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泽东支持批中组部：有些问题属于少奇

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批评中组部的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本文摘自《百年潮》杂志 2004年第12期 作者:张秀山 原标题: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954年4月，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我因为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受到“高饶事件”的牵连，被定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五虎上将”之首，受到党内处分。

发言背景

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说:“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为了保障总路线的实施，1953年6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接下来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从组织上保障总路线的顺利贯彻。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有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

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1953年9月10日召开，10月27日结束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东北局参会的是组织部长郭峰和原干部处长李正亭。

我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负责党务工作，组织工作、农村工作和军区的干部工作。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9月7日晚，郭锋同志在去北京开会前到我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我对郭锋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中央很多领导都到会，可以向他们反映我们的意见和要求。我考虑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所需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明远同志已商量了，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给中央；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给我打电话，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安子文同志又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进行了认真考虑，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但我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凯丰同志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同志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 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未转给安子文。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非常紧张。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通知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西南局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负责同志参加。东北局派我参加。

全国粮食会议是10月10日召开（对外未用“紧急”二字）。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粮食会议期间，同安子文同志谈了我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同时告诉饶漱石，意见已同安子文谈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要赶回去抓落实，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同意了。

10 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提到要我发言时，饶漱石说，我已找过他，与安子文也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少奇同志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少奇同志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当即饶漱石要郭锋告诉我准备发言。会议结束时，饶又向郭说，还是他自己去，并问了我的电话和住址。

晚7时，郭锋告诉我，领导小组会决定让我在14日大会上发言，他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饶漱石要到这里来。

饶漱石来到我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要你到会上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我说，听组织安排吧。因为我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 饶说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晚上会议结束，毛主席问我，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要讲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刘少奇同志要我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情况和我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意见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并就这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

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批评中组部的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我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郭锋和赵德尊还没有休息，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问题、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会后我将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有些问题要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就讲吧，最好还是找少奇同志谈谈。我看时间已晚，只有等第二天再说了。

发言内容

10月14日上午，我给少奇同志打电话，告之少奇同志正在休息。下午开会时，我见到少奇同志，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说，就讲吧。我发言时，少奇同志坐在我的右边，安子文同志坐在我的左边。我说: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的。在来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电话，要我和陈伯村同志（时任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批评意见，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前几天因开粮食会议，未来参加，对这次会上所讨论的问题不了解，因此不能针对会议的情况来讲，只能简单地提点意见。

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整党建党、调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各地的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很复杂，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不想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阶段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特别是对农村党员可否当富农，及农村党员对执行党的决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土改后的农业互助合作）应起的作用发生动摇。1949年发生这问题后，我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请示了中央组织部。现在看来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是错误的。我当时是同意安子文同志的意见的，回去之后作过传达。去年“三反”建设阶段，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对此作了检讨。现在当作经验教训提出来，请安子文同志考虑。

1950年1月间，中央组织部组织赴苏参观团（张秀山任团长——笔者注），在北京集中时期，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都作过报告，安子文同志也作过，他在报告中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毛病，是应该保留，而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又说:“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开工厂雇佣工人（即剥削），应该教育开工厂的党员对工人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大再生产，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几年，生产就发展起来了。”又说:“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生产情绪就不高。”“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的变工互助是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工，群众也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开工厂。报告中偏重于讲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以及我给各省市委组织部长的传达曾经在东北地区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1950年3月，在东北局第一次党代会上发生了争论，后来由高岗同志作结论批评了这种意见。再有，在1949年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即研究过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会上认识是明确的，会后给中央作了报告，安子文同志的信和讲话是不同意那个报告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这也是与党章相违背的。在未修改党章之前，组织部门随便对党章作改变和不同的解释是不应该的。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批评中组部的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本文摘自《百年潮》杂志 2004年第12期 作者:张秀山 原标题: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954年4月，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我因为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受到“高饶事件”的牵连，被定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五虎上将”之首，受到党内处分。

发言背景

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说:“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为了保障总路线的实施，1953年6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接下来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从组织上保障总路线的顺利贯彻。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有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

