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文滋：胡绳晚年论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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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晚年论社会主义模式
王文滋
社会主义模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质是指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上体现出来的特色。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有过很多重要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模式问题，也一直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失败，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的时候，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更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晚年的胡绳，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内资深的理论家，极为重视社会主义模式问题的研究，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模式思想作了很多在今天读来仍觉新鲜的阐发。本文不拟阐述邓小平社会主义模式思想，也不拟全面论述胡绳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全部观点，而仅简要评述其中的一些独到的见解。
一、对斯大林模式的新评价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科学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确是个崭新的历史大课题。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就开始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试图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以及能够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新经济体制，来打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由于列宁过早逝世，他没有能完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一任务落在斯大林的肩上。到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之时，苏联初步形成了斯大林模式。随后，斯大林模式进一步发展并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模式进而推广到欧亚十几个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他曾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总结，形成了完整的斯大林模式体系。斯大林模式的实践，丰富了人们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
胡绳认为，对斯大林模式的科学评价应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模式有其历史原因，也是基本正确的。当时作为脱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武装干涉的巨大压力。只有国家直接掌握经济，才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地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巩固国家政权。历史事实也证明，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要求，它使苏联集中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较短时期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之一，从而打破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封锁，在世界上站住了脚。之后，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当年，在创造经济奇迹方面，斯大林模式取得了任何其他模式都不能比拟的成就。它为战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确立了一个新范式。在这种意义上，胡绳说：“苏联毕竟在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发展起来了，从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使人觉得它的模式好像也还有点道理。”（《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斯大林模式“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难以避免的，而且在一个时期内还能行之有效”（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斯大林模式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建立起来的，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加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验不足，以及理解上的教条主义和主观片面性，因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产生了许多曲解，以至于形成一个在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文化上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僵化模式。这一模式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是一种严重扭曲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原有的斯大林模式不但没有及时调整，反而延续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且被当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用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包裹起来，到了神圣不可移易的地步。这样，斯大林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就日趋突出出来，在整体上已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特别是在战后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新国际环境下，其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
胡绳把这种负面作用概括为两点：“第一，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国家负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担子，又使除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外的一切社会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受到压抑。第二，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来直接应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种改造。”（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0页）在斯大林模式下，虽然苏联社会主义生产力也会有一些发展，但发展是很有限的，有时甚至明显地表现为停滞。
问题还在于，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的改革，没有抓住解决这些负面作用的关键环节，他们所做的不过仍是在斯大林模式的范围内转圈。这种断断续续的修补固然延缓了社会矛盾爆发的时间，但也使危机的积累愈加充分、社会的承受力愈加脆弱。到了80年代，斯大林模式运转进一步失灵，不得不进行全面改革。斯大林模式所固有的这些严重弊病，“赫鲁晓夫不能改掉它，勃列日涅夫也不能改掉它，结果经济越来越处于停滞状态。所以苏联的瓦解、崩溃也有一个好处，确实证明它这套行不通”（《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160页）。
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而走进低谷。苏联东欧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探索出成功的发展模式，反而放弃了社会主义的选择。苏东剧变对世界的震撼是巨大的，它不仅意味着两极世界格局的结束，而且无疑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沉重打击。西方社会兴高采烈，一时间“共产主义大失败”、“社会主义总危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议论甚嚣尘上。面对这种形势，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产生了种种困惑和疑虑，怀疑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否仍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忧虑社会主义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如此等等。正确认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首先必须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曲折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对此，胡绳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指出：一方面，“社会主义旗帜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倒掉，至少说明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是脆弱的”（《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75页）。另一方面，“这个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远没有成熟。在建设的领域内，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所以这个失败很可能是先进的人们对于如何建设新世界的认识出现一个飞跃的契机”（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41页）。
由此，胡绳进一步说，如果因为苏东剧变就以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了，这一结论恐怕过于轻率。因为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失败，而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模式即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同时也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在改革这一模式的过程中犯了“改向”的重大错误所造成的悲剧。所以说，苏东剧变实际上只是标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彻底破产。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回顾和展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胡绳提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观点：“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75页）
