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论托洛斯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21:45:16
第一篇、托洛斯基的八卦史
今天说的是前苏联的三位革命领袖：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八卦史。
先肯定一个前提，领袖也是人，人所有具有的一切，包括欲望、妒忌、怨恨、愤怒，他们也无不具有。对此，你可以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不必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难道你就没有这样做过？
言归正传。领袖的风流史，苏联的官方史家照例是装作看不到的。可惜总会有一些轶事流传下来。
前不久才听说马克思是有私生子的，这事没有旁证，就不说了。不过，列宁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之间并无爱情，这是苏共很多人都知道的。他们只有革命同志的友谊。当然，可能是纯洁的友谊，但对于夫妻来说，总有总怪怪的。事实上，列宁爱的是一个叫印涅萨的气质女人，一个有夫之妇。以至于1922年她死的时候，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实际上也已经死了。
列宁在1924年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一度按照他的遗嘱，支持以托洛斯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想要把粗暴的总书记斯大林搞下台。斯大林威胁她说：如果你的支持我，我会让党宣布，说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党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不是吗？所以克鲁普斯卡娅妥协了。
至于斯大林，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有爱，但愿没有。因为被他爱上可不是愉快的事情。众所周知，他的第二任妻子是自杀的。根据布哈林妻子拉林娜的叙述，在1932年11月8日晚上的宴会，斯/大/林当着妻子的面向一个女演员大献殷勤，她保持沉默，也不吃东西。斯大林命令她说：“喝吧，母狗！”并且把一些桔子皮扔到她身上，并且说了一些粗鲁的话。当晚她就自杀了。
流亡异国的托洛斯基也少不了风流佚事，不过他与妻子娜塔莎的爱情却颇为感人。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以欣赏赞美的语气描写了娜塔莎的高贵气质。当然喽，也不乏肉麻的词句，比如说“我是你的一条老狗”之类。
早在1937年的大审判中，托洛斯基就被斯/大/林缺席判处死刑，在1940年8月20日，这一判决终于被执行了，托洛斯基被格勃乌特务击伤脑部，他意识到自己生命垂危，也许是害怕在袒露胸襟之前死去，他忽然说：”娜塔莎，我爱你！”而且说得那么庄重，那么严肃，但很微弱。
托洛斯基被送到医院，护士给他理发，他还记得昨天娜塔莎想请理发师给他理发，结果没来。此时他向妻子眨眨眼幽默地说：”你瞧，理发师不是来了吗！”为了进行手术，护士们开始替他脱衣服，当准备脱最后一件外衣时，他很严肃地对娜塔莎说：”我不要她们脱，我要你替我脱。”当脱下衣服后，她弯下身子吻他的嘴唇，他们一次又一次接吻，这是他们的最后告别。
三位领导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钢铁造成的人。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斯/大/林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钢铁般的人”。他杀起自己的战友来，的确是眼睛都不眨的。新的解密文件也证明了，是斯/大/林下令枪毙沙皇全家的。但是，在前线传来德国大举进攻，苏军溃败的消息后，这位钢铁统帅却惊惊慌失惜，躲了好几天。像所有的暴君一样，斯大林极其害怕他人阴谋杀害自己。在晚年，为了避免别人的饭菜中下毒，他甚至自己做饭。
至于列宁，该出手的时候他也不会手软的。举个例子，1935年，托洛斯基通过廖瓦把部分文件卖给了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研究所。这些文件是1917-1922年的通信的影印件。廖瓦写信告诉托洛斯基说，他把列宁的三封电文抽掉了。下面是这三封电文的一些内容：（1）“可以用贿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吓的方法。”（2）“如果他们纵火，就把他们全部处死。”（3）1919年6月8日列宁写给斯克良斯基的谈到耶夫斯克的电报全文：“请以我的名义给梅尔尼昌斯基，告诉他，犹豫不决，对旷工行为不执行处决是可耻的。”我不想评论列/宁这样做是不是太过火，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过火行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应该掩饰这一事实。
列宁和托洛斯基，一个死得早，一个给逐出教门，所以也避免了斯大林留下的千古骂名。但是，即使换了他们两位，也改变不了历史的铁的逻辑，至多是使这一进程进行得较为温和罢了。
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托洛斯基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深刻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所以他最后败下阵来。先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又被驱逐出祖国，过着颠倍流离的侨居生活。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格勃乌特务杀害，他本人也死于特务之手。
比起这些来，他在精神上的痛苦要大十倍。他坚守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勇敢地揭露了斯/大/林及其官僚统治的真面目，但是他的遭遇就就阿波罗所惩罚的女预言家那样，谁也不相信他，他是作为叛徒、杀人犯、英美法德诸国的间谍死去的。
以前的革命者虽然也遭受了巨大的肉体痛苦，但他们也能得到道义支持。而托洛斯基由于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就注定了其抗争的悲剧性，就像他的前辈闵采尔以及后来者毛泽东所处的境遇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经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竟如此轻易地被斯/大/林击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斯大林确实是取得了历史的授权书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向斯大林屈服了（布哈林临死前给斯大林写信道：“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我想对您说，我愿意在思想上毫无保留地和毫不动摇地完成您的任何要求。”），但托洛斯基从来没有停止斗争，直到特务将他杀害，使他的鲜血和脑浆洒在他正在撰写的《斯/大/林评传》上。
单从这一点说，托洛斯基是值得钦佩的。许多人评价托洛斯基说：“托洛斯基具有高度的自制力，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经得起挫折和失败。”
在许多小事上也表现了托洛斯基的坚强。1931年3月1日，托洛斯基在普林吉坡的住宅失火，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托洛斯基的亲人和秘书都因此而忧心仲仲，而托洛斯基在刚刚安顿下来后，马上把手稿往桌上一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1940年5月25日，刺客袭击了托洛斯基在墨西哥的住所，他们架起机关枪往屋子里疯狂扫射。凶手们逃走后，托洛斯基在等待墨西哥警察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又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
只有一次，在接到女儿齐娜的死讯后，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几天以后才继续工作。
托洛斯基的坚强来自他对革命的信念，来自他对生活的爱，也来自他的远见和深刻的洞察力。
1937年，他曾经对哲学家杜威领导的一个旨在调查当年莫斯科大审判真相的委员会做过如下表白：
“我的生活经历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
假使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托洛斯基就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即使是这样，他也应该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与同情，因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让余杰之流狂吠吧，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正如托洛斯基所说：
我相信，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对平等、公正、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任何人也不能判定它是空想，任何人也不能宣布它的死亡，因为这种追求已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它将继续下去。也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历史为人类准备的仍是官僚奴隶制度。就算是这样，我仍旧站在奴隶一边。我不会为新的剥削者鼓掌呐喊，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样是“历史的必然”。
写着写着严肃起来了，还是回到八卦主题吧。
托洛斯基兴趣广泛。喜欢骑马、打猎、捕鱼、饲养小动物。他在书信中常常以真正的喜悦心情写到他这些活动。在流亡生活中也乐此不疲。他幽默地写道：他要打到野兔，同时跟老虎、野猪等签订一纸互不侵犯协定。
托洛斯基乐于跟普通人，特别是工人交往。他跟老渔翁做好朋友，在老人面前他没有半分架子。必须指出，他身上有浓厚的贵族气派，但是他只对身边的人才如此，面对初见者，他是十分亲切的。他的秘书说：“谁跟他工作的时间愈久，他就愈挑剔，而且态度也越加粗鲁。”
托洛斯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教条的、书生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保守的一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任何创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他对于这种创新有一种说法，叫做“修剪马克思的胡子”。一直到他死，都不肯承认他首先揭露和批判的官僚集团是一个新阶级。
