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两弹一星” - 《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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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两弹一星”

                                    □ 张开善 《百年潮》 2006年第07期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为强有力地领导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组建了一个部门——中央专委。中央专委的全称,开始是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后来随着工作的发展改叫中央专门委员会。
       60年代初期,我从核工业部核武器研究院学术秘书的岗位上,调到中央专委办公室,担任工程师参谋,主管核试验方面的各项具体工作,有机会接触到中央专委为“两弹一星”所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两弹一星”工程如何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的。

中央专委的组建过程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并不过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开赴朝鲜战场,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不仅粉碎了美国意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狂言,也震惊了美国最高决策层。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公开声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挽回朝鲜战场的败局。美联社1950年11月3日公开报道:“杜鲁门总统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1953年初,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带有核弹头的导弹运到日本冲绳岛,为对中国进行核导弹袭击做准备。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后,美国国会正式授权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作出反应,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美国对中国的核战争威胁连续升温,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于7月25日就通告,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撤走回国的同时,也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了。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停止按合同向中国供应配套设备,使得中国正在建设的核工厂停工、中断。
        就在美国对中国不断进行核威胁和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同时,中国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家形势甚为严峻。
         面对困难重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毅然作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
        1962年9月11日,核工业部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10月19日,国务院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核工业部的两年规划,并建议为加强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会上,刘少奇明确表示赞成这一建议,并说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表示中央专委要请周总理出面抓总。 
       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
最近,核工业部在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国防工办……
        不难看出,这份名单集中了各方面、各部门的高层领导。当时,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贺龙任副总理兼国防工委主任,李富春任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先念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任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陆定一任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聂荣臻任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罗瑞卿任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赵尔陆任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国防工委副主任兼国家经委副主任,张爱萍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王鹤寿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刘杰任核工业部部长,孙志远任航空工业部部长,段君毅任机械工业部部长,高扬任化学工业部部长。
         11月2日,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送刘、周、朱、彭核阅”。
         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央专委不仅要管原子弹,也要管导弹,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扩大成员,并改称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增加的委员有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电子工业部部长王诤,兵器工业部部长邱创成、造船工业部部长方强、导弹工业部部长王秉璋、物资管理部部长袁宝华、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因王鹤寿已离职)。 中央专门委员会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

将原子弹研制列为国家战略重点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宣布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专委办事机构——中央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任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国防工办副主任)为副主任。 
      11月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二次会议,听取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的汇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敏锐地感到核工业部当时的薄弱环节是人才问题,当即决定加强核工业部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有关的行政领导力量。于是,中央专委决定,限令各有关部门,军事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于1962年12月底以前为核工业部选调优秀人员。随后,全国各有关部门、单位先后选调优秀人员近500名,其中科技人员近200人、大学生200多人、党政干部和医务人员50多人,支援核工业建设。
        接着,中央专委召开第三次会议,专题讨论刘杰向中央专委提出的《1963年、1964年原子武器工业建设、生产计划大纲》。会前,周恩来审阅了《大纲》,中央专委各委员也事先审阅了《大纲》。经过委员们的认真讨论,会议通过了《大纲》。最后,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国家即使能在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我们在工作中,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如期实现。”
        1963年3月2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五次会议,批准了核工业部补充修订一项非常措施的计划,即原子弹核爆炸装置完成的时间锁定在1964年底,然后按此时间倒排各项工作的计划。这就意味着为成功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必须在1964年底以前将原子弹的原理结构、起爆手段、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提取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等从理论到实验的各项重大技术关,都要攻下。这在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工业生产能力以及科学技术水平还较落后的情况下,其难度可想而知。周恩来等经过认真分析研究,作出这样大胆的决策,令人钦佩。

