听来自上蔡县的几个人说，那些有艾滋病病人的村子，卖的菜都没有人敢买，小伙子找不来媳妇，姑娘嫁不出去，成为可怕的死亡之村。这些，我没有核实，但上蔡县的贫穷却是远近皆知的，上蔡县火葬场收取的费用远远超出了贫苦百姓的承受能力。
    我又听到刚刚从上蔡县回来的一位医生说，有一个男子长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钱，后来，家里人看他死亡了，怕乡里知道了再花费巨额火葬的费用，就连夜将尸体偷偷埋掉。但乡里人还是知道了此事（举报的人有100元的奖励），命令其扒出尸体，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现了：那个尸体竟是坐在棺材里死掉的，浑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亲人误认为已经死亡给活埋了，死者的妻子当场哭昏过去。如果，不是出于对高额火葬费用的恐惧，或许他的家人不会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这个事情我没有时间去核实，但我希望这样毁灭人类良知的行为千万不要再发生。
    如果不是当地政府借殡葬改革之机，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上蔡县的老百姓是非常支持国家倡导的殡葬改革的。因为，当地的老百姓也早已认识到越来越少的耕地对于他们自身的生存造成的严重的威胁。
    殡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死人与活人争地，更加有效地保护耕地。但是，政策到了上蔡县，就大变样了。人只要火化了，让火葬场赚了钱，回来后，随便你把骨灰盒装进棺材埋到耕地里，随便你占用耕地。政府绝不会管你。如果殡葬改革仅仅是为了榨取百姓的钱财，这样的殡葬改革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地政府逼迫死者的家属把尸体焚烧完后，当地政府收了罚款以后，被焚烧后的尸体照样可以重新装入棺材埋进地里，决不会再有人过问。这样的焚尸行为，这样目的的焚尸行为，这样恶劣而残暴的连死人都要敲诈的毫无人性的行为，难道不应该遭到天诛地灭吗？！
    上蔡县地方政府所推行的殡葬改革是“变异”了的，是出于敲诈百姓而不是出于对耕地的保护，这与中央的初衷是向违背的。
    上蔡县艾滋病流行的根源是由于当地农民卖血，上蔡县当地农民卖血的根源和地方官员剥夺百姓，增加他们的负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正是一些官员应该深刻反省的！

    五．为高耀洁医生讲句公道话

    由于“有人指责我‘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从而我不能亲自来领奖”－－高耀洁。
    我为高耀洁感到遗憾，不是因为不能领得一个肯定自己成绩的奖项，我遗憾这样正义和负责任的高尚行为竟然不被理解和接受。
    高耀洁在以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医生的身份挽救生命，高耀洁在以一个善良的可敬的老人的身份为子孙后代分忧解难，高耀洁在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份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尽职尽责。
    中国人一向有家丑不可外扬的说法，但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严重地步，如果人民的生命在遭受到巨大的死神的威胁的时候，我们仍然麻木地无动于衷地掩盖着，粉饰着，这对中国人和中国的前途又有什么益处呢？
    如果“有家丑不可外扬”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那么，掩盖“家丑”就是“讳疾忌医”，更何况中国还有一句古话“纸里包不住火”。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一个犯错的人是不会受到歧视和责难的，相反如果他能够知错就改，同样会受到尊重。任何人都有被病痛折磨的时候，一个病人是不应该受到歧视和责难的，相反的他们更应该受到关心和支持。任何一个治病救人的有良知的医生都是不应该受到歧视和责难的，相反的他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不正是高耀洁的行为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义务宣传，才使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有关艾滋病的基本常识，从而幸免于难吗？高耀洁何错之有！
    最值得我们钦佩和尊敬的是，高耀洁所做的一切，是自己主动的，是完全自愿的，他没有任何个人的私利，因为，一个有私利的人是不能够如此默默无闻地奉献爱心，拯救生命的。
    面子是重要的，不管对于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人。但面子应该在生命之下的，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面子可以超越于生命之上。如果没有高耀洁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当中国在某一天突然面对那么多的艾滋病患者的时候，该怎样的应对？
    “我想说，艾滋病是我们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全球问题，它超越国家、宗族、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和资源，迎接艾滋病对我们河南省、我们中国和我们人类大家庭的挑战。－－高耀洁”
    是的。艾滋病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携起手来，共同研究解决，艾滋病也必然有被攻克的一天。我们应该尊重生命，拯救生命，即使那些垂死的病人，在他们即将步入死亡暗影的瞬间，对生命还那么的依恋。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应该为他们所尽的义务，他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高耀洁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天地！
    中国需要更多的像高耀洁这样的人！
    　写于2001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