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被忽略的扎西会议

                          □ 何立波　《党史博采·纪实版》 2009年第03期
　　1935年2月上旬举行的扎西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决定,使红军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完成了新的战略转移,由被动变主动,从挫折走向胜利。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善,它对于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促进党和红军的军事战略的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总的来说,扎西会议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它没有记载。2001年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对扎西会议的部分内容有所提及,但并不详细,也没有“扎西会议”的正式提法。
　　
博古向张闻天交权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下旬,根据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然后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决定,中央红军分兵三路从遵义向川南进发。由于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兵力沿江封锁、围追堵截,土城战斗红军失利,损失惨重。红军被迫改向云南东北部的威信、镇雄一带集结,研究新的对策。
　　1935年2月4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从四川叙永进入云南威信。2月5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驻威信县水田寨［今水田乡,威信城东南约37公里处］西面2公里处的花房子一带。水田寨位于云南昭通专区东北隅,深入川黔之间,状似鸡嘴,位于三省交界之处,素有“鸡鸣三省”之称。2月5日,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水田花房子,6日至8日在威信县大河滩,9日至10日在威信县城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或者扩大会议。1934年9月,威信正式立县,扎西为县城驻地,从此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地,又是威信县城所在地,因而当时中央首长的电文以及后来许多老红军的回忆和专家学者论文,都把这连续几天的会议称为“扎西会议”。
　　毛泽东对于这次会议印象深刻。1962年5月,毛泽东在审阅郭沫若《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中<娄山关>》一词的注释时,写了一段文字:“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南,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2月。”毛泽东文中讲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会”,指的便是扎西会议。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水田花房子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张闻一天(洛甫)提议更换中央领导,说博古不行。会前周恩来就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负责。毛泽东拒绝了,他看得更远:“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一是常委进行分工,由洛甫(即张闻天)代替博古(即秦邦宪)在中央负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毛泽东参与负责军事指挥;二是重新实现了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关键问题进行了部署。
　　文献记载和李德的回忆,均证实了此事。1935年2月10日,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明确记述:“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又说“以泽东同志为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李德在所著《中国纪事》中写道:“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
　　在扎西,博古卸任中央总负责也是形势所迫。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中央一次工作会议上回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的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同年7月5日,毛泽东还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杨尚昆在1985年8月9日也在《人民日报》撰文回忆说:“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在花房子村,只要毛泽东同意,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央的一把手。在当时,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都竭力推荐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毛泽东深谋远虑,考虑周全。鉴于种种原因(如共产国际),他推荐了张闻天。事后证明,此举是明智的,它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团结了一大批留苏的干部。1943年,张闻天在延安时曾写道:“当时政治局中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我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         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就在实际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扎西会议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张闻天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常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杨尚昆在回忆张闻天时说:“自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1936年,在一次由张闻天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曾讲过这样的语“过去当家的是‘昏君’,不让大家好好讨论……现在是‘明君’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的高度评价,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张闻天作为中央总负责对于毛泽东的支持。
　　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参与负责军事指挥”。此后,毛泽东逐渐有了实际的军事职务。2月28日,中央红军重新占领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赋毛泽东以前敌指挥权,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从此,毛泽东有了明确的军内职务,有了对红军的直接领导权。3月11日,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个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实际上行使着“最高权力”。1935年8月19日,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了常委分工,明确毛泽东在党内负责军事工作。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首次当选中央军委书记(实际称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这一切,都是从扎西会议之后开始的。
　　
遵义会议决定的形成和传达 　　
　　遵义会议结束时,中央政治局指定由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从遵义到扎西的行军征途上,张闻天根据遵义会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会议《决议》,并修改定稿。但由于当时部队处于紧张的作战环境,会议精神没有传达到部队。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是红军在扎西休整期间才得以实现的。
