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演讲有感

　　第一个感想：“财富权”往往决定“话语权”。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

　　看了这句话，由不得要问：中国生产力创造的黄金时代是落在哪个区间了呢?它与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国际上的发言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财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人类历史再往前推516年，在“西半球不知道东半球，东半球不知道西半球”的那个漫长时代，古中国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强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由于时代所限，祖先们没怎么在国际上发出过声音。

　　接下来的“屈辱近代史”大家都了解了，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所在的每一国，都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垫高了自己的“脚跟”——最早的掠夺者大英帝国自不必说，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说，就连此前追随中国几千年的日本小兄弟也“回刀屠师”，用大清帝国的巨额赔款充实了百年维新的底子。

　　从这个意义上追本溯源，我们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的“长城”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砖头”砌成的!(再说得委婉一点：发达国家的“长城”中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砖头”。)

　　那时，被人一只脚踩住左肩、另一只脚踩住右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切肤痛感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无话语权)

　　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财富创造最快的时期。套用马克思的句式，我们可以说：中国在最近3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它过去3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正是我们今天获得话语权的源泉所在。

　　把生产力搞上去，是我们赢得国际“话权语”最为根本的路径!

　　第二个感想：远离战争，也要拒绝“斗争”。

　　美国的崛起，与一战、二战都未在其本土上“腥风血雨”是有关联的。

　　哈佛大学的传奇，从源头上讲，也可以说是哈佛先生所捐财富催生出的灿烂奇葩。据介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位曾当选过美国总统，他们是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和约翰·肯尼迪;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总共?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与文化就是这样循环渐进的。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我把前半叶看作“负数”，后半叶看作“正数”。为啥?战争，人死物伤，减法;和平，国泰民安，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为啥?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怕是硬道理。

　　第三个感想：“一穷二白”与“后来居上”。

　　在哈佛大学接受提问的时候，话赶话，赶出这样一个回答：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过去已经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房子里的贵重物品，他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许多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购买力就旺盛。

　　泽东说过，一穷二白也有一穷二白的好处，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里好有一比：改革开放30年，这当中许多人曾有个“铁饭碗”，这是优势，似乎不用为未来发愁;但也是劣势，反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另一些连饭碗也没有的人，只好“自己给自己造饭碗”，于是，这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万元户、百万富翁乃至杰出企业家。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与新的历史潮流有关。在互联网、信息化这个历史潮流滚滚涌来的时候，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一下子站到了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最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所以，还是我老说的那句话：你只要做成中国第一，那你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在哈佛打嘴仗，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我说，当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你们还没建国呢!跨国公司虽然很强，但它们在中国，财富度和慈善度是不成比例的，所做善事的比例还不如我们中国企业大。你们不是有这个做善事的习惯吗?那么为什么你们拿走我们的市场，拿走销售额，拿走利润，却不留下更多的善事?结论：外国的月亮不见得就比中国圆。一位对跨国公司有着深刻了解的政界人士曾私下对我说：跨国公司的账算得特细，他们在公益上只花一点点小钱，却用它撬出更大的蛋糕。

　　千万不要误解，别以为我要抨击“公益背后有收益”这一现象。

　　我和公司管理层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宜用“行为标准”，而不宜用“动机标准”。不管跨国企业，还是中国公司，只要你做了好事就行，我们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第一，探讨动机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一件事你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孰是孰非?第二，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那叫“好人得好报”;如果做了公益的人和不做公益的人统统获得一样的回报，那事实上就等于“好人不得好报”;好人得好报，天公地道;难道非得好人不得好报，你才高兴?第三，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如果只有公益没有收益，只出不入，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只能进行单向性乃至一次性的“断头公益”;而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

　　所以，如果本着“动机论”，那么，“不为收益做公益”固然是一种高尚，但“为了收益做公益”同样也是一种善举;如果本着“效能论”，那么，“公益背后无收益”是一种“有限公益”(竭泽而渔)，“公益背后有收益”是一种“循环公益”(渔养并重)。

　　行文至此，自然有朋友要问了：你是属于“公益——收益”式呢，还是属于“公益——无收益”式呢?