这种循规蹈矩的性格甚至也影响到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秘书说：“对于自己的心爱之物，诸如钢笔、马达渔具和猎枪，都必须按照规定使用和保养，而这些规定几乎是不可改动的。”
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有时令人很头痛。比如，有一次他也来帮忙洗碟子，他擦拭每一个盘子和碟子都特别仔细，这样一直干到很晚才结束，结果他不来倒省力些，来帮忙大家反而更累了。
我想像他那样的革命者在死的时候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终于可以休息了。现在他的坟墓在生前所寓居的院子里，大理石墓碑上面是镰刀斧头旗，这面在前苏联已经无声地降下的旗子，还在他的头上飘扬着。
第二篇、托洛斯基与不断革命论
托洛斯基是国际共运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史学界的观点比较一致的是：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的。
如果您出生在七十年代以前，那么您可能拜读过或者听说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斯大林钦定的史书把俄国革命史描述成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与以托洛斯基为首的反革命派斗争的历史。在斯大林笔下托洛斯基仿佛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叛徒、内奸、杀人犯，当然在十月革命中也没干好事。
不过如果您有翻故纸堆的嗜好，那么你可能看到这样一个史料。这是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真理报》发的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有关起义的一切实际工作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斯基同志的指导下完成了。可以肯定地说，全党首先和主要应该感谢托洛斯基同志，他使卫戎部队迅速地投向苏维埃一方，并效率极高地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您想得到吗，这段在三十年代看来标准的反革命言论，却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手笔。不难理解，1947年出版《斯大林全集》中这段文字在被删节了。
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话，会发现斯大林写这段话的用意值得怀疑。因为当时斯大林因为支持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而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发生了争吵，最后在托洛斯基的要求下，列宁把斯大林从察里津调走了。因此斯大林未必有心情对托洛斯基歌功颂德。实际上，这段文字把托洛斯基描绘成列宁思想的执行者——仅仅是一个执行者，从而否定了托洛斯基在革命中的巨大的理论贡献，达到损贬对方的目的。
事实上，托洛斯基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不仅用枪炮捍卫了革命，而且用理论武装了革命，这个理论就是“不断革命论”。
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尼尔斯对不断革命论作了高度评价：“在俄国的条件下要使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革命的斗争精神相协调，这是十分困难的。孟什维克放弃了斗争精神，而列宁尽管在口头上承认，但实际上牺牲了历史哲学。然而，有一种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规定的严格条件与俄国激进派的急迫行动协调起来了，这就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在1917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说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革命的良心》第61页）
不断革命论解决了如何在落后的俄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中国等国家提供借鉴，因此一些学者称之为欠发达国家的革命理论。
十月革命之前，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我们这种生活水准要开始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力量，客观条件也不具备。……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托洛斯基早在1905年革命前后，就根据不平衡规律对俄国革命的未来作了相当准确的预言。他的结论是：
1、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的发展，必将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2、 革命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俄国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结构极端的两极分化，缺乏一个起平衡作用 的中产阶级，因此，俄国可以首先发生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3、 由于不平衡规律所导致的复合发展，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飞跃式地结合在一起。
4、 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能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则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它的历史依据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具有的基本特点：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其经济发展方式是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外国资本和国际市场的需求，而非本国的需求，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4、社会结构极端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
这些特点表明，尽管革命前的俄国也存在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它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正是这种国际和国内的不平衡状态，决定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托洛斯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
“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都是直接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联合发展法则。”
中国和西班牙革命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反证。中国大革命时期，由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恪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要求中国党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妥协，最终葬送了革命（被共产国际当作替罪羊的陈独秀因此改宗托洛斯基主义）。
1930年西班牙革命中历史重演，共产国际声称，由于国家落后，西班牙革命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提到日程上来”（《流亡的先知》第164页）。结果佛郎哥毫无顾忌地对革命实行了专政。
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不断革命论的历史哲学基础。托洛斯基在以下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不平衡规律：
1、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人类历史的绝对规律，而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规律；
2、发展不平衡在性质上包括发展水平不平衡和发展速度不平衡；在范围上包括国内和国际的不平衡；
3、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不同的质互相影响而导致“复合发展”：
“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另外一条规律－－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的名称来表示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吸引、两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 （《托洛斯基主义》第３２页）
复合发展是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不平衡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则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由复合发展法则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被背叛的革命》219）。
4、但是，复合发展也必然是部分的质变，必然形成新的不平衡：
“在落后国家建立先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文化水平发生了矛盾。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被背叛的革命》219）。
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间断性。
