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6 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

  费正清与中国知识分子
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学者的自传，除却直接与自己为什么以及如何选择某一研究领域和学术思想发展有关的部分，往往自己私人生活笔墨甚少。费正清回顾自己从1929至1979年半个世纪与中国研究有关的生活与工作，曾以不同身份五度来华（1977年申请中国签证被拒）——1932至1935年间尚为牛津大学研究生，1942-1943年，1945-1946年受命于美国政府，1972年已然成为中国问题知名学者，1979年随着美国副总统Mondale访华。期间结交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叙述详略不一，在战火纷争、内忧外患、政权分裂大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多舛让人感喟。   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交往           费正清坦承甚少同中国老百姓交往，而与国民党政府官员的交往也很表面：“我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私人间的交往，与学生也交谈甚少，我所接触的都是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而且与他们的交往也往往浮于表层（pp.344）”。费正清主要与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交往，通过其未来岳父Walter B. Cannon的推荐（Cannon具有世界声誉的生理学大师，与北平协和医院的美国教授颇有交谊），初到北平的费正清便有机会与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如胡适、陶孟和、丁文江等接触。         其中有许多成为好朋友，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我们在中国（或者进一步说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要算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俩了，他们二位是把中国文化传统同安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很好结合起来的人物……梁氏夫妇在我们的中国生活的体验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pp.126）”。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俩的中文名均是梁思成所起。两家在北京的住处相去不远，经常结伴外出旅行考察。抗战期间则在西南相逢，1949年梁思成访美再度见面。         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成为费正清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费正清在1942年第二次到华时，“我除了直接观察之外，我与朋友们的私人交往也同样便于我获得对事件人物基本的评价。我的朋友基本上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接受过西方教育，真正谋求自由的教授，他们多半是30年代在北京的老相识，现在又作为老朋友重逢，另一类是一些新结识的左翼人士的年轻朋友，他们往往也是西方教育的产物，却接受了共产主义信念（pp.344-345）”。          前一类人由于抗日战争，被迫离开北京到新组建的西南联大任教，与受命于美国政府再度访华的费正清在中国的大西南再度相逢。费正清震惊于西南联大老朋友们的困窘，“我个人的奋斗目标逐渐在心中明朗起来——帮助和保护那些留美归国的中国教授学者，其中有些是在北京的老朋友（pp.272）”。
        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界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简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7月31日），前后共计九年（pp.1）。……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主要指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教授和学生这两部分人(pp.5)。         西南联大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谢泳引用《联大八年》统计：“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蒋梦麟和梅贻琦），一位未留学（张伯苓）。5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pp.9)。”         无怪费正清向美国政府写信要求援助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提出的理由是：“由于美国已将庚子赔款中的上百万美元投资于清华大学，所以这所大学最能代表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在清华任教的教授都是从留美学生中精选出的佼佼者……这些人是中国受到西方学术培训的精英，因而也是美国的教育影响在中国的活的代表（pp.242）”；“由美国培养出来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是美国在中国的一项投资和资产，但现在他们正面临着毁灭的严重威胁。必须找到给予他们帮助的途径（pp.241）。”          费正清对当时昆明物价的描述可见通货膨胀的严重：“梅博士（梅贻琦）的月薪不到600元，可是一次宴会至少要花1000元。有鉴于此，我们送给梅博士一小瓶约英寸高的治疟疾的阿塔别林药片，它大约值1000元……一支派克钢笔价格高达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是热门货……如果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给他高于一年的薪金（pp.238）”。         1943年，费正清为帮助西南联大的教授作了不少努力：私下为西南联大学生运输维生素B1，费慰梅把药品和钢笔手表运到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再由陈岱孙秘密把东西分配给学院教授。敦促哈佛研究中心邀请6位教授访美，给予补助。聘请中国教授（张奚若，钱端升）向昆明的美军演讲。   与左翼人士的接触
