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 吴晗的自我批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17:29:58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从１９５９年６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１９６１年，他又经过７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１５６９年夏到１５７０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２４万亩，有的说４０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
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
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
“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１５８７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１６４４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６０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
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４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４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４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
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１５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
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１９５７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一、我为什么研究海瑞？
一个多月来，各地报刊发表了许多批评和讨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只看到一小部分），对我极有启发，帮助，使我认识了错误，从而在此基础上，重新研究、认识海瑞。也通过这次的批评，讨论，对过去长时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各方面都各抒己见，展开百家争鸣，分清是非，端正立场，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取得一致意见，提高学术水平，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好事，值得高兴。
我研究海瑞，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两年中的事。把这些文章写作时间排一个队：
一、《海瑞骂皇帝》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后来编入《海瑞的故事》。
二、《论海瑞》发表于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收入《灯下集》页一四六──一六八。
三、《海瑞的故事》编入《中国历史小丛书》，第一版题记的时间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海瑞》一九六○年《新建设》第十、十一期合刊，收入《春天集》页二二八──二三七。
五、《海瑞罢官》北京出版社本的前言写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的《北京文艺》，二月间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八月间加上一篇序，出单行本。
除了《海瑞罢官》的序文以外，都是一九六○年以前写的。
和写作时间联系起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写《论海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些什么东西？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在江西庐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会后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接着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倾，鼓干劲，为在今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的社论，《红旗》杂志第十七期发表了《伟大的号召》的社论。
我的《论海瑞》是在公报、社论发表后写的，九月十七日写成，即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十天。文章最后说：“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广大人民一定要把这种人揪出来，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声，不许假冒！让人民群众看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根本不是什么海瑞！这样看来，研究海瑞，学习海瑞，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是有益处的，必要的，有现实意义的。”①这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
《海瑞罢官》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动笔，是在《论海瑞》的基础上写成的。在前言中说：“他又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剧本）正面主角是海瑞。对立面是退休宰相徐阶和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这个集团明朝称为乡官。……（剧本）描写封建时代政治的黑暗腐败，乡官的豪横，人民被压迫奴役的惨状。……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左派海瑞和以徐阶为首的右派──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海瑞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但是他比较有远见，比较接近人民，他为了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主张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限制乡官的非法剥削，触犯了本阶级右派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海瑞丢了官，但他并不屈服，不丧气。”