二、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评价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中国面临一个历史机遇：走一条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充分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尽快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对于这一点，胡绳在他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的文章中，有着极为深刻的分析。在胡绳看来，新民主主义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何时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那时全党的共识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解决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2页）但是，事情到了1953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年中共中央宣布全面发动对农业、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04页）毛泽东提出不是10至15年以后再开始过渡，而是从现在就开始过渡的设想以后，很快就得到其他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其根本的原因是全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的认同。伴随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建设的展开，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模式逐渐取代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模式。
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当时的说法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5页）。胡绳对此作了极为深刻的重新认识。他说：“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公有制，但只从公有化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出发，而不对公有化的形式、范围等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以为公有制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最大的公有就是国有，以为国有就是国家直接经营，一切由国家统管起来最好。这种看法和想法已经被实际生活证明是不对的。农村搞合作化不能算错误，但合作化以后很快就搞人民公社，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决策，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实在是很草率地、想当然地作出的。在作出这个决策时，对当时的合作化状况并没有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把所有的小商、小贩、小私有者经营的小店铺统统国有化，好像这样社会主义才彻底，才纯洁，实际上是造成了吃大锅饭的局面，并没有能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绳全书》第3卷（下），第465页）
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总体性的评价。《决议》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但“也有缺点和偏差。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47～148页）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它高度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思路和结果，认为“党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是成功的”。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334～335页）它同时又指出了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从反思的角度，指出了隐患极深的三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领导地位，但是，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一个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改造的完成而扩大到全部经济生活，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需要发挥，如何发挥？还有一个是国有经济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各级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需不需要划分层次，根据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层次的积极性？还是公有范围越大、经营越集中越好？”（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6页）胡绳认为，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党仔细调查研究，根据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根据人民群众的意愿，进行有系统的调整，来逐步加以解决。在这里，胡绳实际上已经流露了对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看法。
在更多的其他场合，胡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评判更加深刻。1986年，在一次会议上，胡绳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使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实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但是，这时只能说是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如何充实和改进这个框架，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些绝不是很容易的，而是很艰难的。”（《胡绳全书》第3卷（下），第469页）而我们恰恰是没有解决好充实和改进这个框架的大问题。1989年，胡绳在纪念田家英的文章中，介绍了50年代末田家英对他说过的一句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的话：“如果可以重新从头搞社会主义，我将用另一种方法来搞。”（《胡绳全书》第3卷（下），第653页）言下之意，他也是倾向田家英这种看法的。林蕴晖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谈到，胡绳曾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4页）。这些话实际上表明，胡绳赞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若干重大的内在缺陷的观点，但也不认为不顾一切地将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否定转而全盘搞资本主义是一种可行的好方案。
三、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新评价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有些做法就和斯大林模式不同。中国一贯重视农业的地位；中国没有取消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而不实行苏联式的一党政治；中国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也和苏联不同。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就觉察到斯大林模式存在的弊端。毛泽东是党内意识到这一模式的弊端并开始改革的第一人。薄一波回忆说：“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然后是刘少奇同32个部委的谈话，接下来是毛泽东同34个部委的谈话，“34个部委的汇报和苏共二十大，碰巧都是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对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贡献作了新的评价。书中详述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就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模式，所提出的很多重要原则、方针、政策。这些原则、方针、政策无论在当时或今天来看，都是很深刻的。毛泽东在八大前后还曾经提出可以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可以允许地下工厂合法化等等，甚至说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0页）这种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话。应该说，当时把这个问题说得这么透彻，这么深刻，是一般人所不能达到的。在“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重新提出要尊重价值法则，并说“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中共中央又把基本核算单位退到以生产队为基础，重新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明确我国的手工业应该有三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商品流通有三条渠道：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农村集市贸易，等等。胡绳认为，“显然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萌芽思想。类似这样的有价值的改革主张，当时的领导人、各级工作干部、研究工作者和群众提出过不少，有些还在某种范围内的实践中执行过，取得了成就”（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56～57页）。
毛泽东等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胡绳说：“毛泽东作为这种探索的开创者的历史功绩应当用最浓重的笔墨记载在史册上。毛泽东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种探索开花结果，但在他的学生手里，能够抗拒任何风霜的花和果实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繁茂地生长起来。”（《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197～198页）
另一方面，胡绳对毛泽东等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也作了很有深度的新评述。胡绳认为，1956年前后，毛泽东等人虽然看到斯大林模式中的一些缺点错误，如：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把农民挖得很苦；权力过分集中等等，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新思路，但并不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有什么问题，因此，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之时，基本上还是在斯大林模式的总体框架中起步的，没有跳出或突破这个框架。在胡绳看来，“就三大改造的具体途径来说，是有自己的创造，但就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样式来说，则是苏联模式”，这一选择，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不能绝对化”（林蕴晖：《胡绳晚年对新民主主义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考拾零》，《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141页）。
