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西方热炒中国模式乃捧杀 日本是先例

乔舒亚·库珀·雷默（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弗朗西斯·福山（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美国学者傅高义（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傅高义1979年推出的《日本第一》一书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美国媒体也对此书进行了大肆炒作。（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炒热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图片来源：广州日报）

赵海建

本报讯 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这一消息引发西方媒体高度关注，多家媒体纷纷预测中国将在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有不少媒体不忘诋毁中国产品的质量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里，中国表现更引人注目。在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听中国怎么说”已成为一种常态。

根据美国全球语言研究所2009年年底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成为过去10年中的世界头号新闻，其受关注度甚至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而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12月15日的一篇文章中，干脆直接打出了“中国已是超级大国”的题目。

于是，国际上开始热炒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中国家希冀从中找到富国之路，发达国家也试图借此寻求复苏的灵感。但人们很快发现部分西方人士热炒“中国模式”的深层动机，那就是要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说白了，就是“捧杀”中国。

“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

——弗朗西斯·福山

本报讯 2004年5月，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所谓“中国模式”从此“名声大作”。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使所谓的“中国模式”在国际上再次受到热炒，认为中国以此将“拯救世界”。

英国《卫报》将2008年称为“中国模式年”。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曾于1989年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作出的“美国模式优于任何发展模式”的断言，但在2009年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他宣称：“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频繁热炒

热炒“中国模式” 鼓吹中国“拯救世界”

本报讯 美国《华盛顿邮报》2009年11月14日发表的题为《中国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文章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不久前，在坐落于起伏的群山和牧场之间的一座大库房里，一群农场主围在一位买主身边，他们的谈话显示出美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名买主身穿带有设计师标识的便装，腕表的价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车相当。他说：“我觉得你们美国人还没弄明白，我们需要高质量。”对这些壮实的农场主来说，被一名来自中国的制药公司经理批评还是件新鲜事，但谁也没有抱怨。这些美国中西部的汉子把他们的中国客人看作类似于救星的人物。种植人参的兰迪·罗斯说:“几年前，我们种什么参都行。我们种的他们都买。现在我们必须知道怎样让他们满意。他们正在改变我们。”

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

但西方对中国期待远非如此简单。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09年访华期间强调：“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相反， 一个强大且繁荣的中国的实力上升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一支力量。”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热炒所谓的“G2”模式，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中美共治”时代。按照西方的逻辑，既然中国已经具备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应该对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9年两次G20峰会上屡被提及的“G2”概念，再次被搬到年底的气候峰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指出，美国和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的40%，没有中美两国的具体承诺，很难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但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承担着不同的责任。西方国家显然居心叵测，试图用气候问题来阻挠中国的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黄靖博士分析说，西方国家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西方认为既然中国富起来了，就应该“少享福”，在国际问题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例如，世界银行一再声称中国“已经毕业”，将不再是世行贷款的受援国。第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西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还很不够。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西方一再压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第三，道义上的责任。西方想让中国逐步按照它们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早在2005年9月就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解读：“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

对于西方国家的“捧杀”，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做了很好的解读。文章写道，7月27日至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探讨的主题非常广泛，从宏观经济到金融市场，从气候变化到核裁军，虽然每一个主题都未能实现具体成果，但这次对话却为两国提供了一个“一起思考和探讨世界课题的平台”。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不过，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文章称，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20年前，美国也曾用日本是NO.1来捧杀日本。结果几年内，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陷入长期停滞。

文章最后说，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以史为鉴

惨遭“捧杀” 日本一蹶不振

本报讯 中国目前的境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当年的处境。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鼎盛时期。一时间，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全方位的热炒。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信心膨胀的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将日元升值10%。然而，正是因为“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经济几年后陷入所谓“失去的十年”。

西方热炒日本“在经济上战胜美国”

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傅高义推出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此书一出，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美国媒体也对此书进行了大肆炒作。