现在检查起来，《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把海瑞的历史地位评价过高了；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减轻农民和市民的负担，向贪婪腐朽的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了一生。”说他“对农民和地主打官司的案件，他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海知县，海都堂是当时被压迫、被欺侮、被冤屈人们的救星。”“我们肯定歌颂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在《海瑞的故事》中，说他“像海瑞这样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等等，都是浮夸的，自相矛盾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文章的开头说他“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统治。”中间说他“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还是忠君爱国的。”“他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礼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称先王，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既然肯定了他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怎么又有可能同时站在农民一边呢？一个人同时可以站在对立着斗争着的两个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吗？由此看来，历史上海瑞的立场并没有错，是我的立场错了。这是严重的根本性质的错误。
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在海瑞作应天巡抚的九个月中，（我在论文和剧本中都错写成七个月）不是没有阶级斗争，相反，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还很激烈，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因为他一生作官的四个时期，任淳安知县时期已经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这类戏了。在北京作京官时期，已经有新戏《海瑞上疏》了，最后在南京作官时期，时间虽然有两三年，却没有做出什么可以描写的大事。只有任应天巡抚时期，过去还没有人写过戏，可以写。在这个时期，他主要做了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事，前三件事不好写，就选择了除霸和退田两件事作为主题，前四稿是以退田为主题的，经过讨论，认为退田是改良主义的措施，没有意义，第五稿以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九场戏中有六场是写除霸的，却没有想到在当时海瑞即使除了个把恶霸，根本不会触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什么利益，性质会有什么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都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不可动摇的原则，完全忘记了。
从《论海瑞》到《海瑞罢官》定稿，中间隔了一年多时间。这一年多时间，全国人民在前进，而我却停留在原地，没有迈开一步。而且《论海瑞》假如有一点点现实政治意义的话，《海瑞罢官》却一点时代的气息也闻不到了，我不但落伍，并且是后退了。
一句话，我忘记了阶级斗争！
二、苏松地区的阶级斗争和退田
《海瑞罢官》是以除霸为主题的，但是许多批评的文章却把笔锋指向退田这件我认为是陪衬的事上，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海瑞强迫乡官退田说是改良主义的措施，《论海瑞》中说过：“不改变生产关系，简单地要求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部分田地，少剥削些，农民的苦楚减轻一些，无论事实上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还是封建的剥削的社会，地主剥削农民的关系依然不变，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矛盾。……海瑞没有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认识和解决这个矛盾。”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地农民、特别是松江的农民，乡官们骂他们是“刁诈之徒”，是“刁民”，多年来一直在告乡官夺产的状，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者几万人”，告状的时间如此之长，告状的人如此之多，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告乡官夺产的状呢？这要从苏松地区的农村经济情况来分析，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分析。
从明朝一个朝代的情况来说，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被统治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农民和地主、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从时间前后来说，明朝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争，数量很大的地主分子由于武装反抗农民起义军的进攻，大量地被消灭了；元朝官僚、宫廷所拥有的大量土地也因政权的被推翻而变成官田；由于长期战争所带来的人口剧减，特别是长江以北地区，地旷人稀，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了变化，明朝政府把无主的、抛荒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就这样，在明初几十年中，土地的一部分是由个体农民分散经营着的，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从地区来说，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旧地主阶级不像北方那样，大量地被战争所消灭，相反，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参加了明王朝政权，不止保存了原来拥有的土地，还有所增加，有所发展；还由于明初建都南京，成群新贵族、公侯将帅都成为新兴的大地主了，东南地区的土地集中现象逐步增加了，和北方的情况有所不同。这就是明初几十年中，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农民起义，而北方地区却比较安定的经济原因。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东南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也不断跟着发展，阶级矛盾也就随之日益尖锐化了。
