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君子将军——读《从战争中走来》

      司马迁在《绛侯周勃世家》中曾对周亚夫做了如此评价：

      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镶直易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终以穷困。悲夫！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足己而不学”和“守节不逊”做了这样的解释：

      亚夫自以己之智谋足，而不虚己不学古人，所以不体权变，而动有违怜。守节谓争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皮等不逊谓顾尚席取著，不对制狱是也。

      一代名将周亚夫的结局是“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可说是将军不谙政治的典型。新近出版的张胜的书又让笔者思考起这个问题，书名是《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记述其父张爱萍将军的人生经历。儿子给父亲写书往往因离得太近，为感情所扰不是过于吹捧，就是过于苛求。张胜则不然，情感自然坦荡，用笔平实却不乏精彩。书写历史绝非仅仅为了记住过去，更重要的是鉴照当今和警示未来。下笔者如果没有善恶褒贬，严格来讲就没有书写史志或人物评传的品格或资格，因为，史志作家的基本道德义务乃是在历史的纷繁中鉴别行为的正邪，以教后人。张胜为父作书，采用两代人对话的形式，明显意在激励当今的国家栋梁之才。书中的描写绝不粉饰历史，尤其战争中的残酷，让我们后辈受到的精神教育远胜于如今装腔作势的战争故事片彭德怀手下的参谋长邓萍在遵义城下脑袋被敌人的一颗步枪子弹打开花，血和脑浆溅了张爱萍一身……读来让人对先辈的献身刻骨铭心。张爱萍自己也数次出生人死，对于死亡，他的态度是撞上就撞上了，没撞上就接着干。这样的细节反倒让我们对前辈无比崇敬。

      书中记叙，有一位领导同志认为张爱萍不懂政治。张将军少年时便投身革命，亲历学生运动、地下工作、抗日根据地建设，新中国成立后主持了我军诸多重大项目和行动，终其一生都在政治漩涡里打转，有如此经历会不懂政治这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信服，可这位领导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说？

      1942年11月，日军出动三个师团的兵力扫荡盐阜地区，华中局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书记饶漱石代表党委做反扫荡部署，前三项决定是一、新四军军部转移到淮南师所在地二、师师部也跳出敌军合围部署之外三、留下师旅和旅一部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由师副师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反扫荡斗争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副师长张爱萍兼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轮到表态时，张爱萍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站起来说：“我不干！”从前后文可以看出，张爱萍之所以有这种反应，是因为饶漱石平时听不进他人建言，只知揽权整人，排挤陈毅，临阵竟然惊惶失措，恨不得一溜烟儿跑掉。张的愤怒情有可缘，甚至从饶漱石的决定，我们都能体会到其中的幽默，军部和师部都溜之大吉，留给张爱萍的是一块硬骨头，外加一大堆头衔。不过，大敌当前，公然挑战政治权威，绝说不上是政治成熟，此可谓一不懂。

      张爱萍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时，陈毅曾让其兼副司令一职，也被他推掉。后来由于战区领导人兼地方工作，军事工作主要由参谋长负责，中央军委给各军区参谋长下了兼任副司令的命令，张爱萍又推掉。职务名分即是权力，政治斗争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斗争，政治与权力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权力固然易导致腐败，争权有损人格，让权体现风节，但要知道，做好事同样需要权力，小人天生就会争权夺利，不用教，有德者则切忌在国家危难时为证明自己的节操而让权放权。这是二不懂。

      1965年，有战士问毛泽东思想是否也能一分为二，作者张胜的答复是能，结果惹了祸。半年后“文革”爆发，有人揪出这件事，军政委的话非常直白“不管他是什么人，也不管他有什么背景，只要敢反对毛主席，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儿子只好向老子求救，而张爱萍寄来的是一本艾思奇的讲话，告诉他真理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指错误和正确，而是绝对和相对的对立统一。将军的政治嗅觉实在太迟钝了，这样的氛围下哪里还能侈谈什么哲学的绝对和相对，他这是在把儿子往火坑里推，想让作者成为第二个张志新！张爱萍慢慢体会到，正直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先是罗瑞卿事件，接着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张爱萍站错了队，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字报批判和逮捕人狱。人在政治中是跳不出派性的，你不加人他那一派，他便把你归人对立派，即便你认为自己哪派也不是。此为三不懂。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现在天安门城楼，拉开“文革”大幕。张爱萍前一天接到上天安门的通知，他却一早飞往济南组织士兵抢搭黄河浮桥的演习。张爱萍认为，上天安门这种活动和过去五一、十一没什么两样，多他不多少他不少，黄河那边部队还在等着。真是让人无语，连作者都说“不上天安门而去黄河边，他再次表现出了在严酷的政治斗争面前的天真与弱智”。此为四不懂。

