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共产党宣言》研究的十大进展

　　1.关于《宣言》出版时间的考证

　　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教授通过长期的跟踪考证，以大量确凿的史实论述了《宣言》出版的精确日期。他认为，只凭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无法解决《宣言》的确切出版日期问题，只有通过知情人的记叙和有关证实资料，才能弄清真相。他最终确定2月24日为《宣言》出版日，并对《宣言》出版时间的另外几种说法（如刘师培的2月下旬说、朱执信的2月10日说、前苏联的2月27日说等等）进行了辩驳。德国学者沃尔夫冈·麦泽尔从印刷史的角度考证了《宣言》的出版时间，印证了高放教授的观点。

　　2.关于《宣言》第一个中译本（陈望道翻译）的蓝本问题

　　日本专门从事中共创立史研究的专家石川祯浩基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认为，陈译本基本上是依据日文蓝本进行翻译的，很难找到他参照了陈独秀提供的英文版的痕迹。陈望道所依据的原文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所刊载的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宣言》，只是在译语的采用上没有固守《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的译语，而是对一些词句作了修改，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语言。观泉赞同石川的说法，并引用了1920年9月30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沈玄庐所写的一篇启示予以说明。

　　3．关于《宣言》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问题

　　张红兰对《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研究，指出《宣言》的片段文字最早传入中国是在1899年。此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国内介绍《宣言》的思想。王列平系统梳理了《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分三大块：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宣言》的早期传播；二是五四运动推动了《宣言》的翻译传播；三是《宣言》全译本的正式出版。

　　4.关于《宣言》广泛传播的原因

　　李军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解读，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聂锦芳从《宣言》创作史的角度论述了其广泛传播的原因：尽管《宣言》是一部“委托”之作，且成文时间非常仓促，所以从定稿的结构来看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宣言》在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序列中篇幅短小，语言通俗，又是具体的政治组织纲领，故更容易被普通民众特别是劳动者所接受；同时，当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中政治家成为主角的时候，他们的评价更形成了单纯的学者和理论家难以起到的影响力；最后，当大规模的出版、宣传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的时候，在普通民众的印象和理解中，《宣言》的思想就同马克思主义划上等号了。但也有学者不同意聂文的观点，认为判断一部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否是“经典”，不能单纯从“文本学”角度着眼，而是要结合它的思想内容和结构形式，看它在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这就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层面阐释了《宣言》之所以得到广泛传播的原因。

　　5.关于《宣言》关键词Aufhebung的译文选择

　　李桐对《宣言》中“Aufhebung”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宣言》中有一句集中概括其理论原理的话语，那就是“消灭私有制”，这话的原文是“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ngs”，在汉译本《宣言》中，将Aufhebung翻译成“消灭”是一种误译，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相违背的。文章指出，在语义上，Aufhebung根本不含“消灭”的意义，而只有“废除”及有关含义；在逻辑上，“扬弃”和“消灭”是不同层次、不同思维方式的范畴。因此，作者建议恢复Aufhebung的原意，据不同上下文，改译为“扬弃”或“废除”。高放支持李桐的观点，但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消灭私有制”应当改为“扬弃私有制”。当然，并非《宣言》中凡是用“消灭”的都要改用“扬弃”，还要根据德文原文和中文的协调搭配采用不同的词。王振中不同意上述看法，他在《经济学动态》等杂志上撰文指出，Aufhebung一词翻译是否准确，应联系《宣言》的上下文（无论是用德文还是用英文，这里只能是“废除”或“取消”的意思），还要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中的提法来考察。即使从哲学的角度讲，德文“扬弃”一词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并且，“消灭私有制”和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没有矛盾。因此，“消灭私有制”的译法是正确的。

　　6.关于《宣言》关键词überliefert的译文选择

　　俞吾金对《宣言》中“überliefert”一词的翻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宣言》第二章关于“两个决裂”（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一段话中的德文词überliefert译为“传统的”是不妥当的，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这种曲解给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正确的译法应是“流传下来的”。原中央编译局局长宋书声等对此进行了反驳，指出：首先，从文字上进行考证，德文überliefert是动词überliefern的过去分词，起形容词的作用，一般应翻译为“传统的”；其次，从其他外文版本译法看，1888年的英文版、1885年的法文版以及西班牙文版、意大利文版、罗马尼亚文版、波兰文版等等，都是译为“传统的”；最后，从中文角度看，所谓“传统的东西”不就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吗？

　　7.对《宣言》主要观点之“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解读

　　程金良对《宣言》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问题进行了解读。作者认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什么是阶级、什么是阶级斗争的理解。一方面，阶级存在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统一；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是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消灭阶级和阶级统治。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就是全世界的大发展。孟全生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来解读《宣言》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论断是否正确。文章首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及其特点；接着指出这种阶级结构的变化，不能否定《宣言》关于资本主义的四个基本结论；文章最后阐述了《宣言》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论述所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8．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解读

　　胡文建认为，这句话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句话开宗明义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共产党人的最高的理想追求、最终的奋斗目标，同时科学地、概括地指明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史家亮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角度对这句话展开研究，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应该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不能忽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每个人和一切人实际就是共同体概念的两面观，共同体由每个人组成，每个人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叶汝贤认为，这句话是《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为之探索和在实践上为之奋斗不息的主题，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不重视，也不理解。事实上，这个命题正确解决了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中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四重关系（矛盾）：一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二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三是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关系；四是一国之内的每个人同全世界范围内的每个人的关系。文章还对“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解读，进而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

　　9．对《宣言》主要观点之 “两个必然”的解读

　　张国胜、王国平认为，要深入领会“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精神，必须弄清楚“两个必然”及其相关理论的真正历史坐标。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两个必然”还管不管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第二，低潮中的社会主义不会改变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趋势。因此，必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郭荣华结合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对“两个必然”理论进行再思考，认为尽管“两个必然”理论在论证时有两个估计不足的缺陷，但其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其真理光辉永存。

　　10.关于《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

　　罗燕明系统论述了《宣言》与中国的三次结合。他指出，《宣言》的思想与中国实际发生过三次结合。第一次结合发生在建党前后，表现为《宣言》的价值观与救亡图存运动的结合。第二次结合发生在建党以后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表现为《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毛泽东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状况，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第三次结合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表现为生产力观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结合。这次结合完成了历史主题的转换，使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二次飞跃。石仲泉系统梳理了《宣言》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