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宪博士《如何看待国学热》讲课提纲（2007年9月25

王能宪博士《如何看待国学热》讲课提纲（2007年9月25
  　　如何看待国学热（提纲）
　　
　　
　　王能宪　　2007年9月25日，中国传媒大学
　　
　　
　　 一、国学已经热起来
　　
　　“国学” 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近代西方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以来，对中国自己固有文化、学术的指称。“国学”亦称“中学”或“中国学”，张之洞就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劝学篇》）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说，国学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国学热的主要标志：
　　1、专门从事国学研究与教学的机构或学科相继成立。以北京而言，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都有国学院，北大早在15年就成立了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后改称国学院，招收研究生，定期出版大型期刊《国学研究》。人大国学院还招本科生。北大还有民间研究机构“乾元国学”。各地也有很多类似的研究和教育机构。
　　2、借助现代传媒推出了一批讲解传统文化的“国学明星”（或“学术明星”）。如讲《三国》的易中天，讲《论语》的于丹，讲《红楼》的刘心武，讲清史的阎崇年，……
　　3、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特别是国学经典著作热卖畅销。在电视的推波助澜下，一大批老祖宗的经典大为畅销，如《论语》、《周易》、《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红楼梦》等等。
　　4、“国学”已成为新闻媒体的热点。《光明日报》近年创办了“国学版”，每周一期，发表有关国学方面的专题讲座，介绍国学经典和相关知识，影响颇大。他们还编辑《年度国学》，相当于国学“年鉴”。另据不完全统计，以“国学”为名或相关内容的网站已达600多家。
　　二、 国学热的积极意义
　　
　　国学热的兴起，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广大群众中蕴藏着了解学习传统文化的巨大热情和迫切需求；第二，传统文化特别是经典著作具有超越时空的巨大价值生命力和永恒生命力。因此，我以为国学热是值得叫好的事情，可以因势利导，引导、鼓励我们的国民学习热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冷静地透视国学热，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从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促使我们深入思考一些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问题，我认为国学热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积极意义。
　　第一、 对二十世纪的文化反思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急遽变革的时代。古老的中华民族由积贫积弱走向自立自强，由闭关锁国走向对外开放，由被压迫被剥削走向解放和当家作主，由战争与动荡走向和平与发展……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与此同时，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
　　回首二十世纪的历程，我们充分肯定西方文化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进步文化在中国百年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受了从来没有过的冲击和戕害。上个世纪的三大文化运动（社会变革）值得认真总结：如果说“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一场大灾难、大破坏、大损害；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当然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外来文化大潮涌入的时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西方腐朽落后的文化也不免裹挟而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构成了严重的冲击，对我们的国民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例如，许多人特别是青少年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崇奉西方价值观，热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过洋节，吃洋食，穿洋服等等；再如，由于国民教育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陌生、隔膜甚至轻视；又如，社会伦理道德失范，荣辱观念淡漠，等等，屡见不鲜。
　　因此，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像当年批判得那么一钱不值，还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对于我们今天仍然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今天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得不够，否定得不够；而恰恰相反是我们对传统文化认识得不够，学习继承得不够，有些问题正是由于传统文化的缺席或缺失所导致的。所以，国学热的兴起，乃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第二、 传统文化的断裂需要尽快弥补
　　一百年来造成传统文化的严重断裂，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事实，我们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尽快弥补这个裂痕。重视国学，普及国学，重振国学，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非常紧迫的事情。
　　前不久，文化部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孙家正部长谈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港澳和台湾地区要比大陆保存得好。我深有同感。
　　其实，何止台湾和港澳，在汉字文化圈国家，在我们的邻国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中华文化都相对保存得比较好。
　　不仅在我们的邻国是如此，甚至在西方国家，一些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及其钻研的精深程度，也让我们感到汗颜。例如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痴迷（访问上海博物馆及写李白电影剧本的故事）。再如我的朋友沙加尔在巴黎研究我家乡江西的方言。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学热的兴起难道不是好事吗？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头，还远远不够，需要国家作为一个大的战略举措加以推进。