      要搞清楚“不懂政治”的真实含义，除了这四不懂的实例外，我们还需弄明白何为政治。正如作者所说，政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指国家或城邦。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卷一中讲道：

      “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化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

      谈到政治的起源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初是男女结合组建家庭，再由多个家庭组成村落，最后由若干个村落合为城邦，并说早期各级社会团体都是自然地生长起来的，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这又是社会团体发展的终点。

      亚里士多德说的政治与“不懂政治”的政治有什么相干？

      依照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概念，政治即城邦是由不同的团体组成的，这意味着政治中有不同的利益，也就是说，政治与派性有着天然关系。一个城邦之下有多个村落，各个村落的利益必然会发生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不能损害整个城邦的利益，如何解决办法有两种，一是强力，二是协商与妥协，强力始终有颠覆整个城邦的风险，不到万不得已，各方绝不会使用，即使使用，也多是作为协商中的一个筹码。妥协则成为解决利益冲突的常态。亚里士多德还说，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这话颇耐人寻味，“目的”有很丰富的内涵，目的有可能实现，也可能永远无法实现，只不过作为平衡处境，提升现实的一个理想。但无论能否实现，善业都不是现实，也就是说，政治仍然要面对非善即恶的问题。从根子上讲，恶是政治城邦的一部分，它可能消失于一时一地，却不会永远从所有人身上心中散去。如此说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所谓“不懂政治”，张爱萍善于斗争，却不善于妥协，追求善，却无法容忍恶，因而不是真懂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体现形式之一，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衡量。更为形象的说法是，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但战争毕竟并非完全等于政治，将军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治国者。将军首先考虑的是打仗，以及如何打赢战争，治国者关注的则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福扯。对治国者来说，有些战争的胜利对国家来说未必有利，极端一点儿说，有些战争与其胜利反倒不如失败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德国在和年打的胜仗反倒为德意志帝国在年灭亡打下了基础——这已不是将军思考的问题。不过，张爱萍不是对政治一无所知，不是毫不在乎政治的巴顿，他创建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新中国第一支海军，指挥了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改革开放时期，还主持国防科技工业和两弹一星事业，其中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搞原子弹。毛泽东曾经拉着张爱萍和程士集的手说“你们一个做窝，一个下蛋配合得不错，你们都立了大功。从此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开始算数了。”原子弹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战争形态，这是西方战争模式发展的极致，使一切传统的军事道德因素如勇敢、纪律、策略、指挥者的才能乃至运道都多少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在笔者看来，东西方战争模式的根本差别在于技术，西方在全球领域的崛起凭靠的也是技术。但技术的限度正在凸显，对人类社会而言，技术是个大麻烦，技术的膨胀最终会吞噬掉政治共同体中的一些根本性的道德品质。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军服没有必要再像清军那样，胸前贴个“勇”字。当技术成为战争的主导因素时，决策者的当下之急就是如何发展技术，用张爱萍自己的话说，别人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我是打什么仗找什么武器。在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中，中国人竟能使蘑菇云升空，这要归功于老一辈的智慧与辛劳，作为一线坐镇指挥者，张爱萍功不可没。他对原子弹的理解更是发人深思，“原子弹不是武器，可能永远都不会用到它的。它只是一种精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倒了这种精神，就只好去乞讨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种精神可能比原子弹还重要。张将军看重的是精神，这种看重是政治性的，所看重的精神本身也是政治性的，因此显然不能说他“ 不懂政治”，小平同志的“不懂政治”的话也不是这个意思。

      一辈人与一辈人的跨度无法用时间来计算，如果真是那样，过上三五十年，我们自己就可以明白父辈的个中甘苦了。如何理解和评价开国的那一代人，作者的的确确触动了一座大山，正如序言中所说：

      我才明白，面对父亲的人生，是一座大山，我看见的只是山上的一条小径，一棵树，一块岩石。因为我在仰视。不去探明那个时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缘由，不去开掘和理解那一代人的人生信念和特有的行为方式，概念化、功利化地将局部表象简单地叠加，其结果只能是对他和他们这一代人从整体上的曲解。

      开国一辈身上汇聚的都是宏大主题，战争、政治、革命、国家、民族，哪一样前面加“伟大”的定语都不过分。当被问及为何要投身革命，张爱萍的回答很简略“我处在那样一个时代。”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外有强权欺压，内有蠢虫撕咬。当西洋人频频指责中国没有人权时，却不想想中国人因何没有人权，他们手上血迹未干，转脸就成了卫道士战争已经在青年人的脑海里模糊遥远，最近的战事也离我们有年。作为最古老的社会现象之一，战争不仅源于利益纠葛，还出自我们内心，永远和平不是良好祈愿就是不知世道本性。只要人性的撕扯在，战争就不会彻底消失—人性真的会像有些理论家描述的那样不断进步吗？