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表现为两点，首先，在统治初期，无产阶级就不但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必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它就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发生冲突，而且与广大农民相冲突。其次，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工人、农民阶级还必须与逐渐成长起来的官僚集团斗争。
托洛斯基并不主张用刺刀输出革命，但他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相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族的基础开始的－－但它决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即全球化），使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一种垂直性的依赖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得到了深化），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似乎源于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林彪政治集团的"5•71工程纪要"就说张春桥、江青是托派）。
第三篇、天鹅之歌——列宁最后的斗争
列宁逝后，他的政治继承人——托洛斯基、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这个偶像往往各执一端，各取所需。
事实上，列宁的晚年思想是一个整体。而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不仅仅是列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还包括他实行民主、反对官僚化的政治新政策。如果不抑制官僚政治，实行党和苏维埃的民主，新经济政策无法得到持久和正确的实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政治新政策。
和左翼反对派相比，列宁起初没有清楚地看到官僚主义在党内的存在，也不够重视国家计划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作用。他认为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在于“健全的人”。因此，列宁的具体措施是：1919年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1922年4月提出了《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这个建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建立一个由“副主席”监督检查国家机器运行的制度。
而早在1920年12月，左翼反对派的领导者托洛斯基就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认为“一个拥有所有政府贤人的特殊部门”的概念是不现实的，而具体的行动则更坏。托洛斯基不把官僚制总是看作“健全的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与客观的经济状态及其缺乏组织相联系的问题。
托洛斯基的基本态度包括两个主要观点，一，苏维埃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不能借助于正规的民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国家的经济重建来解决。二，托洛斯基坚持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将重点放在大规模的国有化工业上。
列宁开始认识到苏联这驾车子没有按以前想的方向行驶。在1921年，列宁写道：“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我们实际上存在的国家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个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
1922年，列宁认为导致党过去干蠢事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俄国工农的文化水平太低，以及苏维埃的国家机构很糟糕。
列宁在其逝世前写的几篇论文（布哈林称之为“政治遗嘱”），表达了实行政治上的新政策的设想，是对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补充。《论我国革命》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处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具有某些特殊性。因此俄国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论合作社》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发展商品经济甚至是资本主义。
但是，发展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政治前提：改造国家机构，反对官僚主义。这就是《怎样改造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及《日记摘录》的主题。《日记摘录》一篇表面上谈的是文化问题，但列宁正是把苏联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消灭官僚主义的重要保证。因此他呼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毛/泽/东也发动了一场旨在消灭官僚政治的文化大革命）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写道：“我们国家机关的状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
在列宁的晚年，党和国家的官僚化是列宁最担忧的问题。因为他在与斯大林这些人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病症的征兆。民族问题引起了列宁的关注。让列宁感到痛心疾首的不仅是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在格鲁吉亚民族政策上的操之过急，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大俄罗斯主义。列宁相信，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政权内部政策的延伸，格鲁吉亚事件只是一种更严重得多的病症的症状而已。列宁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发生在党内的官僚化进程。列宁指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在《论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列宁写道：“这种机构……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列宁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党的分裂，这是列宁写给俄共十二大代表大会的主题，这封信被称为列宁的“遗嘱”，实际上这是列宁准备的对斯大林的正式进攻的准备步骤。
列宁逐步展开了对官僚机构的代表斯大林的斗争。虽然列宁在信件中表现得很策略，但可以看出他是决心在政治上搞跨斯大林了。特别是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对信件作了一个补充，建议撤掉斯大林总书记职务；3月5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威胁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对这封信说：“要是伊里奇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上搞垮斯大林，他是绝对不会下决心断绝私人关系的。”托洛斯基看到列宁给穆迪瓦尼的信后，也清楚地认识到列宁要与斯大林展开斗争。这封信当时转交给托洛斯基，按托本人的说法，列宁委托他在十二大上对斯大林进行毁灭性的攻击。
托洛斯基是个多少有点书生气的革命家。虽然他对官僚化有深刻的预见，但是他正如列宁所说那样“过于自信”，对于列宁在生命最后关头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因此，虽然他与列宁结成了反对斯大林的同盟，但是在党的十二大上却对斯大林手下留情了。玩政治，他远远不是斯大林的对手。
列宁十分关心他对官僚主义及官僚头子斯大林的攻击所取得的成果。但是，他的许多建议不是在沉默中遭到冷遇，就是被视之为时机尚未成熟。他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甚至险遭不能发表的命运。
1924年1月19日到20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读了刚刚发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总结了官僚化的论战，并给发起论战的托洛斯基扣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
可以肯定，这项决议给了列宁重重一击：他所担心的事正变成现实。第二天，列宁就怀着深深的失望和困惑与世长辞了。
在三十年代，被赶出国门的托洛斯基指控列宁的死与斯大林有关，直接点说，列宁是斯大林毒死的。我看过一些文件，列宁的死确实有疑点。不过，是也罢，非也罢，苏联都解体十多年了，这又关伊底事？只希望列宁的政治新政策能够给人一些启示，这就是：官僚不死，改革必败。不管是托洛斯基这个军事人民委员，还是列宁这个党的最高领导，都改变不了这个趋势。
第四篇、托洛斯基与新阶级
