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回顧60年代大陸同胞過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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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60年代大陸同胞過的日子——泛談社會救濟
(2010/01/21 00:50)
（●作者向路明，河南，教師，業餘愛好「談天說地」。本文為NOWnews網友投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向路明自從1963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來，杯水車薪的社會救濟已經成為農村輿論的中心。政府以此來「提高貧下中農的階級覺悟」，壯大階級隊伍，培植自己的支持者。
社會救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兒呢？能起個什麼作用呢？其目的是什麼呢？下面談的完全是真人真事：
近年來救濟的項目大大地多起來了：如救濟款、救濟糧、救濟布、救濟布證、救濟煤、救濟煤票等等，間或對於病重的人也有十分之一、二的免費治療。數量也相對增加了。僅糧食一項某些地方竟達到社員從生產隊分得口糧的四分之一。可見救濟對於社員的生活影響多麼大！
政府採取的手法是什麼呢？那就是提高對生產隊的糧食收購量，即使受了災，也要交公糧，也要賣「餘糧」。剩下的生產隊要留一部分「種子糧、「飼料糧」、大隊幹部的「管理費」和「機動糧」，裏除骨頭外除皮，輪到分給社員至多不過是生產隊收入的二分之一，甚至不足二分之一。
這二分之一怎麼分法呢？人勞各半或者「人六勞四」；貧下中農吃個高標準，地主、富農要低於平均標準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工分掙不夠的地主富農吃糧標準再低一些。幹部及其家屬吃的口糧高於平均標準，一般老百姓許多人吃不到平均標準。而那些地、富、反、壞吃糧指標就更低了。在每家的口糧裏指標中還要扣除剃頭糧、紅薯秧糧、蘿蔔種糧，真正吃到社員口裏的糧就屈指可數了。社員就是查著糧食籽吃的！如一個生產隊，138口人，麥季收小麥17，000多斤，每人平均僅分到40多斤，較實際平均124斤少70多斤，實踐上社員僅得到自己勞動成果的40%。從上述可知，可不是每個人都能吃到平均標準40多斤，有些人肯定吃不到！
一個麥季只分40多斤糧食是不能保命的。於是，國家就「統銷」，就要發放購糧證。怎麼個發法呢？救濟從來就是秘密的，不敢公開。幹部們討論時老是說「先緊著圈裏的幾個人」，再說其他。不是按每戶原來分的糧食多少，而是按階級成分。98%銷給貧下中農，那2%的人也是跟幹部有關係或者是族親。在同一階級成分中，又看當權幹部的意見：幹部的同族家親近門以及巴結奉迎的就能得到或多得到。
大家知道，「貧窮的人是最好統治的」。農民社員在饑餓線上掙扎，自然要力求得到一些救濟。為此只有伏首貼耳聽隊幹部的話，聽共產黨的話，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各級幹部。要同地主富農劃清界限，這樣才能吃到救濟。有一戶地主，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一家4口人住在貧農堂兄家的磨道屋裏。就因為這，該戶貧農幾次沒有評上「五好社員」，並且警告他：如果三天內不把地主弟攆走，救濟糧救濟款不但現在不給，以前的也得退出來！他說，沒有救濟就沒有俺全家的命，硬是把地主弟攆出家門。
社會救濟的泛政治化，強化了共產黨的統治政權。因為任何人都離不開共產黨：離開了共產黨就沒有飯吃；離開了共產黨就沒有衣穿；離開了共產黨就沒有政治地位。但在社會深層次裏卻隱藏著不盡的憤恨，對這個不合理，不平等，不民主的社會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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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大陸同胞過的日子（九）——希望吃上淨面饃
(2010/02/28 01:12)
向路明
與共和國一起成長今年已57歲的李麓楨，回憶他在1962年過兒童節時的情況：六一這天，他有完整的一天時間可以去挖野菜了，平時他只能在下午放學後才能有時間去。
當時，李麓楨在北下街小學上學，那些日子留下的所有記憶是：饑餓。父母每人每月有13公斤的糧食，李麓楨有18、5公斤的糧食，妹妹的更少，根本吃不飽。
1962年六一那天，李麓楨帶著妹妹去熊兒河附近捋茄子葉、南瓜葉、槐葉、柳樹葉、楊樹葉……槐葉已經老得不能吃了，那種苦澀的味道在水裏浸泡兩天都不能去掉，他和妹妹就專找柳樹葉和楊樹葉，因為柳樹葉和楊樹葉雖然不好嚼，但不是很苦。
熊兒河畔的樹葉已被人捋了不少，剩下的都是靠近枝頭不好夠的。李麓楨和妹妹就找根棍子把高處的樹枝拉下來，每一片葉子都不放過。
到了下午，他們抬著半籃子樹葉回了家。李麓楨說，平時家裏總是把野菜燙好後，撒上一把鹽就開始吃了。由於當天是六一兒童節，母親就把野菜剁碎再拌上點豆腐渣做餡兒，一家人當天吃了頓包子。
六一那天，爸爸在飯桌上問李麓楨，他最大的願望是什麼，李麓楨脫口而出：「我想啥時候才能吃上不摻野菜的淨面饃。」（ 原載《鄭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