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对中国的威胁

玛戈特•许勒 著 高燕 译
玛戈特•许勒来自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所属的亚洲研究所。她的文章《外资银行对中国的威胁》（见http://www.duei.de网站，并见该研究所的杂志《现实中国》[china aktuell]2006年第 1期）叙述了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之路和现状，提出了中国的银行在企业管理中存在的诸如不良贷款等问题，谈到了外资银行如何把握中国银行改革的时机，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实现市场的快速增长。文章内容如下。
一、银行整顿的步伐
中国的银行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的目的在于银行整顿和提升它们的国际竞争力。90年代末，银行最为紧迫的问题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良贷款（NPL）及低自有资本率。此外，主要就是国有银行低盈利、缺乏企业管理、缺乏外部监督的状况。
不良贷款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从一方面来说，是过去计划经济的遗留物，银行根据国家通过诸如县、市或省级机关等地方所有者下达的指令来发放贷款。另一方面，在工业政策和国家要求的范围内，银行在双轨的体制转变中为亏损国企提供资金，在地方政府的压力下发放贷款。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和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贷款的购入，已经开始尝试解决银行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90年代末以来，政府为自有资本基数的提高和不良贷款的剥离总共提供了约2950亿美元。除了为大型国有银行注入资本，一部分不良贷款已经得到转移。为解决不良贷款而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了数额达1690亿美元的逾期贷款，开始把它们转换成可交易的有价证券。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各自的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这些银行减少了一部分不良贷款。因此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不良贷款的比例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资产管理公司购买的不良贷款大部分为逾期两年以上的贷款，也包括一小部分没有到期的贷款。
新成立的管制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以下简称银监会）除了负责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还制定自有资本率的计划指标。这些计划指标自2004年3月 1日起生效，预定截至2007年1月1日，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率必须达到8%。每个银行都要针对过渡阶段提交一份实现这一目标的计划书。此外，银行被敦促在考虑到拖欠贷款这种倒退的情况下来估计自有资本率，更高地评估一些贷款业务的风险。此外，还应该重新权衡大型国企和地方政府项目的贷款风险，减少歪曲，从而保障国家部门的利益。银监会的法令规定，银行董事会应对自有资本率负责，每个季度向银监会汇报一次发展情况。
除银行的整顿措施外，为了提倡更多的竞争和更优的管理，各种改革步伐也向前跟进。90年代末一系列破产金融机构的关闭就具有明确的信号作用。不过被关闭的主要是信托和投资公司，以及小规模的本地银行和信贷合作社。这一警告是对所有银行和外国投资者发出的，并且表明，政府是认真对待银行的商业化的。此外，在一些挑选出来的地区中，外资银行的参与进一步扩大，这种参与有助于竞争力的不断增强。2003年底，它们在银行系统资产中的份额达到了1.4%。
基于《巴塞尔资本协定》（由银行有效管理的方针组成）的要求，关于银行业务和银行监督的新规定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实行中央银行组织结构的变革，以便能更好地监督银行，减少地方政府对贷款分配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31家省级分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9家分行。此外，为加强对银行的监督，成立管制机构——银监会。
加强合作管理也被看作是两家试点银行重组工作的一部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当采用企业管理的国际标准和结构，允许国内外战略投资者进入，并计划一套银行针对亏损分行的关闭和合并以及解雇多余员工的流线型管理体系。此外，在基于市场的人力资本管理体系的框架内，鼓励和惩罚措施应当提高和保证员工的素质。
二、外资银行的参与