托洛斯基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在许多人看来，托洛斯基仅仅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内战的指挥者、世界革命的鼓动者、斯大林之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因此他也许活该遭受悲惨的命运。这些描写自也有历史事实方面的基础，但是它们仍然忽视了真实的托洛斯基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正如仅仅根据列宁和布哈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作品来描绘他们，也会忽略他们后来的变化一样。托洛斯基也如此，他在政治面貌在1923年发生的继承权斗争中深刻地改变了，虽然这一改变不足以使他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如果脱离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二、三十年代的托洛斯基。托洛斯基跟列宁的争论是众所周知的。正是托洛斯基早在1904年就针对列宁的党的组织方法写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以下结果：党组织代替了党，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组织，最后，一个ˋ独裁者ˊ代替了中央委员会。”
这位不断革命论的作者批评列宁的集中主义，但同样忠于革命信念。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之间，托洛斯基参与了包括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激进民主派。1917年夏，托洛斯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与他一起加入的还有其他左翼孟什维克，如拉狄克、拉柯夫斯基。革命前夕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远比以前更具包容性，因而激进民主派发现可以与之水乳交融。
6年后，布尔什维克党经过了严酷的内战阶段，并且从一个革命运动的团体，转变为在一个新的革命国家中垄断权力的、纪律森严的组织。由于环境使托洛斯基成为一支革命军队的指挥者，并使之在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高度重视使用无情的手段。内战结束后形势的变化导致了第二次改变，而且托洛斯基发现，在领袖列宁得了重病之后，他被老列宁主义者组成的领导集团所排斥。到了1923年下半年，托洛斯基大声疾呼反对官僚化，反对以三驾马车为首的领导集团对党的民主的违背。托洛斯基在1923年10月8日给党的信中写道：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压力必须让位于更活泼和更广阔的党的民主制。然而，现政权……较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权从工人民主的道路上倒退得更远了。党机构的官僚化已经通过秘密选举的办法发展到闻所未闻的地步。”
左翼反对派与托洛斯基相呼应，提出了“四十六人纲领”。
为了对付这些令人头疼的指控，托洛斯基的敌人耍了个花招。于是有政治局12月5日决议的通过。
1928年斯大林采取左派的政策，并与党的右翼布哈林派决裂。托洛斯基的许多支持者在斯大林向左转之后“投降”了斯大林，但这并没有立刻托洛斯基的思想产生影响。在被驱逐出苏联的前几周，托洛斯基尝试仍然坚持道：“官僚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过去它总是为一个或其他阶级服务，即使它处在社会的权力金字塔上，并且包括在它所服务在阶级中。”托洛斯基仍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条，他的朋友拉打柯夫斯基正在努力冲破这些教条，他试图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本质作出自己的解释：
“当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个阶级的某一部分人便转变成其权力本身的代言人，以这种方式官僚主义便产生。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资本主义积累对于统治阶级是不被允许的，这种不同之处首先是职能式的，但是随之便成为社会性的。我说的不是阶级，而是社会。我的意思是那些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共产主义者，即有一个好的房间，可正常离开，挣该政党的最高工资，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于那些在煤矿工作，每月只挣五六十卢布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我们面前一个伟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塑造并且继续发展。”在这里，新阶级理论处于萌芽时期，不久便被广泛应用。拉柯夫斯基还通过重新定义的方法来使他的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相符合：“这个独一无二的阶级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和统治权力的唯一形式。”
而在托洛斯基看来，斯大林政权是多少有点暧昧的“工人国家”，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畸形”所败坏和受到外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所威胁。现在他认识到革命后的疲倦导致了“直接群众监督的水平的毫无疑问的降低”。而“党的血液却被半觉悟的新党员稀释了”。这些缺陷使官僚取得了越来越的权力和独立性。“政府官员越来越充满自信，自以为进行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他确信自己处在特权的地位。”反过来，官僚机构“追求一种和平的、最终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热月”。托洛斯基仍不能提出任何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选择：“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多地处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不仅国家机构，党机构也一样，正在变成至少是资产阶级观点和希望的事实上的代理人，如果不是正式的代理人的话。”
放逐生涯一年过了一年，托洛斯基更加专注于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者中的内部派别斗争，无视于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绝不修改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的确，他在1930年春写道：“官僚恢复了许多统治阶级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劳动群众会这样看待它的原因。”但他赶忙加上一句，“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很清楚，苏维埃官僚不可能使自己变为新的统治阶级。”
到了1933年，托洛斯基不管他以前维护CP的所有活动，他认为已经到了与整个共产国际决裂并将他各处的支持者组织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的时候了。然而，这个新的国际仍然以“保卫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为主要纲领之一。托洛斯基仍然认为莫斯科政权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一个有缺陷的专政”。因此，当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俄国侨民提出类似拉柯夫斯基1930年的思想，即苏维埃国家代表了剥削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新形式的时候，他感到特别生气。托洛斯基宣称，官僚不可能是一个阶级，因为它“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没有独立的财产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蒙蔽了托洛斯基，使他看不到正在显露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真相。“最大的公寓、美味多汁的牛排，甚至是肩章都不足以使官僚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总之，“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不应使用阶级剥削这个词，而应该用社会寄生。”这个正确的区分并不会改变结果：“在最后的分析中，工人民主是阶级敌人以工人的官僚为中介施加压力的结果。”最后则是，“唯有通过强迫才能迫使官僚让出权力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手中。”即使是那样，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潜伏势力制造了内战的巨大危险。
托洛斯基是官僚化进程的杰出观察者，他竭尽全力想阻止或者改变这一演变趋势，然而在这一方面他彻底的失败了。从20年代初到他的死，权力的失落给托洛斯基的思想涂上了色彩。由于被击败，被人抢掉荣耀，被比他更平凡的人所审判而产生的深深的不满，渗入了从继承列宁的斗争一开始所写的几乎所有作品。托洛斯基的敌人说他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迟到的追随者，这尤其使他激怒。因此他写了大量解经式的自我评价，反复证明在共产主义理论的所有方面他是正确的 “我将一个一个地考察这些争论点，给出那些易取得证明文献的正确引文和参考书目。”为了避开其反对者，他竭力表明对列宁的尊重：“我们可以从事实看出，正如经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的那样，几乎在所有的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于列宁，弗拉基料尔•伊里奇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托洛斯基的辩白对于那些致力于毁灭他的敌人来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许多领导人都乐于戏弄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可能也知道这一点，他并不是希望说服敌人，而是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证明自己正确的记录。
今天说的是前苏联的三位革命领袖：列宁、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八卦史。
先肯定一个前提，领袖也是人，人所有具有的一切，包括欲望、妒忌、怨恨、愤怒，他们也无不具有。对此，你可以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不必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难道你就没有这样做过？
言归正传。领袖的风流史，苏联的官方史家照例是装作看不到的。可惜总会有一些轶事流传下来。
