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重点实验室被曝评估造假 教授“一女两嫁”

　　“前不久评估获得"优秀"，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这位工作人员所说的“事情”，是指2009年10月31日，网上举报浙江大学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造假。一个月后，浙江大学给中国青年报记者发了一份关于“举报评估造假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

　　近日，记者在浙江杭州调查采访此事时发现，确有一些教授同时在两所高校担任专职，他们忙碌的“两栖”生活引起了争议。

　　网友举报与浙大回应

　　“浙江大学是一所以"求是"学风著称的高等学府。但近年来，从论文、成果到学科评估、重点实验室评估等，常常靠虚假、欺骗为手段赢得"好名声"。这次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中，浙大利用造假、欺骗的做法，玷污学术纯洁，令业界震惊。”笔名扬刚的作者在网上举报说。

　　举报者所指的实验室是浙江大学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实验室。据浙大介绍，该实验室于2003年经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2005年通过验收。根据《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的要求，每5年参加一次评估。2009年，教育部组织对数理科学和地球科学领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进行评估。

　　举报者称，在评估中，浙大存在人员虚假。杨肖娥（实验室主任）的丈夫何振立在美国已全职工作10多年，早已不是浙江大学的人员，近十年也没有在浙大实验室待过。刘维屏在2005年就到浙江工业大学工作，是浙工大“最耀眼的旗帜”。若他们作为“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带头人和重要成员，显然是造假。

　　对此，浙江大学在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情况说明”中称，何振立教授1999年以浙江大学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进行合作研究。2004年，何教授被聘为佛罗里达大学助理教授，2008年转为副教授。根据何教授的具体情况，校人事处决定保留其公职到2011年3月。其间，何教授一直参与浙江大学的相关研究工作，并联合发表论文。

　　浙江大学称，评估材料中收录的有关何教授的研究工作，均在本次评估统计数据要求范围内。其中，纵向课题为2000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红壤质量演变的微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机理及其调控”，资助年度为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土壤重金属污染微生物学及生物化学过程及诊断技术”，资助年度是2001年1月至2004年12月。

　　校方同时称，按《实验室评估申请书》有关“客座人员研究成果在署名本实验室名称前提下，视为固定人员情况填报”的要求，何教授的研究（包括合作研究）成果发表时，作者单位标注为“浙江大学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9篇论文统计时列入“标注论文”，标注为“浙江大学”的10篇论文统计时列入“未标注论文”。

　　记者查阅了相关文件，统计评估期限确为2004年1月至2008年12月；《实验室评估申请书》也确有上述要求。

　　关于刘维屏教授的情况，浙江大学回应称：他从1982年起为浙江大学教师，1995年被评聘为教授，1999年担任环资学院副院长；2005年10月经学校同意调往浙江工业大学工作；2009年5月被浙江大学聘为环资学院院长。本次评估材料中所收录的为刘教授2004年至2005年在浙江大学的研究工作。其中，纵向课题为2002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环境化学：手性农药土壤污染化学修复基础研究”，资助年限为2003年1月至2006年12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土壤与植物中手性农药的对映体行为差异性”，资助年限是2003年1月至2006年12月。刘教授的研究成果发表时，作者单位标注为“浙江大学”或“浙江大学环资学院”的8篇论文统计时列入“未标注论文”。

　　另外，浙江大学称，2003年实验室建设申请报告、2004年实验室建设计划任务书和2005年实验室验收报告中，何振立、刘维屏教授均是该实验室人员。

　　记者调查发现，在实验室评估申请书中，何振立教授19篇在国外出版的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都是冠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浙江大学多个名分。一篇论文署名常是六七个人。

　　据荷兰埃尔塞维尔公司出版的2006年5月第三期生态毒物学环境安全期刊证实，刘维屏发表论文同时署名“浙江大学”与“浙江工业大学”，另外6篇论文每篇的署名人数都在四五人左右。

　　举报人还称，申请评估过程还存在课题、经费、成果虚假。“在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分别设有"农业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亚热带土壤与植物营养重点实验室"、"浙江省农业遥感重点实验室"和"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们将以上四个省、部重点实验室分别争取到的科研项目和经费都挪到一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们将设在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四个省、部重点实验室的成果归于一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另外，浙大环境与资源学院还回应，根据教育部教技司［2003］59号文件精神，学院以“浙江省亚热带土壤与植物营养重点实验室”和“浙江省农业遥感与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为基础，整合了相关学科的优势力量，申报“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并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举报所指的“农业部面源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为2008年农业部批准立项建设，评估材料（包括课题、经费、成果等）是该实验室51名成员在2004年到2008年科研工作的统计结果，均有证明材料。

　　两教授均有双重专职身份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员工基本信息显示，“何振立为土水资源与环境研究所的教授，研究方向为土壤化学与环境、土壤生物与生物化学”。

　　基本信息显示，何振立教授1990年至1993年为英国纽卡舍尔大学访问学者，1993年为英国麦考莱土地利用研究所访问研究员，1994年任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及州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至1997年任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及州立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至今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客座研究员。

