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最新划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5:12:15
我们一贯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从生产力的角度划分的,如果从民族精神角度出发,中国历史应该重新划分。
隼时代,炎黄时期至战国时期,代表人物公孙轩辕即黄帝。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汉代《史记?五帝本纪》),就像隼一样强悍。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在黄土高原合并出中华民族的雏形,随后炎黄部落大举东征中原,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就像隼一样高瞻远瞩,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随后三皇五帝相禅让,至大禹到中原治水,大规模的劳役促进了中国官僚主义的发展,也促进了夏奴隶制王朝的诞生,后有殷商相继,这便是长达千年的中原王国。平静的王国潜伏着危机,黄土高原的周人将奴隶社会发展到顶峰,东西部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西部强权又一次大举东征中原,这就是和平孳生战争。隼的哲学就是弱肉强食,现在中原第一大城市郑州的前身就是周人囚禁中原王国遗民的集中营。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如火如荼的国家冲突使得隼鹰辈出,刺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走向全面繁荣。
恐龙时代,小部分地区的东周列国时期,代表人物孔丘即孔子。居住在中原的殷商的亡国遗民,既自大于历史,又自卑于现实。他们拥有强烈的自恋情结,又对来自黄土高原的军事征服感到无奈,于是产生了懦弱、保守、宿于天命、但求和平的心理,产生了儒教,孔丘将儒教进一步推广,企图使所有人都具有这种心理,儒教教旨始终是泛极端和平主义。军争为利,他就提倡仁义,反对利益,以谋求和平,儒教教旨就是为了实现和平,不惜抹杀社会根本矛盾,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男和女(造成中国严重的妇女问题),君子和小人(造成中国道德自律的政治)等非社会根本矛盾上,社会根本矛盾被抹杀的干干净净,但没有人能抹杀随处可见的贫富矛盾(只能看到贫富矛盾,造成中国人的恨富心理,儒教反过来劝中国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莫要恨富,富贵在天,这些又让中国人感觉到应该信仰儒教)。为了实现和平,不惜泯灭人的活力,礼教规定了僵化的社会制度(以至于在中国挪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为了实现和平,给人满脑子装着四书五经,自然科学被认为是奇技淫巧(造成中国科学落后)。总之这个趋向死亡的社会模型是不可能在隼鹰辈出的春秋战国时期主宰中国,只能像恐龙一样因为不合时代而走向灭亡。但东周列国时期局部的地区还是出现了“鲁通儒墨宗庙隳,徐行仁义社稷亡”(鲁国在秦军破楚前夕被楚国一小股部队所灭)的现象,所以恐龙时代还是有的,关键是这个时代对时隔千年之后产生了巨大影响。
鹰时代,秦时期至唐时期,代表人物嬴政即秦始皇。生活在西部黄土高原的秦人秉承炎黄部落的传统,努力学习周人的先进农业,艰苦抗争来自游牧民族的战争,建立了新兴国家。养成了强悍、开放、认真,好学的精神面貌(这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民族的共同特征)。当孔子在东部骂大批逃亡的奴隶, 哀叹世道的衰落时, 秦国在西部建立了新制度收纳了他们,而秦国的国民加入了秦军, 推广他们国家的新制度, 中国雄鹰,一日千里,这是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时刻, 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的新的里程碑。 商鞅、韩非子、白起、吕不韦、李冰、王翦、李斯等等这些人才和吸引他们的制度交相辉映, 秦国还拥有灵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 完备的军事制度,精湛的大地测量技术,造车技术和水利工程技术,五百多年不断扩张, 在对外纠纷中, 利益总是向秦国倾斜, 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高, 秦国聚敛了大笔的物力和财力, 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 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焕发(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但是秦国的扩张历史却是半个千年,并且导致此后关中地区继续做为全国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占据十分之六的财富(汉代《盐铁论》),就是只有几十年的日本帝国(没有扩张文化(包括文字,制度和度量衡)的二流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上百年的,并且日本本土四岛也成为了超级富国,这难道是巧合吗?)而中国就有人一提秦朝就只说焚书。秦人最反感儒教,作为帝国政府主要严打对象的四书五经流传下来说明焚书只是针对一部分书的象征性做法,秦汉隋唐的外交成就显示长城不是封闭的工程,对秦人的误解是中华民族第一大悲哀(只有汉唐人才景仰秦人“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汉承秦制,雄鹰展翅,征战四方,中国鹰时代具有比隼时代更为猛烈的进攻能力,长安政府数次用兵,游牧民族被迫迁徙,而迁徙到欧洲的游牧民族就是马背上亚洲列强,深刻影响着欧洲历史。中国鹰时代有比隼时代对利益更狂热的追求,唐太宗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唐代《唐李对问》),唐人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随着西部的荒漠化和长安政府对东部的开发,长安政府对东部的统治越来越弱,安史之乱使得唐人不免怀念“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挥剑抉浮云,诸侯尽西来。” 但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东移,政治中心也在东移。东部亡国遗民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西部的优秀文化被遗弃,鹰时代宣告结束。