      张胜说父亲是革命军人，这没问题可他又说张爱萍是最后的“士”，这就颇有嚼头了。依作者的说法，士有两千多年历史，无论在朝在野，这批人都心系国家民族的共同福社，不为名利所累。士代表着中国的一种政制传统，即德政传统执政者要有德，无论何朝何代，掌权者总要面对“士”这个阶层的约束，或主动或被动地修德勤政。士的背后是周公立下的道统，但张爱萍是革命军人，说他是士而且是最后的“士”，岂不悖谬？

      自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什么样的变局祖宗留传几千年的君王德政受到西方民主政治的严峻挑战，没有道统上的变动就谈不上革命，“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易传•革卦。从康梁维新，到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无论采用何种主义，目的不外乎富国强民，保宗卫族，离开了这一点而陷人繁琐的意识形态争吵，实在无聊。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我们的革命越来越彻底，越来越激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说是日益式微，风雨飘摇。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回头来看张爱萍“士”的身份一一将军喜爱诸葛亮，喜爱岳飞，尤其岳飞草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前出师表》上来就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入，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张爱萍自己就常说，用好人，做好事，用坏人，做坏事。对人做好坏善恶的判断，敬德修身，是士的根本道德期许。作者还引用了《论语》中史鱼和邃伯玉的例子，一为烈士，一为君子在和平时期，史鱼那样的烈士有偏激之嫌，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候，遵伯玉似乎就比史鱼逊色多了。作者接着说，什么时候持烈士之风，什么时候取君子之道，也有个通权达变的问题? ?能将史鱼和逮伯玉集于一身且能通权达变者，大君子也仅就这句话，也可看出作者的胸襟与气度，亦显其父风范。

      先看一个人是不是好人，然后再看他做的事，这是传统德政留给我们的训导，也是平头百姓的常识。一个人廉洁正派，即便政治才干上有所欠缺，也是好人，相反，如果心性卑鄙下作，即便政迹发达，也是小人。《易传• 系辞• 下》通篇都在以“德行”区分“君子”和“小人”，可见，按照古训，所谓“懂政治”当是懂得区分“君子”政治与“小人”政治。“文革”中提出的“大节、小节 ”把这一古训完全颠覆，意思是好人坏人与否，关键在站队，跟人错就是小人，跟人对就是贤臣作者对“大节、小节”做了这样一番评论 ：

      “大节、小节”论的出台，是用人原则的变化，是是非标准的变化，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个法则一出，就像瘟疫，人们不再注重业绩、人品，不再信奉真理和诚信而是崇尚权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残酷的党内斗争，使人的良知泯灭。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为了开脱保全自己，朋友、部属、亲人之间，不惜落井下石。平时跟得最紧的人，可能就是揭发批判你最凶的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修养的道德准则，这些文化积淀，统统一扫而空，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了。

      大节、小节论完全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次序和君子之德的根本。没有修身在先，“平天下”之志难免被权力所败坏，尤其在没有战争的升平之世。《礼记• 大学》篇说得很清楚欲明明德必先治国，但要治国，必先修身，因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修齐治平作为政治原则，确立的是治国者个体道德品质的优先性治国者先得修身，才有资格齐家，然后才有资格治国平天下，这与亚里士多德的阐述异曲同工。个体道德品质是政治行为的基础，而所谓修身，说到底不外乎是传承古传的道德品质，也就是把古传政治美德变成自己身上的美德。基于这些古传政治美德是“属我的”，治国者形塑家、国的行为才可能是高贵的、道德的。修齐治平原则以明明德为本，把必先治国植根于必先修身，使得政治行为绝非单纯的利害行为，这是与大节小节论的根本区别所在。