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1953年9月10日召开，10月27日结束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东北局参会的是组织部长郭峰和原干部处长李正亭。

我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负责党务工作，组织工作、农村工作和军区的干部工作。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9月7日晚，郭锋同志在去北京开会前到我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我对郭锋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中央很多领导都到会，可以向他们反映我们的意见和要求。我考虑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所需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明远同志已商量了，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给中央；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给我打电话，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安子文同志又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进行了认真考虑，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但我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凯丰同志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同志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 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未转给安子文。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非常紧张。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通知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西南局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负责同志参加。东北局派我参加。

全国粮食会议是10月10日召开（对外未用“紧急”二字）。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粮食会议期间，同安子文同志谈了我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同时告诉饶漱石，意见已同安子文谈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要赶回去抓落实，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同意了。

10 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提到要我发言时，饶漱石说，我已找过他，与安子文也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少奇同志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少奇同志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当即饶漱石要郭锋告诉我准备发言。会议结束时，饶又向郭说，还是他自己去，并问了我的电话和住址。

晚7时，郭锋告诉我，领导小组会决定让我在14日大会上发言，他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饶漱石要到这里来。

饶漱石来到我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要你到会上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我说，听组织安排吧。因为我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 饶说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晚上会议结束，毛主席问我，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要讲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刘少奇同志要我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情况和我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意见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并就这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

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批评中组部的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我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郭锋和赵德尊还没有休息，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问题、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会后我将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有些问题要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就讲吧，最好还是找少奇同志谈谈。我看时间已晚，只有等第二天再说了。

发言内容

10月14日上午，我给少奇同志打电话，告之少奇同志正在休息。下午开会时，我见到少奇同志，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说，就讲吧。我发言时，少奇同志坐在我的右边，安子文同志坐在我的左边。我说: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的。在来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电话，要我和陈伯村同志（时任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批评意见，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前几天因开粮食会议，未来参加，对这次会上所讨论的问题不了解，因此不能针对会议的情况来讲，只能简单地提点意见。

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整党建党、调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各地的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很复杂，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不想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阶段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特别是对农村党员可否当富农，及农村党员对执行党的决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土改后的农业互助合作）应起的作用发生动摇。1949年发生这问题后，我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请示了中央组织部。现在看来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是错误的。我当时是同意安子文同志的意见的，回去之后作过传达。去年“三反”建设阶段，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对此作了检讨。现在当作经验教训提出来，请安子文同志考虑。

1950年1月间，中央组织部组织赴苏参观团（张秀山任团长——笔者注），在北京集中时期，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都作过报告，安子文同志也作过，他在报告中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毛病，是应该保留，而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又说:“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开工厂雇佣工人（即剥削），应该教育开工厂的党员对工人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大再生产，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几年，生产就发展起来了。”又说:“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生产情绪就不高。”“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的变工互助是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工，群众也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开工厂。报告中偏重于讲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以及我给各省市委组织部长的传达曾经在东北地区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1950年3月，在东北局第一次党代会上发生了争论，后来由高岗同志作结论批评了这种意见。再有，在1949年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即研究过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会上认识是明确的，会后给中央作了报告，安子文同志的信和讲话是不同意那个报告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这也是与党章相违背的。在未修改党章之前，组织部门随便对党章作改变和不同的解释是不应该的。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批评中组部的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本文摘自《百年潮》杂志 2004年第12期 作者:张秀山 原标题: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954年4月，在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我因为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受到“高饶事件”的牵连，被定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五虎上将”之首，受到党内处分。

发言背景

1953年，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说:“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

为了保障总路线的实施，1953年6月到8月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接下来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从组织上保障总路线的顺利贯彻。中央为此专门成立了以刘少奇同志为首，有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参加的领导小组。

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1953年9月10日召开，10月27日结束的。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东北局参会的是组织部长郭峰和原干部处长李正亭。

我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负责党务工作，组织工作、农村工作和军区的干部工作。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

