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成都方式-易中天 - 新浪BLOG

中国道路与成都方式

──答《南方都市报》田志凌

问：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你的一本新书，叫《成都方式》。请问，你说的“成都方式”究竟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是要解释一下。因为人们很容易想当然，以为是讲成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休闲、打麻将什么的。其实所谓“成都方式”，讲的是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一种探索。探索什么？探索怎么走中国道路，探索走这条道路的方式。所以它有一个副标题，叫“破解城乡改革难题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一种探索，许多地方都在做，不是只有成都，也不意味着成都就一定做得最好。只不过我碰巧在成都看到了，就用“成都”来命名，它其实只是一个符号。这点说明，请你们发表时一定不要删掉。这是第一点。

问：第二点呢？

答：第二点，就是要弄清楚“成都方式”，还得先说“中国道路”。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一个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各民族关起门来自己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也就是说，一战以后，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发展，都得考虑世界格局和国际背景。何况在此之前，我们的国门已经被强行打开。你想不看别人，也不行了。结果是什么呢？是出现了两条道路，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二战以后呢，又出现了两个阵营。两条道路，两个阵营，各有一个“共识”，这就是“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这样一路走来，还不到上个世纪末，问题就出来了──先是“莫斯科共识”破产，苏联也解体了。然后是“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推行失败，其实也破产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由于一国有一国之国情，因此每个国家都只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根本就不存在通行通用于世界各国的所谓“共识”。

问：但你刚才说，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想发展，都得考虑世界格局。

答：是的。但考虑世界格局，不等于照搬他国模式。二十世纪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八个字──世界格局，本国道路。既然是“本国道路”，当然也就不要什么“共识”了。

问：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不行吗？

答：都不行。其实你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表述，话已经说得很明确了。中国特色，就是“非莫斯科共识”，也就是不要苏联那一套；社会主义，则是“非华盛顿共识”，也就是不要美国那一套。要什么呢？也就是四个字──中国道路。

问：这与“成都方式”有什么关系？

答：关系很大。因为“走什么路”的问题解决以后，还有一个“怎么走”的问题。“成都方式”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因为你确定了道路，不会走，也不行。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没人走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更没有现成的方式可以照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问：为什么是成都来回答这个问题呢？

答：不是成都来回答。或者说，不是只有成都在回答，应该说全国各地都在回答。包括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回答。实际上，这是一个只有全体中国人民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一个只有不断探索，包括不断试错和纠错才能回答的问题，必须大家来做。可以这么说：中央决定道路，地方探索方式，成都是其中的一员。

问：成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答：只能说正在回答，并非就给出了什么“标准答案”。

问：但是你却提出了“成都方式”的概念，不觉得匆忙草率吗？

答：我这样说，只是想肯定这种探索，何况他们还真摸到了石头。比方说，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二，试行开放三会、全委票决、公推直选、民主测评，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三，改革投资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规范化服务型政府。这不正是中央要求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吗？其中体现出来的科学、民主、法治精神，不也正是全人类的普适价值吗？

问：你刚才还说不要共识，怎么又提出“普适价值”？

答：不是简单地、一概而论地不要“共识”，只是不要道路层面的所谓“共识”，也就是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同时，各地方党委和政府，也都要探索走中国道路的适当方式。道路决定方式，方式是操作层面的，服从、服务于道路的。至于科学、民主、法治，则不但是全世界的普适价值，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因为中国道路是在世界格局中形成的。中国同世界各国一样，也是要走向繁荣富强和现代文明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应该是“世界格局，中国道路，各地方式，普适价值”。

问：既然你认为“成都方式”体现了普适价值，那么，作为西南地区的一个案例，它对全国的农村改革有借鉴意义吗？

答：那就看你怎么借鉴了。照搬，肯定是不行的。这也正是我强调“方式”，拒绝“模式”的原因之一。就是怕有人生搬硬套啊！其实“中国道路”也好，“成都方式”也好，都贯穿了一个精神──实事求是。具体地说，就是要因地制宜。各国要探索各国的道路，各地也要探索各地的方式，不要搞大一统，不要搞一刀切。只要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符合中国道路的方向，适合本地的情况，就是好的方式。

问：作为一个谈文论史讲三国的人文学者，你为什么突然对三农问题感兴趣，还深入成都基层做了一番调查？

答：去成都是在讲三国之前，再说也没人规定我只能讲三国吧？我这人做事，常常是凭兴趣。“流寇”作风嘛，兴之所至而已，没那么多为什么。其实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说，只要关心中国，关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就不能不多少关心一下农业、农村、农民。当然，像我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深入研究”是不可能的，只能“蜻蜓点水”。不过在水面“点”一下，也多少知道一点水的冷暖和深浅。这种感觉，比不上水里的鸭子和鱼，但要比站在树上唱高调的真实得多。