确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零时”
        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作出一系列决策后,全国各有关部委、有关地区的党政军民、各行各业,展开了一场原子弹研制的全国性大攻关、大协作。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化工部、机械部、航空部、电子部等26个部委,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
       在中央专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顽强奋战,不断攻关,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 
       1963年3月,完成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
      11月29日,铀提取工厂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产品;
      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轰产生中子试验成功; 
      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铀-235;
      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弹上用的核部件;
      6月6日,在青海核研制基地,成功爆炸了一颗准原子弹(仅未装上核材料),为下一步正式原子弹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召开第八次会议。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这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以采取铁塔和空投为主要方式。对地下核试验的研究也要列为议事日程,抓紧勘察、设计。
        9月2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特密级的小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贺龙、张爱萍、刘杰、刘西尧和外交部长陈毅,以及中央专委办公室副主任郑汉涛、副秘书长刘柏罗等。周恩来对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时间作了明确确定:爆炸时间应选在10月下半月到11月上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以前。
        这个大致时间确定后,从周恩来到中央专委办公室,从核工业部再到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指挥部,所有为之奋战的领导和科技人员,随之都紧张起来。
        10月14日19时12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大荒漠核试验场安全地被吊上102米的铁搭。核试验场区的各方面工作已处于最后待命状态。
        在核试验场的气象专家经过昼夜对气象变化的研究分析,并经过多次订正,认为10月16日的天气要比15日好。
10月15日12时,核试验基地核试验办公室传来保密请示电话:        总理、林总、贺总、聂总、总长:
       经党委常委研究,根据气象情况,零日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点。
      请指示。
      10月15日12时半周恩来在电话记录上作了批示: 
       刘杰同志并告成武同志:
       请以保密电话嘱张、刘,同意零时定为16日15时。
                                                                            周恩来
                                                                   10月15日12点半
(成武是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张是指张爱萍,刘是指刘西尧,当时分别任这次核试验的正、副总指挥—作者注)
       10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全天都守候在电话旁。12时,他给刘杰写了一封亲笔信:
       刘杰同志: 
       在12时后,当张、刘回到指挥所时,请你与他们通一次保密电话,告如无特殊变化,不要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不论情况如何,请他们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周恩来
                                                      10月16日12时
        零时终于到了。核试验场区广播里传出倒计时的报读之声:“9、8、7、6、5、4、3、2、1,起爆!”刹时,强光闪亮,火球灼烧,随后,天轰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腾空,中国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周恩来接到张爱萍直通保密电话报告试验成功。他冷静而沉着地问道:“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经核准这是一次核爆炸后,当即代表中央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即零时即将到来的时候,在核试验场的人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时候,现场的几位科学家,如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怀、朱光亚等,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表情,他们谈笑风生,非常沉稳,对此,我记忆中曾对他们有过评说,称他们是胸有成竹,预感到胜利在望,才如此沉稳。

导弹核武器在中国本土上空进行飞行爆炸试验 
       在采取铁塔方式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周恩来立即部署用空投方式进行核爆炸试验。1965年5月14日,轰炸机载着原子弹的航弹,进入待命状态。早晨7时多,当张爱萍详细报告试验的准备情况,并请示可否试验时,周恩来在详细询问了气象情况后,于7时54分下达了同意试验的命令:“照计划进行”。9时59分10秒,轰炸机进入核试验场上空,飞行员瞄准投弹靶心投下了原子弹。中国第一颗空投原子弹爆炸试验获得成功。
        接着,周恩来着手抓“两弹结合”试验。 
        8月9日至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检查了解导弹的核弹头与运载工具的准备情况。周恩来指出,如果“两弹结合”试验顺利,要接着抓战术导弹,包括地空导弹和海防导弹。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五次会议。周恩来获知核弹头小型化和运载核弹头导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后,以一贯的审慎态度,对在中国本土上空进行核武器的飞行爆炸试验提出进一步要求。他说:“这次试验是真试(即导弹携带核弹头)。一切准备工作在8月底前完成。核工业部和导弹工业部互派工作组深入有关研究院、工厂进行落实工作,国防工办负责检查落实。”
       尽管试验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但周恩来的内心仍有着不寻常的担心。他给试验基地发去电报强调:“这次试验要确保质量,绝对可靠,绝对安全,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能出事,出了事影响太大,不单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10月8日、20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央专委会议,专门讨论“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说:“这类试验,美国只是在海上进行的,法国还未搞过,我们在本土大陆上进行,一定不能出乱子。”
       10月20日,周恩来指派聂荣臻前往导弹发射试验场,主持“两弹结合”试验。
       周恩来在几次专委会上,对这次“两弹结合”试验提出了16个字的要求:“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10月27日是“两弹结合”试验的日子。9时10秒,万事齐备,一声令下,导弹点火,顿时大地轰鸣,导弹托举起核弹头,尾部喷出浓烈的火焰,直冲浩瀚的天空。观测站遥测仪器不断收到无线电信号,“导弹程序转弯”,“飞行正常”。9时9分14秒,导弹经过9分4秒钟的飞行,核弹头在新疆罗布泊核实验场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两弹结合”试验获得成功。当日,新华社发表了新闻公报: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聂荣臻事后将这次试验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专题报告:
        在我国本土上空用导弹进行核试验,而且一次就百分之百的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1945—1958),苏联用了6年(1949—1955),我国只用了两年,比起美国快了6倍半,比起苏联快了3倍。