胡绳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看到了被称为“主体”的工业化，远远落后于被称为“两翼”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很可贵的。但是，在1958年搞“大跃进”，想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工业化一下子搞上去。“大跃进”这种模式，“的确是中国自己独创的，用这种错误的实践当然不足以抵制不适用的别国模式”。“在1958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迅速前进，因而感到还有某些障碍需要扫除，他又对照抄苏联的模式感到不满，要求另外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但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中遇到的障碍，或者说所受到的束缚在哪里这个问题，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答案”。（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21页；123页）所以，他们的思想观念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窠臼，也就不可能真正克服斯大林模式的缺陷。
后来我们同赫鲁晓夫发生争论，在批评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我们正确地维护了斯大林的历史地位，但同时也维护斯大林模式中的一些错误东西，把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60年代的调整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随着阶级斗争的分量不断加重，特别“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极左错误思想指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各种搞活企业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正确措施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来批判，强调由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结果，中国非但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相反搞得比它更加集中和僵化。
产生这种结局的最根本原因，胡绳认为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以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拒绝；又以为，只有按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做，才能算是社会主义，如果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就应该拒绝”。“这固然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独立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苏联既有的种种观念的束缚。”（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8页；121页）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重要阐释
胡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解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部领域，本文仅对最能体现胡绳思想意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三个方面作些阐释。
（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在它的经济模式上。胡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解读，也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一块。在完整地梳理了从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到第二代领导集体、再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的变化与发展之后，胡绳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看法。
胡绳指出，传统观念总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画全等号，以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行那种计划经济，也必须实行那种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要同资本主义划清界线，就只能搞计划经济；传统观念也总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画全等号，以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实行市场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就是资本主义。这种观念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维护，也为西方资产阶级的舆论界、学术界所认同。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最重要的革命：就是把过去一直视为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计划经济”归列到社会主义本质之外，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平相处、融为一体，把计划与市场相提并论，把它们都视为发展经济的手段，从而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在胡绳看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存在谁是宠儿，谁是弃儿的问题，它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占有同等的地位，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变化和发展着的中国，没有市场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通过市场来优化资源的配置，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作用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实质意义上的加强。胡绳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摆脱了它本来所不胜任的在微观经济上安排一切经济活动的繁重任务，更能按照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按照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来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0页）
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所有制形式更为多样化、复杂化。除了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传统的公有制形式以外，还出现了私有经济（包括各种外资经济、中外合资经济、中外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和各种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生产要素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流动性的增大，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了。但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要搞私有化，而是“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私营经济的大部分（也许有些是例外），在性质上同旧社会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相同，但并不完全相同而有自己的特色。因为它是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产生的，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受到国家的引导、监督和管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这部分私营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其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国家的保护。”（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0页；第182页）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胡绳高度评价说：“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轨并没有导致放弃社会主义，而只是放弃了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运作，使得“在计划经济体制所没有能做到的许多事情，现在能实现了”。（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30～131页；第129页）
（二）关于发展生产力
胡绳认为，在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慎重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如何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找到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合理机制；如何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关切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如何去发展生产力？用解放生产关系的方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毛泽东的答案，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普遍观点。“1958年搞‘大跃进’运动，以为直接依靠群众的政治积极性，鼓干劲，就能有工业和农业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事与愿违。这其实不是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而是把政治放在首位，结果是既不能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也扭曲了政治的作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0页）。之后，随着“左”倾思想的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这种发展生产力的方式必然造成中国共产党选择的此种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在运行当中的日益僵化。直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人才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迫切问题，作出了大胆的探索和勇敢的实践。邓小平为确立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胡绳指出，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点就在于要把公有制建立在高度发展的，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胡绳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关于发展生产力的诸多论述之后，说：“注重发展生产力，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09页）
