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荃省长躲到了沙发底下

——1966-1976实录之四

我在标题上选了这个“躲”字而没用那个“藏”字更没用那个“钻”字，是因为我如今毕竟已近古稀之年，心境早已趋于平和，不过当年我和朋友们在讲到这个先是让我惊异继之让我好笑的亲历场面时，好象说的是“钻”，偏偏这位省长大人的夫人王秀明和我同在一个报社，于是后来的故事将会怎样的发展便可以想见了。

那是文&革开始不久，为了应付如潮水般涌进省委的各色派别，青海省委也成立了“文革小组”，组长由省委常委、副省长韩明担任。这位韩某平时分管文教，长得几分斯文相，据说是知识分子出身，老干部里的年轻干部，那时都讲究“级别”，我不大清楚他是多少级，但他那位夫人是十八级倒是记得牢牢的，那是因为有一次召开十八级以上干部会，她兴冲冲去参加，回来传达时特别说明“18级”是个什么概念，那就是副处，也就是副县副团级，然后侧过身来问我：孙正荃现在还是22级吧，22级到18级，恐怕爬一辈子也不一定达到。我赶紧说，那是那是。后来开“副科级”以上的会也没我的份，因为副科的概念是21级，至于碰上编辑部全体人员大会之后通知“党员请留下来”这种事，我倒是从来没有尴尬的感觉，拍拍屁股走人就是。这或许和我多少有点阿Q精神不无关系：“老子十八岁就是党员了，嘻。”扯远了，赶紧言归正传。

等省委成立文?革领导小组时，全省的群众运动已经风起云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向这里涌来，有的挥舞着红旗，有的还敲锣打鼓的，有的是大队人马，有的则是三三两两。初期的情况很有些特别，有的是来要求省委文&革小组批准他们刚刚成立的“造反组织”的，也有是来向领导部门申领经费的，也有是来发什么“最后通牒”之类的“警告”的，当然，更多的是来表明自己对《青海日报》六。三社论的态度的，在这样的纷乱之中，已经很难在省委机关大搂找到主持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了，所谓省委常委楼只剩了个空架子，但是，报社有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稿件还是必须按照常规送审的，也真是巧了，一次去设在常委楼的省文—革小组审稿，那位韩省长或叫做韩组长的还没来得及看完稿子，只听得外面一阵喧嚣，我从窗户里看见，一帮红卫兵已经进了大搂，说时迟那时快，难以想象的情况出现了：这位领导竟然以少有的敏捷嗖地一下就不见了踪影——他躲到沙发底下去了！小将门在空空的办公室里转来转去，见我独自安坐在沙发上，便打听此地的人哪里去了，说刚才还有人见文&革领导小组的人在，怎么一转眼就没人了？我说我是报社的，也是来找人的。停了大约有一两分钟，他们觉得再转也没戏了，便稀稀拉拉地朝外走了。于是我轻声喊道：韩明同志，他们走了，真的，全走了。就这样，我们的省长从沙发底下爬了出来，我走过去给他拍了拍身上的浮灰，说，没惊着吧，快快坐下来休息休息。那语气肯定是亲切和温和的。说真话，那时我完全是站在这位领导立场上的，尽管我和他老婆关系不怎么样，尽管我对省委急急忙忙把六三社论打成“大毒草”很不满意，但是或许是出于人之常情吧，或许是可怜他那狼狈样子吧，也或许是潜意识里认为他毕竟是位领导，理应得到起码的尊重和照料吧，总之，我的态度无可厚非值得称道。

问题出在事情过去之后。当我把这个亲历的场景当作一个笑话向我的朋友们讲述的时候，尤其是当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忽而朝东忽而向西熊熊燃烧的时候，我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脸上长着胡子的”（另有人被指认为“脸上有皱纹的”）“家伙”，就是说，我成了那些被当权者视为“洪水猛兽”红卫兵的“幕后指挥者”，后来又升级成为我所在单位“反革命集团”里“摇羽毛扇的”。虽然后来由于文革形势大起大落的变化，我并没有“立竿见影”地受到惩罚，但最后还是给我扣上了“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帽子而终于没有逃脱坐大牢的厄运。