　　2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在遵义会议召开和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决议》终于成文、定稿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使得遵义会议精神集大成于扎西。
　　《决议》重点指出:“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贵川地区,这里没有现成的苏区,而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战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新的革命战争,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庞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
　　从《决议》中明显看出,中央在战略目标的确定上,已由遵义会议召开时的“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改变为“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因此说,《决议》在红军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已不仅限于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时,在时段上向后还有一个延伸。《决议》在扎西地区实现集大成,其中包含有红军一渡赤水的经验教训总结,因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看作是一个转折分界点。《决议》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时空都有变化的阶段,这就是中共中央从遵义到扎西这段时间。例如,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如渡江不成,则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的苏区。扎西会议所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党中央在一渡赤水后更高认识水平上的总结。
　　《决议》通过后,很快传达到部队。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载,《决议》发出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决议。2月10日,军委纵队在扎西镇首先召开营、科级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这天天空飘着雪花,气候严寒,但大家精神很好,都聚精会神地听报告。张闻天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据时任红三军团5师14团政委的谢振华回忆,在扎西整编前,各军团首先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并在指导思想上认真贯彻落实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军队各级干部表示,积极拥护《决议》。
　　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是苏区,留下打游击的那部分?)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在扎西地区迅速传达到部队中,对统一和稳定党和红军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官兵军心大为振奋。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在2月19日报造“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张闻天)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正确领导之下,一定能够最大的提高全体党员与红色战士的积极性,取得战争与创造新苏区的胜利。”         《决议》的传达,化为强大的精神动力。红军广大指战员就此得知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等人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全军上下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此后,中央红军便以生龙活虎般的姿态出现在川滇黔边境的战场上,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党中央重新开始领导苏区工作
　　遵义会议前,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领导,加以军情紧迫,在长征开始后近4个月的时间内,党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部队失去了领导。1935年2月4日,项英致电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给予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应及时给予指示”。项英心急如焚,他在来电中还批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自长征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各苏区布置行动总方针。2月5日,项英再次致电中央催促,“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2月5日,在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央总负责的当天,便立即在花房子村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中央苏区的问题。会后,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万分火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分局,指示他们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目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苏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英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13日,党中央就坚持游击战争给赣南的中央分局发电报,提出彻底改变斗争方式,由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提出“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反对蛮干硬打。这样算是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行动方针和领导问题,中央苏区由此开始实行战略转变,以后坚持三年赣南游击战有了明确的方向。陈毅反复看了这份电报,心情振奋。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的,毛泽东应已回到中央领导的岗位上来。
　　与此同时,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还陆续给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发出电报,就行动方针和领导组成事宜发出指示;例如党中央决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军委分会,贺龙任主席;红二、红六军团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要求红二、六军团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这些战略部署对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转变全党和全军的军事战略有着重要作用。后在给“中央分局各同志”的电报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对全国的白区工作进行了部署。这一系列的电示和部署,改变了党中央一度“无指示,无回电”的被动局面,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扎西整编:“十个连长一个班”
　　在扎西会议召开之前,遵义会议的决议还没有能够贯彻到红军各部队之中,中央红军仍然没有有效地摆脱被动状态。由于长征中减员严重,各军团、师、团、营、连的番号虽然存在,但有的军团的实际兵力不及以前的一个师,有的师的实际兵力还不如以前的一个团,有的连队才几十人,有的连队甚至只有干部没有战士。单位多,层次多,机关人员臃肿,战斗部队人员缺乏,作战能力下降,形成了“头重脚轻”的局面,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性。
