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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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和为人

   ■钟祥财
    
    通过读书增进对人和事的理解,是开卷有益的涵义之一。对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人和事,我知道一些,读了《洪大璘回忆与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以下简称《文集》),感悟更贴切了。
    
    王惟中与洪大璘是半个世纪的师生。“五四”运动期间,王惟中在安徽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4年赴奥地利、德国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解放后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研究,著述严谨,桃李满天下。《文集》记述了王惟中治学的许多往事。其中说,当年,蒋介石曾两次召见他,要委以重任,均被他借口适宜教书而婉言推辞。从中不难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不阿。正是优越的教育背景和执着个性,使他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特殊的气象。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价值规律是经济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王惟中对价值规律的肯定别有新意。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上产品的种类繁多,生产条件不断发展,社会的需要变化不居,而人们的认识能力又总有一定限度,因此国民经济计划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与这两个规律的正确关系相背离。”“在商品生产还存在并且大大发展的条件下,不正确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要贯彻计划规律的要求,从而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是难以想象的。”我发现,这分析潜在地具有奥地利学派的特点。
    
    学术讲求传承。2007年4月,北京有学者在报纸上发表题为《对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的再思考》的文章,认为恩格斯提出“费用与效用相比较的价值理论”,“我国思想界长期对恩格斯的这一思想采取了批判态度”,“这宗迷案,到现在也还没有澄清”。我立即对这种判断提出纠正。据我所知,王惟中和洪大璘在《经济研究》1981年第3期发表的《怎样理解“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一文,就对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作了全面诠释和必要肯定。王惟中和洪大璘指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这个定义,虽然不是成熟的,但它仍然包含着合理的内核。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它,而且依照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予以适当的补充,这个定义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不讲求经济效果,不重视社会需要而盲目地进行生产的同志们,实在是一个十分可贵的座右铭。”这说明,洪大璘和他的老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领域是走在前沿的。
    
    《文集》下篇收录的论文展示了洪大璘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人生经历的另一侧面则浓缩在《文集》的上篇《洪大璘回忆——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往事(1926-2007)》中。洪大璘是一位关注社会、热心为公众服务的学者。1988至1993年,他当选为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履职期间,他真诚地与选民沟通,为解决民生问题和加快民主政治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先后为老年人权益、归侨侨眷权益、台胞投资、廉政建设、浦东开发等问题向市人大领衔提出议案和质询案共27件,为社会治安、公用事业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住房、看病、评职称与归侨出国、工资、私房、侨汇等问题向市政府各有关部门提出书面意见共66件,其中绝大部分获得妥善办理。洪大璘回忆说:“1988年,当王(惟中)老师从报上看到发表的市九届人大代表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后十分喜悦,他以一位老代表的身份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上人大代表是一件喜事,但要尽心尽责,切不可仅仅当一名只拍拍手、举举手的开会代表,应该积极参政议政并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这才是名副其实并为群众所欢迎的代表。”老师的叮嘱和学生的行动,折射出爱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做人准则。
    
    时代会变,观念会变,做派也会变,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也不会随意变的,比如为学之道,比如做人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