但是，这只是一般的基本的情况。就苏松地区而说，还有其特殊的和其他地区不同的情况。
第一，苏松地区的田赋特别重，明代全国实物税收约三千万石左右，苏州一府七县占二百八十一万石，松江一府三县占一百二十一万石。苏州垦田数只有九万六千五百零六顷，占全国垦田总数百分之一点一，交纳税粮呢，却占全国税收百分之九点五。③松江垦田数只有四万七千一百五十六顷，比苏州少一半。④苏州一府比浙江一省的负担还重，松江三个县的负担等于浙江一省的百分之四十弱。第二，是这两府的官田特别多，明朝全国官田数为全国垦田数七分之一。⑤苏州垦田总数内官田为六万五千零三顷，民田为三万四千六百九十七顷。⑥大致官田占三分之二弱，民田占三分之一强。松江府垦田数内官田为三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三十三亩，民田却只有七千三百顷二十三亩。⑦官田的比例就更大了，官田占总数七分之六弱，民田只占七分之一多一点。官田和民田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是因为从南宋以来，由于这一带土地肥沃，经济发展，贵族、官僚用种种方法兼并土地，（从贾似道搞公田起）到了政治局面发生变化，旧的贵族、官僚被推翻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就被没收为官田，经过多次变化，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到明太祖（朱元璋）取得这带地方以后，又把原来（东吴张士诚）的豪族地主田地没收为官田，并且按私租收税，这样，这带地方的官田租税就特别重了。”⑧官田只是个名目，并不是由官府直接经营的田地。官田比民田赋税重多少呢？“今天下财赋多出吴中，吴中税法未有如今日之弊者也。……吴中有官田，有民田，官田之税，一亩有五斗六斗至七斗者，其外又有加耗，主者不免多取，盖几于一石矣。民田五升以上，似不为重，而加耗愈多，又有多收之弊也。田之肥瘠，不甚相远，而一丘之内，只尺之间，或为官，或为民，轻重悬绝，细民转卖，官田价轻，民田价重，贫者利价之重，伪以官为民，富者利粮之轻，甘受其伪而不疑，久之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贫者不能供，则散之四方以逃其税，税无所出则摊之里甲，里甲坐困，去住相牵，同入于困。……田之税既重，又加以重役，今之所谓均徭者，大率以田为定，田多为上户，上户则重，田少则轻，无田又轻，亦不计其力之如何也。故民惟务逐末而不务力田，避重役也。……所谓重役者大约有三，曰解户，……曰斗库，……曰粮长，……三役之重，皆起于田，一家当之则一家破，百家当之则百家破，故贫者皆弃其田以转徙，而富者尽卖其田以避其役，吴下田贱而无所售，荒而无人耕绩，此之故也。”⑨说这话的人是明武宗时退休宰相王鏊，比海瑞早几十年，他说的苏松地区经济情况是和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没有很大差别的。官田田赋比民田要重十倍，而且民田多归于豪右，官田多留于贫穷。这样，把重赋都转嫁到自耕农身上，自耕农的日子便越发不好过了。
第三，由于以上原因，苏松地区人口就日益减少，
据明史地理志苏州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四十九万一千五十四（公元一三九三）口二百三十五万五千零三十弘治四年 户五十三万五千四百零九（公元一四九一）口二百零四万八千九十七
万历元年 户六十万七百五十（公元一五七三）口二百零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
松江府
洪武二十六年 户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五十口一百二十一万九千九百三十
弘治四年 户二十万五百二十口六十二万七千三百十三
万历元年 户二十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九口四十八万四千四百十四
很清楚可以看出从公元一三九三年到一五七三年，一百八十年中，苏州府的户增加了，是分家的多了，口却减少三十四万三千人左右。松江府户也少了，口则剧减到七十三万五千多人，减去一大半。这是什么缘故呢？显然是松江府官田占垦田总数七分之六弱，农民负担不起，大量逃亡的缘故。这两个府的人口大量减少，并不是真的人口少了，而是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了。据当时人纪载，有的人成为大官僚地主家里的仆役，有的成为官府的吏胥，有的搞一条船作买卖，当然也有的跑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有的跑外乡外地去谋生，流浪。这种情况也就是王鏊的所谓逐末。
农民大量逃亡，不再留在原来的土地上，负担租税和徭役，在那时候，这也是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阶级斗争形式。
一面是农业人口的大量逃亡，象松江府这样，经过一百八十年，从一百二十多万的人口，减少到只剩四十八万四千多人，全国是找不到第二个的。另一面呢，明朝政府为了保护官僚地主的利益，还规定了一套特别优待的办法。办法规定京官一品可以免粮三十石，免役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免役丁二十四丁，以下递减，一直到从九品还可以免粮六石，免役丁六丁。外官免半。致仕官亦即乡官依照品级免粮、丁十分之七。教官、监生、举人、生员各免粮二石，役丁二丁。生员已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七丁，新进生员不造名在黄册者免人田五丁。计算方法是“田十亩准一丁，田二十五亩准粮一石以算。”⑩这样，越是官做得大，越是拥有土地多，免的粮、役便越多，中小地主和富农既非官僚，又非生员的，一遇重役，便非破产不可。明末温宝忠说过：明朝里役负担是很重的，要是有二十亩田地的农民，假如家里不出一个秀才，一轮到里役，便得破家荡产。①①顾炎武也说：“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又沉痛地说：“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土地有十万顷而生员土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由此可见，封建王朝对乡官直到生员的优免，优免的部分在封建王朝并无所失，而是分摊到里甲去的，分摊到农民身上去的，粮、差的优免部分“尽归于小民”，以此，一个地区的乡官、生员愈多，小民的负担也就愈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海瑞在给谭次川侍郎信上说：“江南粮差之重，天下无有，古今无有。生至地方，始知富饶全是虚名，而苦楚特甚。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长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便说明了这种特殊情况。接着说：“国计不可缺矣。分外使用及吏胥诸人之弊，若公少加意焉。宽一分江南人亦受一分之赐矣。”田赋定额是不能少交的，但是正赋以外的额外需索，则希望能够少要一点，宽一分也好一分。其次，没有功名，也弄不到监生、生员的中小地主、富农，为了逃避重赋、重役，保全家业，自动把土地投靠到大官僚地主门下也就日益众多，叫作投献，就这样，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高度集中，农民也就日益贫困，走投无路了。
