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治学研究的若干热点和难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重点，并着力于本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不断地认识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规律，努力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出现了建国以来空前繁荣和活跃的局面。主要热点及难点问题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 政治涵义研究
中国政治学自恢复以来，为揭示"政治"这一重要概念本身的涵义而展开的理论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间所取得的巨大理论成果之一就是否定了把政治仅仅视为阶级斗争的传统政治观念。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继承了这一成果，而且有所深化，突出表现在许多学者不再认为政治是仅存在于阶级社会的历史现象。例如，有学者指出应把政治看作是一个发展变化即运动着的概念，可将之作时空上的分段和分块。据此可以将政治分为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政治，后者是指阶级前社会(原始社会)和阶级后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以及阶级社会中只关涉社会事务管理的非阶级政治部分。有学者进一步更明确地提出了"广义政治"论，称广义政治意指所有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特征和最一般本质，其基本含义是：社会政治主体及其历史惯例或法律规范的社会利益全局关系支配的公共权力活动和过程。而阶级政治只是人类社会特定的政治生活形式。相应地，许多学者将政治的内涵扩大到包括非阶级社会的公共管理活动，这一理论倾向也与近年来兴起的利益分析方法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许多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将政治的本质归结为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朱光磊：《在新的历史基点上反思政治的一般含义》，《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1期。有学者将政治定义为"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人们围绕着特定的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有学者将政治定义为基于社会共同利益--即一定客观条件下利益相互冲突的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共同条件--通过强制方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规范;还有学者将利益的概念与以往对政治的其他理解结合起来，试图提出更完整的定义，而将政治界定为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基于某种利益需要，建立、维护、参与社会的统治管理体系，以制订政策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关系和活动的总和。尽管对利益本身的理解还不甚清楚，不同学者之间也有或大或小的差别，但因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永恒性，这些学者都或明或暗的将政治理解为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永恒现象。有学者认为，尽管这一类观点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观，突破了阶级政治观，是一种从整个历史阶段上来抽象政治现象的颇有价值的尝试，但无法说明什么是利益全局关系，依据什么标准规定利益全局关系的内容；这种定义虽然看到了政治的利益关系根源，但并没有讲清楚政治与其他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区别，这样政治学近于丧失了自己的独特的利益关系研究领域。
关于政治是否仅仅与阶级、国家等范畴相联系而存在于人类社会某些历史阶段这个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还会有所争论。很显然，这里涉及对政治的定义问题；定义不同，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当然就会有差别。中国一些政治学者将政治的内涵扩大到包括非阶级社会的公共管理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政治学界的视野正在逐渐扩大，开始关注甚至利用史学、考古学，尤其是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政治学者重新释读经典作家政治理论的结果。有学者提出，将政治理解为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永恒现象才真正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经典作家从未将政治仅仅与阶级、国家相联系，或认为政治只存在于某些历史阶段，相反，随着其政治思想的发展，他们都承认政治不仅存在于阶级社会，而且存在于原始社会和未来无阶级社会。过去中国政治学界之所以一直将政治理解为只与阶级、国家相联系的特殊历史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经典作家政治思想观点的简单化理解。还有学者指出，政治家，尤其是一些领袖人物根据时局需要，强调突出时局的某个方面，将其提高到政治的高度，是希图以此唤起人们对该问题的重视并着力解决，但人们往往习惯于在理论上、概念上将其当作政治的全部内涵加以理解，因而导致认识上的困惑。
政治作为政治学的基础性概念，规定着政治学的价值取向、研究对象和方法，因此，尽管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对其内涵已作过阐示，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一直进行下去。有的学者评析了具有代表性的10种关于政治的定义，包括"国家政治说"、"权力政治说"、"策略政治说"、"冲突政治说"、"经济政治说"、"管理政治说"、"功能政治说"、"关系政治说"、"道德政治说"、"总体政治说"，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但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政治概念应该是狭义内涵与广义内涵的统一。狭义上讲，政治是人们为获取和保持公共权力而展开的活动和斗争；广义上讲，政治是公共权力作用于社会的目的、方式和后果。总之，政治就是社会公共权力产生、变更和运作的过程和结果。广义政治与狭义政治的基础都是国家的权力。有学者认为，邓小平开宗明义提出的政治是关系大局的最根本利益的问题的论断，不仅提供了人们认识社会主义政治现象的基本方法，为进一步科学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治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建立和发展找到了基本范畴，而且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基本内容。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观察问题，这一论断无疑确定了政治学的逻辑起点和构建了政治体系的基石，同时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指明了方向，那就是要从大局看问题。与政治的定义的讨论密切联系的是，有的学者认为，传统上只是从阶级性、强制性、革命性去理解政治的特性，这是同传统的阶级观、国家观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从公共权力的角度去理解政治，政治的特性主要为公共性、从属性、控制性、程序性、永恒性，并将政治划分为政权政治和非政权政治(或称社会政治)、国家政治与非国家政治。这一对政治含义的界定以及对政治的分类，其科学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它毕竟是对政治进行新的探讨的一种尝试。随着政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对政治本身的内涵的释读将不断深入，涌现出新的成果。
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
随着由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社会转型过程的逐步展开，9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中国政治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学术界理解和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一致的，即都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认为国家产生于并受制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从根本上讲，中外学者无论其理论的出发点如何，都承认国家之所以会存在并存在下去是由于社会的需要，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应该是第一性的，国家是第二性的。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社会，国家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基于此，有学者从转变观念的角度指出，应树立区别"国家"与"社会"的意识，因为二者的本质不同，而且这也是目前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有学者认为，就国家与社会关系本身而言，可以从应然(应当如何)与实然(现实如何)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是人们的愿望。这两方面都会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影响，于是便出现人们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看法，也就是对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关系的不同看法。