问：你写过《读城记》，对于城市自然很熟悉，但农村应该是你不熟悉的领域吧？能否讲讲你跟农村的渊源，你对三农问题之前的了解是怎样的？

答：其实就连城市，也不敢说熟悉，农村当然就更不熟悉，对三农问题的了解也很肤浅。但我好歹下过乡，务过农，种过地，接触过农民，还不算一无所知。至少，我知道干农活很累，当农民很苦，农民进城有时候会受歧视，受欺负。我自己在农场的时候，就曾经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听说成都搞“城乡一体化”，我就非常赞成。因为他们的想法，是要打破“城乡二元对立”，把城市和农村看作一个整体来同步发展，共同繁荣，这不是很好吗？将心比心，如果我是农民，想到自己也能和城里人一样，享受同等“国民待遇”，不高兴吗？

问：但在写作《成都方式》时，你虽然采访了很多基层干部，却并没有去接触农民，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不是？

答：是。这是一个缺憾。

问：以后还会补齐这一部分吗？

答：补不齐了！实事求是的说，你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做得到吗？

问：这会不会有只听一面之词的嫌疑？

答：当然！我这本书，讲得很清楚，本来就是“一面之词”，没让你当“全面之词”来看！但“一面之词”也是“词”吧？这就好比盲人摸象，你只能说他不“全面”，不能说他不“真实”，他摸到的还是“象”嘛！怎么看，你自己不会想？

问：为什么不能全面一些呢？

答：因为事实上做不到！你想，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境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你怎么能保证某个人所说就一定能够代表大家？你又不能把所有的农民都问一遍！就连干部，也问不全。

问：既然反正问不全，为什么只问干部呢？也可以是部分农民的“一面之词”呀！

答：你说得对！但对同一个课题，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也可以有不同的切入点。在操作层面上，必须考虑可能性的问题。我当时想做也能做的，就是把成都官员的想法、说法、做法、看法都记录下来，摸清楚他们的思路，供其他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参考。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能做的就这么一点点。因此我很希望有人把这个题目做下去，而且最好反过来，只访问农民，不访问官员。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摸象”的人多了，你摸一部分，我摸一部分，所有的印象加起来，也就接近“全象”了。

问：在《成都方式》中，你过了一把记者瘾，与很多基层官员面对面采访。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和想法去面对这些官员的？他们给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答：实话实说，这种采访在我是头一回。开始的时候，也没打算能问出多少名堂来，也就是随便问问看。反正我原本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既没人给我派任务，也不存在交不交得了差的问题，不行就撤嘛！所以我去访谈时，是比较放松的，还常常忍不住调侃几句。那些被访问的官员，也都轻松自如，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实际上每次访谈前，我都会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他们的反应，则往往只有一个要求：说四川话行不行？当然行！结果我们的访谈，有时就像拉家常。这种风格，我已经尽可能地保留在书中了。我这样做，也是想传达一个观念：不要把官员“神秘化”，也不要把他们“妖魔化”。大家都是人。只要平等相待，也就都说人话，都办人事。

问：你并非历史学者，但你讲了三国，别人说你不务正业；现在你又讲到农村改革和三农问题，从你的专业来看，这更加“离题万里”。不怕别人说吗？

答：笑话！别人说什么，我都得管、都得听吗？那就别活了。更何况，他们说这活，过脑子了吗？请问什么叫“正业”？城乡改革，三农问题，如果不是“正业”，那是什么？邪业？歪业？还是副业？拜托了，我这只能叫“不务专业”，不能叫“不务正业”！

问：但毕竟术业有专攻，你觉得自己能掌握这些专业之外的东西吗？

答：没说掌握了呀！我这不是老老实实记录人家怎么说，自己尽可能少说、不说吗？没冒充什么“三农专家”呀！当然，书里面也有我的一些看法，那也不过是一孔之见罢了。但正如“一面之词”也是词，“一孔之见”也是见嘛！

问：会不会担心又引来三农专家的批评？

答：你们媒体怎么总喜欢问这种问题？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些人很脆弱呀？实话告诉你吧，最好有人批评。批评，说明关注。关注的人多了，农业、农村、农民状况的改善就会更有希望。只要能够实现这个目的，就算把我的说法全都否定了，又有什么关系呢？

问：以后还会继续关注和研究这个（农村改革）问题吗？

答：暂时不会了。

问：这本书的出版，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作用？会不会成为农村基层干部的教材？

答：没想过。你觉得这样一本外行的书也能做教材？

问：“三国”讲完了，农村问题也研究了，能否透露下一步你打算做什么？

答：休息。顺便说一句，除兑现以往的承诺外，我已经不再接受全国各地诸如演讲之类的各种邀请了，要静下心来读点书，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拜托你们也给大家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