当时，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195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只是英国或法国的1/3；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的GNP与英、法两国的总和相等，超过美国的一半。傅高义在书中写道：日本地少人多，资源匮乏，二战中被美国击败且被军事托管，但战后日本却创造了一个经济神话，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一直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虽然日本在军事上没有打败美国，但通过经济战争却成功战胜了美国。傅高义在书中宣称，日本在工业和经济方面全面打败美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一如既往地高速发展。1985年对日本来说，是最值得骄傲的一年。这一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对外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年美国的对外净债务高达10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正式结束了美国长达70年的债权国的辉煌历史。

当时，美国知名学者威廉·哈维在《硬币的金融学校》一书中写道，日本1941年在偷袭美国珍珠港之后未能击败美国，而现在正在对美国进行和平占领，在不久的将来，日本人将占有美国人的灵与肉。美国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也在其著作《金融炼丹术》的后记中宣称，经济和金融大权正从美国向日本转移。

日本被迫“承担经济大国责任”，陷入长期衰退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发展势头，美国开始要求日本承担作为经济大国的责任，最重要的就是日元升值。这就有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当时，日本经济规模不断扩张、对外贸易出现巨额顺差，客观上也对日元升值形成内在压力。因此，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升值10%。

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本进入了快速升值的轨道。由于美元贬值，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殊不知，他们所看到的所谓经济繁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泡沫”。

由于当时日本企业还缺乏海外投资经验，对美国资产的大量收购其实非常被动和盲目，结果在期货、地产等市场都损失惨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三菱公司在花14亿美元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之后，就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他们的其他一些投资，如高尔夫球场等都也以失败告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度风光无限的日本人购买的其实是一大堆“泡沫”。

1989年底，日本政府开始意识到“泡沫经济”的严重性，进而采取措施阻止投机，结果使得股价暴跌，地价急剧回落。“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许多家庭的财富化为乌有，许多人因偿还不了债务而自杀，日本经济也随之进入长达10年的衰退期，日本人称其为“失去的10年”。

在日本陷入衰退的同时，美国企业和政府却靠回笼的资金转而投资各种新兴产业。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很快从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停滞中摆脱出来，创造了长时间经济增长的奇迹。

前苏联遭“政治捧杀”

1990年1月1日《时代》周刊封面，戈尔巴乔夫成为“十年风云人物”。

“戈尔巴乔夫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的大量文件他却还没有看。”

——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

本报讯 与对中日的经济捧杀不同的是，美国曾对前苏联实施过政治“捧杀”策略。上世纪80 年代后期，前苏联国内实行政治改革，掀起了否定前苏联历史的舆论狂潮。当时美国认为，苏联的“新革命”不可逆转且大有希望，西方应该鼓励苏联的变革进程，影响苏联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据此，美国逐步确定了“捧杀”的策略。

用诺贝尔奖、《时代》“风云人物”“捧杀”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作为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首当其冲地成为美国实施“捧杀” 策略中的主要对象之一。1987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发表不久，西方在其媒体上给予大肆的鼓吹，并且借此机会给予其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很快使其个人账户有了100多万美元。

1988 年6月里根访问苏联，他在对莫斯科大学师生的演讲中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苏联社会带来了自由的新风，这是“在苏联历史上最令人激动而有希望的时代之一”。1988年10月，戈尔巴乔夫应邀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给予了极高的礼遇。美国主流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连其夫人赖莎也成了天使般的美人。

老布什政府上台后，依然对戈尔巴乔夫倾力吹捧，其中以国务卿贝克1989年9月在莫斯科的一席讲话最为典型。他说：“我在政治界不是新手，见识过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位政治家像您这样有如此的勇气和如此的胆略。我知道，您受到一定的限制，受到政治框框的约束。我知道，您如此勇敢做出的那些政治决策是多么困难地得到贯彻。我想告诉您，布什总统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1990年，西方又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戈尔巴乔夫。美国《时代周刊》在1990年1月1日更把戈尔巴乔夫评为“十年风云人物”。戈尔巴乔夫在西方享有“伟大改革家”的“美誉”。甚至西方大街的商业广告也开始捧起戈尔巴乔夫： “请选购我们的牛仔布料吧！它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坚固、可靠！ ”