迄今为止，银行部门通过储贷业务上的各种限制来保护本国银行免受外国银行的竞争；此外，外资银行还受到地方上的一些限制。改革初期，只有东部沿海的一些城市如上海、深圳等向外资银行开放，紧接着是其他沿海城市如天津、大连和广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开放步骤加快，增加了东部沿海及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此外，客户群方面还存在一个限制，也就是说客户群主要限于企业。加入WTO时，外资银行就已经能够开展外币贷款业务，以后几年，和企业的本币业务也将得到批准。截至2007年，在WTO加入议定书的框架内，不仅要消除对外资银行的地域限制，还要去除阻碍它们进入迄今仍向它们关闭的业务领域的障碍。
2005年10月底，根据银监会的报告，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173家外资银行在中国开设了238个代表处。截至2005年12月1日，向外资银行开放的城市数量达到25个。2004年2月初，第一家外资银行获准在上海经营本币业务。2005年10月底，这一数目增加到138家，其中有73家外资银行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本币业务。尽管外资银行在这一部分的份额相对来说仍然较小，但2005年10月，这些银行就已经拥有占总外汇贷款约20%的业务，在上海甚至达到了54.8%。
随着四大国有银行重组和在交易所挂牌，外资银行用投资来扩大它们市场份额的兴趣也越来越大。首先是当作为第三大银行的建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时，许多外企试图作为战略投资者进行投资。建行被认为是四大国有银行中在自有资本率和不良贷款方面情况最好的一家。建行实现42倍超额认购（公开发售部分占7.5%）。一系列的因素都说明了海内外对建行股票发行的强烈兴趣。惠誉国际前不久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银行体制的特别报告，报告虽然苛刻，但是十分积极地强调了政府为银行重组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存在不少想要为其地区投资购得一份股份的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作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接手了9%的股份，并保证到2010年有可能把股份提高到19.9%。
参考银监会的一份报告，截至2005年10月底，已经有17家中国商业银行拥有了外资银行的投资。这种在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帮助下向资产结构多样化的发展被管制机构视为银行按照市场规律运转的前提。
建行董事长郭树清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外资银行一定会对自己扮演的战略投资者的角色表示满意。按照郭树清的看法，即使美洲银行实现了它拥有19.9%股份的目标，中国政府仍然拥有60%的控制股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认为，正是这一限制防止了外资银行在中国占据优势，并防止金融体系发生不稳定。
一个试点项目表明，外资银行少数股份参与的原则也会在将来被打破。花旗集团为广东发展银行（GDB）提供了高达30亿美元的资金，是这家中国银行账面价值的两倍，相当于广发银行全部股份的85%。
普华水道对35家在华外资银行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反映：从外资银行的角度来说，投资中国金融机构的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对管理层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管理的控制。
投资中国金融机构对外资银行来说是否是件好事，金融分析家在这一点上意见相左。外资银行除受在一家银行的股份不能超过20%、在所有中国银行体系中的股份不能超过25%的限制外，还将面临更多的约束。例如，外资银行持股至少三年，且只能在两家银行购买股份。
然而外资银行把中国银行部门存在的风险和巨大的市场份额及市场潜力作了比较。普华永道的一项调查表明：到2008年，接受调查的在华外资银行中，超过70%每年的营业额增长率至少为30%。此外，在过去的三年中，40%的在华外资银行盈利超过了预期目标；还有40%则是盈利达到了预期目标。2006年底，市场障碍的消除可能会进一步改善进入市场的条件，这一点和在私人客户市场中的预期机会一起对外资银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三、银行的现状
外国金融机构对建行在港股票发行的强烈兴趣表明，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体系内的长期变革持乐观态度。因为尽管进行了各种改革，首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还是存在巨大的风险，这些风险不仅源于太小的资本覆盖，还源于风险控制和企业管理中的缺陷。
自从银行的不良贷款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后，大多数商业银行的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虽然银行体系内存在差异。2004年底，不良贷款的平均水平由2003年的16.7%下降到了12.8%。2005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之间，这一比率继续下降，从12.4%降到8.6%。在国有银行中，不良贷款的平均水平仍然保持在10%左右。按照惠誉国际的估计，不良贷款率的下降并不是债务减少的结果，而是由于最大的国有银行工行通过政府免去了债务。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惠誉认为不良贷款实际上升了3.9%。