      大节小节论令人想到马基雅维里对祖国与灵魂的权衡取舍，正是这种权衡引向现代的政教分离、政治与道德的割裂，使国家从追求共同的善转向追逐共同的利益。祖国与灵魂并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选项，选择祖国放弃灵魂是为了归属性抛掉了价值判断，最终使人类政治堕落成“肮脏的游戏”，而相反的选择则是以道德的名义去除归属性，使价值判断失去根基。面对马基雅维里提出的这个难题，无论怎样选，我们都是输家，都会为虚无的现身埋下伏笔。在古典传统里，祖国与灵魂并不构成一种张力或选择，好公民就是好人，好人就是好公民，两者并无对立。一个人为祖国作战杀人并不会造成灵魂的负担，也不会为了自己的灵魂而背叛祖国。我们承认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有时人必须要面对祖国与灵魂的冲突，但在古典教育中，这仅仅是偶然，且从不公开宣扬。现代政治教诲的问题在于，我们以牺牲道德伦理为代价，把这种偶然的秘密的两难当做常态公开宣扬。结果是传统的德化教育让位于体制约束，人的品性必然从高处奔向低处。如今，不少人以为，解决了体制的民主化问题，就可以解决政治腐败，但张爱萍将军会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这话说得多好古人早就说过，“知人为哲”，注重治国者的基本道德品格，是我们古传政治智慧的结晶，懂得这一点方可谓“懂政治”。翻开史书我们不难看到明皇用君子，昏君和暴君都用小人。所以，前人早有这样的总结“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后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后居其任……为君不明于所择，为臣不审于自择，以至亡身危主，误国乱天下，皆由不胜任之故。”

      如果一个人为了祖国放弃灵魂或者相反，结果会如何我们该对治国者的品格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呢为了祖国把灵魂卖给魔鬼的人，在多大程度上值得人们信任，又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国家的福社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治理国家，最有资格治理国家让我们再次回到亚里士多德，有谚语说，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它是完全的，因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能对他自身运用其德性，而且还能对邻人运用其德性。许多人能够对自己运用其德性，但是对邻人的行为却没有德性。比阿斯说得对，“公职将能表明一个人的品质”。因为，在担任公职时，一个必定要同其他人打交道，必定要做共同体的一员。最好的人不仅自己的行为有德性，而且对他人的行为也有德性。

      公职能体现人的品格，我们同样也应根据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决定他是否应担任公职。正直的人不仅自己的行为有德性修身，还对他人的行为有德性齐家、治国，当自己与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正直的人比缺乏这种品格的人更倾向于牺牲自己除了自己的灵魂顾全他人，更能推动城邦的善。对一个国家来说，培养和选择正直的人来治理始终是最为根本性的政治。

      张爱萍一生光明磊落，不结党营私，“文革”中也能做到不自污不污人，“文革”后对施恶者坚决不宽恕，的确是“无媚骨，自揣年华未虚度”。如果说品格是对治国者的第一要求，那么胸中的格局或者说战略眼光就是治国者的第二个必备的素质。细数张爱萍一生大功，无一不体现其杰出的战略意识。到路东发展抗日根据地，对一江山战役的坚持，调研发展原子弹的可行性报告，主张国防工业要走独立自主之路，对允许军队经商痛心疾首，凡此无不充分证明张爱萍堪称国器。道理有大有小，两者说出来可能都不错，但能反映出说话者的气度和层次。与政客不同，治国者要讲小道理，更要讲大道理，张爱萍在“大道理”面前从不变通圆融，既是性格使然，更是慧眼独具，深谋远虑，是值得托付家国的纯粹意义上的治国者。“士”的精神在共产党革命军人身上的体现，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无可否认，老一辈将军中大致有两类一类出身泥腿子，一类本是读书人，从小念私塾过来的，传统的政治美德在后一类将军中体现得尤为鲜明—比如肖克将军，杨尚昆政委在长征途中也没有扔掉自己随身带的一套二十四史。国民党将军中也不乏这种人，但他们与共产党的将军相比，明显逊色得多，可见传统政治美德与来自西方的共产党伦理的结合会产生奇妙的结果。张胜之书吸引人的地方可能恰恰在于，它呈现了一个活生生的、感人的例子。张爱萍是君子式的革命军人和将军，什么叫君子古人的说法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系辞下）

      这句古训一再重复的“不忘”表明，君子需要涵养一种正派、慎微的心志，如今，我们在歌舞升平的时代恰恰需要有人提醒这样的古训。军人可以说自古是一个民族的真正脊梁，支撑我们中国的这根脊梁的，当然应该有我们的三千年传统精神。

      书的结尾，作者在“士”前面加上“最后的”，难道张爱萍之后就不会有人再追求正直品格，以社樱为重了吗作者的意思可能是，张爱萍这一辈是中国军人中完整接受中国传统美德的最后一代人，此后我们的教育逐渐西化、国际化，失了几千年的传统，还有什么资格谈“士”五四先人批判传统，至少他们心中还有传统的面目，我们连传统是什么样都不清楚，还讲中国如何如何。“革命”这个字眼对我们而言已很陌生。正因如此，接续传统的责任才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我们肩上，只希望最后的“士”不是一语成俄。将军驾鹤西去，渐行渐远，其精神风骨在我辈中亦日益稀寥，常常看到有关社会风气如何败坏的报道，便想起张爱萍这个名字，还有亚里士多德老夫子那句话—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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