这些对于戈尔巴乔夫十分见效。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说，戈尔巴乔夫经常在他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的大量文件他却还没有看。”

谨慎面对“中国模式”

本报讯 其实，中国官方从未提到过所谓的“中国模式”，更别说输出这种模式了。

观点1：目前应慎提“中国模式”

尽管所谓“中国模式”在2009年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但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罕见地发表了4篇集中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均对这一提法表示不同看法，显示出官方竭力在西方媒体“捧杀”中国时保持清醒态度。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在《慎提“中国模式”》中提出，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虽然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提升到“模式”就有定型之嫌。而“危险”在于，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所以，李君如认为，现在讲“中国特色”更好，因为“特色”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的文章题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文章认为，“中国模式”如被其他国家成功模仿、形成了某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的文章题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种高代价说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所以，我们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我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

观点2：“中国模式”不适合他国

尽管许多学者鼓吹他国学习所谓的“中国模式”，但这种传说中的模式是否适合他国还是个问题。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斯说，从目前来看，中国模式是“地区性的”，包括欧洲、俄罗斯等在内的多数国家可能不会真学习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模式不能完美地复制。中国模式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只能给人以启发。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也认为，在谈到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模式”的价值，看做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2009年9月26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观点3：“中国模式”经历巨大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提醒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的挑战,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

外部方面的挑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其对华经济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事实上，金融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弱点，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就是其中一个。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弗里曼就警告称：“中国遭遇的最大挑战是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

《美元危机》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危机理论专家理查德·邓肯则表示“中国的繁荣即将终结”。他认为，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

不论如何，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聚精会神谋发展才是硬道理。

谨慎面对“中国模式”

本报讯 其实，中国官方从未提到过所谓的“中国模式”，更别说输出这种模式了。

观点1：目前应慎提“中国模式”

尽管所谓“中国模式”在2009年成为全球媒体热门话题，但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罕见地发表了4篇集中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均对这一提法表示不同看法，显示出官方竭力在西方媒体“捧杀”中国时保持清醒态度。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在《慎提“中国模式”》中提出，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虽然改革开放成就斐然，但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提升到“模式”就有定型之嫌。而“危险”在于，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所以，李君如认为，现在讲“中国特色”更好，因为“特色”包含了不断探索的含义和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的文章题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文章认为，“中国模式”如被其他国家成功模仿、形成了某类概念时，再提“中国模式”可能更显科学合理。

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的文章题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这种高代价说明了中国发展道路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所以，我们不要忙着人云亦云地谈论“中国模式”，而是应该将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我国目前及今后的科学发展上来。

观点2：“中国模式”不适合他国

尽管许多学者鼓吹他国学习所谓的“中国模式”，但这种传说中的模式是否适合他国还是个问题。

《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斯说，从目前来看，中国模式是“地区性的”，包括欧洲、俄罗斯等在内的多数国家可能不会真学习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已经步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维为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同样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国家，一个国家的模式不能完美地复制。中国模式的形成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只能给人以启发。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也认为，在谈到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模式”的价值，看做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2009年9月26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中国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任何打算。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的事情。输出“中国模式”违反了中国坚持的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制定政策的原则。“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观点3：“中国模式”经历巨大挑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提醒说，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确使人感到骄傲，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看到“中国模式”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的挑战,挑战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核心就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问题。

外部方面的挑战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核心力量时，世界各国的经济外交政策都会把中国作为其头等议程来制定其对华经济和战略，从而给中国造成莫大的外部压力；内部挑战主要指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困难。

事实上，金融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弱点，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就是其中一个。

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弗里曼就警告称：“中国遭遇的最大挑战是以出口为主的经济结构。”

《美元危机》作者、世界著名经济危机理论专家理查德·邓肯则表示“中国的繁荣即将终结”。他认为，中国过分依赖出口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

不论如何，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重要的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聚精会神谋发展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