从实然的角度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就是要具体地分析政府和社会这两种权力的实际状况，分析造成现实状况的各种因素，以及按照应然的要求，如何创造条件，通过改变各种相关因素，平衡这种权力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作用。有学者从国家管理社会化的角度指出，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管理的社会化，将促成"政治领域"与"非政治领域"的分离，某种程度上包含把社会从行政权力总体性支配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内容，因而这一过程将不可避免地蕴含着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意义。有的学者认为，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主要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事实引起的。从社会角度而言，它体现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和社会自主能力的提高，人们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渴望；从国家角度而言，它体现了在体制转变阶段，如何界定政府权限，规范政府行为的要求，因此，科学地解答这一问题不仅是学术理论问题，而且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指出，当前强调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并不意味着要淡化国家意识。例如，有学者指出，当前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成长，一方面，国家单独控制全部社会资源的一统局面已无可挽回地改变了，在那些国家已经退出或不再能实施有效控制的地方，一些新的社会组织正在迅速生长起来；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个自主的和健全的社会，一个与国家形成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关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取消国家的社会或病态的社会。有学者更明确地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赖以确立的基础应当是社会民主与政府权威的有机统一，高度集权和无政府主义都既不能把国家也不能把社会引向进步；并据此对"小政府，大社会"这一改革取向作了明确而科学的解释，即"大社会"是指社会从国家的超常控制中解放出来，建立充分发育和健全的社会机体，而"小政府"并非简单地缩小政府的权威性和管辖范围，而是要清理政府的功能，削减国家对社会的超常控制，进而通过功能科学化、权力有限化、机构规范化来提高政府的号召力和行为能力。有学者进而建议，应以"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作为中国的改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即一方面各种非国家的社会组织在法律范围内需有较为广阔的自主活动领域，而另一方面国家作为社会总体代表在尊重社会及其各种组织在法律上的独立性的前提下积极介入社会生活过程，从而在国家与社会及其各种组织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
还有一些学者对于如何建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进行一些初步的思考和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二者的关系是复杂的，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也是复杂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有长期准备，有总体思路，又需要立足现实，着眼当前，选择出一种既从现实出发又有努力方向的解决办法。具体地说，目前我们应从三个方向上进行努力：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的作用；二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三是创造条件，发展社区组织。在总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总是不断调整变化,即从现有的状况向着应然所指示的方向不断发展。所以,在说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能要求离开具体的时空条件来简单地回答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科学地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双方都作出努力，但发挥作用的主导方面是国家、是政府。另有学者强调社区的重要性，指出社区不仅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场所,也是政治活动场所。在这里，人们既可以实际地参与本区域的政治事务，也可以利用社区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中国是一个正在积极致力于民主建设,但民主基础相对薄弱的国家，民众在实践中需要最基本的民主操作演练，而社区恰恰是民主的第一个操场。加强社区政治建设，可以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参政能力，提高社会主体的政治素质和政治操作能力，这是当今中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最现实、最积极的选择。有的学者对强调发展中国家中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推动，国家权威和秩序优先、社会民主可以暂缓，将国家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目标置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忽视社会基本价值等三种观点进行了辨析。这实际上是从一定的视角，联系具体问题，论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相信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涉及问题的角度和层面将更加具体化和多样化。 二、 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中国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起始于80年代中期，近年来又渐趋热烈、深入。
(一) 关于政治文化涵义的界定
对政治文化涵义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在文化、政治与历史长期稳定基础上形成的，支配和制约人类各种政治制度、政治规范、政治行为的政治观念体系。它应由属于本体结构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行为三大层次以及属于衍生结构的政治道德、政治人格、政治本性三大层次共同组成，而每一层次中又含有诸多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系统结构，包括实体性政治文化和观念性政治文化。实体性政治文化是以政治文化物化形态出现的政治制度。观念性的政治文化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价值三大部分或三个层次。第三种观点认为，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社会主体，围绕着自身特定的利益，而对争取社会公共权力以实现自身特定权利这种特殊社会活动(即政治)的认识、感受和价值取向的总和。第四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的和精神的反映，它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认识和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第五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内容。第六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非常特定、带有特殊意义的现代政治学术语。它是指存在于宏观政治结构、政治体制与个体政治行为、政治观念和政治心理之间的一种特殊社会观现象。政治文化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远比意识形态的范围要小得多，但又直接得多，同时它又不是简单的心理现象或心理活动，它与政府运作、社会活动和个体行为密切关联。第七种观点认为，政治文化可以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支配和制约社会主体各种政治活动的政治观念体系，主要应从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方面把握。有的学者将一定时期和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并且持久影响人们的政治倾向与政治行为的政治思想意识、政治价值评价及政治心理习俗的总和，称作政治文化。第八种观点认为，可以从政治或政治体系的特征入手，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定社会区域中人们对合法强制权力及其行使过程的取向或态度。第九种观点认为，所谓政治文化或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与倾向。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政治技能等这些定义当中，有些是转介西方学者有关定义的内容，有的则是比较中外学者有关定义而作出自己的定义，有的则试图摆脱西方学者的影响，从自己研究的角度作出全新的解释，有的则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定义进行了一定的评析，说明了自己所作定义的意义所在。将政治文化分为实体性的和观念性的两个方面的看法，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而把政治文化概念的整体意义归纳为观念和思想、心理等方面认识，似乎较为普遍，也更与政治文化概念最初提出时的意义指向相吻合。当然，对第二大类概括法也有不同看法，其中有的认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面的内容；有的则认为政治文化主要是政治心理方面的内容。随着政治学研究的发展，人们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将不断引向深入。
