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玉成将军

据温玉成将军晚年回忆，他到北京后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协助周恩来总理解决全国交通混乱问题。

　　第二件事是协助黄永胜处理珍宝岛事件。

　　第三件事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

　　应该说，温玉成到北京工作是很卖力的。但他往往是吃力不讨好。

　　前面讲过，温玉成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而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执行上级指示能够完全彻底，但对调整人际关系则一窍不通。温玉成是个老实人，他对上级的命令是忠实执行的，他不会投机取巧，不会见风使舵，因此也常常被人利用。

　　温玉成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时，文艺口支左部队要换班。谢富治和温玉成一起商量换班问题。当时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换班时把支持刘庆棠的军队干部换走了，而把反对刘庆棠的干部留下了。刘庆棠这一派告到江青那儿，江青大怒，要追查这件打击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谢富治对温玉成说：[你是协助我管样板团的，我们两个一起给江青写个检讨。我最近事情比较多，你先写，我们一起签个名交给江青，就把这件事了结了。]

　　温玉成不知有诈。他就叫秘书起草了个检讨。在检讨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还在自己的名字前留了个空位，让谢富治签名。

　　温玉成将军万万没有想到，这份检讨摆在江青办公桌前时，却变成了另一个样子：谢富治的名字并没有写在检讨书的末尾，而是写在检讨书的抬头上。这样就成了温玉成作的检讨，谢富治是审阅检讨的领导。错误当然全都是温玉成的了。

脚睬两只船

　　李必达秘书的信，在办公桌抽屉里躺了一个星期。温玉成，这位在战争年代一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将军，为难了，犹豫了，他的信念破灭了。自从来到北京工作后，他就抱着这样一个信念，自己文化低、水平低，但只要紧跟上级，把上级指示不折不扣执行好，就不会出大问题。

　　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上级是一个个人。上级也有矛盾，也有分歧，也有斗争。作为下级的悲哀就在于，当你对这一个上级负责时，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得罪了另一个上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温王成将军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林彪一方和江青一方，也就是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总是不那么融洽、合拍，有时还闹些小别扭。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的他，经常处在『夹缝』中，他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江青经常指示他这样干；他又是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又常指示他那样干。而毛泽东、周恩来有时站在这一边，有时又站在那一边。这叫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无所适从，百思不解。

温玉成将军的政治生命，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夹缝间走向了畸形。

　　有一次，温玉成将军正在总参开会，突然接到姚文元从《人民日报》打来的电话：[江青在天桥剧场，叫你马上就去!]温玉成以为有什么大事，心急火燎地赶到，想不到江青在为电话打不出去的事发火，她责问温玉威：[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装军用电话?你们是怎么对待革命样板戏的?]温玉成老老实实地回答：[这里不是部队，所以原来就没有用电话。][马上就给我装，你听到没有?]江青撒起赖来真叫人没有办法。

　　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指示温玉成，架一条军用线到天桥剧场。但军委办事组的人却不同意。黄永胜说：[不是军营，怎么能装军用电话，泄了密谁负责?] 叶群也威胁温玉成说：[你架你负责，出了事我们不管。]

　　温玉成左右为难。

　　还有一次，江青把温玉成叫去，指示说：[样板团的人要穿军装，每人发一套。]

　　温玉成说：[我不管后勤，发军装是邱会作管。]

　　江青说：[不行，你是协助谢富治管样板团的。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温玉成把这件事提到军委办事组时，黄永胜和邱会作火冒三丈。他们说：[又不是军人，怎么能随随便便发军装? ]

　　温玉成说：[江青说的，总理也同意了。]

　　黄永胜说：[谁说也不行，林副主席也没有同意嘛!]

　　后来温玉成将军回想起这些事来才意识到，那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已经日趋激烈、公开。而他自己却还蒙在鼓里呢!