投献也要加以分析，一种是自动投献的，一种是狗腿子强迫投献的，这两种都不经过买卖手续，是无代价的。还有第三种，那就是大官僚地主看中了那一家中小地主、富农的土地，用高压手段以低价勒买的，也叫作投献。
投献是违反封建王朝法律的，因为损害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明律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又规定“军民人等将竞争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朦胧投献……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换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①③这里指的都是无代价的投献。只有第三种以低价勒买的，才能“或许之赎”，前两种是说不到赎的。
明代的皇庄，公元一五一六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余处，共计九万余顷，后来增加到二十九万九百十九顷，不过都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畿内地区，没有一个皇庄是在苏松地区的。①④同时，明代各朝所封亲王也没有一个是封在苏松地区的。①⑤这个地区根本没有皇庄。这个地区唯一的土地掠夺者是官僚大地主集团，也就是在朝的苏松籍的京官和退休回乡的官员──乡官。这个地区的阶级矛盾是农民对乡官的矛盾，不是一般的农民对地主的矛盾；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是农民对乡官的阶级斗争。
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阶级斗争已经展开了，农民除了大量逃亡以外，逃亡不了的便采取告状，告乡官夺产，大量的人告状，经常告状，告状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应该明确指出，农民到官府告状是不容易的，他们没有文化，告状的状纸要花钱请人写；到府、县城告状要耗费时间，耽误劳动生产，不到不得已，忍受不了的时候，农民是不会轻易告状的。
这种告乡官夺产的农民，封建地主阶级叫作刁民，刁诈之徒，打官司告状叫刁讼，刁风。
海瑞在一五六九年六月任应天巡抚时，便面对着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他在督抚条约上说：“本院到处即放告。江南刁风盛行，非系民间疾苦，官吏贪毒，实有冤抑而官司分理不当者，不准。”“江南刁风日盛。”“江南民风刁伪。”①⑥他也打老百姓的板子，关老百姓在监牢，也把他所认为刁民者枷号在衙门门口。在这一点上，他是和乡官一鼻孔出气的，立场是明确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对判案却有自己的标准，在任淳安知县时，颁布的判断疑狱办法：“窃谓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乡宦计夺小民田产债轴，假契侵产威逼，无所不为。为富不仁，比比有之。故曰救弊。）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若乡宦擅作威福，打缚小民，又不可以存体论）”。①⑦应该而且必须对这段公开的文告进行具体分析，在判断疑狱上，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在判断争言貌上，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这是从反动的封建礼法，封建等级制度出发的，是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所决定的。但是，也还有另一方面，判断疑狱，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特别是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在他看来，在疑狱和争产业问题上，屈了贫民，可能引起不安、骚动，对王朝统治不利，屈了富民，屈了乡宦，他们经得起屈，屈一点也不要紧，这个屈也还是为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的。
他面对着苏松地区，特别是松江“告乡宦夺产者几万人”的斗争形势，是按着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原则处理的。
松江的情况，他说：“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两京十二省无有也。”他向府县官、诸生员、乡官之贤者问故，原因是“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乡官二十余年为虎，小民二十余年为肉。”①⑧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背景是什么呢？徐阶是华亭人，他是嘉靖三十一年（公元一五五二）入阁的，四十一年当首相，隆庆二年（公元一五六八）致仕，当了十七年宰相。①⑨从公元一五五二年到一五六九年，恰好十八年，这个二十年正好是徐阶当权的时代。（⑸⑹）
海瑞企图缓和这个激烈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采取的是改良主义的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占农民田地的办法，根据明王朝的法律：“盗卖田宅：凡盗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卖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系官者各加二等。”②⑩他要退的是什么田呢？他说：“五年田土，祖宗之制，谓实有断卖文契也。苏松四府乡官，贤者固多其人，厉民致富者诚不为少。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自然之理也。果有实卖文契耶！臣于他府县告系白夺之状，间行一二，惟华亭县告乡官状，所准颇多。”②①由此可见，他下令强迫乡官退的田是白夺的田，也就是不付分文代价，用强占手段白白夺来的田，是没有实卖文契的田，这样做是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措施，同时，对于被白夺去田地的农民来说，也是有好处的。
