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浙江良渚发现4000年前古城 价值直逼殷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1:12:48
浙江良渚发现4000年前古城 价值直逼殷墟
记者 陈奕 摄影 韩丹 制图 王家晔
本报讯 浙江省考古所昨天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
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
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4000年前的城墙
比西安古城墙宽两到四倍
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
稻田下的沟渠原来是护城河
去年6月，余杭瓶窑镇的葡萄畈村要建农民安置房，由于是遗址所辖范围，考古人员先进场考古。
“先是在一片稻田下发现一条南北向沟渠，宽40多米，沟里有不少碎陶片，是良渚晚期的东西。”浙江省考古所良渚工作站站长刘斌说。
考古人员在沟渠东侧挖了个坑，结果发现整块土地其实都是人工夯筑而成——土质为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在黄土下面，铺着一层石块，石块比较圆滑，应该是从周边现成捡来的。
考古人员第一想法是，可能是河堤之类的水利工程；但也有人说，可能是城墙，因为在东侧200米处，就是良渚文化中心的莫角山遗址——之后的挖掘证明了这个猜想，这大堆的黄土就是良渚古城的西城墙，稻田下的那条沟渠是护城河。
西城墙全长约1000米，宽约40-60米，南连凤山，北接东苕溪；接下来，南城墙、北城墙和东城墙依次被发现，同样是底部铺垫石头、大量黄土夯筑；城墙环绕着中间的莫角山遗址。
与西城墙相比，其他三面城墙相对更考究：铺垫的石头尖锐很多，明显是人工开凿；城墙外侧石头相对大点，越往里越小；堆筑的黄土层中，有时会掺一层黑色的黏土层，增加了城墙防水能力。
考古人员推测，这些痕迹说明古人最先造的是西城墙，等到建其他三面城墙，经验更丰富了。
这座古城里的文明势力
曾经影响了半个中国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严文明教授说，说明良渚古城的意义，得站在“良渚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这个高度着手。严教授是这样说的：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这是个人工堆筑的土丘，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瑶山遗址在反山东北约5公里，1987年发掘出12座墓葬，还有一座祭坛。
汇观山东距反山约3公里，发现一座完整的祭坛和四座大墓。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有意思的是，一般有玉钺随葬的，通常也有玉琮随葬。
玉琮内圆外方，琮上一般雕刻着“神人兽面纹”的神秘图案，只有掌握宗教权力的巫师才能持有；钺是古代一种兵器，是军事力量的象征，持钺者应是军事首领；琮、钺合葬，说明墓主既是军事首领——王，又是宗教首领——巫。
很多人问，葬在反山、瑶山、汇观山的这些权贵人物，生前生活在哪里呢？不久，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地带，发现了莫角山遗址，解决了这个疑问。
这是一个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造土高台，发现大片夯土层和夯窝等建筑遗迹，以及成排的柱洞，说明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另外还有6个供祭祀时用的大土坑。
这处罕见的良渚文化建筑群遗址，从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的性质，不少人认为良渚时期的中心就在这里，上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
既然有王，有统治者，那是否当时已形成一个国家？“国”字外围有个框，说明能称为“国”的，外围都有城墙。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也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的事。
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但我们光从城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的意义，是不够的，要放开眼光，从整个良渚文化的布局来看。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有这些势力，源头在余杭的莫角山，这里住着统治整个良渚时期的“王”；而现在，我们又发现了外面的古城，相当于良渚时的首都，你说，这个发现有多重要！
城墙
两个焦点
良渚古城能否称为国?
