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入侵阿富汗原因新解:完成地缘政治任务

调查表明，1/3以上的老兵都有严重的“阿富汗综合症”，需要心理帮助，其具体表现是：易怒、凶狠、罪感、失眠、有自杀或杀人倾向，等等。这种“综合症”会在战争结束半年或几十年后发作，因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定时炸弹”。

1979年12月27日，苏军进入阿富汗，对阿富汗“不宣而战”。作为“帝国的最后一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影响了苏联的命运，也给后苏联的广大空间留下后遗症。在30年中，俄罗斯的心灵因“阿富汗之痛”在艰难挣扎中期待救赎和超越。

苏联侵阿原因新解

要了解苏联侵阿的原因，必须考察某些历史背景。19世纪英、俄争夺中亚，由于势均力敌，二强划定势力范围，阿富汗成为“缓冲国”：英国未能向北更进一步，而俄国也未能实现让其士兵“到印度洋洗靴子”的夙愿。1917年到1945年间，西方大国曾觊觎阿富汗，但并无斩获，强大的苏联使阿富汗成为禁区。1945年之后，阿富汗成为所谓“中立国”，但实际上已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在“冷战”格局下，阿富汗成为美苏争夺的战场。

苏联有对阿富汗扩张意识形态的动机。1978年4月，阿富汗爆发所谓“四月革命”，新上台的“人民民主党”宣称要走苏联道路，苏斯洛夫（苏共中央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国际处书记）等苏联领导人欢欣鼓舞，认为阿富汗将成为“又一个蒙古”，“世界革命”的壮丽图景似乎重现眼前。如果阿富汗加入苏联阵营，苏联就可有新的平台，向南亚、中东等地区推进。

但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阿富汗社会脱节，“人民民主党”的影响有限，只是由于其亲苏的外交路线，才在国内获得政治动力。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塔拉基政府对该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土地改革、集体化，废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伊斯兰教被认为“只反映剥削阶级利益”），镇压宗教上层；剥夺部族上层的权力、甚至实施肉体消灭；强行解除普什图族的武装（他们有携带武器的传统），允许妇女不戴面纱、接受教育，等等。类似政策引起国民愤怒，“人民民主党”成为众矢之的。1979年9月，阿明发动政变，杀死塔拉基（苏联领导人对塔拉基颇有好感），取彼自代。他还不顾苏联的警告，实施“清党”，原政府成员被免职或被杀，苏联在阿富汗面临危机。苏联领导人担心：如果放弃对阿富汗兄弟党的支持，将会损害苏联的威望；而担心阿明倒向美国，是引发入侵行动的直接原因。苏军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阿明，扶植和保卫以卡尔迈勒为首的代理人政权。

阿富汗局势关乎苏联的边疆安全和稳定。作为邻国，苏联的中亚各族与阿富汗在语言、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相近；如果阿富汗的共产主义政权被推翻，会影响到中亚的安定。

出兵阿富汗也是苏联对抗美国的具体步骤。1979年3月，阿富汗国内连续发生叛乱，这些叛乱都有明显的外国背景（1998年1月，布热津斯基证实，1979年7月，美国特工即已渗透到喀布尔，支持反对派颠覆阿政府）。苏联领导人获悉：在霍梅尼“伊斯兰革命”后被逐出伊朗的美国人已在阿富汗建了无线电监测站，可监听苏联全境的电话内容；此外，苏联政府曾证实：如果苏联不出兵，美军就会占领阿富汗——苏军只比美军早到几小时。

此外，苏联决定出兵阿富汗的日期（12月12日）与北约决定在欧洲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日期“巧合”，表明这是苏联在阿富汗方向对西方的强硬回应。

阿富汗局势影响所有周边国家。阿富汗“革命”政权曾引起巴基斯坦担心，“人民民主党”希望依靠苏联向巴基斯坦提出领土要求——因巴基斯坦有大量普什图族；而苏联与巴基斯坦的对手印度存在友好关系。此外，苏联在本地区还有一个潜在竞争者：伊朗。如果伊朗向阿富汗等邻国输出“革命”，那么，苏联的中亚地区也将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

