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中日双方“伪钞战”中占尽便宜

国民党在中日双方“伪钞战”中占尽便宜

星岛环球网 www.stnn.cc 2008-10-31 　　

　　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主任山本宪藏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官兵在打扫战场时，从战死的日军尸体的口袋中发现一些中国的纸币。奇怪的是，这些纸币并非当时通用的，已经过时作废，不能再用了。如有一些纸币，是一家叫中国殖边银行发行的纸币，但该行早在袁世凯上台后就已宣布倒闭，其发行的纸币早已作废。日军不知从哪里搞到这些废纸币，在上面进行了涂改，将原有的“哈尔滨”涂改成“浙江”，以此企图在沪宁杭地区使用。不仅有中国纸币，日军还使用作废的马克等外国纸币。

　　这是日军战争初期抢购军需物资的权宜之计，也是最早发现日军企图利用假币、废币的证据。

　　随着战局的进程，日本又开展“以战养战”的经济战，其最险恶的一招就是在携带使用无编号的“军用手票”外，还采取卑劣的伪造中国法币的手段，大量抛售于国统区，目的在于攫夺中国战略物资，破坏法币流通和信用制度，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搞垮国民党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为此，日本在其本国设立了制造假币的专门机构，在沦陷区也设立了发行和印刷假币的机关。

　　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日本人的算盘

　　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

　　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兵要地志调研工作。1938年山本进入参谋本部第七课兵要地志班。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研究，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国民政府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禁止银元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22.5便士。

　　法币制度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白银，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而防止了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

　　山本宪藏在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时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都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的，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Thomas De La Rue）公司、华德路公司（Water—low&SonsLtd）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山本的结论是：实施伪造不困难。而且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民众的防伪钞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扰乱中国经济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山本宪藏回到日本后直接同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承谈了他的全部设想，井上表示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宪藏将他的《法币谋略工作计划》通过参谋本部第七课（中国课）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第八课十分重视这个计划，直接请示到日本陆军省。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具体内容是：

　　“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陆军大臣（画押）；参谋总长（画押）；昭和13年12月×日”“附件：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方针：破坏蒋介石政权的法币制度，扰乱其国内经济，摧毁该政权经济抗战力量。

　　实施要领：

　　1.本工作的秘密代号为“杉工作”。

　　2.本工作应需要绝对保密，仅限下列人员参与：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军事课长；主管人员：参谋本部总长、次长，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八课长、主管参谋及主管军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长、总务部长、器材课长。

　　3.谋略器材的制造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和制造。根据需要，经大臣批准后，可利用民间工厂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绝对保密。

　　4.有关登户研究所制造谋略器材的命令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商定后直接下达给登户研究所所长。

　　5.谋略器材的制造要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直接报告其种类和数量。

　　6.参谋本部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谋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扰乱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够军需品和民用品。

　　9.获得的物资按军队规定的价格分别交给制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限制。

　　10.“杉机关”要经常了解“杉工作”的活动，每月月底向参谋本部报告资金及器材的使用情况。

　　11.“杉机关”可将所印法币的20%留作活动经费自由使用。

1941年，德军潜艇曾俘获一艘美国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10余亿元。

　　日本政府听说此事后，设法从德国买回了这批半成品的钞票，进行加工伪造，然后运到中国使用。

国民党的惊人举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曾命令在港银行，战争一旦波及香港：“法币应赶运，必要时销毁，在港订印的券钞和券版寄内地或销毁；重要文件和人员尽量内迁。”

　　由于日军进攻凶猛，英军抵抗不力，18天后香港沦陷。战火一起，许多银行的员工，因为炮火连天，交通阻断，无法及时赶到银行上班。赶去上班的银行职员，接到上级命令，开始连夜销毁钞票，但数量实在太大，处理了部分钞票后，银行即已经被日军占据。

　　日军从中抄获了大量钞票（包括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简直如获至宝，本来伪造法币，有一些细节尚不清楚，这下他们可从容研究，从法币的制版、印刷、用纸等各个环节着力仿制，使其加工伪造的法币几可乱真。

　　但是此后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香港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香港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

　　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

　　1941年，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

　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

　　难怪山本宪藏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以假对假”策略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

　　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一蹴而就，国民政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政权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

　　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

　　1944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闭，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

　　不过中方并没有伪造多少日元，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唯一的发钞银行为日本银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很难在其他地方进行仿造。

　　在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明治大学的生田校区内，有两座已停止使用的旧木头房子。这两座如今毫不起眼的老房子就是当年日军登户研究所的伪钞印制工厂和仓库，二战期间日军在这里伪造了多达45亿元的中国纸币，用于对中国的经济战。

　　对登户研究所进行了多年研究的明治大学文学部外聘讲师渡边贤二介绍，登户研究所是二战期间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第九技术研究所，建于1937年，主要从事秘密武器研究。研究所占地达38万平方米，人数最多时超过1000人。

如今，在这片土地上，除了两座被称为“5号栋”和“26号栋”的伪钞印制工厂和仓库外，当年的建筑物现存的已经很少。尽管在战后曾长期作为明治大学的教学用房，里面经过改造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样子，但它们的外观仍与70年前相同，向人们默默诉说着那段历史。

　　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军最初想“速胜”，但进入1938年后发现中国的抵抗力量远比他们想像中强大，于是转变战略，寻求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

　　同时，由于从1938年3月起日元走软，日军认为用日元维持战争出现困难，于是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所谓“经济谋略”，寻求在经济上为战争提供支持。

　　汪精卫伪政权于1940年3月底成立后，于当年5月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开始发行货币。然而“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并不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由于无法达到从经济上打垮中国的目的，日军便开始伪造中国当时的货币——法币，而当时承担印制假法币任务的正是登户研究所。

　　为保证伪币的“质量”，日军动用了一切力量。登户研究所里装备了可与日本内阁印刷局相媲美的高级印刷机械，内阁印刷局本身也参与其中。

　　日军还动员了民间大型印刷公司的技术人员开展研究。登户研究所印制的伪钞有十多种，面值从5元到100元不等。由于伪钞大多使用真正的印刷版，就连专家也难辨真伪。

　　大量假法币被运到中国，一部分流入汪伪政权及上海青帮手中，另一部分则成为侵华日军的军饷。日军一方面用假法币在中国购买军需物资，另一方面用它在中国收买亲日分子。

　　当然，日军“经济谋略”的主要目的是让大量假币流入中国市场，造成中国货币贬值和经济混乱。在战争期间，日军印制的45亿元假法币相当于国民党政府一年的货币发行量，而其中的３０亿元被实际使用。没有这些伪钞，日本的侵华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举国家之力伪造别国货币来掠夺别国资源，世界上恐怕还没有别的国家做过这样的事。

　　渡边贤二认为，不同于强掳劳工和慰安妇等问题，日军的“伪钞谋略”没有特定的受害者，因此也没有就此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诉讼。正因为无人追究，所以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承认曾印制伪钞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