这个问题，昨天严文明教授没有明确说明，但他从种种阐述中，表示良渚古城已和“国家”这种状态密切相联。
但也不乏有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其实就是“良渚古国”。
良渚古城的发现，有人认为中国的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成良渚。
这个问题，严文明教授说，需要留待考古进一步证明。但他也认为，良渚文化没有消亡，而是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发展继承下来了，并且明显影响着以后的夏、商、周时代，像商周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良渚玉器上的花纹。
(来源：都市快报)
葛剑雄：慎言良渚文化改写中国历史
据多家媒体报道，浙江省考古所11月29日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其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具体的建筑年代有待进一步考古确定。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新发现的城相当于良渚的首都。有专家认为，中国朝代的断代应从此改写：由现在认为的最早朝代为夏、商、周改为良渚。
有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自然令人振奋。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所言：“这次良渚古城的发现，将改变良渚文化‘文明曙光’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11月30日《东方早报》)值得注意的是，严教授还是将良渚古城列为“史前文明”，尽管已经“成熟”。
众所周知，历史并不是一切存在的事实，而是人们有意识的记录。在没有文字或最低限度的信息的前提下，自然无法进行记录，后人更无法复原，所以并非以往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尽管有了这次重大发现，即使目前公布的内容完全正确，也只是良渚文化的少部分片断，本身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要写良渚文化自己的历史还有困难，怎么能就此改写中国的历史呢？
例如，这座古城的存在时间只能定在5300－4000年前，还无法断定具体的建筑年代。这阶段是1300年，超过已知的中国任何一个古都的持续年代。但如果只是其中某一阶段，作用和影响就会有很大差别。如果这座古城存在到4000年前，即公元前20世纪，那就会与夏朝有百来年的并存，它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又如，当时的“良渚”形成国家了吗？称得上是一个“朝代”吗？再如，即使同类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又怎样证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凭什么说“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
再说，商朝、周朝的存在是有文字和实物证实的，夏朝的存在也有后人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至少我们现在用的名称是当时他们自己用过的，或是得到相互承认的。“良渚”用的却是现代地名，迄今为止连这一文化的主人自称什么、被称为什么也不知道，难道就称为“良渚朝”吗？
在上世纪后期，随着各地考古发现的增加，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的提高，有考古学家指出，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像满天星斗，辉映灿烂，这是完全正确的。有的考古学家进而指出，中国的文化发源地不止一个，这也符合事实。但有人在黄河流域以外发现一处古代文化遗址，就声称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摇篮的历史应该改写，却失之偏颇。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并不排斥其他地方也存在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发源地，只是肯定它最重要最主要的地位。特别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在黄河流域以外，找到一个持续到今天的古代文明，而各地的文化主体都是在以往两三千年间从黄河流域传来的。像良渚文化，即使有了这次的重大发现，也还没有改变它以后中断并消失的事实。已经发现良渚文化遗址的区域内的文化，难道不是从黄河流域传播来的吗？
我当然希望中华文明史能够写得更长，更丰富，追溯得更远，但其前提是积极探索和有意义的发现。至于改写，只能等有了充分的证据，水到渠成。目前为时尚早，还是谨慎些为好。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
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杭州宣布,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发现一座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良渚古城。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指出:“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前还从未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良渚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印证了此前考古界所猜测的良渚地区应该有一座城池的悬疑。经考古学界所做的碳14测定,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300—40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尧舜禹时代早期。这个时期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留存于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良渚文化的一鳞半爪,都是来自先前出土的文物。良渚古城的发现,不仅改变了对良渚文化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而且对中国甚至世界史前文明的研究也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谁主持建造了如此浩大的工程
据在现场发掘的专家介绍,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位于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由此可以看出建城时经过精心的选址和规划。
专家介绍说,良渚古城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宽度达40—60米。古城面积约有290万平方米,与颐和园相当,而颐和园四分之三的面积为水域,四分之一的地域上拥有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良渚古城即使建筑容积率很低,其宫殿面积也是相当惊人的。
古城城墙底部以石块作为基础,上部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建造城墙的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铺垫的石头都很尖锐,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说:“从挖掘出来的城墙截面可以看出,黄土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夯筑的,这说明当时筑城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专家将“中华第一城”与我国唐代西安的城进行了对比。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池是明朝洪武年间在唐长安城皇城和元奉元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西安古城墙,东西长4256米,南北长2708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相比之下,只比良渚古城大了一半,而两个城池建造时间间隔了3000—4000年,并且明朝时候无论生产工具、科学技术水平还有社会组织都已经相当发达。
这位专家表示,明代皇帝朱棣修建的故宫,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面积只有72万多平方米。即使这样的宫殿都要役使百万夫役,也历经14年(公元1407—1420年)时间才能建成。相比之下,早3000多年建造的良渚古城,对应当时的生产力来说,规模可谓庞大。对于如此庞大的石料量与土方量,可想而知,需要调动的工匠数量也非常可观。那么,是谁组织建造了这样浩大的工程?有这么庞大的氏族组织吗?