文—革形势的急剧变化发生在毛泽东公开他那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可以说，当时没有人敢对已经是神灵一般的伟大领袖说个不字，所有的人，包括身居一人之下的国家主席或两人之下的政府总理只有不断地检讨自己“跟不上形势”，或者“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接着，伟大统帅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又连续八次接见了上千万“红卫兵”，他自己也穿上草绿色军装，戴上了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套，一时间，“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与此同时，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也已经看到了山雨欲来的严峻，一场风暴显然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同样，几乎所有的人都表达着一样的决心：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涌向青海，涌向青海日报社，他们第一个造反行动就是为“六。三社论”平反，这些年轻、单纯的红卫兵执拗而又不畏艰辛地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硬是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文—革，在取得当时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后，青海文革形势急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8?18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的“8?18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主阵地”的更加残酷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接着，省委派到报社的“工作组”迅速土崩瓦解，担任工作组组长的省委副书记韩洪滨转眼之间便没了人影，刚刚任命为报社老总的薛可（他在私下就表示本不愿来报社）也难觅踪影，省委办公大楼门前的警卫岗哨竟然也在无人注意之中悄然消失。。。。。。而此时，“六三社论好得很！”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以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作为特别荣誉的“青海省8。18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看似纷乱当中正式成立，标志着各个造反派别的大联合，其浩大之声势恐为历史上少见，造反派可谓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各个单位几乎都是“一边倒”。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有趣的一种现象出现了：报社许多原来的“铁杆保皇派”此时纷纷倒戈，其中的代表人物当然非那位省长夫人莫属。报社的造反派按照“造反不分先后”的原则，接受了她非常真诚的“反戈一击”，同意她成为“青海日报社革命造反司令部”成员，当然也发给了红袖套。让我记忆犹深的是这个女人很快和丈夫“一刀两断”，甚至不去探视据说因为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而在看守所关押的丈夫（后来知道那是省委把他作为祭品而抛出去的一个阴招），即使有“革命组织”安排他们夫妻相见，她也只是送去一本《红旗》杂志之类，说几句必须如何如何的劝告，时间从不超过五分钟，无产阶级立场可谓无比坚定。记得那时我就对我的朋友，比如陈逸、李镇欧私下里就说，这个女人不简单。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她先是在不久之后血洗西宁的“*反革命”中自然而然地倒向军方，继之在平反之后又痛哭流涕地希望“革命群众组织”不要抛弃自己，最后，她回归为真正的自己——把我们送进大狱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人”。应该顺便提一句，她也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在公开报刊上撰写“文&革回忆录“，却丝毫不提自己如何三番五次倒来倒去的人。我以为，这个女人很有几分“典型性”，在那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中的表现颇耐人寻味，所以多写了几笔。

1967年元旦一过，“一月风暴”席卷中华大地，“夺权”成为那时广播报纸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也是最让造反群众惊心动魄血液沸腾的革命壮举。青海日报编辑部的造反派大约占了百分之八十，似乎没有任何曲折风浪，这家报纸一夜之间便“城头变幻大王旗”，轻而易举地成为继上海文汇报之后最早夺权的省级报纸，时间在一月下旬。夺权后的报纸称为“新生的青海日报”，它旗帜鲜明地为全省各地的造反派撑腰，全省造反派无不欢天喜地扬眉吐气，迅速赢得了全国同行和革命群众的热烈欢呼和拥护。我那时正好值夜班，记得每天可以收到不少贺电贺信（公开发表了其中的一部分），甚至还有外地处境依然困难的造反派希望得到青海战友们的声援和支持。

但是好景不长，谁能想到，报社的土地在密集的火光中战栗，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的人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里我得先交代一下报社的地理位置。青海日报社的编辑部在省委大楼四楼，大部分编辑都住在省委家属院，那里的住房条件相对比较好；而报社印刷厂在离编辑部500公尺的一个院子里，大家习惯叫它“老报社”，工人大多居住在年代较久的平房里。我因为同“右派分子”结婚，在此之前已经以“革命”和“安全”的名义被赶出了省委大院，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大约十三四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房子里，那时象我这样的平头百姓都很善良可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现在这样多的要求，什么客厅书房餐厅卧室卫生间厨房等等，一间屋子尽在其中了！或许是因为我住在印刷厂，也或许是还有另外考虑，夺权后没几天，新生青海日报的头儿就非常友好和信任地对我说，老孙哪，现在人手紧，夜班工作量太大，你能不能坚持一段夜班，一是帮忙把把关，一是如果碰上最高指示必须配发言论什么的，也好有人连夜赶写，你是有名的快手。怎么样？我，一个无权造反的“内控”对象，除了感激领导信任，除了无条件答应，还能说什么？

那时的夜班一般在晚上九点上班，可下班就没有个准性了，最主要得看伟大领袖有没有“最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重要活动，它领导的各种写作组有没有指导性的大块文章，有时万事具备只等开印了，却迟迟不见新华社发的“最后通知”，这就意味可能还有重要稿件，于是所有的人只好干等，等到什么文章发来了，或者什么照片传来了，再按照上峰的指示重新安排版面，这样往往要忙到早晨甚至中午，最要命的是一切已经舒齐，突然得到通知说今夜还有重要稿件，于是大家绷紧了神经，可是等了一个、两个甚至三四个小时，等来的却是“今天稿件全部结束”这样让人如堕五里雾中的八个字，当然，没人会去问个究竟，编辑们手忙脚乱地立即通知工人抓紧开印，排字工人也就允许下班去休息了，而我们则必须看过第一张“清样”确证没有差错后才敢可以回家睡觉。我在这里插人这样一节，是各位读到下面一章时便会明白怎么当子弟兵中午时分拿着各种武器冲进印刷厂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多包括笔者在内的编辑记者在大院里甚至在机器旁束手就擒！