(二)关于政治文化的实质和属性
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实质，是政治文化最根本、最深层、最终极的规定性，它规定着政治文化的属性和特征，也关系着人们对政治文化的认识、理解、评价和借鉴。从政治文化的起因、内容、结构、类型分析，政治文化是与对象性的政治设施、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学说以及动态化的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相对应的，存在于政治活动者(包括个体与群体)自身的政治属性和能力，即政治主体素质。它既是政治现象的主体沉淀，又是政治活动的主体储备，是连接政治思想与行为、政治意识(外在的)与政治制度之间的中介要素。从认识论上看，政治文化走的是一条从政治环境到政治心理、感性认识、再到理性认识的认识路线；从实践上看,"政治文化"走的是一条以感性、理性认识为基础，通过情感和态度中介，直接驱动政治行为的路线；从载体的分布上看，政治文化既存在于政治个体之中，又存在于阶级、阶层、政党、团体、地域居民、民族、种族和国家之中。政治文化不仅仅是精神的意识的东西，而且是特殊意义上的精神和意识的东西，是主观的心理层面的东西，是包含着感性与理性丰富内容的隐态的东西，从主客体的角度看，属于一种主体文化；政治文化是一种蕴含着巨大活动潜力的文化。众所周知，人类的行为都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都是在一定动机驱使下进行的。在政治学中，动机被看作是影响和导致行为产生的所有因素的总称，政治文化就是政治行为、政治运动、政治活动最深层、最直接的动因，是政治现实、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操纵政治系统的看不见的手，是一种潜在的文化；政治文化深入研究集团和个体政治行为的动机基础，用微观分析奠定宏观分析的基础，具有把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连接起来的功能，是一种中介文化。
(三)关于政治文化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它以阶级性为主导标志，同时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性，以及同外来政治文化的一定联系性。政治文化的阶级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同一阶级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时代，一种社会形态的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还具有明晰的、不容混淆的、也无法"融合"的社会结构性。每一社会制度下，政治文化在社会总体结构上，都由主导政治文化、非主导政治文化和敌对政治文化三个基本部分构成。这种社会结构性，同时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在一国范围内，还有区域的、职业的、群体的、家族的、异化群体的、宗教的等等次级亚文化结构；二是一国政治文化状况往往受到传统政治文化和外来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还有的学者从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论述了政治文化的特征，认为政治文化的文化特征包括有群体性、地域性、时代性和民族性；政治文化的政治特征除了同文化特征具有相同的内容外，还有强烈的阶级性、国家性、地方性和国际性。有学者在充分论述了政治文化深刻的阶级性和一定的民族性的同时，认为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四)关于政治文化的功能
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第一，为政治统治体系的确立提供合法性说明,从理性认识和情感意识两个方面,为新的政治统治体系的建立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第二，为政治秩序的稳定提供思想、意识上的支持，因而政治文化对于维系一定的政治统治秩序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第三，为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提供指导作用。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功能主要有：第一，指导政治行为；第二，影响政治体系；第三，制约政治发展。还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功能依赖于政治文化的结构，与社会三大组成部分相对应，政治文化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也就成为三大基本的、总体性的功能。这些功能应当是"政治灵魂"、"经济杠杆"、"文化中枢"。还有的学者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政治目标的设立、政治行为的选择等等给出一种意义解说，为人们的政治实践提供着规范性、指导性的思想原则。除此之外，特定国家或民族的政治传统、政治习俗、政治品格、政治心理等成分和要素，不同程度地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
理论界还专门就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多元性)决定了它作用于政治系统的非单向性，对政治稳定的作用呈现出动态二重性：主流政治文化扩大政治认同，发挥政治整合作用，规范政治行为，有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和整合力以及政治过程的有序性，从而促进政治系统实现稳定。而政治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的滞后性对现实社会的反作用是消极的，表现在它以一种主体心理和价值层面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认同，阻碍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的产生与传播，制约文化、经济、政治的协调发展。超前的政治文化在与主流文化的迂回过程中也会呈现出对社会宏观结构稳态的偏离和思想文化的冲突，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具体到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文化，同样对政治稳定具有二重作用，其积极作用表现在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爱国主义为深厚民族心理基础的主流政治文化对全民族起着巨大凝聚作用；社会民主参与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有利于政治生活的规范化；重秩序的政治价值观念有利于主流政治文化的发展，抑制反主流政治文化的产生和传播。其消极作用表现在宏观层次，制约着社会的政治认同，在中观层次,制约着政治行为的规范化。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这种思想基础作用的角度，认为政治文化有利于在政治统治体系内形成统一的思想；有利于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有利于形成广泛的社会认同；有利于形成有力的双向纠错机制。从政治统治的长远利益来看，政治文化通过培养青少年，从而长久地保持政治统治的稳定。
(五)关于政治文化的结构
由于人们对政治文化的界定不同，因而对其结构的概括也就不同。有学者认为从抽象的意义上说，一种政治文化可概括为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两大层面，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政治文化的心理--价值结构。政治心理倾向包含：政治认识倾向、政治感情倾向、政治态度倾向。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层面包含：政治思想观点、政治理想信念、政治评价标准。从社会结构来看，还包括：不同的职业群体的政治文化；不同年龄群体的政治文化；不同区域群体的政治文化。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从本体结构分析，包括有政治心理、政治意识和政治价值；政治文化的衍生结构主要由政治道德、政治人格和政治本性组成；政治文化的操作结构可分为三个部分，它们分别是政治文化运营、政治文化社会、政治文化载体。
(六)关于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
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是政治文化发展的标准及政治文化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政治人主体意识确立和增强的过程，它表现为公民对自我地位、政治能力及政治生活的认识发生变化，现代因素不断增加，传统因素不断减少，政治文化日渐世俗化等，西方学者把政治文化发展归纳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与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体发展理论得出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大致切合。而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对政治参与有深刻影响：首先，个体独立意识增强，对政治生活的态度由盲从转向根据自己的利益所进行的判断。第二，公民政治能力感增强，由对政治生活"敬而远之"变为积极参与政治过程，通过参与来影响政治生活，希望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策结果。第三,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本质的认识发生改变，政治由追求道德的神圣活动变为追求利益的世俗工具。