退了多少？海瑞自己说：“况先夺其十百，今偿其一，所偿无几。”可见退得是不多的。退了没有？海瑞自己说：“乡官自行清退田宅，松江府申报数册到臣见在。天理人心，不容泯灭。”②②他在给徐阶的信中也说：“近阅退田册，益知盛德出人意表。但所退数不多，再加清理行之可也。”②③再拿海瑞的对头，轰走海瑞的徐阶的话来印证：“自隆庆庚辛（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一五七一年）间，吏兹土者，不思以端己裕民为政，而端导之以嚣讼，教之以争夺，民靡焉＠①丧其廉耻之心，毁弃其忠厚之俗，攫攘微利，骨肉为仇，故家旧族，所在破败。彼其意以为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则贫者当富矣，而岂知人情得财既易，用财遂轻，加以奸恶之徒，竞相诱引，淫奢饮博，视如泥沙，讼墨未干，空空如故，而富者之衰落则不可复振，盖里巷之间无富民者数年矣。”②④隆庆四年三月以前吏兹土者就是海瑞，这封信是写给当朝首相张居正，是骂海瑞的。由于他的大官僚地主的立场，当然有歪曲，但也说出一件事实，那就是海瑞强迫乡官退还非法侵夺、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田，是“富者之财，散入于贫。”富者是乡官，贫者是农民。以此，明史海瑞传也说：“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也说他做得过火了一些：“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负屈者。”这个屈也就是海瑞所主张的，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屈。
海瑞退田的效果如何？海瑞自己说：“臣任九个月矣。……谓扶弱被侵夺，而贫者自贫；谓抑强肆侵夺，而富者自富。”②⑤贫者自贫，富者自富，是他自己的总结，说明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正因为他依据王朝法律强迫乡官退田，他是被苏松乡官在朝的代言人给事中戴凤翔弹劾下台的，他一离任，新任巡抚当然一反他的所为，所退的什百之一的田，不言而喻，又退还到乡官的手里去了。剧本《反攻》一场，徐阶说：“换了新官，还不又是我们的天下。”是指出这一点的。这里也顺便说一下，在《海瑞罢官》前四稿以退田为主题的末场，众乡官在迎接新任巡抚戴凤翔时说：“戴都老爷今日上任，他上本参倒海瑞，是我等重生父母，再世爹娘。如今又来巡抚东南，这一来呵，三吴又是我们的天下了！刁顽愚民从此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良田好地又要物归原主了！感恩戴德，我等在此迎候。”（根据一九六○年五月写的第三稿油印本）这一段是和《反攻》一场徐阶的话相呼应的。点明了海瑞罢官后所退的田又退还到乡官手上去了。五稿以后改以除霸为主题，末场大大改写，把这一段话删去了，退田又退回到乡官手上去的事实便不那样醒目明确了。
当然，退田中有一部分是退给投献户的，但不完全是。至少有一部分是退给白夺的没有实卖文契的农民。海瑞到松江，告乡官夺产的有几万人，一人代表一户，松江府在一五七三年的人口数，才四十八万多一点，按一五七八年的全国人口和户数的平均数计算，每户为五点七人，这样松江才有八万四千多户，在八万多户中，告乡官夺产的就有几万户，假如全是投献户，是中小地主和富农，这个比例看来是太大了些。
姚文元同志批评说：“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徐阶确是退了一部分田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了。退给谁呢？姚文元同志说：“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纪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查《国榷》的原文是这样的：隆庆五年七月庚午，蔡国熙为按察副使，整饬苏松兵备。……至是高拱擢之以迹阶，松人群起讼之，阶三子皆就系，拟以城旦，革其荫叙。入田四万亩于官。入田四万亩于官是确有其事的，但是海瑞是隆庆四年三月以后离开应天巡抚任的。这件事发生于海瑞离任以后一年四个月，是蔡国熙办的，和海瑞一点也不相干，和海瑞的退田是两码子事。
正因为海瑞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了制止农民逃亡，赋税减少，和徭役征发，他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执行封建法律的退田办法，并且还执行了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方针，他就遭受到大官僚地主集团的攻击，以致罢官。毛主席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②⑥海瑞撞在地主政权、专制政治基础上了，他就不能不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改良主义的措施，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行不通，办不了。他是改良主义的失败者。
海瑞走了，农民是不是就不告状了呢？上面《国榷》说“松人群起讼之。”和海瑞同时的华亭乡官何良俊骂他：“刁诈之徒，禁之犹恐不缉，况导之使然耶？今刁诈得志，人皆效尤。至于亡弃家业，空里巷而出，数百为群，闯门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夺。吾恐一二年不止，东南事必有不可言者。幸而海公改任，此风稍息。然人心动摇，迄今未定也。”又说：“海刚峰爱民，只是养得刁恶之人。若善良百姓，虽使之诈人尚然不肯，况肯乘风生事乎！然此风一起，士夫之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百姓，坐而待毙，则是爱之实陷之死也，其得谓之善政哉！”②⑦稍后的浙江嘉兴人沈德符也说：“海忠介所颁条约云‘但知国法，不知有阁老尚书。’于是刁民风起，江南鼎沸，延及吴浙，不问年月久近，服属尊卑，以贱凌良，以奴告主，弟侄据兄叔之业，祖遗蒙占夺之名。自庚午（公元一五七○年）至今将四十年，少者壮，壮者老，习为故常，专此诬讦。缙绅之贤者，反谨避以博忠厚之名。尝闻吴中杨震崖（成）太宰云，近日地方使君逞风力者，动云不畏强御。然则强御乃我辈也。不亦哀哉！”②⑧沈德符的话也有过分的地方，上面已经说过，在海瑞任应天巡抚以前，已经有大量的人告状了，沈德符却把这件事全算在海瑞身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由此看来，第一，海瑞退田在当时是有影响的，官僚地主阶级是发生了震动的；第二，地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不大可能指的是中小地主；第三，一五七○年以后，过了四十年，浙西一带的农民还在告地主的状，“以贱凌良，以奴告主。”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封建地主阶级极为痛恨。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一五六九、一五七○年，苏松地区是存在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农民是和官僚地主阶级对立的，农民告乡官夺产是阶级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海瑞所采取的执行封建法律的改良主义的退田措施，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目的是在缓和阶级矛盾，目的是在使农民不逃，田地不荒，便于徭役征发，当然，这样做，对得了退田的部分农民是有好处的，但是，决不能说成海瑞是站在农民立场上。
