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说曹操是文化罪人

    浮世阅史

    ◎ 秋风 北京学者

    安阳宣称发现了曹操墓，我也凑热闹写了篇《奸臣曹操的文化解说》，编辑把标题改成《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把我的看法极端化了。不过这个有点哗众取宠的标题，倒并不完全违背我的意思。此文在坊间得到的反应，多为批评。我相信，我有责任对我的观点作一解释。

    不过，仔细想来，我与其费劲解释我自己怎么看曹操，不如与大家一同探讨，陈寅恪先生针对曹操，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我那篇短文的立论依据，就是陈寅恪先生1956年的文章《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有几位朋友指出，陈先生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赞赏曹操。对陈先生此文竟能作出如此解读，我十分惊讶。确实，先生为一代史学宗师，其论人评事，不会如我辈轻率直白。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并未直斥曹操，但其抨击曹操通过种种政策颠覆当时社会价值观，并为汉代深厚的儒家士大夫文化惨遭毁坏而痛惜的态度，却是可以体悟出来的。

    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确认一点：陈寅恪先生虽然未被归入现代新儒家行列，却是儒家价值的创造性守护者。这不是我随便说的，而是曾经深入先生的思想世界、对先生诗歌之解读获得先生认可的余英时先生的看法。

    义门陈氏本为客家人，自始即“以诗书立门户，以孝悌为根本”。先生祖父、父亲均为正宗儒家而坚持变自新者，我将其归入现代中国之保守-宪政主义思想与政治传统。先生本人也在此一传统中，“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之思想总结，就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的依恋之情。至于这传统之主干，就是儒家。吴宓先生1961年日记记陈先生的话云：“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先生于50年代后所撰写系列文章之深刻内涵。最早是1951年《论韩愈》一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韩愈为“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而第一条即为“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此道统当然是儒家之道统。先生论述曹操、《述王导之功业》等文，也与此文相同，有守护中国文化的用意在。有论者指出，先生论曹操之文写于官方史学为曹操翻案之前，但以先生知人论世的智慧，自能由当时的气氛察微知著。

    回过头来，再把先生关于曹操的简短论述，放到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唐宋的论述中，其态度更为显豁。先生关于中国文化、政制的研究集中于这段历史时期，而此一时期又正是中国文化之正统———儒家———身遭里离乱之时。先生关于这段历史研究的最突出成就，是发掘了河西儒家士族对于中国文化在外族接连入侵、命悬一线时期所发挥的存亡绝续的伟大价值。这些儒家士族侥幸避开战乱，而在战乱停息后，立刻拿出儒家的社会政治规划，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并“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实吾国文化史上一大业”。

    这个传统的载体正是河西本地与避乱迁入的儒家士族。由此段历史论说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对儒家士族的历史文化作用是持肯定态度的。在陈寅恪先生笔下，儒家文化乃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积极向上的力量。当然，以儒家经义传家、以仁孝廉让而致通显的儒林家族，与借助权力称雄一方的豪强，是大为不同的。先生绝不会主张世家的权力垄断———有趣是的，造成后来士族权力垄断的九品中正制，恰恰是曹魏建立的。

    先生的历史和政治信念恐怕是这样的：由士人于权力之外维持的道德和学术应当在社会中享有足够权威，甚至压倒权力。惟有如此，才有“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可言，社会也才能维持合理秩序。在权力主宰的世界，必然是奸诈横行。反过来亦然：社会道德、学术权威若被冲垮，政治上必为卑劣者当权的专制。按照司马光的看法，曹操本人之所以稍能收敛，就是因为他也在无形中受汉代两三百年养成的道德标准的约束：“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但是，曹操并不承认“士气”的这种好处，为了实现个人功业，有意滥用暴力、实行所谓“唯才是举”的政策，以毁坏儒门士气。对此，寅恪先生当然不可能持赞成态度。曹操此举的直接后果就是摧毁了儒家价值信念体系，结果是士人无耻，政府无耻，最终当然是政府腐烂、社会混乱，中国人陷入一大劫难。

    有人因为曹操会写诗，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功臣。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不要也罢。中国历史上确实不时出现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杀人成性、爱好诈谋，而又能吟几句歪诗。这两种能力也许源于同一个品性：他们把自己从世俗的规范约束中解放出来，激情得以彻底放纵，而暴虐和诗歌正是激情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