有学者认为，世俗化作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标准并不适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首先，世俗化的现实主义取向时常导致或加剧发展中国家政府合法性危机。它排斥一切政治信仰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价值观，以功利主义的理性要求唤起了一批"早熟"的"现代人"，他们对国家发展的动员不屑一顾，而对个人利益斤斤计较，寸土不让；他们无须考虑国家的命运和发展前途，却擅长在改革和发展中钻空子、谋私利。文化世俗化破坏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政治认同，冲击着他们的政治理想，威胁着发展中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其次，世俗化的个人主义取向时常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政策实施上的困难。它拒绝为集体目标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倡导及时行乐和现世的亨乐，使得不断高攀的消费需求与落后的经济现实发生矛盾，于是，随之而来的便是失望、不满和愤怒乃至对现政府合法性的全面否定，引起剧烈的政治动乱。最后，世俗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完全否定了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它把一切传统完全置于现代世俗化的对立位置，无视传统文化中任何可发展的因素，把传统的价值观、合法性，乃至把民族精神统统视为"非理性"的东西并一概加以拒绝。因此，在世俗化的无情冲击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整合遭到破坏，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认同危机和自我疏离感日益加剧，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冲突接踵而至，社会和政局动乱便在所难免。第三世界国家屡见不鲜的富人行贿，学生骚动，工人罢工，群众示威乃至接二连三的军人政变，都与文化世俗化对政治体系的过度冲击分不开。
[KG(1x)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要从本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历史出发，充分估计到现阶段社会整体发展的要求及重点，善于提取和运用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生活方式中的可发展因素和成分，开辟一条适合自己国情、民情和历史文化的独特发展道路,创造出一种符合政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要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融合传统和现代的合理因素，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及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决不能教条地根据西方政治文化标准来确定所谓的政治发展程度和发展方向。
四、政治发展研究
政治发展是一个舶来词，是由西方政治学界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作为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政治发展主要从宏观方面动态地研究国家，尤其是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过程。近几十年来，政治发展研究已经成为国外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开始于80年代以后。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不满于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例如有的学者对传统的政治发展的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其主要局限性体现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倾向、单线发展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几个方面,与此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展开新的研究，并开始突破西方标准和模式的影响，赋予政治发展以新的涵义，形成了初具中国特色的一些理论观点。
(一)关于政治发展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的定义应作如下表述：通过付出和扬弃代价，以寻求不断发挥人的政治潜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方式的过程，以及这些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长过程。也有的学者认为：在当代，政治发展特指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进程和实现的程度与结果。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发展，一般是与现代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它所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变化。就广义而言，政治发展是指政治体系向着更高级形态的变迁，……就狭义而言，政治发展特指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变迁。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文明走向现代化，走向更高历史阶段的进程，亦即政治体系的运作机制和调控、管理水准以及社会政治意识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还有的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指的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演变趋势。对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界定至今仍争论不休，分歧主要集中在政治发展是否等同于现代化;政治发展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政治发展究竟是一个描述性概念，还是一个目标性概念。
(二)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
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与变革的一般趋势应包括如下一些内容：第一，政治权威的强化，主要是指政治体系功能的有效性和约束力的增强；第二，政治系统职能范围的扩大，政治触角逐渐伸入到居民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第三，政治体系科层化,即通过分层设科的组织制度,将承担管理任务的众多机构和人员以严格、规范的形式组成一个分工明确、协调良好的体系,从而有效地完成大规模的管理任务;第四,政治运作制度化,指政治系统能够保持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反复重现的行为模式；第五，政治参与大众化。有学者指出，政治发展包括政治制度化程度的提高，民主政治制度的广泛实行，社会大众参与管理程度的提高和国家凝聚力的增强等。当前在中国，政治发展一般是指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民政治文化觉悟与民主意识的不断提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政治发展的内容为：改革过去集中的政治调控体系，创造有利于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实现的调控体系；改革政治权力运行机制，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抵制各种腐朽思想，规范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有的学者在学习领会中共十五大精神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容，即：健全体制、调整权力、拓展参与、建设文化、开放政治。
(三)关于政治发展的目标
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学者则认为，虽然民主也是政治发展的一个目标，但政治发展的目标是多种多样，促进经济增长无疑应列为首要目标。也有人主张政治发展目标应该是秩序、效率、民主这样一种多元组合，在其中，政治系统的秩序是基于民主合法性基础上的秩序，又是富有效率的秩序；政治系统的效率是秩序组织下的效率，又是公民参与和民主推动的效率；政治系统的民主是有秩序的和平的民主，又是有效率有权威的民主。有学者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作了阐述，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政治民主化、政治高效化和政治秩序化。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作为一个不断的历史过程，每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发展目标。中国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曾先后设计并实现了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人民民主；在人民民主专政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等政治发展目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新时期政治发展的目标：即民主、统一、政治稳定、法治。还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包括：政府能力，即提高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控制自身的能力、领导社会发展和前进的能力、外交能力和办事效率；政治稳定，即政治体系运用调节机制调节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以保持社会运作和发展的有序性状态；公平分配；公民参与。
