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你打到了我的痛处

在过去的8年中,我曾经幸3次采访到姚明,第一次是2002年,那时他刚刚参加NBA选秀成功,即将离开中国，当时的心情忐忑不安，甚至走到了海关，都有回头的冲动。那时他对NBA不了解，对美国也不了解，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在等待着他。第二次采访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当时他带领中国队全力拼搏，特别是在与立陶宛,西班牙等几个场次的比赛中,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他提出的口号是“把中国队抗在我们的肩上”。第三次也就是最近,他带着脚伤,一瘸一拐的来到了采访现场。

八年，三次采访，五种变化

8年中的3次采访,我看到了姚明成长的一种轨迹，也正体现着中国篮球的发展和变化。可以归纳为5个, 第一是成长,2002年姚明刚刚22岁,是个身体单薄的大个,还有一些稚嫩的感觉。8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壮实的坚强的NBA中锋了,当然这几个月的休养,让他的体重有所增加。

第二个变化就是身份的改变,8年前,他是作为NBA选秀球员进入美国,后来成为火箭队的主力,在2009他入股了上海男子篮球队,成了俱乐部的股东,从个人的球星,成了姚老板。

第三个变化是财富的变化,他每年有7600万美元的年薪,再加上各种商业代言,这种财富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姚明告诉我,他到NBA以后得到一个调查的结果，就是到了NBA的球员，平均在退役3年半以后，就会遭遇破产的危险，原因就是这些运动员在缺乏理财经验的前提下，拥有了很多的财富，很容易养成挥霍和浪费的习惯，于是我就问姚明，我说你怎么能保证这样地事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他说，因为我已经经过了阿。原来他当时在当时上海青年队的时候，大概只有每周10元人民币的零花钱，有一次打比赛，一次获得了700块钱的奖金，对他来说是一笔意外的财富了，于是他又买东西，又请朋友吃饭，不到半个月，就花光了。那时他的妈妈对他进行了人生第一次的理财的教育，传统的中国父母教育姚明要把赚来的钱，非常谨慎的打理，都存在银行里。这之后，姚明的确遵循了父母的教诲，据说他在火箭队里买的车不是最炫最贵的。给家里人买房子都会进行非常谨慎的投资，但是在2009年他做出了进入NBA之后最大的一笔支出，那就是购买上海男篮。

第四个变化，就是姚明的情感之变，在2002年离开中国的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 8年间，他恋爱，结婚，在2010年7月他将会成为一个父亲，在1980年姚明自己出生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小豆腐块的文章，说他将是上海篮球的希望，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也都是篮球运动员，现在媒体们也期望姚明的孩子也能成为一个中国篮球的运动员。姚明对此只能笑一笑，他觉得一个人还没出生命运就注定了，这是一件非常无奈的事。幸好他自己很喜欢篮球，但是他不希望限制他孩子未来的选择。在谈到要成为爸爸的体验，他感到巨大的兴奋和激动。特别是第一次通过B超看到小小生命希望的时候。他觉得是一种非常新奇的感觉。对于作父亲他还是很有信心的。在他2009年受伤的时候，他对反复的手术产生了很深的厌倦，在2008年他也是左脚受伤，经过了很长的养伤期，他形容当时是度日如年，恨不得每天拿尺子量一量自己的骨头是否长好了。每天都去照1张X 光片，由于控制饮食，他甚至到了晚上把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闻一闻再放回去。在2009年当医生告诉他，还需要再做一次手术的时候，他甚至想到了退役。他当时只问了医生一个问题，如果不做这个手术，10年以后，我还能陪我的孩子打篮球么？医生说可能连正常的行走都不行了。就是这样的愿望，让他坚持再继续接受了手术。能看出他对自己要做父亲这件事是非常认真的。