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另一个目的是：对抗和威胁中国。从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开始了军事-政治对抗。苏联领导人认为，出兵阿富汗可防止中美联手反苏。

因此，从各方面来看，苏联侵阿并非普通的侵略行动，其主要目的是完成地缘政治任务。

苏联失败了，但并未战败

1978年，塔拉基政府无视阿富汗的社会结构、伊斯兰传统、民族心理，在一些低水平的苏联专家帮助下，贸然搞起“苏维埃化”，引发阿富汗社会的巨大反弹，激化了国内矛盾，反政府力量迅速壮大。从1979年3月起，阿政府多次请求苏联派军干预（俄学者证实，类似请求不下20次），最初苏联政府较为谨慎，只是大幅增加粮食、武器援助，但阿政府仍无力控制局面，在卷入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苏联最终选择了出兵阿富汗。多年之后，俄罗斯论者多谴责说，侵阿是几名老朽、昏聩的苏联领导人的错误决策；但是，出兵不过是之前苏联对阿政策的逻辑后果，否则就是听任美国占上风——而从当时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角度来说，退让是根本不可能的。

苏联政府的决策机制当然难称完善：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脑血管疾病严重，动辄不能视事，都不知道阿富汗发生了什么；力主出兵的安德罗波夫、外长葛罗米科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人对阿局势未做调研，却主导了决策过程。有军界人士警告说，出兵会导致阿富汗各派一致反苏，且会损害苏联与伊斯兰世界的良好关系，但未获重视。

苏联领导人并未认识到，出兵其实是不明智地卷入了阿富汗内战。阿富汗政权无任何社会基础，非常弱势，而苏军入侵使阿富汗民众产生敌忾情绪，将苏军及其扶植的政府视为全民族的敌人。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将阿富汗社会动员起来，对苏军发动“圣战”。苏军得不到阿富汗人民的支持，因而其军事成果无法转化为政治成就。正如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所说：“我们控制了喀布尔和各省中心，但在占领的领土上无法建立政权。我们输掉了争取阿富汗人民的斗争。支持政府的只是人民中的少数。”

苏联需要阿富汗的地缘政治空间，而“人民民主党”当然也需要苏军保卫其既得利益。在苏军入境后，阿政府竭力推动苏军承担起全部军事任务（阿政府军战斗力低下，且常常被反政府武装策反）。从1980年2月起，苏联一些军方人士就多次主张苏军撤离，但是，阿政府设法将苏军与自己绑定，使苏联政府一再推迟撤军，苏军伤亡不断增大。

苏联领导人误判了国际形势。许多俄罗斯论者称：苏联在阿富汗落入了西方的战略陷阱，其实，首先是苏联自身为对手提供了机会，而西方只是抓住了良机。苏军入侵阿富汗后，美国迅速制订了一整套战略、战术计划，动员全部资源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对抗苏联。巴基斯坦成为阿富汗游击队的可靠后方，美国、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实际上已“间接参战”。苏联陷入政治和道义灾难，受到全世界孤立。

苏军的劣势是：不擅长山地作战，原有的山地师在1945年后已解散；阿富汗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使苏军极不适应，导致大量非战斗减员；“圣战者”熟悉地形，以群山为基地伏击苏军；在精神方面，苏军远不及“圣战者”：苏军是入侵者，士气低落，不知为谁而战；而“圣战者”为信念勇于赴死；苏军四面受敌，而“圣战者”则得到阿富汗民众支持，到处都可获接济和补充；苏军在情报方面也存在严重缺陷，无法对“圣战者”发起突然打击；“圣战者”则得到美国、巴基斯坦的情报支持。1997年，马苏德接受采访时证实：一些克格勃高官曾提供情报给“圣战者”，使其提前半个多月获知苏军作战计划。

但是，说苏军在阿富汗战败并不确切，苏联的失败是政治失败。苏军不仅保护了亲苏政权和苏联的战略利益，且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即从纯军事角度看，苏军的表现也并非一无是处。西方专家曾认为，1980年代中期，苏军已能很好地胜任作战任务。2001年11月11日，俄总统普京对一群美国记者表示：苏联在阿富汗并未战败，且“在军事方面实现了所有的既定目标”，只是“犯了许多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