根据以上分析，在海瑞以前，海瑞任应天巡抚时期，在海瑞离任以后的四十年中，封建统治阶级所指的刁民、刁诈之徒、刁恶之人，亦即被他们白夺土地的农民，是在始终斗争着的，并没有屈服。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罢官》这个剧本，主题应该是农民对大地主官僚集团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农民应该是正面人物，英勇顽强，斗志昂扬，但是剧本写农民苍白无力，只会唉声叹气，只会喊“王法何在，天理何在？”赵玉山被当堂打死，不吭一声。“我等都是徐家佃户，哪里敢多说一句。”海瑞下令退田后，众乡民说：“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最后幕后合唱“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香烧。”使读者、观众感觉到不是由于农民自己的斗争，而是由于一个清官解决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混淆了，抹煞了阶级斗争的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是立场性质的错误。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海瑞是完完全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官僚，剧本尽管也强调了这一方面，“江南地鱼米乡多交粮饷，……恶乡官贪残吏摧残乡党，害得那苦百姓逃亡他乡，民已穷财已尽国脉琢丧，我海瑞报圣上要作主张。”，“要申三尺皇家法”，“江南困苦凄凉相，不退占田不久长。”，“谈孔孟说诗书取法先王，……学乡愿讲圆融愧对吾皇。”，“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但是，把他突出得过分了，形象过于高大了，无论除霸也罢，退田也罢，都会使读者、观众理解为他是为人民的，从而混淆了阶级本质，阶级立场。立场既然错了，歌颂的又是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那么，这个剧本是为谁服务呢？显然，不可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而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松江地区的乡官渐富，民产渐消的情况，在他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府县官、生员，甚至乡官的贤者都对他说了的，海瑞在官僚中、甚至部分乡官中，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他并不孤立。但是剧本却不提这些，只写他一个人单干，在家庭中只得到他母亲一个人的支持，这不但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而且还宣扬了个人英雄主义，对读者、观众起了有害的作用。
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三、修吴淞江、除霸和清官问题
吴淞江是修成了的，这在不少讨论文章中已经谈到了。白茆河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
为了便于讨论，有必要把修吴淞江的经过说明一下。
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说明，他于隆庆三年十二月巡历上海县，亲自相视，量得淤塞当浚地长该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三尺，原江面阔三十丈，今议开十五丈，计该用工银七万六千一百二两二钱九分。因为饥民动以千百，告求赈济。他就结合修河和救饥，“吴淞借饥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银米之需而荒歉有济。”经费来源是他自己筹措一部分，乡官史际捐出赈济谷二万石，并要求量留苏松常三府漕粮二十万石。②⑨以后他又报告：“各县民告饥甚急，臣思昔人兴工救荒，旋于今正月初三日破土起工，实自初八日以后，人工方集。二月二十后渐收工，二十九日告成。……止用过银六万八千三百九十七两。”③⑩他在给人的信上也说：“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③①此外，明史河渠志和嘉定县志都有修成的纪载。连骂他的何良俊也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③②可见这工程不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我在文章和剧本中说成不到一个月，是错的。），还是当年就见效的。
于此，提出的问题是修水利是不是好事，为了什么目的。
历史上封建王朝较为稳定的时代，是比较注意修水利的，因为水利不修，常闹水灾，就会影响王朝的田赋收入。海瑞修吴淞江应该说是好事，决定是他作出的，经费是他筹集的，人力是他组织的。但是，还有其主要目的，那就是借兴工来救灾，灾民没有饭吃，闹起事来，可不得了。以工代赈，一举两得，这便是他的目的。当然，修水利参加劳动的是遭了灾的劳动人民，功劳主要是劳动人民的，但海瑞也应该算上一份。
关于除霸，内容是虚构的，想当然的。根据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说没有是说洪阿兰一家三代被害的故事是虚构的。说有是根据明史徐阶传：“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③③高拱传：“阶子弟颇横行乡里。”③④李贽海瑞传：“是时吴中贵人无逾华亭相（徐阶），按问其家无少贷。而（徐阶）弟侍郎陟武断残民，辄逮治如律。尽夺还其侵田。”③⑤谈迁枣林杂俎：“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是根据这些资料虚构出来的。
惩处贪官污吏的情况也是这样。梁云龙说：“赇者则望风解印绶去。”③⑥黄秉石说：“贪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⑦谈迁说：“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印绶去。”③⑧明史海瑞传也说：“属吏惮其威，墨者自免去。”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剧本中判处王明友、李平度、萧岩的死刑和革职，也都是虚构的。
关于对清官的看法，我过去认为“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掠夺上面的，封建官僚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服务的；一切政治设施的最后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压迫、奴役下，广大人民对于比较清明、宽大、廉洁政治的向往，对于能够采取一些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伸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拥护了。对于这样的好官，人民作了鉴定，叫作‘青天’。也正由于封建时代的‘青天’极少，所以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青天’，也就成为箭垛式的人物，许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们身上了。象宋朝的包拯，明朝的况钟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也还必须指出，尽管历史上出现了几个‘青天’，是当时人民给的称号。