夺权后轰轰烈烈大快人心的日子没有过多久，二月初，造反派便实实在在感觉到了“黑云压城”的惊慌和恐怖。首先是青海军区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大*，接着，第二炮兵部队驻军也全副武装上了街，口号是一样的：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彻底*反革命！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决没有好下场！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同时传出消息：同诸多造反派头头关系甚笃的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已经靠边，也有消息称已被扣押并即将押送北京。。。。。。。最令人不堪的是本单位那些几天前还煨灶猫似的保皇派突然趾高气昂起来，他们纷纷串联于基层，频频走访党政军领导机要部门，“六三社论是大毒草”是“反革命言论”再次甚嚣尘上，有的公然撕毁造反派的夺权大字报，有的则直截了当表示所谓新生的青海日报是非法的，是为反革命呐喊叫好的，必须立即把权交还给真正的革命派，有的单位甚至喊出这样的口号：反动派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预感到了即将到来的这场斗争必然不可调和必然你死我活，于是，就在军方连续三天大*之后的第四天，即1967年2月14日开始，一批又一批以工人为主要骨干的群众陆续来到青海日报社（印刷厂），他们打着“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等横幅，沿着报社围墙，一层又一层，有的脸上一副倦容，显得特别疲惫，显然是刚下班赶来，有的一面啃着干馍一面还在向周围的人讲演，他们有站的有席地而坐的，开始时还是*班倒，来来往往，进进出出，后来，当部队在报社四周制高点上部署了重武器之后，保卫报社的人数反而激增，学生、机关干部、居民也参加进来了，原来只是白天上岗，后来是日夜坚守，于是开始搭起了帐篷，因为人越来越多，不少人就进了报社院子，几乎所有的屋子周围都有一簇簇人群，甚至车间里面外面也是，当时大家把他们统统叫做“8。18战士”，这些年纪大至五十朝上小至十来岁的战士，大有决一死战的味道。就在这时，形势越加严峻起来，大家发现，离他们不过几十米的地方，军用卡车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而车上是端着各式轻武器的军人，枪口正指着他们，放眼望去，整个报社已经被围得严严实实，那些保卫报社的人既不能进也无法出，但是没有一个表现出怯懦更没有一个表示出退缩，每天清晨，他们是那样急切地期盼着那张他们自己的报纸，那样兴高采烈地争着阅读那张充满着他们心声的报纸，报社的工人记者干部被他们的勇敢无私真诚和热情深深感动，大家拿出了家里的煤砖给战士们烤火，把刚出笼的蒸馍送到了战士手里。。。。。。就这样，赤手空拳的老百姓在零下一二十度的严寒里坚守了九天九夜，我记得，我和几名记者含着泪水采访了这些坚强而可爱的战士，写成了长篇报告《风卷红旗过大关》。

可是，红旗终于没有能够过这个由“人民解放军”筑起的“大关”！上万名8.18战士在大军压身饥寒交迫的异常艰难境况中坚守了二百多个小时之后，又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贡献给了一个崇高的却实在是虚幻的未来！

历史将如何面对这悲壮的一页？！

我想到了1957年，那个夏天，一句“工人说话了”（应为“皇上说话了”！）就轻而易举地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戴上了帽子赶进了牛棚送进了劳教劳改营，甚至让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十年之后，在这个风雪弥漫的高原古城西宁，工人和知识分子是如此一致地手挽手地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大义凛然，义无返顾，一往直前，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专制独裁政权，面对的是整个腐朽反动的统治集团，我感觉到了人心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如今，欺骗和蒙蔽更是难以取得成效了，想想22年后的北京“六.四”，那些被吹嘘为“共和国卫士”的英雄好汉而今安在哉？那些策划者指挥者早已失去了自信，更无脸面对那无辜者淋漓的鲜血，他们只能闪烁其辞继续用谎言去掩盖谎言，他们永远不可能走出谎言的泥泞——如果他们依然把宪政法治自由民主*只是作为标语口号而还是迷恋于极权主义或者后极权主义的话。

五柳村2007年1月收到.本文是作者以真名实姓负责的态度写出,故全文照发.文中涉及的人和事,当事人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当同等对待,照发不误.---五柳村编者,2007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