乍看起来，似乎今日的美军在阿富汗比当年的苏军成功得多——2001年至今的8年内折损官兵仅为800多人。但是，不应忘记：苏军在阿富汗的对手是全世界，而美国则几乎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阿富汗则贫弱、缺少外援；美国还吸收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此外，与塔利班长期“和平共处”，也是美军能够减少伤亡的“秘诀”。

“阿富汗综合症”

苏联在阿富汗付出了惨重代价。从1978年到1990年，光是对阿富汗的各种援助、贷款等项就高达85亿卢布，而用于战争的费用比这高得多。苏军参战军人先后达到62万人，文职人员也有2.1万名；其中近1.5万名官兵阵亡，受伤人数为53753人（其中不少人成为残废），生病者达415932人。此外，阿富汗战争还引发苏联严重的制度危机。1991年12月，苏联崩溃；1992年，作为苏联帝国的延伸物，亲苏的纳吉布拉政权也迅速倒台。

许多苏军士兵回国后，讲述了在阿富汗的暴行，令苏联社会震惊。1989年12月，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认为苏军侵阿违宪，“理应受到政治和道义谴责”，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科、乌斯季诺夫等人难辞其咎。曾在阿富汗作战的“苏联英雄”们失去其头顶的光环，紧随而来的苏联解体、社会转型，让阿富汗战争的老兵（被称为“阿富汗人”）陷入生活底层，被称为“刽子手”、“罪犯”，遭到社会歧视，多数“阿富汗人”都自我异化。

1989年之后，苏联关于阿富汗的“伤痕文学”（小说、散文、歌曲、电影等）迅速繁荣；而“阿富汗综合症”（医学术语为“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一词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一首歌中写道：

……阿富汗综合症！/意味着输掉战争/意味着以奖章为耻/意味着回到祖国/别人防你如窃贼……

意味着学会了开枪/意味着回国，如弹簧般活着/习惯于轻易出手杀人/阿富汗综合症！

调查表明，1/3以上的老兵都有严重的“阿富汗综合症”，需要心理帮助，其具体表现是：易怒、凶狠、罪感、失眠、有自杀或杀人倾向，等等。这种“综合症”会在战争结束半年或几十年后发作，因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定时炸弹”。比起肢残者，他们是些心理残疾者。75%的“阿富汗人”离婚或家庭矛盾尖锐；2/3的“阿富汗人”对工作不满意，经常跳槽；50%到70%的“阿富汗人”随时准备重返阿富汗；许多人用酗酒、吸毒来舒缓紧张心理。一些“阿富汗人”似乎已适应了和平生活，但是“阿富汗综合症”会随时爆发，带来毁灭性后果。

“阿富汗人”曾积极卷入苏联的政治斗争。1991年8·19事件中，格拉乔夫指挥的空降兵成为两派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是倒向叶利钦还是“紧急状态委员会”，成为决定斗争结果的关键；1994年车臣战争爆发，许多“阿富汗人”毛遂自荐，参加了车臣战争。

俄罗斯警察部门曾对“阿富汗人”敞开大门，但是，这些“阿富汗人”当上警察之后，会将战场上的做法带回，动辄行凶、施暴，成为某种社会公害。媒体曾报道，1995年2月，已娶妻生子多年的“阿富汗人”弗·谢甫琴科与警察同事们一起打猎，突然对其同事开枪扫射。事后他叙述：他恍惚间感觉自己又身处阿富汗，其狙击手的本能突然复苏，周围全是敌人。阿富汗战争以另一种方式在俄罗斯社会延续。

大量“阿富汗人”充当雇佣军，到境外参加武装冲突；也有人当了公司保安；还有不少人甚至加入了犯罪团伙。

战争的恶果还不止于此。1989年苏军撤离后，阿富汗迅速陷入残酷的内战，战火烧到塔吉克等国，在短期内，阿富汗“崛起”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产国（占全世界毒品生产总量的90%），使俄罗斯深受其害。有数字说，俄罗斯每年因阿富汗毒品而死去的人数，是苏军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死亡人数的两倍。与吸毒、贩毒相联系的，还有卖淫、艾滋病、有组织犯罪等。俄罗斯社会因阿富汗战争而遭到了严酷报复。