　　第三、 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如何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整合、重建与创新，是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面前的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问题。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明确要求“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最近（6、25中央党校讲话）又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些都把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提到了关乎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是极其重要的战略思想。现在关键是要把这一战略思想落到实处，化为全党全民的自觉行动。
　　什么是民族精神呢？我以为，离开了传统文化就谈不上民族精神。潘天寿先生讲过：一个国家没有传统等于没有文化。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绵延至今、不曾中断的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每一个中华儿女难道不应该懂得珍惜她、热爱她，而是反过来糟贱她、抛弃她？我们这样一个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国民，在走向世界的今天，还需要政府发文告诫诸如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地吐痰云云，岂不离我们的传统文明远矣，哀哉！
　　
　　　　三、国学热的过程中要防止不良倾向
　　
　　一是通俗化倾向
　　通俗不是个贬义词，甚至是个好词。传统文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是古人的思想与文字，一般人接触起来有困难，需要做一点通俗的讲解、注释、翻译、图说之类普及性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要利用现代传媒，如电视能影响千家万户，通过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来普及国学也是必要的，而且应当充分利用。你讲得通俗易懂，老百姓爱看，就能起到普及传统文化的作用。当然能做到雅俗共赏更好，像前些年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就是现在的国学院，他们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搞的《中华文明之光》，邀请北大一批学养深厚的老教授，讲授各自擅长的传统文化方面的专题，播出后反响极好，中央电视台重播过多次，还把版权卖到了海外，在海外也很受欢迎。因为许多老先生年事已高，播出不久就过世了，而电视留下了他们的风采。像这样的抢救性的普及工作，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通俗不要紧，但通俗化就不行了。继承弘扬传统文化不能流于通俗化、简单化。如果电视屏幕总是充斥着“揭密”、“歪批”、“戏说”之类节目，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起，但这类东西搞多了，容易引起误会和误导，把真经给念歪了。特别要注意区分层次，譬如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在做好普及传统文化工作的同时，主要应当注重提高，潜心学术。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学术研究的条件和环境都好了，应当产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应当产生属于我们今天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钱宾四之类真正的国学大师。
　　二是庸俗化倾向
　　庸俗化的要害是浅、俗二字，就是肤浅和庸俗。一些地方借国学为名，搞的一些活动，不伦不类，俗不可耐，令人啼笑皆非。兴国学，讲传统，主要是精神方面的，形而上的，可偏偏有人热衷于搞一些形而下的东西。如前些时讨论所谓“国服”问题，无论是汉代服饰，还是唐朝装束，要拿来改造为我们今天的“国服”，要求我们的国民统统着这样的“国服”，这真是滑稽可笑得很，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服饰风尚和潮流，强求人们统一着某一种服装是绝不可能的了。再如有的地方设立私塾，完全按旧学方式教育孩子，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不是说私塾不可以办，但如何与现代教育相融合是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还有的地方搞一些祭祀活动，互相攀比，劳民伤财，却搞得庸俗不堪，乌烟瘴气。今后应当规定，除了国家主办的重要祭祀活动，地方一般不得擅自搞此类活动。
　　三是复古主义的倾向
　　上面列举的一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复古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有些方面还相当严重，应当引起重视，并加以防止和警惕。有的借复兴国学的名义，有的以弘扬传统做幌子，有的还打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实质上搞的是复古主义、封建主义、迷信主义的东西，如风水算命、求巫问卜、装神弄鬼、江湖义气、黑白两道……等等。我们要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四、 关于国学人才培养问题
　　
　　关于国学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长远发展的大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紧迫的问题。国家和有关部门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规划，有的大学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这里我不想全面谈这个问题，只想提一个建议，就是要培养中外兼（会）通的国学人才。
　　培养中外兼通的国学人才，要从娃娃抓起，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和特殊手段。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依靠国内培养，也送到国外培养；既可以自费出国留学，尤其需要政府组织选送到国外长期修学。上个世纪产生的一批国学大师，如王国维、鲁迅、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等，大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都是中西兼通的大家。季羡林留学德国十年，就是官费选派的。如果没有官费公派，也就没有今天的季羡林。以我们现在的国力，以及与世界各国互派留学生的便利条件，政府组织考试，选拔300到500个优秀青少年，全部送到世界一流大学去学习，学个十年八载，必能造就一批中外兼通的大学者（当然也包括培养造就“国学”之外的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
　　国家应当有这样的长远考虑，也应当有这样的气魄。因为现在的情形是，中外兼通的人才十分难得，国学功底好的外文不行，外文好的国学修养又不行，二者往往难以得兼。只有达到了中外兼通，才能用世界眼光来研究国学；也只有达到了中外兼通，才能推动中华文化真正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