但是，也决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以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场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官僚，在这一点上，也和当时其他封建官僚一样，是和人民对立的。不过，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其他关系，比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缓和阶级矛盾，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对当时的生产发展，对历史的进展有好处的。因此，他们在当时被人民叫作青天，在历史上也就应该是被肯定的，值得纪念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值得今天学习的人物。”③⑨今天检查起来，这个看法我基本上还没有什么改变。问题是最后一句话，既然封建时代的清官是为他的本阶级──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那末，无产阶级能够向他们学习什么呢？就以《海瑞罢官》为例，我说“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这个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和无产阶级的刚直不阿，有没有社会内容、本质上的区别呢？不讲区别，不讲本质不同，是不是要无产阶级去学习封建官僚的刚直不阿呢？这样一检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检查，问题就多了，我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文章的结尾都说这人的某些品德值得今天学习，没有区别，没有分析，都是错误的。
由此就联系到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时候是清醒的，例如我曾说过：“时代不同，社会性质不同，道德标准也就不同。……总之，社会性质变了，道德标准也必然随着改变，这是个历史的发展观点。”④⑩在谈骨气时也说过：“社会不同，骨气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有着阶级本质的区别。”“当然，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英雄气概，有它自己的骨气。”④①在《论民族英雄》一文中，更具体指出古代的民族英雄和今天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有着阶级本质的差别；有着立场、思想的根本差别；有着最终的目的和任务的根本差别。④②这都是正确的。但有时候又糊涂了，在讨论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时，三篇文章却强调封建道德也可以批判地继承，犯了绝大的错误。
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和许启贤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第一，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和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对立的，无产阶级对封建道德、资产阶级的道德只能批判，不能继承；第二，道德是上层建筑，是从不同社会、不同经济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它反过来又为下层基础服务，保卫本阶级的利益；第三，无产阶级道德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它通过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成长、壮大、提高、发展，一句话，是通过阶级斗争、实践而形成的。和封建、资产阶级的道德绝无共通之处。
由此，也牵涉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我曾经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这是正确的。但又说：“评价历史人物是依据今时今地的标准呢？还是依据当时当地的标准？”这就有问题了，把历史人物放在他自己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相比是一回事，用今天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又是一回事，而且是必须这样做的。其次，当时当地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呢？是封建官僚的标准，还是人民大众的标准？这里就有一个阶级分析的根本问题。
由此看来，我的思想深处，同时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有一点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有大量的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以此，有时候写对了，更多时候写错了。两种对立的东西经常在头脑中作斗争，根本原因是政治没有挂帅，正确的思想没有在头脑中确立统治的地位，所以犯错误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我现在认识到，一方面，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在另一面，学术思想上的阶级立场，却还基本上是旧的、老的、资产阶级的，以至还有封建的东西，没有注意，没有警惕，反而自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放松了自我改造，问题就出在这里！毛病也就出在这里！
我也曾说过：“有人批评是好事，不是坏事。”④③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没有写文章。没有写，不等于在思想上就没有错误的东西，不过没有暴露出来罢了。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也跃进了，不但写，而且大写特写，越写越多，暴露出来的错误也就越多。经过批评，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转变立场，这样，至少，犯过的错误，经过批评以后不会重犯了。要是不写，不暴露，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思想中发霉，会使你中毒，最后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道德的批判继承和《海瑞罢官》一系列文章的被批评，对我来说，确是好事，这使我重新认识自己，清理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观、立场、观点；促使我重新学习，改造自己，好处是说不完的。
四、效果和立场