(四)关于政治发展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具有以下主要特征：①政治发展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政治发展的方向是与历史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尽管会付出代价和痛苦，但从长远的眼光看，政治发展会扩大人类在政治、文化和物质上的财富。②政治发展的目的性。政治发展的近期目标是随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变化的，最高目标是人在政治上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③政治发展是人的发展。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同，发展的核心是人，是要造就现代政治人。政治发展是政治权力从超强到衰微的过程。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力将进一步趋向弱化。④政治发展的多样性。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传统、人口素质的不同，政治发展的起点、模式、道路也不同，而是多种多样的。在分析了政治发展的一般特点之后，这位学者还探讨了作为政治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政治现代化的一般特征，那就是：①政治现代化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它必然要引起政体、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活方式的激烈改变。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质的转变，是向政治文明的转变。②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过程，是各个构成要素的协调性发展。协调发展并不是各个要素的平行发展，而是有先后次序的，但这些先后次序必须是合理的。③政治现代化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现象。政治现代化如同政治发展一样，既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政治现象。无论哪一个国家，也无论哪一个民族，或迟或早都要发展自己的政治文明。在这种全球性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将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性的政治文明，它既不是哪一种地区性政治文明的扩散，也不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模仿，而是各个地区性的政治文明共同做出的贡献。有些学者具体地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政治发展的特点，认为在资本主义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其显著特点是国家行政权不断扩张，行政机构急剧膨胀；在国家政治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和智囊组织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常常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机，具有不稳定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特点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中发挥领导作用；第二，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第三，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渐进性；第四，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通过改革而实现自我完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呈现多样性，往往存在一些其他特点：首先，许多国家的民主共和制往往包含多种政治因素；其次，在政治舞台上，军人充当了重要角色；再次，在政治发展中，常常出现政治不稳定局面；最后，政治民主化进程步履艰难。有学者认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发展的特点可归纳为自主性发展、主导性发展、稳定性发展、渐进性发展。
(五)关于研究政治发展的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近年来政治学界解放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已成为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开展政治发展研究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实政治的发展，既需要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从宏观上探讨中国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过程中面临的整体政治问题，也需要探讨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政治发展研究不但在现实生活中，而且在理论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政治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树立正确的政治发展观问题。有学者认为研究政治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大意义：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需要人们研究政治发展问题：②研究政治发展有利于人们认识和掌握政治发展规律，积极而自觉地推动政治发展；③研究和掌握政治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有利于正确处理政治生活、政治运行中的各种关系，维护政治的稳定和有序运行；④研究政治发展，有利于促进和推动政治发展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
(六)关于中国的政治发展
在政治发展研究问题上，令人欣慰的是政治学界并未忽视对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并预测了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景，又就如何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的设想。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如下趋势：①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高度一体化转向适度分离；②政府权力从中央高度集权转向寻求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相互协调；③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④政治决策从注重经验转向注重科学；⑤社会控制从以行政权力为主转向寻求以法律控制为主；⑥对权力主体从强调道德自律转向注重制度约束；⑦政治文化从群众文化开始转向公民文化;⑧政治参与从动员型转向自主型；⑨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从追求激进转向寻求渐进；⑩国家从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转向全面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有学者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崭新局面，主要体现在：①明确了政治发展目标；②协调政治关系，实现社会整合，最大限度地调动政治发展的主体性力量；③探索出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和方法。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应该而且必须找到它的发展测度标尺，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考察以政治制度为主干的整个政治体系的功能。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政治发展的新阶段，正是以政治体系功能的大幅度变化为基础的。主要表现在：其一，政治体系的法治功能大大增强；其二，政治体系具有了崭新的整合功能；其三，政治体系的民意表达功能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其四，政治体系的执行功能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有学者关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发展的特点及面临的挑战，认为社会发展是应该全面的发展，转型也是全面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或政治发展显得尤其重要。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应该走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道路。政府应在市场培育、法规建制、维护公平、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内容。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发展的主题是调整政治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强化中央权威、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制建设、规范政府行为、保持政治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的学者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其难点有：强化国家权威与分权；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崇高的民主理想与整体落后的现实；党的领导与党政关系规范化；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自主性的经济主体与政治经济不分的现实。这些决定了政治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学者指出，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主题是增强政治系统功能、扩大政治参与、重构政治文化。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较常规时期的政治发展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因而应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政治发展的渐进性，坚持政治发展形式的多样性。有的学者特别提出：要坚持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方向。有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关键是要把握好政治发展的"度"。
