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胡适的三次争取

                               □ 朱 洪　《百年潮》 2005年第12期
         1920年《新青年》风波后,陈独秀和胡适分道扬镳。自1923年至1926年,陈独秀曾三次争取胡适,希望他参加到国民运动的联合战线里来。
(一)
        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后,通缉共产党人。中共中央被迫迁出北京,迁往广州。这年夏天,陈独秀在广州主持中共三大,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确立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陈独秀认为,胡适是这个联合战线的联合力量。因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还停顿在家庭的农业、手工业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无论胡适与欧美联系多么密切,但只要他反封建,就应当把他看作是国民革命联合的对象。
       7月1日,陈独秀在《向导·寸铁》上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表达了这个意思。他说:“号称新派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君劢、章秋桐、梁漱溟等,固然不像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那样糊涂,然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张君劢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
        尽管胡适信奉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很大不同,陈独秀认为,在扫荡封建迷信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
        与此同时,在同期《向导》上,陈独秀还写了《国学》杂谈,对胡适的国学称赞了一番。他认为,真正的国学大家,只有几个人,如胡适长于中国哲学史,章太炎长于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振玉)长于金石考古学,王静庵长于文学,除这些人的国学外,陈独秀就不承认其他人有什么国学了。
        对胡适国学的肯定,是陈独秀争取胡适到联合战线思想的一部分。
        好人政府倒台后,胡适向北大请假一年,此时在杭州养病。夏天,瞿秋白绕道杭州烟霞洞拜访了胡适,并带来陈独秀致胡适函。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们发行的《前锋》(月刊)由弟编辑,三四日内即出版,收到时求吾兄细看一下,并求切实指教。此报为我们最近思想变化之表现,视前几年确有进步,尚望吾兄不客气地指示其缺点。”当天,胡适在《山中杂记》里写道:“仲甫近来的议论,颇有变动,似稍有觉悟了。秋白也如此说。”
         胡适坚持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根本的区别。这年年底,陈独秀和胡适在写《科学与人生观》序时,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冲突,胡适说:“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
陈独秀第一次争取胡适到联合战线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二)
         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权由吴佩孚之手转落冯玉祥之手后,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与段祺瑞建立联合政府。为了抵制孙中山和共产党联合召开的国民会议,段祺瑞亲自给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写信,请他们出席 善后会议。
        接到善后会议的通电后,胡适踌躇了几天。他知道,如果参加善后会议,可能要得罪孙中山和陈独秀等。最后,他还是准备“试一试”。在答复许隽人的信中,胡适说:“执政段先生的东电,先生的豪电,都接到了。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1925年1月13日,许世英给胡适写回信:“适之先生大鉴:顷奉手教,敬悉先生对于善后会议愿意与会,具见热忱爱国,良用忻佩。此次会议纯取公开主旨,勋耆名宿,会集一堂;理想事功,自可融剂,先生当代学者,知识明星,尚望移其许多怀疑之点,预备充分贡献之案,国家前途,实利赖之。此复,敬颂著安。”2月1日,胡适到新华门内瀛台对面,出席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善后会议”开幕式。
        得知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后,陈独秀几次给他写信,争取他参加国民会议,加入革命的联合战线。
       2月7日,陈独秀对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说:“适之愈走愈远了,你去拿纸来,我给他写封信,你尽快寄给他。”收到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胡适很不高兴,给汪孟邹写回信,叫他转告仲甫说“我是不谋私利的,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又说,“会议式的解决时局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解决不了,至少可以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不荐一个人,不写一张条子”,是讽刺陈独秀去年上半年给自己写了许多信,为张申府找工作,为蔡和森催稿费。以前,陈独秀还写信向商务推荐瞿秋白的书稿。
       汪孟邹见胡适生气,忙写信缓解说:“仲翁对于吾哥确是十分爱惜,但他说话偏激,哥焉知其详,望匆介意为幸为幸。”
       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给胡适写信,邀请他参加国民会议,并任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久仰先生……定国家根本大计,苟非得专门之士共集一堂,谋彻底之解决,则革新二字,徒托空言,革新之机,竟成泡影矣。先生为当代英奇,久为国人所钦佩,兹特专函敦请为敝会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万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勿却是幸,曷胜企祷。”此信附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名单,胡适也在其中。        陈独秀和汪孟邹的信以及高一涵等人的信,对胡适还是产生了影响。2月中旬,胡适去协和医院看望病危中的孙中山,劝他试服中药。