前不久才听说马克思是有私生子的，这事没有旁证，就不说了。不过，列宁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之间并无爱情，这是苏共很多人都知道的。他们只有革命同志的友谊。当然，可能是纯洁的友谊，但对于夫妻来说，总有总怪怪的。事实上，列宁爱的是一个叫印涅萨的气质女人，一个有夫之妇。以至于1922年她死的时候，据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实际上也已经死了。
列宁在1924年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一度按照他的遗嘱，支持以托洛斯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想要把粗暴的总书记斯大林搞下台。斯大林威胁她说：如果你的支持我，我会让党宣布，说你不是列/宁的妻子。党是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的，不是吗？所以克鲁普斯卡娅妥协了。
至于斯大林，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有爱，但愿没有。因为被他爱上可不是愉快的事情。众所周知，他的第二任妻子是自杀的。根据布哈林妻子拉林娜的叙述，在1932年11月8日晚上的宴会，斯/大/林当着妻子的面向一个女演员大献殷勤，她保持沉默，也不吃东西。斯大林命令她说：“喝吧，母狗！”并且把一些桔子皮扔到她身上，并且说了一些粗鲁的话。当晚她就自杀了。
流亡异国的托洛斯基也少不了风流佚事，不过他与妻子娜塔莎的爱情却颇为感人。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以欣赏赞美的语气描写了娜塔莎的高贵气质。当然喽，也不乏肉麻的词句，比如说“我是你的一条老狗”之类。
早在1937年的大审判中，托洛斯基就被斯/大/林缺席判处死刑，在1940年8月20日，这一判决终于被执行了，托洛斯基被格勃乌特务击伤脑部，他意识到自己生命垂危，也许是害怕在袒露胸襟之前死去，他忽然说：”娜塔莎，我爱你！”而且说得那么庄重，那么严肃，但很微弱。
托洛斯基被送到医院，护士给他理发，他还记得昨天娜塔莎想请理发师给他理发，结果没来。此时他向妻子眨眨眼幽默地说：”你瞧，理发师不是来了吗！”为了进行手术，护士们开始替他脱衣服，当准备脱最后一件外衣时，他很严肃地对娜塔莎说：”我不要她们脱，我要你替我脱。”当脱下衣服后，她弯下身子吻他的嘴唇，他们一次又一次接吻，这是他们的最后告别。
三位领导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都是钢铁造成的人。虽然如此，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斯/大/林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钢铁般的人”。他杀起自己的战友来，的确是眼睛都不眨的。新的解密文件也证明了，是斯/大/林下令枪毙沙皇全家的。但是，在前线传来德国大举进攻，苏军溃败的消息后，这位钢铁统帅却惊惊慌失惜，躲了好几天。像所有的暴君一样，斯大林极其害怕他人阴谋杀害自己。在晚年，为了避免别人的饭菜中下毒，他甚至自己做饭。
至于列宁，该出手的时候他也不会手软的。举个例子，1935年，托洛斯基通过廖瓦把部分文件卖给了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研究所。这些文件是1917-1922年的通信的影印件。廖瓦写信告诉托洛斯基说，他把列宁的三封电文抽掉了。下面是这三封电文的一些内容：（1）“可以用贿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吓的方法。”（2）“如果他们纵火，就把他们全部处死。”（3）1919年6月8日列宁写给斯克良斯基的谈到耶夫斯克的电报全文：“请以我的名义给梅尔尼昌斯基，告诉他，犹豫不决，对旷工行为不执行处决是可耻的。”我不想评论列/宁这样做是不是太过火，因为革命本身就是历史的过火行为。真正的革命者不应该掩饰这一事实。
列宁和托洛斯基，一个死得早，一个给逐出教门，所以也避免了斯大林留下的千古骂名。但是，即使换了他们两位，也改变不了历史的铁的逻辑，至多是使这一进程进行得较为温和罢了。
俄国国有制资本的原始积累，与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以及俄国在东方的整个殖民主义政策紧密相连。俄国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结束阶段正好与社会革命本身同步。剥夺土地占有者始终是这一过程的基础。俄国1917年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完全衰老的亚洲封建主义，同时反对业已发展起来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它的使命是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和在国有制统治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理解革命的这一特殊性，就不能理解革命的进程和及其后果，就不能理解它客观上可能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导致确立国家资本主义的革命。
托洛斯基没有像斯/大/林那样深刻地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所以他最后败下阵来。先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然后又被驱逐出祖国，过着颠倍流离的侨居生活。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格勃乌特务杀害，他本人也死于特务之手。
比起这些来，他在精神上的痛苦要大十倍。他坚守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勇敢地揭露了斯/大/林及其官僚统治的真面目，但是他的遭遇就就阿波罗所惩罚的女预言家那样，谁也不相信他，他是作为叛徒、杀人犯、英美法德诸国的间谍死去的。
以前的革命者虽然也遭受了巨大的肉体痛苦，但他们也能得到道义支持。而托洛斯基由于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就注定了其抗争的悲剧性，就像他的前辈闵采尔以及后来者毛泽东所处的境遇一样。
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经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竟如此轻易地被斯/大/林击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斯大林确实是取得了历史的授权书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都向斯大林屈服了（布哈林临死前给斯大林写信道：“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我想对您说，我愿意在思想上毫无保留地和毫不动摇地完成您的任何要求。”），但托洛斯基从来没有停止斗争，直到特务将他杀害，使他的鲜血和脑浆洒在他正在撰写的《斯/大/林评传》上。
单从这一点说，托洛斯基是值得钦佩的。许多人评价托洛斯基说：“托洛斯基具有高度的自制力，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经得起挫折和失败。”
在许多小事上也表现了托洛斯基的坚强。1931年3月1日，托洛斯基在普林吉坡的住宅失火，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托洛斯基的亲人和秘书都因此而忧心仲仲，而托洛斯基在刚刚安顿下来后，马上把手稿往桌上一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1940年5月25日，刺客袭击了托洛斯基在墨西哥的住所，他们架起机关枪往屋子里疯狂扫射。凶手们逃走后，托洛斯基在等待墨西哥警察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又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
只有一次，在接到女儿齐娜的死讯后，他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几天以后才继续工作。
托洛斯基的坚强来自他对革命的信念，来自他对生活的爱，也来自他的远见和深刻的洞察力。
1937年，他曾经对哲学家杜威领导的一个旨在调查当年莫斯科大审判真相的委员会做过如下表白：
“我的生活经历既不乏成功，也不乏失败，这不仅没有毁掉我对光辉灿烂的人类未来的信念，反而使它更强烈了。这是对理性、真理、人类和谐的信念，我在18岁时就抱着这一信念进入了俄国外省的尼古拉耶夫市的工人区。此后我一直完全、彻底地坚持这种信念。它更加成熟了，而热情却并没有消退。”
假使社会主义不过是海市蜃楼，革命仅仅是以一种剥削与压迫的形式代替另一种，而且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么，托洛斯基就像一位沉溺于自己的梦想与幻觉中的乌托邦信徒。即使是这样，他也应该获得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与梦想家理应获得的那份尊敬与同情，因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让余杰之流狂吠吧，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需要为自己辩护。正如托洛斯基所说：
我相信，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对平等、公正、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任何人也不能判定它是空想，任何人也不能宣布它的死亡，因为这种追求已贯穿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它将继续下去。也许，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历史为人类准备的仍是官僚奴隶制度。就算是这样，我仍旧站在奴隶一边。我不会为新的剥削者鼓掌呐喊，不管新的剥削制度怎样是“历史的必然”。
写着写着严肃起来了，还是回到八卦主题吧。
托洛斯基兴趣广泛。喜欢骑马、打猎、捕鱼、饲养小动物。他在书信中常常以真正的喜悦心情写到他这些活动。在流亡生活中也乐此不疲。他幽默地写道：他要打到野兔，同时跟老虎、野猪等签订一纸互不侵犯协定。
托洛斯基乐于跟普通人，特别是工人交往。他跟老渔翁做好朋友，在老人面前他没有半分架子。必须指出，他身上有浓厚的贵族气派，但是他只对身边的人才如此，面对初见者，他是十分亲切的。他的秘书说：“谁跟他工作的时间愈久，他就愈挑剔，而且态度也越加粗鲁。”
托洛斯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教条的、书生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保守的一面。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任何创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他对于这种创新有一种说法，叫做“修剪马克思的胡子”。一直到他死，都不肯承认他首先揭露和批判的官僚集团是一个新阶级。
