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不讲真话是和谐社会“头道坎”

干部不讲真话是和谐社会“头道坎”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同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都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具体应当从那里作起，诸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都有不少精僻和独到的阐述，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却尚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人本身的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人本身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发展的和谐、人与政治的和谐等诸多的和谐均无从谈起，当前无论是作为群体意义上的人，还是作为个体的人，最大的不和谐是讲真话的问题，人不讲真话，尤其是干部不讲真话，已经成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头道坎”，决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败，能否过、怎样过这道坎，是摆在我们党和国家面前的一个严峻考验。
一、绕不过的坎——没有真话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从哲学意义上来看，说真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现代控制论原理，中国当代社会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系统，在信息、控制和反馈这三个互为补充的反馈控制过程中决定和调节自己的运动，以保持或达到系统所需要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和谐社会，因此，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真实可靠的信息、通畅有效的反馈和迅速有力的控制这个反馈控制过程中，不断调节我们的行为，逐渐消除偏差，趋向于我们的预期目的，可是当前存在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等一系列虚假的信息和由此带来的正反馈，将导致系统的紊乱和解体——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也就无从实现，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来讲，没有真话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从历史上来看，讲真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纵观中国历史，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强盛为代表的几个相对和谐的社会发展阶段无不伴生着官员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统治者肯听真话的现象，尤其有代表性的是唐代贞观之治中唐太宗与魏征
君臣二人的敢说与肯听，相应的贞观之治也成为了中国封建历史 上最和谐的发展阶段之一。作为反证的是唐玄宗由于重用了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辅，朝野无人说真话，致使大唐由盛极而衰落。
3、从当前看，不讲真话已经成为导致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
首先是不讲真话给我们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建国后的大跃进运动，大刮浮夸风，大话假话泛滥，饿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十年“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泛滥，人们不敢讲真话，说实话，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成了我们民族的灾难。2003年中国“非典”疫情大面积发生，与某些地方领导置人民生命于不顾，隐瞒疫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广西南丹县矿难发生后，县委书记万瑞忠竟然组织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联合起来说假话、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相，在国际社会上给我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其次是不讲真话，尤其是干部不讲真话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一些干部对中央巡视组不讲真话，是一个带共性的问题，在接受《僚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干部的腐败和不讲真话是现在对党和国家造成威胁的两个大问题。
2003年深圳社会科学院和市直机关工委对全市１４２３名科级以上干部完成的问卷调查，披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调查结果：在对机关工作环境的评价方面，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心目中，“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
二、说句真话咋就这么难？——干部不讲真话的原因分析
1、主观因素在于干部缺乏说真话的能力：
首先是不会说真话，真话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话，可是在现实中，我们有些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由于工作指导思想和工作作风严重不实，满足于听汇报、看报表，读数字，察亮点，不肯沉到一线，深入实地，即使想说真话，但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只好说些空话、套话、假话来应付场面，上行下效，这样的领导自己不会说真话，还教坏了下级，带坏了一班人，这也是导致官场之中假话盛行的一个祸根。
其次是不想说真话，有的干部老好人思想作怪，怕得罪人，不讲假话，应付不了局面。有的干部干部热衷于说假话是因为心中对当权者有所求，他们能力平庸，道德低下，却又偏偏要出人头地，除了假大空，靠阿谀奉承，吹牛皮拼命地表现自己以外，别无他法。还有一些干部因为个别领导对自身升迁起过积极作用，出于“知遇之恩、涌泉相报”的封建陋习，所以在反映情况时，只图报恩，歌功颂德。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不敢说真话，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无论在过去或是现在，有不少“讲真话”就没有“好下场”的“榜样”。文革中为民请命的开国元勋彭德怀，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搞调研说了实话的刘少奇、邓小平同志被冤枉成反党集团，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惨死在开封，死时的头发已经足有一尺长……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敢说实情者也往往难以存身。“向总理说实话”的李昌平为当地农民说了真话之后，屡遭打击，不得不“自愿”辞掉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被迫出走。进行了8年艰辛举报、说出了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某些实情的干部郭允光，被指犯有“诽谤领导”罪而关进了看守所，开除党籍并非法劳教，亲朋和家人受到株连。东北沈阳的何树庭因为检举当地有关领导被人杀，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2、客观因素在于缺乏一个讲真话的社会环境