      为了促使胡适参加国民会议,2月23日,陈独秀在亚东给胡适又写了一封信。汪孟邹在附信中说: 
      十八号邮上一讯,计已收到。
      仲甫今日来此,将前讯面交,他即在此复讯,兹附呈。上《申报》二月一号第二张《北京通讯》内载有哥与章、林、汤合办《善后日报》等语,希吕看见告我,我查见后,又转以告仲甫,得哥前讯,知是谣言。但为吾哥计,最好是速办《努力周报》,以表明对政治的态度,造谣者自无可再造;置而不理恐不具最当的办法,望哥酌之酌之。
       因为各方舆论压力,加上善后会议旧派人物粉墨登场,3月4日,胡适在孙中山逝世前几日退出了“善后委员”一职。这次陈独秀争取胡适,虽然没有达到他参加联合战线的目的,但促使他退出“善后委员”一职,也不无意义。
(三)
       1926年7月下旬,胡适在去欧洲的火车上给张慰慈写信说：“前次与你谈国中的‘新政客’有二大病:一不做学问,不研究问题,不研究事实;二不延揽人才。近来我想,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我们不谈政治也罢。若谈政治,若干政治,决不可没有一点理想主义。我可以做一句格言:‘计划不嫌切近,理想不嫌高远。’”
      “新政客”指刚得势的蒋介石集团。“没有理想主义”,是胡适对过去的反省,也是对以前争论问题与主义的反省。他这次到苏联,对共产主义的实验,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7月31日下午,胡适遇到蔡和森、刘伯坚等人。受他们的影响和自己的实地考察,胡适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他给张慰慈写信说:“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
        离开苏俄后,胡适产生了组织政党的念头,这个党既与共产党的观点有区别,也包含社会主义的政策。他写道:“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共产党谓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之政治哲学,这是错的。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倾向是渐渐扩充的。先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的争自由。”
       在给张慰慈的信中,胡适写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
      去年,包括徐志摩在内的许多朋友要胡适加入“反赤化”的讨论,但胡适迟疑很久,始终没有加入,虽然有陈独秀、李大钊等许多朋友在共产党里面,是他不愿意加入的因素之一,但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实验主义信徒,因此不容自己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性。
        胡适的新观点,引起他的“仇赤友白”的朋友的不解。如徐志摩说,苏俄的试验没有普遍性。胡适给徐志摩写信说:“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这不是笑话,是正经话。我们如果肯‘干’,如果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如其换汤不换药,如其不肯认真做去,议会制度只足以养猪仔,总统制只足以拥戴冯国璋、曹锟,学校只可以造饭桶,政党只可以卖身。你看,那一件好东西到了咱们手里不变了样子了?” 
       此外,钱端升也于11月4日给胡适写信说:“你走后的行止,你走后的感触,我常在《晨报》及其他诸位友人处听见一二。有人说你很表同情于共产,此真‘士三日不见,当刮目以待’了。”
        陈独秀知道胡适赞扬苏联的话后,异常高兴,认为这是争取胡适到革命的阵营的一个机会。10月12日,他在杂谈《寸铁·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里写道:“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如此看来,我们的教育家还要反赤吗?”“仇赤友白”的朋友,即指徐志摩、张慰慈、徐新六等人。        李大钊也很高兴胡适态度的变化,他希望胡适取道苏俄回国,而不是取道美国回国。半年后,胡适取道美国回国,这时已发生蒋介石“四·一二”政变,革命处于低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刘伯坚等人争取胡适的愿望落空。
(四)
      陈独秀1932年被捕后,曾在狱中对其表侄濮清泉谈到自己争取胡适的情况:“他前进一步,就要停步观望一下,后来他走了一步,就倒退两步,这就难以挽救了。当初,我曾寄希望于他,同他谈马克思主义,有时他兴奋起来,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胡对陈说,你相信你的马克思,我相信我的杜威,各不相强,各不相扰,大家何必走一条路呢?”
        “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说明陈独秀是有意识地几次争取胡适的,但都未能如愿。“胡对陈说,你相信你的马克思,我相信我的杜威,各不相强,各不相扰,大家何必走一条路呢?”——这句话,表明了陈独秀不能把胡适拉到人民阵线的思想原因。 
       “胡对陈说”的这番话,还可以找到胡适自己的话左证。
         1930年11月27日,胡适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剖析了自己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组成联合战线的根本原因:“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
        胡适认为,辩证法出于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表明,生物进化在于一点一滴的变异,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而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这个理论,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他写道:“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
         李大钊已经去世三年,陈独秀正在通缉中,没有写作的自由。胡适的这番感慨,算是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一个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