　　为适应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战略战术的要求,对部队进行整编势在必行。2月6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一、红三军团向扎西靠拢,迅速集中,以便于机动。2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2月9日夜,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老街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精简缩编问题。
　　经过彻夜讨论,翌日凌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了《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命令》要求红一、红三军团撤销师级指挥机构,各以新颁布的编制表编足4个团;红五军团由3个团缩编为2个团;红九军团的五分之三作为1个团编入红五军团,五分之二编入红三军团;红一、红三军团军团部多余人员充实到战斗连去,其余人员可组成游击队在地方活动;红五军团军团部依照师部的编制改编,多余人员充实战斗连。
　　部队缩编时,敌军正从各处向扎西逼近,军情紧迫,加以各个军团的具体减员情况不同,因而并未完全按照《命令》进行整编。红三军团取消了师级编制,红一军团则保留了师级编制。红五军团仍下辖3个团。红九军团并未撤销,军团部留了下来,全军团缩编为3个团。整编之后,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含干部团)。在扎西,还扩大红军3000余人,补充到战斗连队。
　　在整编中,机关和后勤人员被大幅度精减,都充实到战斗连队中去。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大都编入了作战连队。整编后的一个团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连队人员充实了,基层的战斗力明显提高了。   　缩编后,各级干部层层下放。师长、师政委下放当团长、团政委,团长、团政委下任营长、教导员,营、连干部下放到连、排。红三军团的整编最彻底,4师师长张宗逊和政委黄克诚到10团任团长、团政委,4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到11团当政委,11团政委王平改任11团政治处主任;5师师长彭雪枫成了13团团长,原5师师长李天佑改当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5师政委徐策留在川南开展游击战争,原5师政委钟赤兵改任12团政委,5师14团政委谢振华下到12团2营当教导员。
　　在基层,甚至出现了连长下班当战士的情况。据原红三军团4师10团9连连长黄荣贤回忆,他们团在长征中损失很大,连队大量减员,在整编过程中许多连队被撤销。当团政委杨勇找他谈话,他已经做好了降职的思想准备。但当杨勇告诉他9连解散,把他调到团部新组建的通讯班当班长时,黄荣贤还是大吃一惊,有些想不通。
　　到了新组建的通讯班,见到班里的战士后,黄荣贤才明白:通讯班的9位战士,都是各连的连长,加上他这个连长,通讯班刚好10位连长,是个名副其实的“连长班”。虽然降了职务,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高,爱开玩笑的一连侯连长还编了个顺口溜:“精简大整编,连长下到班。班长黄荣贤,率领一个团。”意思是说黄荣贤领导10个连长,像一个团长。
　　为了部队轻装上阵和有利于作战,中革军委规定,凡是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对于作战不必要的而且早已成为部队转移中的沉重负担的各种笨重机器和器材,例如x光机、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等,则一律就地处理掉。
　　“轻装”的消息传到部队后,指战员们无不拍手称快。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所携带的包裹和箱子打开,却见里面装的是印刷机、修理器械、医疗器械,还有许多废旧的枪支、子弹壳、钢条等,最可笑的竟还有扫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真是应有尽有。见到这么一大堆破烂东西,大家对“左”倾指挥者真是义愤填膺。回想出发以来,这些破烂东西把红军指战员拖累的够苦了。许多指战员没战死在敌人枪炮下,却为搬运这些破烂东西而丧生,怎能不叫人痛心呢?、就是这些东西,拖累得一个有6000人的教导师只剩下2000余人,而为掩护这个教导师和这些物品而牺牲的两翼部队的战友们,更是不计其数。
　　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大搬家式的艰难跋涉的长蛇阵队伍没有了,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性,充分发挥了红军运动战的特长,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时任红3军团11团1连排长的王道金感受很深:“过去每个班都要带上几把扫把。除打扫卫生外,准备夜间当火把,结果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整编后除了枪弹和生活必需品外,什么也不多带……”据《星火燎原》1985年第1期邱金玉的文章说:“我们这个团,扎西整编后,人员增多,弹药充足,听说打仗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敌人后方狠狠捅上一刀,吐吐过去老是挨赶的窝囊气,尤其我们三连,从扎西出发以来,一直担任团的前卫连,求战更切。”
　　张爱萍将军回忆说:“我们到达扎西后,虽时值严冬,夜间降雪,仍继续紧张地完成了整编工作,军团机关及直属部队彻底进行了精简,全军团部队由第四、第五、第六三个师整编为四个充实的团——第十、十一、十二和十三团。各师师部撤销,从师长、政委到连、排、班层层下放。整编的结果,精简了机关,加强了战斗部队,加强了各级指挥,大大加强了部队的机动灵活性。”
　　这些回忆都从不同方面反映出扎西整编的显著作用。对扎西整编的效果,毛泽东指出:它改变了“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红军战士还编了一首歌谣:“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滇黔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部队士气空前高涨,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扎西会议确立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在执行这一决定时,遭到了川军的疯狂堵截,土城战斗失利,形势极为严峻。土城之战中,中央红军歼敌千余人,而自己却损失约四千人,是湘江突围以来又一次惨重失利,红军处境极为不利。需要指出,土城失利后,红军仍未改变既定行动计划,而是在元厚场至土城之间一渡赤水,仍是作渡江打算。由于部队疲劳,行动迟缓,先机已失,渡江不成,被迫转入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的狭窄地域。国民党部队尾随而至,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两面逼近扎西,再次形成对红军的包围。事实证明,遵义会议所提出的这个计划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冒险计划,它反映在遵义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巨大惯性并未被刹住。
　　2月7日,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大河滩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土城战斗的经验教训。2月10日,在扎西老街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军事问题。与会人员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刘伯承等军团领导人和总部首长参会。         在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基础上,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当时红军的实际力量和处境,重新确定了避强击弱、以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术调动国民党军的新决策。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确定了新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遵义会议上提出的由川南北渡长江的原计划,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以大规模的运动战调动敌人,实现新的战略转移。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消灭敌人。为此,党中央决定中央红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据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回忆: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总结土城战斗没有打好的经验教训,根据敌我态势的变化,确定了新的战略部署,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新打回遵义去”。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也回忆说:“在扎西,主席开了一个会,……会上毛主席讲了形势,分析了地形,提出了要求。”