9月7日晚，郭锋同志在去北京开会前到我家，请示到中央开会的意见。我对郭锋说:这次会议很重要，中央很多领导都到会，可以向他们反映我们的意见和要求。我考虑主要是要干部，东北地区68项重点工程，任务很重，首先是配备好干部，所需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我和明远同志已商量了，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给中央；另外，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几次给我打电话，征求我对组织部工作的意见，我在电话中对安说，郭峰去参加会议，有什么意见他会代表东北局讲的，我就不说什么了。

后来，安子文同志又给我打电话，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听取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组织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我听是毛主席让提意见，就进行了认真考虑，之后给安子文写了封信，信中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安子文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八条意见没有经过东北局讨论。但我将书面材料给东北局常委张明远、凯丰同志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大概是在9月末，这时组织工作会议早已召开了。我把写给安子文同志的信转给在北京开会的郭峰，让他先给高岗看一看，再转给安子文。后来郭峰和王鹤寿分别向我转达说: 高岗看后认为提的都是一些大问题，说不要提了。信也未转给安子文。

1953年上半年，全国粮食供销非常紧张。10月2日晚，毛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云同志的报告。会议决定中央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通知华东局谭震林、中南局李先念、西南局李井泉以及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负责同志参加。东北局派我参加。

全国粮食会议是10月10日召开（对外未用“紧急”二字）。临走前，东北局又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我在北京参加全国粮食会议期间，同安子文同志谈了我对组织工作的意见，同时告诉饶漱石，意见已同安子文谈过了，我是来参加粮食会议的，要赶回去抓落实，就不到会上发言了。饶同意了。

10 月13日晚，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开会，讨论14日大会发言问题。当提到要我发言时，饶漱石说，我已找过他，与安子文也谈过，不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了。少奇同志说，我听安子文同志讲，张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饶漱石说，张秀山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少奇同志说，不要紧，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不会误了什么。当即饶漱石要郭锋告诉我准备发言。会议结束时，饶又向郭说，还是他自己去，并问了我的电话和住址。

晚7时，郭锋告诉我，领导小组会决定让我在14日大会上发言，他说，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这时秘书接到电话，饶漱石要到这里来。

饶漱石来到我的住处，说:少奇同志要你到会上讲一讲对中央组织工作的意见，会议领导小组也安排了。我说，听组织安排吧。因为我还要到毛主席那里开会， 饶说完就走了。

10月13日，是全国粮食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晚上会议结束，毛主席问我，听说你要到组织会议上发言，要讲些什么？我把安子文和刘少奇同志要我去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言的情况和我已同安子文谈的五点（原来是八点，后改为五点）意见作了汇报:一认为中央组织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二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三认为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四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并就这几个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

毛主席听后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问主席，这些批评中组部的意见可不可以拿到组织工作会议上去讲？主席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自我批评的。”

我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12点多钟，郭锋和赵德尊还没有休息，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对他们说，主席找我们谈粮食问题、农村互助合作等问题。会后我将对中央组织部的意见向主席汇报了，主席支持我去讲，但有些问题要先找少奇同志谈谈。赵德尊说，既然主席要你讲就讲吧，最好还是找少奇同志谈谈。我看时间已晚，只有等第二天再说了。

发言内容

10月14日上午，我给少奇同志打电话，告之少奇同志正在休息。下午开会时，我见到少奇同志，说:主席让我先给你汇报一下，是否把我的发言往后推一下。少奇说，就讲吧。我发言时，少奇同志坐在我的右边，安子文同志坐在我的左边。我说:

我这次是来参加中央召开的粮食工作会议的。在来以前接到安子文同志的电话，要我和陈伯村同志（时任旅大市委第一副书记）给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提批评意见，后来接到中央电报，要我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前几天因开粮食会议，未来参加，对这次会上所讨论的问题不了解，因此不能针对会议的情况来讲，只能简单地提点意见。

几年来，中央组织部做了很多工作，进行了整党建党、调配干部，取得了很多成绩。尤其是安子文同志积极努力地工作，成绩是很大的。当然，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我们的党是一个大党，各地的工作发展的不平衡，情况很复杂，工作中的缺点也是难免的。因为安子文同志要我提批评意见，所以对工作成绩不多讲，只提出五点意见。这些意见，已和安子文同志面谈过，本来不想讲了，后来主席和少奇同志还要我讲一下，因此提出来，请大家研究。也许这些意见是不对的，请大家批评。