严文明教授指出,良渚文化分布主要在长江三角洲,最密集的是环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军事、政治组织,没有较发达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建造良渚古城,对于统治如此大势力范围的政治组织来说,是能够胜任的。
何人在良渚古城中生活居住
现场的专家介绍说,在良渚古城的中心地带,是莫角山遗址。这是一个1992年发现的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高10米的人工营造土高台,曾发现大片夯土层和夯窝等建筑遗迹,以及大面积红烧土和类似长方形砖块的建筑用的红烧土坯。夯土层是泥和沙相间,而且很有规律,从上到下沙层逐渐加厚,泥层逐渐变薄;另外,还发现在基址的层面上有一些近圆形或椭圆形的大型柱洞,从南到北分三排作东西向排列,每一排之间的距离约1.5米,在近圆形的坑内有浅灰色的遗迹,可能是木头立柱炭化后留下的灰。这说明莫角山上面曾经有大型建筑。
莫角山的四角部位各堆筑着一处良渚文化墓葬,其西北角就是著名的反山墓葬,出土了“琮王”的地方,是一处最高等级的墓地。其东北5公里远是瑶山遗址,西北2公里远为汇观山遗址,这两处遗址都是祭坛所在地。围绕着莫角山遗址的四周,良渚古城的内外分布着40余个小型遗址。如此中心的位置,如此显贵的处所,地位有多显赫的人才配住在这里呢?
据考古专家介绍,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而大型墓葬中,都发现了琮、璧、钺。根据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大地的礼器,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而对于钺的解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钺,大斧也。”说的是钺是从斧发展而来的砍伐或打仗用的武器。考古研究表明,琮、璧的形状和刻纹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而钺在良渚文化时期早期已完成了由石钺向玉钺的转变。
刘斌研究员告诉记者,琮的形状外方内圆,根据原始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象征着天地的贯穿。由此可见,琮对于良渚人来说,是一种礼制重器,是象征王权、神权的统治阶级的法器。璧发现的数量众多,其像天圆的形状可能表示它是祭天的礼器,但众多的数量更像是一种财富的象征。钺由石质变成了玉质,功能应该已转化,可能转化成了军权的象征。
中国古代文献上对古代用玉的等级制度做了记载:《周礼·冬官》称:“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郑玄注:“全,纯色也;龙、瓒、将,皆杂色也。”许慎《说文解字·玉部》注:“瓒,三玉二石也。礼,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龙,四玉二石;侯用瓒,伯为将,玉石半。”
在城内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经矿物学鉴定,发现均为真玉中的透闪石软玉;对规模稍次一级的上海福泉山九号墓出土的玉器鉴定,则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而较一般的浙江海宁荷叶地则真假玉参半。由此可以发现,良渚古城应该是处于当时最高阶层居住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基本形成用玉的等级制度,被称为夏商周“三代之礼一也”的用玉等级制度完全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时代。
严文明教授说:“这处罕见的良渚文化建筑群遗址,从位置、布局和构造来看,有‘中心祭坛’和‘中心神庙’的性质,不少人认为良渚时期的中心就在这里,上有宫殿,生活着王和贵族。”
中华文明史会被改写吗
翻开中国的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凡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都是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那么,良渚古城的发现,能否印证先前一些考古学家所猜测的,良渚文化是照亮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缕曙光?能否厘清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夏商周之前那些事?
据专家介绍,在良渚出土的黑陶器上发现过不少的刻划符号,其中有一件竹节形黑陶豆盘(盛放食物的盘子),在它的椭圆形豆盘上刻有一对抽象的鸟纹和一个太阳纹。考古专家李学勤解释说,豆盘中间是太阳纹,太阳纹边上的一对鸟纹不是鸟,而是太阳发出的光芒,可以解释为“炅”字。
刘斌研究员指出:“良渚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在后世的甲骨文中能看到它的影子。”
1935年考古学家何天行在良渚发现了一个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7个符号在甲骨文中有同形字,3个在金文中有同形字。
一位专家表示,文字是人类思想成熟的表现,只有在社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社会结构完善、统一的基础上,才能为文字的出现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良渚文化中象形文字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统治已经相当稳定。
严文明教授指出，“国”字外围有个框,说明能称为“国”的,外围都有城墙。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城是人类即将进入文明阶段或初步进入文明阶段的产物。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也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的事。
但专家们表示,光从城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的意义,是不够的,要放开眼光,从整个良渚文化的布局来看。良渚文化不是像有人先前提出的,因为大洪水或别的原因消失了,从礼制的萌芽——用玉的寓意和等级制度传承上看,以及从象形文字的传承来看,良渚文化在后世得到了继承。
良渚古城的发现,只是揭开了良渚文化神秘面纱的一角。良渚古城是如何建造的?当时是什么社会组织形态?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考古工作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本文照片均为本报记者顾学松摄
有否文字出土?