这种循规蹈矩的性格甚至也影响到他的生活习惯。他的秘书说：“对于自己的心爱之物，诸如钢笔、马达渔具和猎枪，都必须按照规定使用和保养，而这些规定几乎是不可改动的。”
他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有时令人很头痛。比如，有一次他也来帮忙洗碟子，他擦拭每一个盘子和碟子都特别仔细，这样一直干到很晚才结束，结果他不来倒省力些，来帮忙大家反而更累了。
我想像他那样的革命者在死的时候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终于可以休息了。现在他的坟墓在生前所寓居的院子里，大理石墓碑上面是镰刀斧头旗，这面在前苏联已经无声地降下的旗子，还在他的头上飘扬着。
第二篇、托洛斯基与不断革命论
托洛斯基是国际共运史上很有争议的人物。史学界的观点比较一致的是：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特殊的作用。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分歧的。
如果您出生在七十年代以前，那么您可能拜读过或者听说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斯大林钦定的史书把俄国革命史描述成以列宁为首的革命派与以托洛斯基为首的反革命派斗争的历史。在斯大林笔下托洛斯基仿佛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叛徒、内奸、杀人犯，当然在十月革命中也没干好事。
不过如果您有翻故纸堆的嗜好，那么你可能看到这样一个史料。这是在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时《真理报》发的一篇文章，里面写道：“有关起义的一切实际工作都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斯基同志的指导下完成了。可以肯定地说，全党首先和主要应该感谢托洛斯基同志，他使卫戎部队迅速地投向苏维埃一方，并效率极高地组织了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您想得到吗，这段在三十年代看来标准的反革命言论，却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手笔。不难理解，1947年出版《斯大林全集》中这段文字在被删节了。
不过，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的话，会发现斯大林写这段话的用意值得怀疑。因为当时斯大林因为支持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而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斯基发生了争吵，最后在托洛斯基的要求下，列宁把斯大林从察里津调走了。因此斯大林未必有心情对托洛斯基歌功颂德。实际上，这段文字把托洛斯基描绘成列宁思想的执行者——仅仅是一个执行者，从而否定了托洛斯基在革命中的巨大的理论贡献，达到损贬对方的目的。
事实上，托洛斯基作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不仅用枪炮捍卫了革命，而且用理论武装了革命，这个理论就是“不断革命论”。
美国学者罗伯特•丹尼尔斯对不断革命论作了高度评价：“在俄国的条件下要使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革命的斗争精神相协调，这是十分困难的。孟什维克放弃了斗争精神，而列宁尽管在口头上承认，但实际上牺牲了历史哲学。然而，有一种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规定的严格条件与俄国激进派的急迫行动协调起来了，这就是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在1917年曾给予布尔什维克以思想上的鼓舞，并为他们夺取政权提供了论证，说明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革命的良心》第61页）
不断革命论解决了如何在落后的俄国运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为中国等国家提供借鉴，因此一些学者称之为欠发达国家的革命理论。
十月革命之前，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我们这种生活水准要开始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力量，客观条件也不具备。……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托洛斯基早在1905年革命前后，就根据不平衡规律对俄国革命的未来作了相当准确的预言。他的结论是：
1、 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平衡的发展，必将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
2、 革命并不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俄国社会的特点是社会结构极端的两极分化，缺乏一个起平衡作用 的中产阶级，因此，俄国可以首先发生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
3、 由于不平衡规律所导致的复合发展，使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飞跃式地结合在一起。
4、 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能比先进国家早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要比先进国家晚到达社会主义。
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则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它的历史依据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具有的基本特点：
1、大量吸取外债，国家财政不是靠税收，而是靠外债支撑，税收用来支付外债的利息。“由于国债，每年大部分国民收入都流到国外，使欧洲金融资产阶级更加富足和更加强大”；
2、其经济发展方式是没有经济发展的经济增长。以西欧制造的母机及工业制成品为主要内容的输入增长很快，对西欧则输出谷物和原材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取决于外国资本和国际市场的需求，而非本国的需求，对外经济联系呈垂直状态而非水平状态。
3、许多新兴产业工厂的所有权属于外国。“外国人控制了俄国40％的工业资本份额，在某些领导行业，这个比例还要大些”。
4、社会结构极端脆化：一极是大资产阶级，他们成为“欧洲国家的金融附庸的交易所贵族”，不能也不愿反对沙皇政府和外国资本。另一极是已经成熟的工人阶级。“农民完全没有能力起独立的政治作用”。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维系社会平衡。
这些特点表明，尽管革命前的俄国也存在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它与其说是与英美等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充分发展和畸型发展的国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正是这种国际和国内的不平衡状态，决定了俄国革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托洛斯基在其杰作《被背叛的革命》开宗明义地指出：
“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落后的俄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消灭君主政体和农民遭受的半封建奴隶制的任务。然而，在农民群众带头之下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在完成这些民主任务后就停止前进。资产阶级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初几个阶段都是直接密切地连接在一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的。最近几十年的历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资本主义衰退的条件下，落后国家是不能达到资本主义的一些老中心已经达到的那种水平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国家，由于自己已经进入死胡同，便挡住了那些正在逐步文明化的国家的道路。俄国选择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并不因为它的经济已经首先成熟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程度，而是因为它不能再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资料社会化已经成为使国家摆脱野蛮状态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就是落后国家的联合发展法则。”
中国和西班牙革命为不断革命论提供了反证。中国大革命时期，由于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恪于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属性，要求中国党与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妥协，最终葬送了革命（被共产国际当作替罪羊的陈独秀因此改宗托洛斯基主义）。
1930年西班牙革命中历史重演，共产国际声称，由于国家落后，西班牙革命应当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以内，“无产阶级专政尚未提到日程上来”（《流亡的先知》第164页）。结果佛郎哥毫无顾忌地对革命实行了专政。
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不断革命论的历史哲学基础。托洛斯基在以下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不平衡规律：
1、发展不平衡规律是人类历史的绝对规律，而不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殊规律；
2、发展不平衡在性质上包括发展水平不平衡和发展速度不平衡；在范围上包括国内和国际的不平衡；
3、由于历史发展不平衡，不同的质互相影响而导致“复合发展”：