一、1950年前后，曾经有一个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于党员可否剥削这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曾发生过动摇。把在目前阶段上，社会上一般允许剥削，与党员不允许剥削混同起来。特别是对农村党员可否当富农，及农村党员对执行党的决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土改后的农业互助合作）应起的作用发生动摇。1949年发生这问题后，我的政策水平很低，不了解，就请示了中央组织部。现在看来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是错误的。我当时是同意安子文同志的意见的，回去之后作过传达。去年“三反”建设阶段，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对此作了检讨。现在当作经验教训提出来，请安子文同志考虑。

1950年1月间，中央组织部组织赴苏参观团（张秀山任团长——笔者注），在北京集中时期，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都作过报告，安子文同志也作过，他在报告中讲到党员雇工问题时说:“党员生产发展了，要雇人应允许。最近我在答复东北局的信中说:‘这种党员应暂仍保留党籍的说法有毛病，是应该保留，而不是暂仍保留。’这点过去不明确，今后明确了。”又说:“不允许剥削与允许剥削不矛盾。不允许剥削，抽象原则是对了，但今天实际情况需要允许。今天剥削比不剥削好。”又说:“允许剥削与应该剥削是两回事，应教育党员开工厂雇佣工人（即剥削），应该教育开工厂的党员对工人应有正确的态度，得了利不要吃喝完了，要扩大再生产，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时再交公。这样经过几年，生产就发展起来了。”又说:“农村强调组织起来，党员生产情绪就不高。”“应允许所有的人（包括党员在内）都有单干雇工的自由。现在的变工互助是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的，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段。”讲到党员雇工时又说:“党员不干的事，群众也不敢干。”“现在应该让农民尽量发展为富农。”讲话的精神是:党员不雇工，群众也不敢雇工，生产就不能发展。也就是说，农村党员可以当富农，城市党员可以开工厂。报告中偏重于讲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这实际上是引导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和资本家，而忽视或轻视组织起来。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很热心，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却很冷淡。这种观点与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这种右倾思想，如果发生在山沟里打游击时，问题还不大，但在全国胜利以后，按这种思想发展下去，就是非常危险的。

由于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以及我给各省市委组织部长的传达曾经在东北地区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1950年3月，在东北局第一次党代会上发生了争论，后来由高岗同志作结论批评了这种意见。再有，在1949年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即研究过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会上认识是明确的，会后给中央作了报告，安子文同志的信和讲话是不同意那个报告的。

二、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这次会议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年1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这也是与党章相违背的。在未修改党章之前，组织部门随便对党章作改变和不同的解释是不应该的。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三、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

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这也是与上述右倾观点有关系的。因为有右倾思想，也就不会以二中全会决议去检查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却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其次，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配备、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这样的调动在新解放区是困难的，但在老区则应该有更多一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部门，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组织部在这方面是做得不够的。从全国范围看，干部的配备使用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而中央组织部也未能及时作合理的调整。

四、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当然，并不是说所有使用的坏分子都要中央组织部负责，也并不是说所有有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人，都不可以工作，有些是可以给以一定的适当的工作的。但是，这种人和党的经过考验的领导骨干是应该有根本的区别的。这些人也不能和民主人士相比，因为民主人士是代表一定的阶级和党派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其中有些人曾在党最困难的时期团结在党的周围，并支持过党。而这些叛徒、自首分子或做过反共活动的人，则有不少是投机的、钻空子的、吹牛拍马的。对这些问题是否中央组织部一点也未注意呢？不是的。在整党中，也提出了清除八类坏分子，但只注意了下层而没有注意在高级机关中审查八类坏分子。如果中央机关有八类坏分子的人存在，则其危害性当然比下面有这些坏分子就更大了。另外在发展党员的指示中也没有关死剥削分子不能入党的门。