--------------------------------------------------------------------------------
良渚文化陶文识读：“十戉六矢”
至今为止，为国内学界和国际学界承认的汉字的历史只有三千年左右，一般以商殷甲骨文为上限。虽然建国以后我国考古界已经发现了不少远古时期的陶文，但是由于多数只是个别的字符或图纹，不能构成句子甚至义群；少数多字符的陶文则由于识读的困难而无法确认这些陶文具有确定的文字意义。
1974年，在江苏吴县古井群遗址发现了一个黑陶鱼篓形罐，罐腹部刻有四个并列的“符号”（见附图），笔者手头的文献用括号说明“原报告介绍为三个”，并强调“四个符号集于一器之上，为新石器时代陶文发现所罕见”。[32]
帖子附图:
据考古学断代，澄湖良渚遗存的年代距今约有4500-4000年，如果我们能够识读此器上面的四个刻文，就意味着我国文字的使用历史将至少提早约1000-1500年。
由于笔者最近在进行汉语系词历史的研究，今天早晨（2007年4月11日）在查阅相关文献的时候注意到了这片陶文的照片和摹字，认为这几个字其实是可以识读的。四个字当中的第2、4字当为兵器名：戉、矢；第1、3字当为数字，笔者的初步解读为十（五+五）和六（五+一），此二字均为合文，即两个字被合写在一个字的位置上。第1个字为两个“五”旋转90度以后叠加；第二个字为上下叠加。至于为什么将两种兵器的数量记录在一个瓦罐上，这还是一个谜，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此罐有可能储存过“矢”（箭），而其附近当时可能存放有“戉”。当然，笔者只认为此罐“曾经”储存过“矢”，并不意味着发掘的时候里面还有“矢”，或附近还有“戉”。笔者之所以说是“初步解读”，是因为两个数字的组成方式还没有先例，解读方式还不具有唯一确定性，比如，第二个数字笔者暂时将其释为“六”，但是这个“五”的腰部有两个小“竖”，它们也可能表示“五”的整数倍，因此，严格地解读还需要考古学的进一步证明，但是，这四个字是“数字⑴+戉+数字⑵+矢”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
甲骨文“矢”字稍繁，因为由于时代较晚，箭的尾部已经有羽毛装饰，而新石器时代则没有，因此字形更为简洁；甲骨文“戉”字上部斧头状为曲线，而不是折线，考虑到“口”和“日”上古均有长方形和圆形字形，我们有理由认为二者是同一个字。
在另一个文献里，王大有先生曾经对此进行了解读，他认为，此器的第一个字符是“原始八卦图”；第二个字符是“戉成即‘父’”，与第一个字符连在一起，意思是“由掌戉人大父推步历算天地行气到位而制时授历”。他认为，第一个字符还可以理解为“地平日晷盘，省去了外圆。其中央交叉点上是日表竿”，这个多折线的字符被他理解为四时运行的路线，而后两个字符连在一起，被他理解为“春秋二季四时建寅为正”。[33]王先生进而由此推知“良渚文化居民是实行太昊、颛顼建寅为正月的上元太初历”。笔者认为，这种解读想象力过于丰富，缺乏考古证据，比如，如果要认定第一个字符为“地平日晷盘”，必须有在4500-4000年以前古人就有这样的实物或者有相关历法的记载才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当时的文字，既然文字存在的证据还不成立，那么关于立法及其测定设备的记载从何而来呢？而兵器存在的可能性是极大的，据李学勤先生引证：“比二里岗期更早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所以叫做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若干学者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他们的意见如果不错，这种青铜器便属于夏朝。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青铜时代的，所出器物虽比二里岗期的青铜器又粗糙简单了一些，然而仍然不是原始的。据发掘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兵器有戈、戚、箭簇，工具有凿、锛、锥、钻、钁（陶范）、刀、刻刀、渔钩等”。[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