　　毛家湾和钓鱼台曾有一段蜜月时期，这就是文革最初那两年。这个时候，压倒一切也是同样强烈吸引着林彪、江青的是夺权。这时也许他们有分歧，但夺权的大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条船是靠在一起的。这对温玉成来说，两边都讨好是不成问题的。但随着权力被夺到手，尤其是[杨余傅事件]后，毛家湾和钓鱼台开始权力再分配的勾心斗角，两条船分开了。　　　　　　　

　　温玉成将军已经落水。

　　温玉成将军必然掉进漩涡。

高处不胜寒

　　高处不胜寒。

　　一个星期后，温玉成将军才下定决心，把李必达的这封信交给副统帅林彪。他以军人的职业习惯最终确定了同样危险的选择。江青在军队没有职务，他是军人，应该把这封信交给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个并不明智的选择不但害了李必达秘书(李秘书立即被黄永胜和叶群以莫须有的罪名抓了起来，秘密用飞机解往广州，投入监狱。这个秘书受了两年多的肉体和精神摧残，直到[九·一三]后才放出来)，也使他自己在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中都失了宠。　

　　此后一年，是温玉成将军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温玉成将军只知道，黄永胜开始对他冷漠了。起先他以为是工作上的矛盾，引起黄永胜的不快。黄永胜曾经多次要往总参调广州军区的人，温玉成虽然执行了，但他还是向黄永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总长，人家有反映了，不能老调广州军区的人，其它军区是不是也调一些?]

　　温玉成将军哪里知道，他转交给林彪的那封信，林彪根本就没有看到。叶群把它扣住了，并且把它交给了黄永胜。温玉成当然也不知道黄永胜和叶群那一层的关系。黄永胜和叶群理所当然地对温玉成产生了警惕性。因为温玉成了解了黄永胜、叶群对江青的不满，因为温玉成负责[样板团]的工作，经常和江青接触，这不能不使黄永胜和叶群深感不安。

　　珍宝岛事件前后，叶群到秘书处查问有关温玉成的情况。

　　[温玉成最近还给首长送什么文件吗?]叶群问。

[还经常送。]秘书回答：[平均每个月都能收到一两份他给首长参阅的文件，主要是反应卫戍区部队情况的，也有些是关于战备的。]

　　[ 比过去不少?]

　　[不算少。]

　　温玉成这时在总参仍主管作战，几次用电话向林办报告有关情况。林彪、叶群同意把这些电话记录转报主席，但叶群让把温玉成的名字勾掉，而代之以《总参作战部电话录。》 秘书问这是为什么，叶群回答说这是为了[突出集体，不突出个人]。

　　[九大］是温玉成将军政治生涯的高峰。但九届一中全会上选择的结果，使他大吃一惊。按照文革期间中央人事变动规律，那些坐在[九大]主席团位置上的大会秘书处成员，全会当然地成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但出人意料之外， 在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中，唯独没有温玉成将军的名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温玉成想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希望成了泡影。温玉成的名字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毛家湾这边起了主要作用。林彪、叶群以为此举成功地打击了钓鱼台。

　　温玉成成了林彪集团打击江青集团的[替身]。

　　温玉成也成了江青集团打击林彪集团的[替身]。

　　温玉成开始也不理解，江青为什么会冷落他?1970年7月5日，北京天安门召开支持毛主席[五·二O]声明大会。将军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江青，江青非但没有理他，走过他身边时还轻蔑地在鼻腔里[哼]了一声，吓得温玉成呆立在那儿好久回不过神来。

　　以后江青经常找他岔子。有一次，温玉成接到江青一个电话，她说，白淑湘她们在京西宾馆排样板戏，很辛苦，生病没有药吃。你们给他们送些药去。温玉成立即照办，通知总参门诊部送了一批药去。

　　可是过了几天，江青突然把温玉成叫去训了一通：[样板团的两派，都是革命造反派，你要一碗水端平。你们为什么给白淑湘送药，不给刘庆棠他们送药?]

　　这是温玉成以后才知道的事：李必达秘书后来又写了一封信，交给江青。当江青得知温玉成扣压了她的信件时，暴跳如雷：[把他关起来，我要枪毙他!][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仍然不停地找周总理：[温玉成是林彪死党，不能放过他!]

　　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继崛起，又先后覆灭。温玉成将军身居高位，曾受林彪、江青重用，而又未染指两个集团的阴谋活动，实属不幸中的大幸。今天回想起来真像一场梦。

　　上面最后对温玉成将军的审查结论是：[办过错事，说过错话，不给予处分。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

　　将军晚年在南京休息时，常和亲友说，自己对不起李必达秘书。李必达秘书那封信，既毁了他也救了他。这就是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藏]吧!

　　温玉成应该庆幸自己的不幸，因为他终于离开了那个漩涡。

　　1983年他离职在南京安度晚年。1989年10月29日因病在南京去世，享年74岁。


　　注：1987年4月、10月，记者多次采访了正在南京休息的温玉成将军，将军陆陆续续向记者谈了以上的特殊经过，故此整理出来，作为一面之词留给后人。 From:江苏省 顶端 回复 引用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