胡绳认为，在传统观念看来，既然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先进的、优越的，那么依靠它就能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如果生产力发展受阻，那就应该把生产关系搞得更“先进”一些，把公有制搞得更“纯粹”一些。历史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而按照抽象的标准来追求‘先进’的公有制，以为靠这就能发展生产力，那只会走上错误的道路。”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勇敢地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的观点。邓小平“不是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见解，而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他提出了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样一种思想”。（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2页；第109页）提出生产力居于首要地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从生产力的发展上表现出来的原理，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三）关于共同富裕
胡绳认为，对共同富裕的重新解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在胡绳先生看来，过去毛泽东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吃掉了中国人的积极性和社会生产力的效率，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功能性障碍，结果适得其反，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邓小平吸取了这个惨痛的教训，提出了“先富与共富”这个大政策，之后又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大难题。
胡绳认为，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通过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先富起来而带动、帮助其余地区和其余的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只能逐步实现。若是一开始就要求共同富裕，甚至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那么就很可能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就像以前吃“大锅饭”一样，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经济发展受到挫折。共同富裕只能逐步实现。而且，即使大家共同富裕了，还应是有差别的，不是搞平均主义，不然社会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动力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导致普遍穷困，这当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同样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先富与共富”这个大政策，从抽象的意义上看，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看，这个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国是如此之大，各地区又是千差万别，如果必须所有地区、所有人齐头并进，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义的贫穷之中”（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6页）。在胡绳看来，共同富裕不但否定了两极分化，而且也否定了平均主义；它否定了同等富裕，也否定了同步富裕；它允许存在有利于发展生产的致富的先后差距、富裕的程度差距，又要求差距是绝大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有利于社会协调和稳定的、适度的差距。
五、评议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问题，而是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设的问题。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建立依托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必然有不同的革命道路和成功模式，不能强求一律，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建设奠基于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更不可能是一个模式，需要各国的创造性探索与实践。胡绳对社会主义模式问题所作的富有创见的阐述，为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我体会，贯穿于胡绳社会主义模式思想中的重要线索，主要有两条。
（一）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不可动摇
我们曾经以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早已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解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照图施工，因此一旦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往往不是从实践出发去努力地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裁剪现实。这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就是总是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标准，要求公有制生产关系越纯越好，越大越好，越先进越好，以为依靠人为地不断地变更生产关系，就可以在极短时期内使生产力成倍、成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因此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去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反而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以推进经济建设为标准来看待生产关系问题。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水平，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自然，生产关系不那么纯，会出现以前我们没有遇到过的新麻烦。但是，如果不要这些麻烦，回头去搞纯而又纯，那么经济上不去，就会有最大的麻烦。
所以，“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初步建立以后，就应该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与之相联系的按劳分配制，虽然一般地说是先进的，但公有制适用的范围多大，采取的具体的形式是什么等等，都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决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要求，而改变其具体形式。各种具体形式是否适当，不能从是否又大又公的标准来判断，而要看它能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第111页）。
（二）对社会主义模式的创新不能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模式的生命力在于根据社会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地对原有的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如果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社会主义模式还是固守不变，那就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会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定。但是，在对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创新时，有这样两种观点必须摒弃：一种是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创新”。它们之所以走到彻底失败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前提，把革除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当成了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否定，把社会主义模式创新当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革命”；另一种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创新。这种创新看似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看似很革命、很激进，还戴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帽子，很能唬住人。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脱离世界形势和国情的蛮干，本质上已经离社会主义的要求太远，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前程。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对于改革和发展的看法也多种多样，这不足为奇，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模式创新来说，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这个前提，如果丢掉了、离开了或者损害了这个前提，就称不上是社会主义模式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之所以能够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其根本原因就是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不同于发达国家强加给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而更好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力与国民生计问题，它使中国人民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活与福利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另一种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20世纪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提供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太重要了。可以说这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宝库中的最新内容。从这些经验中作出的结论，不可能不受到后代人的尊重”（《胡绳全书》第3卷（上），第276页）。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