　　坦率地说，这两种我都做过。救人、济穷、赈灾、助学，这方面的投入我们仅最近三年就花出约两三个亿，把它归入“不为收益做公益”的范畴，大家大概没有意见。但我们扶植奶农的活动，的确是“公益”、“收益”双丰收——我们向农民发放种草补贴，投放养牛保险(1000万元)，发放养牛贷款(年保持1亿元以上的规模)，提供免费培训，实施胚胎移植与性控技术(母牛生母犊率高达93%以上)……这些既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公益成分”，也有为企业获得优质奶源的“收益成分”

　　(资料：奶贱于水。据报道，250ml利乐砖无菌纯牛奶，1997年的市场价为3.6元/包;1999年的市场价为2.4元/包;2007年的市场价为2.0元/包，有的月份甚至跌到1.6元/包。而2004年至2007年末，北方企业向农民的收奶价由1.7元左右/公斤上涨到3元以上/公斤，约上涨一倍。企业在产品降价、原奶涨价的双重压力下，亏损面逐年扩大，2004年的行业亏损面为1/3，2007年大概有一半乳制品企业陷入亏损境地。而原奶价格虽然攀升，但由于饲料等养牛成本不断上升，几年来奶农的收益也持续下降。这种现象，蒙牛公司在2005年乳业年会上曾将其概括为“三个阵痛”：奶农的阵痛，企业的阵痛，政府的阵痛。2008年，牛奶的市场售价开始回归，奶农的收益也开始回归。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这种认识我们早几年就是有的。但这次巧了，因为要去哈佛大学，我们搜集资料时才偶然发现，迈克尔波特教授2006年12月份曾提出一个理论，将社会责任模式区分为两类：一是“反应型责任模式”，企业向社会捐献，或消减自身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保);二是“战略型责任模式”，企业和社会双赢(如企业由于开发出污染小的汽车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这也算世界虽大，东西一理，所见略同吧。

　　在哈佛，提问者最不明白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把股份全部捐了?”“你为什么不给后代留下一点?”这和国内的提问是一样的。

　　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吧：在中国，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善”?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中国人的责任自信!

　　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这不是口号，不是面具，而必须化作企业的“实践”与“瓤子”。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第一要务。

　　为什么?

　　第一，无责任则无品牌。薪水微薄，员工不满意;质量低劣，顾客不买账;信誉欠佳，银行不放贷;贡献平平，政府不支持……不承担责任的品牌大不了。

　　第二，大品牌伴随大监督。你是大品牌，所以，媒体盯你最勤，队友跟你最紧，社会评你最多。不要说“他比我差为什么你不说他”，因为你是大品牌。不要说“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因为你是大品牌。不要说“我栽了树凭什么你也乘凉”，因为你是大品牌。你的四周布满了眼睛。怀疑的眼睛，期待的眼睛，威慑的眼睛，完善的眼睛。

　　第三，大品牌关联大市场。假如市场扩大一倍，你受益的比例比别人大;假如市场萎缩一圈，你受损的程度比别人深。你与整个行业同进同退，共生共荣。因此，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要代表行业与消费者沟通;你要代表行业肩负起产业进步的使命;你要比小品牌更多地关注全局，为了避免“死掉一个小品牌，毁掉一个大行业”的株连效应，你甚至要为小品牌充当免费的导师。

　　第四，大责任通向大舞台。负一省之责，你是一省品牌;负一国之责，你是一国品牌;负全球之责，你是世界品牌。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五，大品牌责系大人群。你是行业领导者，最多的人信赖着你，最多的人支持着你，你的一举一动牵涉着最多人的利益——那么，你不负大责任谁负?

　　总之，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有时候，超额负点责任也不怕。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3月16日在央视《中国青年创业行动》栏目里讲的：

　　2005年有一天，东部沿海的一个城市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盒酸奶喝死了一个孩子!”

　　紧跟着，媒体来了，要报道!

　　我说：“不行。等查清了再说。一切后果我负责。”

　　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人命关天。一旦发生命案，要的就不是一条命，而是两条命——顾客的命没了，企业的命也没了。

　　最终，??局查清楚了：是孩子姥爷下的毒。原来，这个孩子天生弱智，而女婿还想要一个孩子，就与女儿闹离婚。姥爷心疼女儿，就决定“千斤重担一人挑”，对外孙实施“安乐死”。恰恰这个傻外孙脑子虽傻，肚子却不傻，平时就喜欢喝蒙牛酸奶。这样，他姥爷就在酸奶里下了“毒鼠强”。

　　这个事情跟我们没关系!但是，在情况没查清的时候，我们立即回收了这个城市的所有酸奶，一共30吨，统统销毁!为什么?因为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是第一位的。是你的责任，你要承担起来;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妨也先承担起来，是是非非过后再说。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创业难，你不难别人都要难你!即使你兢兢业业，都有可能死掉;而你要是马马虎虎，那活着是偶然的，死掉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