在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这个问题上，中国政治学界已经从80年代后期单纯追求超现实的理想价值的框框当中跳了出来而逐渐走向成熟。有学者认为，要构筑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必须处理好四对关系：超大社会与资源总量的关系；公有制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一党领导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伦理民主与法理民主的关系。还有的学者认为，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政治发展的价值取向；民主和稳定。中国必须对民主化要求作出一定的回应，但政治稳定在发展中是首先要考虑的价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政治发展目标的根本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发展中不能时时处处事事迁就西方社会的压力，任何有损于中国社会稳定的民主化建议与压力，绝不能盲目附和。第二，政治发展的动力来源：内源式的体制革新。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动力实际上来自自身的改革，即内源式的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要解决中国内部存在的现实问题，绝不是迎合全球化外部发展趋势的压力。第三，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把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都别无他例，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模式是近现代中国政治新陈代谢的逻辑必然。第四，政治发展思维理念：多元主义。这主要是指在全球化趋势中，强调不同文化的相对价值，强调全球政治的开放性、平等性和民主性，保障各国人民选择自己发展模式的权利，反对政治发展中的霸权主义和单一模式论。
五、机构改革研究
近年来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较多集中在机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等问题上。机构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
有的学者从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予以说明，认为从总体特征看，这种挑战主要集中在政府管理面临挑战、国有企业面临挑战、金融体制面临挑战、国际竞争力面临挑战、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面临挑战、国家财政面临挑战，这6个方面深层次的矛盾，要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政府自身首先必须进行整体改革。有的学者认为，改革政府机构、创立新的行政体制，是顺应民心、反映民情的需要，是巩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需要，是为更加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改革提供新的动力的需要。有的同志提出，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所在；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实行精兵简政，是减轻财政负担，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下放权力，又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基层和群众积极性的重大举措；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也是加强廉政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条件。有的学者认为：机构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织保证，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的需要，也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必然要求。有学者认为，机构改革，有利于促进经济改革，有利于提高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
有的学者从政府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成的矛盾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原有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框架，是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原有的政府机构的设置是在法制还不完备的条件下确立的，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也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原来政府机构重叠、庞大和人浮于事现象严重，不仅滋生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助长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也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这些问题和弊端，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也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以往机构改革的经验教训
为了顺利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避免走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理论界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机构改革进行了剖析。有学者认为以往三次改革都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转变政府职能；没有相应立法；没有配套改革。有的学者认为前几次改革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受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机构改革的理论研究不足，政府职能缺乏科学界定，机构编制管理缺乏约束力。有的学者总结了前几次机构改革的教训：教训之一是缺乏彻底改革的精神；教训之二是没有触及职能转变；教训之三是缺乏法制基础；教训之四是一些传统行政意识对机构改革产生了消极影响。有的学者则认为前几次机构改革不成功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①体制失误，直至目前，政府体制仍未摆脱权力集中、计划指导、部门管理、条块分割的影响；②认识偏差，人们习惯于"人多好办事"的思维模式；③心理误区，某些不健康的心理意识助长和推进机构膨胀；④制约失衡，长期以来没有一套严格科学的行政组织法规，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对于机构改革的误区，有学者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分析：一是存在目标上的误区，诸如认为：政府曾经是神圣的、万能的，现在存在一些弊端，通过改革，可以完全消除这些弊端，使政府再一次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只要政府职能转变了，机构人员就会自然减少，就不会再膨胀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政企分开,就是使政府从管理企业微观活动转变为管理所有权和产权；政府机构撤一撤、并一并、合一合就万事大吉；"大政府"容易导至集权和统制经济，因此能经济自由发展的"小政府"就必然好；在转轨的特殊时期，政府既可以是规则的制定者，又可以是规则的执行者和规则的裁判者；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只要市场干不好，政府就要去干；等等。二是存在改革方法上的误区。例如，在改革的思路和途径方面，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完美主义的情调，以为去掉弊端，嫁接上成功的方面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认为政府效能的提高、问题的解决应从权力下放开始，而且认为权力一放就可以万事大吉；为了精简机构，鼓励政府官员"下海"；等等。
(三)关于政府机构当前仍然存在的弊端
对此有学者概括为：①机构臃肿、层次过多、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工作效率不高；②政企不分，结构不合理，在职能上微观管的过多，宏观调控不力；③政府干部增长过快，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和结构不适应经济的、法律的间接管理方式。有学者则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①体制症结，原有行政体制所固有的缺陷；②模式症结，即"大政府、小社会"的目标模式，以及"大统制、小服务"的行政模式；③利益症结，主要是吃财政饭和企业饭的利益关系；④观念症结，对机构问题有糊涂认识，对机构改革有逆反抵触情绪；⑤综合化症结，科学化不足、法制不健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等。有的学者认为，政府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有：①计划体制下形成的政府框架、结构至今未有大的变化，以审批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致使政府由"管理型、参与型"向"管理型、服务型"转变的主旨未能实现；②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专业经济部门仍然过多，条块分割，政企不分，至今仍很突出，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办事推诿，扯皮依然普遍；③不同层次的政府规模结构不合理。"上下一般粗"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④国家财政负担并没有通过机构改革有所减轻，而是更加沉重。