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后,周恩来激动得高呼:“毛主席万岁!”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根据核武器的发展规划,提出要紧抓氢弹不放。
         早在1965年,周恩来在听取刘杰关于中国还需三到五年能爆炸氢弹的汇报时,当即表态:“三年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并要求核工业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上报中央专委。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起,氢弹的研制工作受到了冲击。
        1966年9月,核工业部的研究部门有的专家被抄了家,有的家属受到了牵连,引起广大科研人员的严重不安,影响了科研工作的进展。周恩来闻讯后非常焦急,甚为不安,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善后工作,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难以落实的。
        远在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也受到了冲击。这里也开始贴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大标语。后来,在一些人当中逐渐形成两种观点,对核试验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好在基地广大科研人员心怀强国之梦,顾全大局,使氢弹爆炸试验最后获得了成功。
         1967年2月20日,国防科委、核工业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向周恩来汇报了氢弹爆炸试验的准备情况,建议批准在1967年7月1日前进行试验。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询问了有关问题,当他听到氢弹理论设计方案2月底可以确定下来后,批准了可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试验。
         6月初,周恩来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组织。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接见。接见进行到深夜,聂荣臻感到身体不适,多次站起来,用后背靠在礼堂的柱子上。周恩来见此情形,宣布散会。群众走后,聂荣臻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提出拟去核试验场,周恩来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批准了聂荣臻前往核试验场主持氢弹爆炸试验。
        1967年6月17日上午9时,参加这次氢弹试验的全体工作人员,各就各位,北京各部门来的领导和随行人员,先后进入离爆炸中心几十公里以外的战壕。因我是中央专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很荣幸地站在聂荣臻身边。这是最好的观察位置。
         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拉着长长的白烟从远处飞来,随着飞机的临近,在上空盘旋,人们的紧张程度不断加剧。按规定飞机盘旋第二圈时应将氢弹投下,然而飞机飞完第二圈后仍毫无动静,这使得气氛更加紧张,在场的人几乎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飞机飞行到第三圈时,突然天空出现了极为强烈的闪光,伴随着天地轰鸣,多彩的硕圆状火球,巨大的蘑菇云翻滚升腾。成功了!中国的氢弹爆炸成功了!人们欢呼雀跃,激动的场面难以言表,不少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当聂荣臻在战壕里拿起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电话,向周恩来报告试验成功时,周恩来当即高呼“毛主席万岁!”我想,当时呼这样的口号,是周恩来内心甚为激动的表现。在重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仍然把氢弹搞出来,极为不易,周恩来为之而激动应该在常理之中。

周恩来听到中国升起第一星,激动地说:“很好!很好!”
        早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讨论会上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但是,那个年代,到处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人类新天地”、“敢叫日月换新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在这种气氛下,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经历过左右为难、举步维艰的岁月。
       1965年7月,中国科学院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的报告。
        8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这一报告。这次会议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重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这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同时,还对人造卫星工作进行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主体与地面控制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导弹工业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进入工程研制建设阶段。         1970年4月底,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并安全保密地运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
       1970年4月2日,周恩来为准确掌握卫星的准备情况,将正在发射基地的专家们召到北京,并于当晚19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听取他们的汇报。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关于运载火箭和卫星总体情况的汇报。接着,由另外一位专家汇报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具体隋况。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当听到弹道参数时,周恩来对几个参数在笔记本子上作了计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这位汇报专家一听,大为惊叹,忙解释说:“对不起,是我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四舍五入了。”周总理的仔细可见一斑。
       接着,周恩来问道:“这次卫星发射,预计要飞经哪些国家城市的上空?”钱学森回答:“要经过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国家的名字后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以上各国的首都,要事先预报出时间,这件事要做好,做准确。”
        周恩来最后关切地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再一次听取卫星发射各项系统工作准备的情况。专家汇报时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要念第二段时,周恩来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我看毛主席语录就不用念了。”当汇报到卫星将要飞经蒙古上空,将蒙古说成蒙修,周恩来插话说:“蒙古就是蒙古嘛,蒙古修了,难道领土也修了?不要什么都讲修呀修的。”
        周恩来一边仔细听着汇报,一边提出问题,问道:“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东方红》乐曲,以及轨道参数,卫星重量,还能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这次会议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深夜零时多,整整5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周恩来自始至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边记录,一丝不苟,令人钦佩。
       4月24日15时50分,周恩来亲自给在导弹发射基地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打去电话:“毛主席已批准了今天晚上的发射!”这一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基地,试验场人声鼎沸,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笑容,而人人心里又都有点忐忑不安。全体工作人员在欣喜若狂过后,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最后检查各道工序的工作中。
       当晚21时15分,周恩来向导弹发射场发去关切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轰鸣声中被火箭托举着升上太空。18秒钟后,火箭按程序转弯,朝东偏南方飞去,瞬间消失在浩瀚苍穹之中。15分钟以后,指挥所接到卫星传来的信号,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进入轨道。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已经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宏亮。
       22时整,周恩来接到罗舜初从现场打来的电话报告:“卫星人轨,并已收到播放出的《东方红》乐曲。”周恩来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声说:“好!很好!”
      4月25日晚18时,新华社授权对外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1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周恩来一共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还有若干次中央专委小会。这些会议记录了他为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发射成功所付出的心血和非凡的胆略、才华。他对中国“两弹一星”和其他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精辟而具科学性的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以及今后,都有指导意义。1974年4月21日,他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他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咛大家说:“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这是他对我国尖端事业留下的最后的声音。不久,他病重住进了医院,我们再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