“历史规律与学究式的先验主义无缘。作为历史进程的普遍规律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得到了最尖锐最复杂的表现。在必要的外因下，它迫使落后国家的文化出现飞跃。这样，从不平衡性这一普遍规律中就引出了另外一条规律－－我们用复合发展规律的名称来表示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吸引、两个阶段的结合以及旧形式与更现代的形式的混合。” （《托洛斯基主义》第３２页）
复合发展是跳跃式、非常规的发展：“不平衡发展法则已经使资本主义的技术和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粉碎了世界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破产付出代价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法则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由复合发展法则来加以补充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崩溃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使一个落后的国家跳到先进国家前面去了”（《被背叛的革命》219）。
4、但是，复合发展也必然是部分的质变，必然形成新的不平衡：
“在落后国家建立先进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同不相称的文化水平发生了矛盾。十月革命本身是高度世界生产力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的产物，而它自己却产生了低民族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矛盾”（《被背叛的革命》219）。
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间断性。
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表现为两点，首先，在统治初期，无产阶级就不但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必然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因此它就要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发生冲突，而且与广大农民相冲突。其次，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工人、农民阶级还必须与逐渐成长起来的官僚集团斗争。
托洛斯基并不主张用刺刀输出革命，但他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相信：“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民族的基础开始的－－但它决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完成。”资本主义的强势扩张（即全球化），使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一种垂直性的依赖关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矛盾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论断不但没有过时，而且得到了深化），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似乎源于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林彪政治集团的"5•71工程纪要"就说张春桥、江青是托派）。
第三篇、天鹅之歌——列宁最后的斗争
列宁逝后，他的政治继承人——托洛斯基、斯大林和布哈林，对这个偶像往往各执一端，各取所需。
事实上，列宁的晚年思想是一个整体。而对我来说，我最关心的不仅仅是列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还包括他实行民主、反对官僚化的政治新政策。如果不抑制官僚政治，实行党和苏维埃的民主，新经济政策无法得到持久和正确的实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政治新政策。
和左翼反对派相比，列宁起初没有清楚地看到官僚主义在党内的存在，也不够重视国家计划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作用。他认为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在于“健全的人”。因此，列宁的具体措施是：1919年设立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1922年4月提出了《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这个建议的基本原则就是建立一个由“副主席”监督检查国家机器运行的制度。
而早在1920年12月，左翼反对派的领导者托洛斯基就批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他认为“一个拥有所有政府贤人的特殊部门”的概念是不现实的，而具体的行动则更坏。托洛斯基不把官僚制总是看作“健全的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作一个与客观的经济状态及其缺乏组织相联系的问题。
托洛斯基的基本态度包括两个主要观点，一，苏维埃社会面临的严重危机不能借助于正规的民主来解决，而只能通过国家的经济重建来解决。二，托洛斯基坚持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一个中央的经济计划，将重点放在大规模的国有化工业上。
列宁开始认识到苏联这驾车子没有按以前想的方向行驶。在1921年，列宁写道：“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我们实际上存在的国家是具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第二，这个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毛病。”
1922年，列宁认为导致党过去干蠢事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俄国工农的文化水平太低，以及苏维埃的国家机构很糟糕。
列宁在其逝世前写的几篇论文（布哈林称之为“政治遗嘱”），表达了实行政治上的新政策的设想，是对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补充。《论我国革命》提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处于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具有某些特殊性。因此俄国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一定经济文化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论合作社》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即发展商品经济甚至是资本主义。
但是，发展资本主义需要一个政治前提：改造国家机构，反对官僚主义。这就是《怎样改造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及《日记摘录》的主题。《日记摘录》一篇表面上谈的是文化问题，但列宁正是把苏联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为消灭官僚主义的重要保证。因此他呼吁进行一场文化革命（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毛/泽/东也发动了一场旨在消灭官僚政治的文化大革命）
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写道：“我们国家机关的状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
在列宁的晚年，党和国家的官僚化是列宁最担忧的问题。因为他在与斯大林这些人的身上，清楚地看到了党和国家的官僚主义病症的征兆。民族问题引起了列宁的关注。让列宁感到痛心疾首的不仅是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在格鲁吉亚民族政策上的操之过急，也不仅仅是他们的大俄罗斯主义。列宁相信，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都是政权内部政策的延伸，格鲁吉亚事件只是一种更严重得多的病症的症状而已。列宁在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发生在党内的官僚化进程。列宁指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在《论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文中列宁写道：“这种机构……是从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列宁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防止党的分裂，这是列宁写给俄共十二大代表大会的主题，这封信被称为列宁的“遗嘱”，实际上这是列宁准备的对斯大林的正式进攻的准备步骤。
列宁逐步展开了对官僚机构的代表斯大林的斗争。虽然列宁在信件中表现得很策略，但可以看出他是决心在政治上搞跨斯大林了。特别是在1923年1月4日，列宁对信件作了一个补充，建议撤掉斯大林总书记职务；3月5日，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威胁要与斯大林断绝关系。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对这封信说：“要是伊里奇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上搞垮斯大林，他是绝对不会下决心断绝私人关系的。”托洛斯基看到列宁给穆迪瓦尼的信后，也清楚地认识到列宁要与斯大林展开斗争。这封信当时转交给托洛斯基，按托本人的说法，列宁委托他在十二大上对斯大林进行毁灭性的攻击。
托洛斯基是个多少有点书生气的革命家。虽然他对官僚化有深刻的预见，但是他正如列宁所说那样“过于自信”，对于列宁在生命最后关头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严峻性认识不足。因此，虽然他与列宁结成了反对斯大林的同盟，但是在党的十二大上却对斯大林手下留情了。玩政治，他远远不是斯大林的对手。
列宁十分关心他对官僚主义及官僚头子斯大林的攻击所取得的成果。但是，他的许多建议不是在沉默中遭到冷遇，就是被视之为时机尚未成熟。他关于工农检查院的文章，甚至险遭不能发表的命运。