(四)关于本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与以往的政府机构改革相比较，本次有一些新的、显著的特点：①力度大。国务院组成部分精简幅度大，国务院行政单位人员精简幅度大，工业经济专业部门裁并幅度大。②时机选择合理。社会主流认同和响应的理论或思想，为改革提高了坚定的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东亚金融危机的警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为中国启动改革提供了契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理念认同和心理承受力，有利于改革的深入。③制度创新的改革。创立了国家局制度；设立和加强了公共服务机构；建立了稽查特派员制度。④整合改革。表现为政府机构改革与多项改革互动，机构改革与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互为因果；政府机构改革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并重。⑤目标明确且期望值高的改革。目标是高效、协调、行为规范、廉洁的政府和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⑥过渡性的改革。表现在工业经济专业管理部门尚存；缺乏关于行政改革的系统的理论阐释；缺乏关于改革的明确的考量标准。有学者认为，这次改革的特点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党和国家经历了政治上的考验，变得更加坚强、统一、成熟；国家政局更加稳定；人民经受了锻炼，受到了教育。二是经济上实现了"软着陆",多年来持续、快速、平稳增长，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将现行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逼到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政府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政企不分，职责不清等给国家造成的严重财政负担，对此广大干部和群众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新一届的政府，众望所归，给全国人民以信心和力量。三是在改革的目标、思路和运作上，这次机构改革提出的目标比历次改革都明确而全面，并围绕改革要达到的目标提出了政企分开、精简、统一、效能、权责一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原则；在改革的具体的操作上，决心大，行动快，准确地把握住了人员定岗和分流，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考虑周到、部署严密、步骤积极又稳妥。有的学者认为，这次机构改革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把机构改革同建立现代和企业制度结合起来，突出转变职能，实现政企分开;二是机构改革同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律建设结合起来；三是从行政体制改革的高度推进机构改革。
(五)关于推进机构改革的难点和有利因素
有的学者认为本轮机构改革的难点有：①转变行政观念难；②恰如其分地处理集权与分权的悖论难；③改变国民包括政府官员关于政府的社会责任观难；④大幅度精简人员，尤其是精简地方政府人员难；⑤机构改革与"五大改革"同期启动难；⑥在动态的过程中建立关于改革的共识难。有学者指出机构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利益调整问题；人员分流和安置问题；改革逐步深入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机构改革过程将出现几大难点：①精简人员的合理妥善分流，②精简方案实施，③如何防止出现"翻牌公司"，④如何避免人才浪费，⑤如何防止机构精简以后再膨胀，⑥精简人员后出现的"管理真空"如何整合等问题。
理论界在分析了可能遇到的困难，也看到了本次机构改革的有利因素：①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声和拥护，这是改革的动力和改革成功的基础。②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作为策划组织和推动者，在决心、能力、勇气、策略、团结和凝聚力、群众威望和感召力等方面对成功地推进改革都相当有利。③国内国际形势有利于改革。④20年的改革使我们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清楚的把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⑤历次机构改革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和宝贵的经验。⑥根据这种基础所形成的新一次机构改革方案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来得完善，目标更明确，思路更清楚，步骤、措施和策略更周密、更切合实际。
(六)关于如何推进政府机构改革
有学者认为应在充分发挥当前各种优势条件潜能的同时，加强改革立法，提高改革法制化水平，实现依法改革；加强组织建设，提高改革的组织水平；拓宽、完善改革过程的社会参与机制，实现改革行为民主化、科学化；机构改革应与人事、财政等其他制度改革配套进行。有的学者在提出与上述相似建议的同时，还提出要强化政府机构的服务意识、廉洁政府意识、市场意识和效率意识。有的同志提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和部门职责权限，改变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逐步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法定化，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做好人员分流。有的学者建议要重视整体推进战略，即机构改革同行政体制改革同时并举，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推进行政机构改组合理化；机构改革同政府的权力合理划分相协调，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同市场，政府同社会，地方之间的关系，机构改革同人事制度尤其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相配套；要寻求理论支持、政治支持、法律支持、财政支持和社会支持。有的学者建议这次机构改革的实施，从整体上看，要力求有所突破：①对地方各级政府建立全面的指标分类制度，并把财政收入作为控制行政管理支出和政府规模的重要指标；②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级政府承担的职责，调整政府间规模结构；③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的要求，改革政府的机构设置；④规范政府行为的重点，应放在规范政府各部门的经济利益行为方面；⑤对富余人员的安置和分流，应制定力度更大的配套改革措施。
六、反腐败研究
反腐败作为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理论界一直都在对此进行研究。近年来，政治学者在前些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讨。
(一)关于腐败的特征
有学者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征，一般而言，具有：①顽固性，腐败现象因个人或小团体可以从中获取最大利益而具有顽固、难以清除的特点；②传染性，腐败现象是一种病毒，有迅速感染、传播的特点；③再生性，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易发部位，往往是纠而复萌，表现出再生性的特点；④可转移性，腐败现象会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转移易发部位，可随着取得的实惠的程度而寻找不同的载体；⑤渗透性，腐败现象本身有很强的渗透力。在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则表现为：①腐败的领域主要发生在行政机关和执政党机关；②腐败的主体多样化；③腐败的手法，即有隐蔽的又有公开的；④腐败带有普遍性、结构性。有些学者认为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异位，一般具有这样几个特点：①利己性，是利己主义思想的表现；②反社会性，是对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③故意性，往往是明知故犯，甚至屡教不改，一犯再犯；④隐蔽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背着组织、背着领导和群众进行；⑤腐蚀性；⑥可控制性，如果监控措施得力，完全可以控制并逐步加以铲除。有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寄生性、腐朽性、消极性等几个特点。
学术界对中国目前的腐败现象的特点和趋热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贿赂案件增多，贿金数额增大，领导干部犯罪增多，大案要案比例增多，而且领导干部犯罪和法人犯罪相联系；国家党政机关干部成为犯罪的高发区；犯罪的领域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犯罪分子顶风而上，无视国家法律,胆子越来越大。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从表现形式看，呈现的是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从表现特点看，呈现的是集团化和高层次发展的趋势；从整体走势看，尽管党和政府加大反腐败的工作力度，但腐败的总体规模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还有学者指出了当前中国的腐败的新动向：①隐形腐败，通常表现为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某些掌权者或以堂皇的借口，或钻法制的漏洞，披上合法外衣而进行的腐败。②法人腐败，是一种群体腐败，主体是法人；③形成"腐败链"，腐败表现出链条的突出特点，相互关联，彼此相依。有学者认为，新时期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总的特点是起伏性。目前有如下特点：①经济违法案件上升，金额越来越大；②领导违法案件增多，发案层次升高；③顶风作案现象严重，新发案突出；④团伙、群体作案，窝案、串案增多；⑤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富了"方丈"穷了"庙"；⑥腐败分子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腐败行为向新的领域拓展；⑦由经济领域向司法、领导机关蔓延；⑧由沿海地区向边远地区辐射；⑨道德败坏案件大幅度上升；⑩先进模范人物违法案件增多；11、搞感情投资，编织关系网；腐败"黑数"比例不小。