读了姚文元同志和各方面许多同志的批评文章以后，才初步认识到《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的恶劣作用。再去重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指教我们：“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拿这个标准，即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来检验《海瑞罢官》，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尽管在上面已经说过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十一月写成的，但是《北京文艺》的发表，北京京剧团的演出，却是一九六一年年初的事，出单行本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这一年，正如姚文元同志所指出，社会上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要求“退田”等等，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在这样情况下，《海瑞罢官》的发表、演出、出版，在社会实践中，会给读者和观众什么效果呢？读者和观众并不会去追究这个剧本是什么时候、年月写的，他们是在一九六一年读到、看到的，这是一个铁生生的事实。他们读了看了以后，自然而然会把剧本和这种风、那种风联系起来，江西上饶县中学朱彦同学已经指出，在一九六二年，有个坏分子就把这个剧本和要求单干退田联系起来了。④④这是多么严重的恶劣的效果！还有，这个剧本“反映”什么呢？向海瑞“学习”些什么呢？不言而喻，这种“反映”“学习”给党和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多大的损失！这个剧本在社会实践、在社会大众中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却写出这样的剧本！而且，经过五年的长时期，对这样具有严重性质的问题，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在北京京剧团演出几场以后，就停演了，为什么？没去想。甚至在两年以前，有位同志向我指出这个问题，还是不肯动脑子，引起反省，只推说是一九六○年写的，便自以为了事了。现在检查起来，这种态度是对当前政治的严重不负责任，是对党、人民事业的严重不负责任，决不能也不可以用任何理由来推卸这个责任，这个错误。
由此再进一步认真严肃地进行检查，“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④⑤我写了《海瑞罢官》以后，虽然没有照老样子做，但是在有位同志提出了问题以后，还不知道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呢！其次，我在《海瑞罢官》的前言中，指出他是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他的一切政治作为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突出海瑞这个人物，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一切歌颂他的话，不加具体分析，都在我的一些关于海瑞的文章和剧本里原封不动地表达出来了。这些历史家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官僚地主阶级。当时农民是没有文化的，当然没有农民的著作流传下来。即使有个把民间艺人创作的关于歌颂海瑞的作品，那也还不是受了封建历史家的影响。就这样，我的关于海瑞的若干叙述、描写、刻划，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叙述、描写、刻划，就自然而然地和古代的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了。和封建历史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这不是立场问题又是什么？
既然错了，那也不要紧，改了就是了。但我没有改，在一九六○年写完以后，又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加序出单行本，这就是错上加错了，性质也就更加严重了。
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性质的错误呢？毛主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说：“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④⑥重读这一段，好像就是针对我的批评。不是吗？我就是形式主义地看历史问题，好的就是绝对的好吗？一切皆好吗？我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没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尽管在十多年以前就自以为已经在政治上摆脱超阶级观点了，但是在思想上，在对待历史人物问题上，却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形式主义地看问题，不但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观点，甚至还被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所俘虏。
这个严重性质错误的揭发，对我是一个极为有益的教训。
我对于这个错误，“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④⑦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诚心诚意地写了这篇自我批评。
在检查过程中，逐步认识到问题的本质，认识到这不止是一个学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不止是一个个别历史事实问题，而是用什么思想指导，用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还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方法去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问题；是两种世界观、两种立场，两种思想方法、两种观点，两条道路的何去何从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思想、学术战线上的两条道路问题。
认识了，不等于问题就此解决了，还要通过实践，通过斗争，才能改造思想，转变立场，才能掌握正确的立场。我就以这篇自我批评为起点，追随各方面同志之后，参加这个兴无灭资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
最后，我这个自我批评还只是初步的，不深入的，以后还要继续检查，以便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水平，更好地改正错误，转变立场。感谢并期待着同志们的批评。
十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