1924年1月19日到20日，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读了刚刚发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项决议总结了官僚化的论战，并给发起论战的托洛斯基扣上了“小资产阶级”的帽子。
可以肯定，这项决议给了列宁重重一击：他所担心的事正变成现实。第二天，列宁就怀着深深的失望和困惑与世长辞了。
在三十年代，被赶出国门的托洛斯基指控列宁的死与斯大林有关，直接点说，列宁是斯大林毒死的。我看过一些文件，列宁的死确实有疑点。不过，是也罢，非也罢，苏联都解体十多年了，这又关伊底事？只希望列宁的政治新政策能够给人一些启示，这就是：官僚不死，改革必败。不管是托洛斯基这个军事人民委员，还是列宁这个党的最高领导，都改变不了这个趋势。
第四篇、托洛斯基与新阶级
托洛斯基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在许多人看来，托洛斯基仅仅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内战的指挥者、世界革命的鼓动者、斯大林之前的斯大林主义者，因此他也许活该遭受悲惨的命运。这些描写自也有历史事实方面的基础，但是它们仍然忽视了真实的托洛斯基的一个主要部分。这正如仅仅根据列宁和布哈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作品来描绘他们，也会忽略他们后来的变化一样。托洛斯基也如此，他在政治面貌在1923年发生的继承权斗争中深刻地改变了，虽然这一改变不足以使他摆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如果脱离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恰当地理解二、三十年代的托洛斯基。托洛斯基跟列宁的争论是众所周知的。正是托洛斯基早在1904年就针对列宁的党的组织方法写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方法导致以下结果：党组织代替了党，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组织，最后，一个ˋ独裁者ˊ代替了中央委员会。”
这位不断革命论的作者批评列宁的集中主义，但同样忠于革命信念。在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之间，托洛斯基参与了包括左派孟什维克和左派布尔什维克在内的激进民主派。1917年夏，托洛斯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与他一起加入的还有其他左翼孟什维克，如拉狄克、拉柯夫斯基。革命前夕的布尔什维克在组织上远比以前更具包容性，因而激进民主派发现可以与之水乳交融。
6年后，布尔什维克党经过了严酷的内战阶段，并且从一个革命运动的团体，转变为在一个新的革命国家中垄断权力的、纪律森严的组织。由于环境使托洛斯基成为一支革命军队的指挥者，并使之在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高度重视使用无情的手段。内战结束后形势的变化导致了第二次改变，而且托洛斯基发现，在领袖列宁得了重病之后，他被老列宁主义者组成的领导集团所排斥。到了1923年下半年，托洛斯基大声疾呼反对官僚化，反对以三驾马车为首的领导集团对党的民主的违背。托洛斯基在1923年10月8日给党的信中写道：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压力必须让位于更活泼和更广阔的党的民主制。然而，现政权……较之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权从工人民主的道路上倒退得更远了。党机构的官僚化已经通过秘密选举的办法发展到闻所未闻的地步。”
左翼反对派与托洛斯基相呼应，提出了“四十六人纲领”。
为了对付这些令人头疼的指控，托洛斯基的敌人耍了个花招。于是有政治局12月5日决议的通过。
1928年斯大林采取左派的政策，并与党的右翼布哈林派决裂。托洛斯基的许多支持者在斯大林向左转之后“投降”了斯大林，但这并没有立刻托洛斯基的思想产生影响。在被驱逐出苏联的前几周，托洛斯基尝试仍然坚持道：“官僚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过去它总是为一个或其他阶级服务，即使它处在社会的权力金字塔上，并且包括在它所服务在阶级中。”托洛斯基仍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教条，他的朋友拉打柯夫斯基正在努力冲破这些教条，他试图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本质作出自己的解释：
“当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这个阶级的某一部分人便转变成其权力本身的代言人，以这种方式官僚主义便产生。在无产阶级政党中，资本主义积累对于统治阶级是不被允许的，这种不同之处首先是职能式的，但是随之便成为社会性的。我说的不是阶级，而是社会。我的意思是那些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共产主义者，即有一个好的房间，可正常离开，挣该政党的最高工资，他们的社会地位是不同于那些在煤矿工作，每月只挣五六十卢布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我们面前一个伟大的统治阶级已经被塑造并且继续发展。”在这里，新阶级理论处于萌芽时期，不久便被广泛应用。拉柯夫斯基还通过重新定义的方法来使他的观点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相符合：“这个独一无二的阶级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和统治权力的唯一形式。”
而在托洛斯基看来，斯大林政权是多少有点暧昧的“工人国家”，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被“官僚主义畸形”所败坏和受到外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所威胁。现在他认识到革命后的疲倦导致了“直接群众监督的水平的毫无疑问的降低”。而“党的血液却被半觉悟的新党员稀释了”。这些缺陷使官僚取得了越来越的权力和独立性。“政府官员越来越充满自信，自以为进行十月革命的目的是把权力集中到他手中。他确信自己处在特权的地位。”反过来，官僚机构“追求一种和平的、最终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热月”。托洛斯基仍不能提出任何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选择：“苏维埃政权……越来越多地处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不仅国家机构，党机构也一样，正在变成至少是资产阶级观点和希望的事实上的代理人，如果不是正式的代理人的话。”
放逐生涯一年过了一年，托洛斯基更加专注于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者中的内部派别斗争，无视于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绝不修改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的确，他在1930年春写道：“官僚恢复了许多统治阶级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劳动群众会这样看待它的原因。”但他赶忙加上一句，“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很清楚，苏维埃官僚不可能使自己变为新的统治阶级。”
到了1933年，托洛斯基不管他以前维护CP的所有活动，他认为已经到了与整个共产国际决裂并将他各处的支持者组织成为一个新的国际的时候了。然而，这个新的国际仍然以“保卫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为主要纲领之一。托洛斯基仍然认为莫斯科政权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是“一个有缺陷的专政”。因此，当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以及俄国侨民提出类似拉柯夫斯基1930年的思想，即苏维埃国家代表了剥削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新形式的时候，他感到特别生气。托洛斯基宣称，官僚不可能是一个阶级，因为它“在生产和分配的过程中没有独立的地位。它没有独立的财产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蒙蔽了托洛斯基，使他看不到正在显露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真相。“最大的公寓、美味多汁的牛排，甚至是肩章都不足以使官僚转变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总之，“在科学的意义上我们不应使用阶级剥削这个词，而应该用社会寄生。”这个正确的区分并不会改变结果：“在最后的分析中，工人民主是阶级敌人以工人的官僚为中介施加压力的结果。”最后则是，“唯有通过强迫才能迫使官僚让出权力到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手中。”即使是那样，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潜伏势力制造了内战的巨大危险。
托洛斯基是官僚化进程的杰出观察者，他竭尽全力想阻止或者改变这一演变趋势，然而在这一方面他彻底的失败了。从20年代初到他的死，权力的失落给托洛斯基的思想涂上了色彩。由于被击败，被人抢掉荣耀，被比他更平凡的人所审判而产生的深深的不满，渗入了从继承列宁的斗争一开始所写的几乎所有作品。托洛斯基的敌人说他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迟到的追随者，这尤其使他激怒。因此他写了大量解经式的自我评价，反复证明在共产主义理论的所有方面他是正确的 “我将一个一个地考察这些争论点，给出那些易取得证明文献的正确引文和参考书目。”为了避开其反对者，他竭力表明对列宁的尊重：“我们可以从事实看出，正如经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的那样，几乎在所有的根本的问题上，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于列宁，弗拉基料尔•伊里奇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托洛斯基的辩白对于那些致力于毁灭他的敌人来说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实际上，许多领导人都乐于戏弄托洛斯基。托洛斯基可能也知道这一点，他并不是希望说服敌人，而是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证明自己正确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