　　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成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对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并对后来建立川滇黔游击根据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根据常委的分工,毛泽东到红一军团第一师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特别讲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在长征途中多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扎西会议后,按照新的战争思路,2月14日,红军开始回师东进、二渡赤水的行动。2月16日,党中央、中革军委向全体指战员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向广大红军指战员正式公开了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的战略计划,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月27日,中央红军重占遵义,歼灭国民党军王家烈部、吴奇伟部共3个多师近20个团。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士气,威慑了敌军。
　　自此,中央红军一改过去的被动状态,开始脱离困境。尔后,中央红军三渡、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被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迫堵截的困境。经过数月的周旋,以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5月下旬强渡大渡河为标志,中央红军终于赢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才算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这无疑是长征中的又一个巨大胜利。”
　　
星火燎原,扎西会议留下了革命的种子 　　
　　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在云贵川建立根据地,扎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在扎西发出的《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规定:“依新编制改编(后),其多余的人员……一部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
　　根据中革军委关于在当地组建红军游击队的决定,红三军团第6师政委徐策、中央纵队干部团*队政委余泽鸿、红八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原南京市委书记夏才曦等五人被调离原工作岗位,组成了中共川南特委,作为开展游击战的领导核心,并以徐策为特委书记,戴元怀为组织部长,余泽鸿为宣传部长。中革军委抽调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五连、一个警卫通讯排、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和几名机械修理工,组成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基干队伍。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到会作动员。
　　2月12日,在徐策、余泽鸿等人的率领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扎西石坎子正式组成。当时,川南游击纵队有队员400多人,各种枪支600-700支,还装备了4挺重机枪和一部电台。2月18日,原活动在扎西和叙永一带的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叙永特区游击队,奉命到叙永树坪与红军川南游击队会合,合编为新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云贵川三省边区开展游击战争,播下革命火种,发展和壮大地方革命武装斗争力量,原叙永特区游击队队长王逸涛担任纵队司令员,徐策为政委,曾春鉴(原红6师参谋长)为副司令员,刘干臣(红军新编师师长)为参谋长,龙厚生(原国家保卫局派驻通讯学校特派员)为特派员,纵队人员扩大到600多人。
　　2月16日,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我们现在是在云贵川三省的广大地区中,我们就要在这里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扎西会议后宣布成立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胜利完成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奋斗,由400人发展壮大到1000多人,继而扩大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转战于云贵川三省20多个县。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远离党中央,孤军深入敌占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独立地在云贵川三省边区进行了两年多的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创建根据地,与数十倍的敌军周旋战斗,牵制国民党军队和20多个县团队的兵力,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光荣艰巨的使命。同时,他们打击反动区乡政权,惩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粮食、浮财分给贫苦民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红军游击纵队由于没能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长期得不到休整,供给无法保障,伤病员无处安置。1937年春,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主体停止活动。主要领导人的牺牲,遭受了重大损失。       特委和纵队在边区随之组建起来的云南游击支队,在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的领导下,继承红军光荣传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使支队不断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支队拥有400多人、枪,加上外围组织将近千火(最多时到达3000余人)的武装力量,殷禄才也被群众称为“济贫军司令”。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里,支队辗转奋战乌蒙山区、滇川边境10余个县,开辟方圆数百公里游击区,袭击和威胁国民党后方顽固势力及其交通运输干线,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直到1947年在国民党军的“清剿”中,支队的全体官兵壮烈牺牲。游击队在策应主力红军北上,宣传抗日救国方针,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对边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扎西停留了十天,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最终确认,使遵义会议的精神得到贯彻与发展,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扎西会议的重大决定以及随后的四渡赤水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则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因此,扎西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继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光辉篇章,应该载人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尤其是在红军长征史上应该写上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