猪时代,宋时期至民国时期,代表人物朱熹即朱子。没有了黄土高原的长安政府,草原与中原的冲突使得中原变为战场。宋人对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征服感到无奈,产生懦弱、保守、宿于天命、但求和平的心理。朱熹针对这种情况,热衷于复活恐龙时代,建立一成不变的和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等级森严的秩序,有互不侵犯的思维定势,有对“和平”的尊重,有对“和”文化的早期宣传人的顶礼膜拜和圣化(即便是用客观的眼光看待儒教圣人,也是儒教徒所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种被儒教徒认为是全人类都应该的顶礼膜拜是由儒教的泛极端和平主义教旨所决定的)。但是复活之后,那个趋向死亡的社会该如何存在下去,朱熹以为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就可以使得这个社会永存。儒教文化被西部优秀文化压抑千年之后,终于泛滥了,妇女的缠足出现了,主战的大将被害死了。没有对欲望的执着,只有处世的中庸,中国人丧失了分析能力,只有凭空掂量左右,然后走中间。办事也讲起差不多,并且开口闭口子曰诗云,孤芳自赏,对外部文化压抑鄙视还互相轻视,对军争极端讨厌(与强悍、开放、认真、好学的秦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绝大部分劣根性都是在猪时代产生的)。这种人怎么可能做主人拼死战场,只配做奴隶青云之上。就像猪一样堕落,然而征服者喜欢征服这样被猪化的民族,可以得到汉奸的帮助,可以得到数目众多的四等人,四等人的奴性可以让他们的统治更轻松奢侈。但是征服者的轻松奢侈换来的是铁血作风的丧失,征服者被文化同化,上层社会像猪一样堕落,下层社会像猪一样下贱,导致帝国的衰落,这时有人不服儒教的奴性教育,挥军谋大逆,或又有外族强权入侵,给这个堕落的社会又带来新鲜血液,维持着这个趋向死亡的社会。直到巴黎和会中国人还妄图猪化世界列强,使世界列强进入泛极端和平主义社会,还做着天理战胜强权的春秋大梦。和会传来消息,中国人如梦初醒,科学、民主、马克思主义……不断传入中国。就像秦始皇携带西部优秀文化对中国进行西部化开启鹰时代一样,中国面临西方化的时机,新的时代即将开启,猪时代宣告结束。
猫时代,中国GCD时期,代表人物毛泽东即毛主席。毕竟猪时代留下一个积弱积贫的烂摊子,军事科技由鹰时代的世界领先水平拉到了令人吃惊的落后水平,所以精神面貌再好也不会是虎,顶多算只猫,呕心沥血也会留下偿还贷款导致的大饥荒还有一些国界问题给后人。巴黎和会导致五四运动,这次学生运动就有早期GCD人参加,青年人是清纯的,可以被泛极端和平主义宗教的“善”和“仁”所蒙蔽,几千年来摇头晃脑,皓首穷经,恨不得将“泛极端和平”社会实现,但大多数成为《儒林外史》所描述的社会小丑,被儒教耍了,这是中国历史第二大悲哀。但是有的青年认识到了这个社会是背离实际的,儒教虚伪的外表笼罩着的实质是权贵阶级的轻松奢侈和残酷剥削,必将导致整个社会的衰落(其中有的青年归顺了这个现实,变成卫道士,享受轻松奢侈)。伴随时代的气息,五四青年用马克思的阶级思想分析历史,儒教本质被暴露,五四青年决定为建立新国家而艰苦的奋斗,中国GCD就此诞生。毛泽东和他的同伴投身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中,因为辨证唯物论认为脱离现实将会有更残酷的下场。他们在黄土高原纪念了甲申三百年李自成东征,他们开始东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已经不在是可以任意蒙蔽的学生了,他们制定共和国的第一部大法《婚姻法》,依靠国家政权打击儒教。紧随其后的《宪法》废除儒教的道德自律政治,国家教育内容不再是四书五经,他们不抹杀“阶级矛盾”,不回避战争,他们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给予保护,他们不允许奴性思想在中国存在,中国此时如同自由奔放的猫,敌人贪婪的嘴脸来到中国吃不到肥猪肉了,碰到的是愤怒的猫爪,然而一千年的猪时代耗尽隼鹰时代的优秀文化,并且根深蒂固的奴性还要发作,中国人开始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由于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中国新的的新兴资产阶级会不会将共和国国体改变,着个问题困绕着中国GCD,毛泽东认为精神文化控制可以防止这一改变,于是爆发“文革”,毛泽东强调阶级矛盾,依靠强调阶级矛盾来调动人对社会主义的好感,激励人搞经济建设,而不是靠钱来激励人搞经济建设,导致社会动荡十余年(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留下邓小平搞经济),虽然比起抹杀阶级矛盾一千多年来造成的损失要小的多,但背离了马列主义物质利益原则,文革表面上是满口马列主义,本质上却是是轻视利益的孔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表现。夸大毛泽东的错误是邓小平所反对的,但是有人现在还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导致中国和日本韩国现在的差距,中日两国各自在二战后的科技人员的拥有量差别悬殊,中国还将奇缺的科技人员用于国防尖端武器研制,日本帝国留下大笔财富埋藏与16个地点,中国是蒋介石留下的一穷而二白,美国为了压制日本,扶植韩国经济和科技,中国和日韩根本不具可比性,总之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误解是中国历史的第三大悲哀。后来邓小平的猫论指出,只要有利于我们,我们就承认,姓资姓社不影响我们的进步.
三大悲哀导致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受到压制,只会造成全民族的衰落。五个时代的更替表明我们的精神面貌在不断改变,认为儒教是正统文化是胡说八道。基督教可以发动十字军东征,进行圣战,而中国的东征是由隼,鹰,猫时代的开启者发动的,中国的圣战是由反对孔孟之道的秦始皇,毛泽东及其同伴组织的。基督教认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旧约全书》),而儒教的泛极端和平主义使中国人觉得窝火,然而儒教上千年积淀,还是有只言片语源于社会现实,是有用的。总之,我们的精神面貌应该有利于我们生存。当今世界,提倡竞争生存,中国会像隼一样飞翔,会有鹰一样精神面貌吗?我们应该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