        费正清主要在国民党地区生活，未曾到过中共根据地中心的延安（1972年费正清访华时才参观了延安）。一方面目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并深受西南联大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余英时认为，费正清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亲厚关系，使他对国民党的观感实际上代表了这一群知识分子的看法；另一方面通过西方人对延安的报道描述以及在重庆与左翼人士的交往，使费正清生出对中共的好感，遥远的延安镀上了金光（有趣的是，费正清在描述到过延安的外国人还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的经历时，不忘加一句：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费正清断定国民党从1943年开始就失去了民心（至少是知识分子的民心），呼吁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         费正清在战时陪都的重庆，接触了一些左翼人士，他描述左翼人士大多数脸色苍白，“左翼人士常挨饿，而愈挨饿也就愈成为左翼人士（pp.341）”。费正清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新闻联络员龚澎和《大公报》编辑杨刚。         “龚澎经常到外国记者下榻的招待所来，手提包里装着最新延安新闻广播稿……她敢说敢言，扮演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派的发言人，在野党的理想和改良主张正好暴露了执政党的弊端和邪恶（pp.329）”。“她（龚澎）取出了一本政论小册子，其中描述了共产党有成效地击败国民党的事例，把国民党骂得痛快淋漓。小册子是用质地极好的纸印刷的，天知道他们是如何创造出这一奇迹的（pp.342）”。         费正清记下了龚澎的经历：1915年出生于日本横滨，在广东长大，10岁到上海。父亲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将军。龚澎从上海圣玛丽女校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彭德怀秘书。1940年与留德的刘文华结婚，新婚三周便被派往重庆，不曾想竟是与刘文华的永诀——刘文华在1942年缺医少药的恶劣环境下死于阑尾炎。龚澎在重庆认识乔木（乔冠华），1943年两人结婚。费正清书里附有一帧龚澎与乔冠华照片，端的是大美人一个。        大概费正清对中共的好感与龚澎的个人魅力不无关系（做好PR是多么重要）。初见龚澎，“一位聪明而楚楚动人的年轻女士(pp.327)”，“她年轻活泼，又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她既具有战地记者的老练，又具有令人喜爱的幽默感。她的勃勃生机在1943年沉闷单调的重庆，就像一缕缕清新的空气（pp.327）”。“她有一种使每个人都变得柔顺的本领（pp.335）。”美国大使馆和各家新闻记者纷纷折服于她的魅力。1946年费正清三度到华，在北京再次见到龚澎，用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PHIL Potter描述，龚澎俊美异常，身穿一件蓝色旗袍，烫了美国通行的发式。龚澎1970年去世使许多人包括周恩来悲痛万分。         杨刚是另一位帮助费正清了解中国革命的人。杨刚原名杨缤，1905年出生于江西。父亲曾出任两湖漕运使，北伐战争以前曾代理湖北省省长，后被革命的农民烧了房子，分了土地。杨刚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最初翻译为生，翻译过简 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1937年在《大公报》任编辑，由于战乱，《大公报》先后迁到香港，桂林等地，她也随之搬迁。期间有过两次婚姻。费正清发现杨刚对于中国现实具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从她身上费正清获知了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复杂角色：他们对权势的习惯性依附，他们作为道德批评家的社会职责，他们为保持独立的人格所作的挣扎，但他们缺乏为人类献身的崇高理想（pp.338）。         费正清对于这两种朋友的评价是：“那些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帮助掌权派，而不是自己掌有权力，他们不能起领导作用。另一方面，年轻的左翼人士至今还软弱无力，但他们有希望，有潜力，也许将来有发展的机会。我把这两类朋友都视为有道德的英雄，他们都在与当权者进行生死搏斗（pp.345）”。         1949年后，两岸分割，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开始衰落，留在大陆和去台湾有不同的故事，迫于形势，有些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费正清分别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到访台湾和大陆，对两岸的知识分子有一些零散的观察。   台湾国民党政权下的知识分子
        蒋梦麟出生于浙江，与蒋介石是同乡。祖上是乡绅，开过钱庄，先后在伯克利获法学学士，哥伦比亚或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直至1945年。虽然接受了现代教育，但始终保守旧道德，古代儒家士大夫的忠君思想十分执着，始终追随蒋介石。         1960年一度担任过国民党领导层人物的《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开始组建反对党，后来被以莫须有的通共罪名被捕入狱。          殷海光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空论不实之嫌，并对台北作为全中国的首都提出了疑问。他为独立不羁的思想付出了巨大代价，大学薪水被切断，最后病重期间靠哈佛燕京学社的救济补助金维持生活。         叶公超。叶公超也是一位深受两种文化熏陶的现代知识分子，祖父辈和叔父辈都有人出任过北京的总理大臣，在英美好几家大学受过教育。曾任清华大学英国文化教授，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驻华盛顿大使，后来因为不愿意顺从蒋介石的外交思想，羁留台北，改任有职无权的内阁不管部部长。   新中国的知识分子
       费正清道“1972年重返北京仿佛是我们毕业40年之后的一次同学聚会（pp.516）”，但北京已物非人非，北京的城墙几乎荡然无存，梁思成与林徽因均已去世。龚澎1970年死于中风。杨刚在1957年自杀。         在欢迎晚宴上还是见到了部分旧友，费正清意识到“我们这些教授朋友仍然未完全摆脱控制，至于容许他们参加我们的欢迎会不过是少数几个人的恩赐罢了（pp.528）”，同时也惊奇于部分人的转变。         费孝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在那里学会了种棉花。他又挽起衣袖，指着结实的手臂说，那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时锻炼出来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据说有人通知过他不准用英语与我们交谈。         张奚若。二战期间曾极力鼓吹过盎格鲁撒克逊的绝对个人主义思想，令人奇怪的是，他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极力捍卫集体主义的官僚，并一度主管过高等教育工作。“他怎么晋升得这么快？其中的奥秘我们一无所知（pp.529）”。         钱端升和金岳霖在晚宴上穿着新制服，坐在一个非常不显眼的角落。后来费正清与他们在房间里叙旧时，提及自己与麦卡锡主义斗争的经历，他俩对于个人经历却只字不提。         邵循正（蒋廷黻的学生）谨慎而机警地对费正清说：“要继续写下去啊”。         言及郭沫若，费正清毫不客气“他早已成为一个随风转舵的政治风向标。为了迎合意识形态里的风向，他甚至可以不惜诋毁自我，与自己的过去决裂（pp.532）”。          最后发一句牢骚，这本书错别字奇多，惨不忍睹，甚至不如盗版书——感觉不完全是译者的错，更像是印刷编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