虽然银行的不良贷款减少了，但是仅仅是转移到了资产管理公司。相关数据指出，资产管理公司只能继续利用不良贷款一部分。2005年后三个季度的按百分比计算的现金回收率大约为21%。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估计，除了已经投资的约2950亿美元，中国还需要为银行体制的完全整顿投人2030亿美元。这笔巨大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内的资金源头（金融机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外资银行在整顿中的角色仍然很受限制。因此在过去三年中，外资银行购买的股票总价值约为170亿美元。
其他指标也表明，中国的银行要改善它们的经济状况和国际竞争力，仍然要走相对较远的一段路。同样，中国的银行的盈利状况在国际上也不是非常突出。2004年全球银行盈利率（资产回报率）为1.2%，中国的银行只有0.4%。虽然这一盈利率和自有资本（股本回报）的比例是11%，相比全球平均比例的16%要好一点，这也只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必须表现出较低的自有资本率。
此外在2004年，中国的银行的贷款准备金占去了有效盈利的38%左右。所有银行的贷款准备金和贷款数额之间的平均比例均为1.87%。中国银行的这一比率必须达到1%，并对个别贷款按照“关注类”（贷款准备金比例为2%）、“次级类”（25%）、“可疑类”（50%）和“损失类”（100%）来分类实行。
根据外国银行专家的估计，2004年底，中国的银行的平均自有资本率略小于8%。尽管几乎实现了银监会之前提出的目标，但是由于中国银行体系中相对较高的风险，自有资本率应当更高，高于亚洲邻国及邻近地区，如新加坡（自有资本率16.3%），香港地区（15.3%）、韩国（11.2%）和台湾地区（10.7%）。不过这种增资需要政府注入更多的资本。
四、前景
今后几年，中国的银行将继续面临巨大的挑战。所以它们必须对此采取预防措施，不再产生新的不良贷款，改良贷款评估机制。这样一来，银行就能真正收回债款，也必定会更好地实现它们的合法权利。
惠誉国际在针对中国银行体系的报告中，除提出缺乏透明性、金融报告不可信、法律体系缺乏效率和“信用文化”不足等问题外，还提到了下列基本问题。
1、银行的中心机构在分行推行改革措施和对它们相应的控制上，存在一些困难。迄今为止，这些分行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行动的。
2、这里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对银行贷款的发放仍然存在影响，它们要求银行把贷款发放给那些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的项目。
3、缺少能够对项目进行评估的合格的银行职员。
4、地方政府给予银行非正式的保证，承诺归还用于当地项目上的贷款。这也可以看作是银行继续给那些不可靠项目发放贷款的一个原因。
5、因为主要是小型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上存在问题，所以贪污贿赂现象在过去几年愈演愈烈，这种现象被认为是自由化措施只实行了一部分的后果。
一些研究论文也下结论说，不良贷款再次增加的风险始终存在。惠誉国际同时发出警告，在过去几年，由于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上固定投资的极端增长，刚刚通过国家约束手段重新减少的不良贷款再次增加。
尽管银行的企业管理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按照外国分析家的评估，在任命银行领导者方面起权威性决定作用的是政府，而不是银行的领导层。领导者由银行独立选举产生，并对银行负责，这一点十分必要。这一背景说明，中国的银行要改变它们的惯例，还需要很长时间，“真正的信用文化是，贷款的发放取决于借贷者是否值得借贷以及风险分析，而不是靠关系和政府的政策；中国的银行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的信用文化还需要时间”。
对中国银行体系的不同估计使得这些外国投资者的策略看上去很有意思。它们的投资都集中在四大国有银行外的小型商业银行上。德意志银行就是一个例子。它以2.72亿欧元拥有上市的华夏银行9.9%的股份，成为拥有董事会席位的第二大外国投资者。华夏银行的资料表明，它的资产负债表总额为330亿欧元，拥有250个分行网点。和四大国有银行相比，这个银行的重要性就相对较小。比如中行，它拥有约1.1万个分行，贷款业务的市场份额为12%。选择华夏银行这个市场占有率约为1%的银行，意味着外资银行开始谨慎地向一个不透明的市场迈进。中国的银行业充斥着大量的不良贷款，并对国家具有依赖性；在瑞诺•纳斯克——德意志银行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主管看来，对华夏银行的投资是中国银行业的一次“重要并购”。
如果行动谨慎，投资中国银行体系的巨大风险也会相应减少。但同时，相对较高的市场机会也会诱使一些投资者采取冒险手段。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7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