所以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央组织部对革命胜利后，投机分子、脱党、退党、叛党分子侵入革命队伍，没有足够的警惕，有时反而轻易地信任这些人。这就是说，有些敌我不分或者是对敌我界限划分得不够严格，这也是右倾思想。因此，也就不能保持党的特别是领导机关的纯洁性、严肃性。 五、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这里不讲一般的主观性、片面性的问题，而只讲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这种印象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不是今年也不是前年，而是从去年。去年夏天我来中央开会，安子文同志同我谈中央建立哪些机构，由哪些同志担任工作的方案。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了，国际情况变化了，国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变化了。党内情况的变化，不仅是数量上增长了，质量上也提高了，而且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在八年前延安整风时，大家对某些同志的希望很高，希望他们能成为有很好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者，然而实际斗争中证明了有些同志经不起考验，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这是重大的新事物，但安子文同志没有了解或没有正确地了解。当然我不是说某些同志在财经问题上的一切大小错误在财经会议之前，安子文同志都应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问题是应该预先看到的。比如在干部政策上的错误，中央组织部应该是早一些发现的，但是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是是非不清的。小的问题看不到是可以的，但发生已久的事情则应该知道。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总之，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安子文同志是不够明确的，存在着右倾思想，表现在对内是非不清，对外敌我不分或者叫做敌我界限模糊。

我所想到的就是这些。其他关于整党方面和组织业务方面的缺点，大家研究的比我详细，我就不讲了。我的这些意见，可能是不对，请大家批评。

对发言内容有异议

我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的时候，少奇同志对我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同志也说我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在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和安子文也对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

10月14日，我到会上发言后即返回沈阳。

15日，郭峰同志作大会发言。

我和郭峰发言后，郭峰在和各大区组织部长接触中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认为会上提的意见都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后来华北小组和西藏的同志对我发言中“敌我不分”的说法有异议。郭峰向我谈了大家的意见，我说:少奇同志和中组部让我们来提意见，会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没啥，讨论嘛。

建国初期，党的组织建设出现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到这次会议上。与会代表由于意见不一，争论得很激烈。尤其是中央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倾向，引起了中央的注意。中央决定暂时休会，召开中央领导小组会议。领导小组统一认识后，组织工作会议又重新召开。

在领导小组会上，刘少奇对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10月23日，毛泽东在审阅刘少奇组织工作会议讲话稿中批注:“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而且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的。”

刘少奇在会议总结中谈到富农党员问题时，明确地说道:“中央组织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经过我的。”他说明了就富农党员问题给东北局答复的过程和当时的想法，认为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检讨说:“由于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有一种不妥当的想法，所以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

会议于27日结束，前后共开了40天。

延伸阅读:作者张秀山简历

张秀山(1911-1996) 陕西神木人。早年就读于榆林中学，带头参加学生爱国运动，曾任佳县同乡会领导人。192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被中共陕北特委派到宁夏、甘肃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参与领导甘肃靖远兵变，成立陕甘红军游击大队，任大队长。同年秋去上海，入党中央训练班受训。

随后返回被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先后任连长、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中共第四十二师党委书记等职。1933年10月担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参加创建巩固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扩大红军的艰苦斗争。1935年2月调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5月改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同年秋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参与领导发展扩大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因受“左”倾领导者错误处理，同刘志丹等被拘禁。

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获释，调任红军学校政治教员。1936年3月任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部长、红军神府独立师政治委员。

不久担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军分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被选为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委员，领导加强神府地区各项建设。抗日战争初期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第三期九队队长。结业后历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兼神府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绥德特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等职。参加巩固建设陕甘宁边区抗日后方基地的组织工作。1943年1月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与高岗保持高度一致，赞同高岗关于西北红军历史和西北革命史的观点，积极参加对阎红彦和吴岱峰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重视，是因此受到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以示褒奖。

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出席了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到东北，历任东北支队政治委员兼干部团政治委员，中共松江省委书记兼松江军区政治委员，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兼辽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参与解放东北的组织领导工作和恢复发展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辽宁省盘山农场副场长，辽宁省农垦局副局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在中共第十二大、十三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