第五个变化，就是思想的变化，姚明是一个有头脑的运动员，他是善于为自己规划人生，他明白运动员的生涯总是有限的，他希望通过购买上海男篮，为自己未来构建一个更好的平台。其实在目前的CBA体制下一个篮球球队想要赚钱是难上加难的， 40%的收入来自电视转播，由于电视转播的收入很低，所以篮球队分不到很多的钱，第二个就是门票收入，上海男篮几年前在最低谷的时候，2块钱一张门票都卖不出去。即使，80块的门票都卖出去，3000人的体育场全年16场主场的比赛，全年也就是400万。而整个球队全年经营要达到2700万人民币，当然球队的还有一些衍生的产品，帽子，运动服，纪念章等等，但是CBA跟一家瑞士的公司签订了一份长期的合约，所有这些衍生产品的开发权，都被收走了。所以球队并不能依靠这部分收入来维持正常的运营。所以最有效的就是寻求赞助商这个方面。即使有了上千万的赞助，球队在2，3年内也处于一种亏损的状况。所以对于姚明来说，这不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商业投资，但却是事业上的一个明智的投资。通过这个他回报了培养他的球队和城市上海，同时他也希望借助这个球队，来带动上海的国际化的传播。

我问到了姚明的痛处　

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前几天，他刚刚出席了一个盛大的体育人物的颁奖典礼，在舞台上运动员得到了很高的荣誉和人们的掌声，但是在这之后呢，姚明和他的几位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很多他熟悉的运动员非常悲凉，比如几位和他一起从小打球的球员，因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也没有必要的职业培训，所以退役之后只能做一些保安，看大门等工作，每月的收入千余元，生活相当的窘迫，他觉得和颁奖典礼的辉煌相比是一种巨大的反差，也甚至是一种讽刺，所以他在带领上海男篮的时候，就聘请的课外辅导员，是一些老师学者和社会各界的人士，带着球员参观博物馆，去看大剧院，去了解各种职业和学习的可能性，其实就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只是封闭式的训练。希望他们更多的了解现实的世界，学会一些生存的能力，所以他希望把他的球队打造成一个快乐的球队，他非常愿意为这些金字塔底部的运动员们，创造出一些出路。

为什么姚明说我问到了他痛处呢，当他想把在NBA学习到的先进的管理，带入上海男篮的时候，他遭遇到人情社会和契约社会给他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的社会一直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对于自己的恩师，教练李秋平。对于和自己一起长大，中国人叫发小的，刘伟，还有很多熟悉的人，姚明用尴尬来形容自己的处境，因为姚明现在的身份，财富都已经与这些人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且他必须告诉他曾经的教练“下课”。要和自己很熟悉的朋友说“请找你的经纪人来和我们的管理团队谈你的合同”，这样的谈判和选择，在中国的人情社会往往会被认为是不讲情面，让人下不来台，甚至是重钱不重义。每到这时，他都感到很痛苦。特别是当他拿起电话，对仍在住院的李秋平教练说，我们决定要请其他的教练来替换你，这句话需要太大的勇气。说出来后，他感觉到一种轻松，但是也有一种伤感，因为他能听出来，尽管李秋平说能够理解他的决定，但是声音里含有明显的遗憾。可能这就是姚明必须面对的一个困境，可能中国作为一个人情的社会，正在走向一个类似西方的契约型的社会，职业和商业的改革当中，他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些难题。幸好这些事情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成功了引进了美国的教练，刘伟也留在了男篮。但是姚明仍要面对，CBA体制不够健全，经营模式还处于亏损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姚老板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说有时候他很留恋单纯的作球员的生活。

说到了姚明8年来的5个巨大的转变，我很欣赏他，8年来他走的都相当的稳健，而且在巨大的财富和名气面前，他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平常心，这是很难得的。2010年是他的而立之年，也将是他将成为父亲的这一年，还要经营着自己的球队，还要再回到NBA去打球，所以他的担子真是不轻，从一个大男孩到一个男人，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承担，责任和去改变世界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