未被吸取的教训

美国在朝鲜、越南付出巨大代价，留下“综合症”；苏联蹈覆辙，使阿富汗成为自己的“越南”；2001年10月，美国又匆忙步苏联的后尘。看起来，所谓教训总是具有事后性，所谓教训也并非总是被吸取。同样，阿富汗的伤痛未愈，俄罗斯又患了“车臣综合症”——在那场内战中，俄罗斯付出了不小于在阿富汗的代价。

美国曾拍摄越战题材的系列电影（如《第一滴血》），塑造了兰博这样的越战英雄，意在美化侵越战争，消除罪恶感，疗治“越南综合症”，做“为了忘却的纪念”。俄罗斯对“阿富汗综合症”曾经无所作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从1990年代末开始，俄罗斯即不再一味谴责阿富汗战争的非正义性、渲染伤痕，而是强调苏联对阿友好援助、出兵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苏联出兵是对阿富汗的“友好援助”，且依据了苏-阿条约第四条。一位俄政要在访谈时认为，所谓“阿富汗综合症”源于反俄势力的诽谤，要医治这种心理疾病，必须放弃认为苏军在阿富汗是侵略、甚至犯罪的自虐观念。

2005年，俄罗斯电影《九连》塑造了一群俄罗斯的兰博们，其功能与《第一滴血》相似，意在消解“阿富汗综合症”（以及“车臣综合症”）。

2007年6月，美国导演泰伦斯·亨利采访了俄罗斯的瓦·伊·瓦伦尼科夫将军，后者证实，并非美国的“毒刺”导弹决定了战争结果，而是“我们自己离开的”；苏军进入阿富汗也并非侵略，而是应阿政府一再请求出兵的。阿富汗人民曾把苏军当作保护者，用鲜花来迎接；送别时“不但有鲜花，还有眼泪”。

据说，所有征服者在阿富汗都失败了，唯独俄罗斯是例外。有论者证实，1925年、1929年、1930年，苏联曾三次对阿富汗成功用兵。而当年的苏军指挥员格罗莫夫将军曾写道：1979年底，苏军不受阻碍地进入阿富汗，与美国（在越南）不同，苏军在“阿富汗完成任务后，有组织地返回了祖国”。

令一些政界和学界人士扼腕的，已不再是1979年的入侵，而是1989年的撤军；而1991年后俄罗斯放弃支持阿富汗政府，被认为是短视的外交政策。2009年2月，俄学者尤里·克鲁普诺夫在接受访谈时表示：20年前从阿富汗撤军非常愚蠢，苏联在那里付出很多，却最终放手，使原来的投入付诸东流。

今日美国在阿富汗又走到十字路口。美国似乎已看到前景渺茫，在宣布增兵的同时，开始重视苏军的经验：2009年9月，曾参加阿富汗战争的阿乌舍夫将军（印古什共和国前总统）被请到白宫，为美国人当“顾问”；美国甚至建议俄罗斯“扩大对阿富汗民主化进程的参与”，邀俄军共同对付塔利班。12月16日，北约请俄方援助其驻阿军队。鉴于苏联的往事，俄罗斯对类似建议的态度非常谨慎（有学者指出，这又是一个陷阱）；而如果说，阿富汗将是美国的噩梦，俄罗斯正可隔岸观火；何况，让美国深陷阿富汗，显然有助于减少其在高加索、东欧方向对俄罗斯的压力。

阿富汗至今仍像是中世纪的“准国家”（时间在阿富汗似乎停滞），只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而一再被有野心的大国觊觎。在阿富汗，所有前赴后继的侵入者都不乏军事进展，但最终都被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摧垮了意志，被迫一再重复这样的故事：高调进入-留下创痛-仓皇退出。会有人能超越这一模式吗？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