(二)关于腐败的危害性
理论界在前几年通过对"腐败润滑剂论"、"腐败不可避免论"、"腐败补偿论"、"腐败有利论"等错误观点批判的基础上，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腐败危害的严重性。有的学者认为腐败现象会严重损害执政党和政府形象，削弱党和政府的道德和政治权威，使民众对领导集团失去信心；腐败使国家财富大量浪费，从而消弱国家的实力；腐败降低政府能力；腐败造成低效率与社会不公正；腐败达到一定程度会引起政治动乱。还有的学者分析了腐败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危害，在谈到对政治发展的危害时认为，腐败直接危及政治稳定；腐败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腐败妨碍着行政管理现代化。还有学者认为腐败危害经济建设，破坏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改革措施难以顺利、正确地贯彻落实，直接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危害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及政权稳定。有的学者认为，腐败现象不仅涉及到社会经济、法律、道德问题，而且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一个国家政权存亡与稳定的全局性问题，其危害性表现在：①动摇政府的合法性；②破坏正常的经济秩序，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③腐败现象浸入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毒化整个社会的风气。还有的学者认为腐败具有极强的弥散性、渗透性和毒害性，其危害性在于:①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②破坏政治关系；③阻碍或破坏政治过程；④阻挠和中断政治发展；⑤毒化社会政治心理；⑥瓦解和动摇政治制度和阶级基础。有同志专门论述了腐败对政治、社会稳定的破坏性，主要表现为腐败破坏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关于腐败产生的原因
有学者分析了导致不发达国家产生腐败的复杂的原因，指出任何政治现象背后都反映特定的经济关系，腐败与管理体制、方式，经济政策取向，经济利益分配有密切关系，具体而言，①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为腐败现象的蔓延创造了机会；②社会物质利益合法分配不公导致非法分配形式的存在和蔓延；③不合理的政策、法律以及低效的管理迫使经济实体通过贿赂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腐败是政治系统中的痼疾，它的存在及其蔓延与政治系统调控机制的紊乱和低效有着密切的联系。具体而言，①缺乏适应国情的民主制度，不能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行使是腐败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②在新旧体制交错过程中，政治系统调控机制的紊乱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机会；③有限的合法政治参与途径限制了新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利益表达的机会，于是贿赂等成为他们政治参与的手段；④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关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是腐败现象难以得到遏制的又一重要原因。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分析，腐败现象的形成有其历史渊源和复杂的文化背景：①许多腐败现象可归因于各种忠诚冲突的结果；②传统的送礼习俗对贿赂行为的蔓延有很大的影响；③缺乏法治传统，法制观念淡漠助长了公共权力行使的随意性。从心理学的角度还可以透视腐败现象背后的主观心理因素:①公职人员的失落感削弱了对政府的忠诚；②消费心理上的挫折感促长以权谋私念头的滋生。有学者认为中国新时期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①思想原因。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②经济原因。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给腐败现象的滋生以可乘之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的不规则竞争，也是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③监督不完善，法治不健全。监督权受制于执行权，监督权缺乏保障，监督协调机制不健全，关系未理顺，未形成合力，缺乏对监督者的监督。立法不完善，各种法律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现象，对腐败现象惩治不力。④治党不严。有的学者认为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很多、很复杂，就当前而言，除教育不力、思想工作薄弱以及开放后外来的消极影响外，主要成因有：①对权力缺乏有力的法律制约和对腐败缺乏有力的法律制裁；②"权力至上"观念的影响和依法治国观念的淡薄，③干部价值观取向错位。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腐败蔓延滋长有如下原因：①思想政治教育跟不上社会发展要求。②商品经济的负效应。③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管理体制不完善，出现大量漏洞。④对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⑤对反腐败认识不统一。有学者在腐败产生原因问题上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市场经济诱发说"是不科学的，"体制转轨说"、"寻租说"、"剥削阶级思想影响说"、"法制规范缺陷说"、"道德沧丧说"、"分配不公造成说"、"思想政治工作削弱说"、"惩治不严说"尽管都是言之有据的，但也不能系统地断言每一种论说都具有普遍的和必然的意义。作者再次介绍了王沪宁在《反腐败--中国的实验》中的观点：即中国腐败现象孳生蔓延的原因有三个因素：①道德内约束松散；②个人经济活动的空间狭小；③社会调控系统的能量不高。
(四)关于如何遏制腐败现象
对于这个问题，政治学界谏言献策，不一而足。有的学者认为，在反腐败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信念，把公共权力限制在"应然"的范围内，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有的学者论述了古今中外重法制廉、清廉为政、高薪养廉、以清治廉等几种模式。有的同志提出了反对腐败的基本思路，那就是：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把反腐倡廉纳入法制轨道。要加快立法步伐，抓紧制定行政执法机构的组织法、规范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法律法规、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以及对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法律，并严格执法。对于加强监督的问题，应健全机制，强化党内监督，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理顺党内监督体制，强化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职能，实现党内监督权威化，可以考虑现行体制过渡到"垂直领导式"，实现党内约束规范化。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廉政专门机关监督、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另外，根据当前实际，有制度保障地突出理想信念、党的宗旨、艰苦奋斗、纪律法制、党的传统和作风教育，筑起拒腐的思想长城。尤其是要从严治党，严格按党章办事，严格管理，严格党内生活，严格党员标准，严格执纪。有的学者在前几年提出的"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权威制约权力"的基础上，论述了"以民主制约权力"的问题，认为对权力的制约具有限制和约束权力的功能，这主要是由于制约主体活动的独立性，制约对象活动的公开性，制约关系的对等性，制约手段的强制性；并指出，任何权力都应受到制约，并不意味着任何权力都能受到制约，权力制约的条件是民主，权力是通过民主规定权力，民主委托权力，民主控制权力，民主收回权力等具体环节和途径来实现的。要实现对权力制约：①对权力的制约要系统化，使权力制约的组织结构、运行方式、各程序和环节、各种功能及相互关系严整无隙、无空档，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制约机制。真正实现宏观制约机制与微观制约机制，本体制约机制与异体制约机制，硬性制约机制与软性制约机制、防范性制约机制、监督性制约机制与惩处性制约机制相统一，充分发挥权力制约机制的保障功能、防范功能、矫正功能和惩诫功能，从而保证公共权力的性质；②对权力制约制度化，从宏观上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微观上，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的特点，不断巩固和扩大制度化建设的成果，努力达到有章可循，按章办事违章必究。③对权力制约法律化。树立法律在制约权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依靠细密而严厉的法律控制权力的运作程序，从而使权力的运用法律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有的学者则认为，权力制约本身不能根治腐败。腐败的实质是以寻租为目的的公共权力滥用，要根治腐败，必须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四条途径，这四条途径可以归结为消除租源与广义权力制约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