　　记者登录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官方网站发现，何振立是该校土壤和水科学部门的一名助理教授。校方对他的介绍是：“2001年以助理科学家的身份加入印度河流域研究和教育学院（IRREC），并于2004年成为助理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养分和污染物，养分管理和水质，土壤肥力和柑橘类植物营养等土壤生物化学研究。他现在为研究生教授"土壤质量"课，给本科生教授"农业和环境质量"与"环境土壤科学实验"课等，活跃于多个组织。”

　　据维基百科对英美教授体制的介绍，在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兼职的教授，即英文visitingprofessor（访问教授）和adjunctprofessor（兼职教授）。但佛罗里达大学对何振立的介绍是assistantprofessor（助理教授），显然不是前面两种情况。

　　关于记者提出的、已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供职的何教授是否一直享受浙大薪水及其相关福利待遇等问题，浙江大学方面拒绝回答。

　　关于刘维屏的情况，据记者调查，在浙江工业大学人事处的大学教授名单中，刘维屏仍名列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浙工大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中仍有刘维屏创新团队。

　　而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2009年6月9日对刘维屏的介绍为：院长，1990年以来先后在意大利Sassari大学生物与环境科学系、美国农业部Salinity国家实验室、日本九州大学、美国加州大学（UCR）环境科学系、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LSU）生物系等留学和高访。

　　浙江大学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09年9月26日出具的一份说明称，“刘维屏2005年8月离开浙江大学，前往浙江工业大学任职。2009年5月，重新成为污染环境修复与生态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重要一员”。

　　记者调查发现，在2009年6月浙江工业大学向教育部、财政部申请环境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的上报材料中，刘维屏是该实验区的主要专职教师。

　　经对比分析，浙江工业大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实验区的上报材料中，刘维屏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手性农药环境化学与污染修复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土壤－作物系统手性农药的对映体行为的差异性”项目，分别名列浙工大申请书近五年重点科研项目的第5位与第16位。

　　近日在杭州采访时，浙工大生物与环境学院实验楼的学生对记者说：“刘维屏是我们的老师，他比较忙，你要找他最好提前几周预约。”随后，记者赶往浙工大主楼15楼生物与环境学院办公室求证。

　　院办的冯剑先生说：“刘维屏两边都跑，在浙大有一个行政职务。”他答应提供刘教授的联系方式，并用电话联系正在浙工大生物与环境学院办公室办公的刘维屏教授。之后冯告诉记者：“刘院长没有时间接受你采访，他马上要赶到浙大办公室去。”记者一小时后来到浙大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刘维屏办公室，发现门由“铁将军”把守。

　　“两栖”教授多处挂名各方获利

　　本报记者 李剑平

　　随着国家加大科研的投入力度，部分高校教授纷纷摇身变“海归”，国内、国外高校两头“挂”，一方面方便在国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另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申请国家有关科研项目与经费。

　　对“一女嫁两夫”、一篇七八千字的论文挂一大串名字、一名教授列名两三所大学的现象，中国科学院政策所专家张洪石剖析说，“这是另一种学术腐败”。一般而言，学术论文只有通讯作者才是论文的真正作者，其他都是“拉大旗，作虎皮”。

　　据透露，导致目前国内高校“两栖”教授盛行的原因不外乎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考核、评估唯论文是举，一些不具备科研实力的院所纷纷把学术大家、知名教授的名字挂在论文上，一举多得。首先利用知名教授、学者的名望与影响，论文容易刊载；其次应对各类考核评估手中有料，心中不慌；第三，作者与被挂名者均可名利双收。张洪石透露：“这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一种新的乱象。”

　　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说：“这种现象在学术界很普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把这叫做“搬砖头”。他说，把砖头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基本上是搬运工和泥水工的事，这与办学、科研风马牛不相及。但近年来，国内高校的办学者、教授、学者乐于当“搬运工”，把在其他单位任职的院士、教授及其成果“搬来”放进自己的师资队伍与科技成果中，以“共享院士”、“两栖教授”的身份进行统计。

　　北京大学夏业良教授、南开大学关信平教授说，这个事情太敏感了。“事实上，这已经成为高校公开的秘密”。熊副院长透露，有不少教授、学者在课题结题时，把自己不多的成果分别“搬运”到同时承担的不同课题名下，以便交差。学院负责人告诉他说，课题设立方要的是一个可以向领导交代的成果，管他这个成果是不是由这一课题经费支持而获得的，总算有一个成果交差。而教授学者为了完成课题经费指标，从课题中提成更多，乐于申请更多的课题，可哪有那么多精力去完成课题？

　　熊丙奇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院士、教授“两栖”盛行的背后，首先是高校缺乏踏实的办学精神，不是希望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取得办学与科研的成果，而是追求短期效应，追求表面上、数字上的虚假浮华。另外，不以造假为耻，不论是“口径不统一”造成的数据差异，还是出于良好愿望申请的项目，拿同样的成果应对不同课题，本质上就是欺骗和造假。

　　上海财经大学沈凌副教授获得过德国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他说这种现象是不是资源共享难以断定，不过，现在国外很多大学的教授在国内高校兼职。这些外籍教授一年只有9个月工资，其他3个月校方鼓励他们去兼职。这种做法对各方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