一是我们的管理决策民主水平较低，一些领导越来越远离“民主”两字，对家长制、一言堂的作风习以为常。“惟上不惟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干部不讲真话,惟上成风，整天研究上级领导想什么,上级领导喜欢什么,甚至一些工作是在看上面行政领导的脸色在做。
二是干部考核任用的机制不合理：
当前片面以经济增长论英雄而制定实施的考核工作目标上缺乏整体性，考核干部政绩报表化，数字化，表面化，谁胆大，谁浮夸，谁就是开拓型的好干部，致使以偏概全的问题和现象比较明显和突出，而且在考核过程中是领导考领导、上级考下级，上级领导的评价成了“决定”一个人和一个地方政绩的主要依据，干部的考核、任免、升迁都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群众意见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干部自然对上级负责，很难对群众负责。在政绩考核、用人导向上存在的偏差，出现了群众意见越大，干部升迁越快的“带病提拔”怪现象，使说大话、说空话、说假话的之风愈演愈烈。
三是监督监察的缺失：
自上而下的监督缺乏：由于体制的原因，我们的许多领导干部，在工作除了忙于迎来送往，就是忙于向上跑办各种工作，很少有机会下去对下级的工作认认真真地进行监督检查，例行的检查也多是“上午坐着车子转，中午端着杯子转，下午围着桌子转，晚上搂着女子转”走了形式，对下级的监督自然也流于了形式。
自下而上的监督缺乏，当前我们的政权运行透明度太低，各种公开、公示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是遮遮掩掩，普通干部和广大群众面对社会中的弄虚作假、以权谋私，黑箱操作等行为或者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实”，或者是“身受其害，不知其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专门的监督缺乏：人大是我们法定的专门监督机构，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说2400多全国人大代表中，虽然有工人农民代表551名，但实际上他估计一下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政府官员。实际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运动会，这样的以政府官员为主的组成的人大机构，来监督政府官员，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三、和谐社会从真话开始——解决干部不讲真话的对策
1、从提高干部自身素质入手，解决真话无人说的问题
一是要让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听真话，才会有越来越多的干部讲真话，各级领导干部要摒弃种种私欲和杂念，当讲真话、听真话的表率，尤其要认真倾听来自群众的真实声音，哪怕是有些偏颇、不周甚至过激。只有在那些讲真话的干部面前，才有人愿意讲真话，敢于讲真话，讲真话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二是要让干部有讲真话的能力，要教育各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具备有一定的理论功底，主要是从改变工作作风入手，要让干部能够坐下来、走出去，沉进去，到基层，到广大群众中去，通过扎实丰富的工作和社会实践检验佐证学到的理论，从而增加说真话的能力和底气，增强说真话的说服力。
三是让干部肯讲真话，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让干部充分认识到，信奉好人主义，明哲保身，是缺乏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锐气，是干部思想和工作平庸的一种表现，面对是汹涌的改革大潮，这样的干部迟早要让位于锐意进取的干部。
四是让干部敢讲真话。
要弘扬正气，鼓励干部讲真话，既要教育干部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破除私心杂念，敢于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人。又要增强干部党性锻炼，加强自律，打铁先要自身硬，心底无私天地宽，自身正了，自然正气凛然，勇气十足，自然就敢理直气壮地讲真话。
2、从优化社会环境入手，解决真话难说的问题
（1）是加强民主管理决策，充分尊重民意
首先是在党政班子内部，严格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防止一把手变成“一霸手”，尤其是在决策重大事项时，要集体研究决定，必要时应当实行无计名投票表决制，充分保证每一位干部说真话的权力。
其次是改变观点，正确对待干部的真话，对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声音以致产生激烈争论甚至向上级组织反映问题的同志要坚持小平同志“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原则，营造一个大家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氛围。
第三是对“一霸手”依法依纪严历处罚
要坚决反对“一言堂”的家长制作风，对那些长期弄虚作假，群众反映强烈，压制民主、作风霸道尤其是打击报复说真话干部的官员，不论其权力有多大，职务有多高，贡献有多少，一定要坚决撤换下来，违反法纪的一经查实要严历处罚。
（2）切实采取措施，完善干部考核选拔任用机制
首先是考核指标的科学化
要努力打破“指标压倒一切”的政绩评价体系，制定科学的干部考核指标，逐步消除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种种危害，将人的价值尺度与客观尺度统一起来，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政绩的基本标准，建立“群众认可、组织认可”的双重标准制度，还可以建立干部诚信档案，把讲真话做为档案的一个内容，把诚信档案作为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参考内容。
其次 是完善干部选拔任用 制度
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从制度建设入手，要摒弃少数人选少数人的方法，拓宽选拔干部的渠道，严格采取自我推荐、群众推荐和领导推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干部侯选人，对侯选人首先进行公示，再采取公开竟争的方法，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录用，彻底杜绝干部选拔任用中的不正之风，杜绝干部只唯上的弊端，促使干部在工作中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干部说假话的利益动机。相配套地还要建立干部任用失察追究制度，在“保质期”内，谁用错干部谁负责，谁用了说假话的干部谁有脱不了的干系，减少干部说假话的市场空间。
第三是加大对说假话的惩处力度
强化奖惩，对那些敢讲真话、敢报实情的同志，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对那些好说假话或者对说真话、讲实情者施以报复的，严历查处，得利者要使其得不偿失得，得名者要还其“庐山真面目”，得官者要摘其“乌纱帽”，违法者要绳之以法。
（3）重点加强两个方面的社会监督
一是群众监督
加强群众监督要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相应的方法和程序加以规范。应当作到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工情况要及时真实公开，重点是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及时跟踪和反馈决策执行情况,使政府的决策由单一民主走向广泛民主，由不透明走向透明，由封闭走向开放，使“问计于民”“决策于民”成为一种制度。
二是媒体监督
当前媒体监督在我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对涉及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我们许多的假大空干部就是在他们的镜头下显了原形，因此今后我们的媒体应当进一步加强民主监督作用，在群众和干部之间、干部和社会之间起到放大镜、显微镜的作用，做到反映全面、“讲真话”。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也要将自己主动置于媒体的监督之下，给各类媒体创造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更多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