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2009-10-21 13:25:44 来自: 闪击女儿国(骰子一掷，决不会破坏偶然！)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馀。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失，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最大的运气：中国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一九四○年九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一九三九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国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国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馀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馀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国提供军火，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一九三四年九月(墨索里尼政府)和一九三五年五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一九四○年十一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希望中国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国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国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国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国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一九四三年八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三日于莫斯科)

　　日苏瓜分中国的计划，使中国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洲；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国也就跟著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独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二十五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国，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一九○五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国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国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国。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一九四六年二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国，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独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国，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国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像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国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国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国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国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国》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一九○四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国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一九四七年独立时，已有铁路五万馀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国，直到四十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像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国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国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馀，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著，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五十九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一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著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藉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一九二四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弘。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一九○六年就有大约八千六百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 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九五六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十六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对于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诎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一九○九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著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销，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著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著衣物，诧异之馀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么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许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于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杀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三三一年，败魏，斩首八万；前三一二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三○七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三○一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三○○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二九三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二八○年，攻赵，斩首二万；前二七五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二七四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二六○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二五六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二三四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一二五四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馀人，杀人无算。一二五五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馀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国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杀。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馀官百馀人，兵三千馀人，皆就地屠杀，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馀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杀。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国：「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杀，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杀。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杀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杀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国，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一八六○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党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权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党势力上台，杀了六十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五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一九七三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五十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三百万越南人。　　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夥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像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一九四○年九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五八八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四二○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三一二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三○○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藉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