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读者质疑《炎黄春秋》：公正看待30年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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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万里如虎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读者质疑《炎黄春秋》：公正看待30年功过

                                                            2009年12月23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核心提示：这个话题实在过于沉重，但有两个理论问题应该厘清：1、就历史研究而言，孤证不能成为定论，但却也是证据，不能因为缺少证明就否认它的存在，其实要求证本也不难，待档案解密之后，会议记录自然能够说明事实。反倒是本文所提及的，应该从个人讲话、言语之类的看态度，却是非常不严谨的方法。事实证明，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对同一事物的评论自相矛盾者并不少见，而对讲话的一些内部改造也确实存在，所以，这种说法本身就非基于正确的研究态度。2、毛泽东是否等同于毛泽东思想？这个不用解释，起码中共党内是有定论的。而本文中，仍旧将这两个概念相混淆，甚至将个人的臧否等同于近60年的合理与否上，这同样不是科学的态度，起码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试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里何尝有圣人崇拜这种东西了？


                                                                                       来信

《中华魂》编辑部：

近日我从《炎黄春秋》上读到一篇文章《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从“假如鲁迅还活着”说起》（载该刊2009年第6期，作者张绪山），深感困惑，特来信向你们请教。

此文搬出了多年以前曾经聒噪了一阵子的一则传说：“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吃惊之余，不敢再做声。”作者的长篇立论就是基于这则传言之上的。

作者由此生发开来：“罗稷南提出的这一命题，涉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偶像人物。以毛的回答，在毛执权柄的时代，鲁迅的处境有两个，且只有两个：一是沉默，一是坐牢，没有其他选择。但不管怎样——沉默或坐牢——那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鲁迅都是本色不再。这意味着，原来被认为是互相配合、心心相印的两位旗手——一个被认为代表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代表着正确的文化方向——在建国以后宿命般地走到对立的两极。”这可真是骇人听闻啊！

作者还旁征博引（不少引自《炎黄春秋》，如李锐等人的文字），说什么毛泽东“无法律观念”，“又嗜权如命”，“迷信自我，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等等，于是断言：“这些特点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这就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彻底否定掉了，原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都在被一个“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牵着鼻子走！

作者可不是徒托空言，而是紧密联系现实。他认为，“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个虚拟命题显示了重大的现实意义：“人们从这个貌似简单的回答中看到的是，历史在彼时走向了一个延续旧传统弊端的错误方向。这个错误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其恶例，一直延续两千余年，在一个关键的历史阶段本应得到彻底改造，却未能得到改造，相反又死灰复燃。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文化毒素再次沉渣泛起，甚嚣尘上，犹如一盆污水，熄灭了新文化运动先觉者们历经艰辛才点燃起来的思想启蒙之火，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是对建国60年，特别是前30年的历史的彻底否定！那么现在怎么办呢？作者给我们开的药方是赶紧改弦更张，顺应“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岂不是要我们走如今有些人指望我们走的全盘西化的道路吗？

读了这篇文章，我有好几天夜不能寐。我是读文科的，十分喜爱鲁迅和他的作品。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我也知道一些，因而对于此文据以立论的那则传言始终将信将疑，而对于由此生发开来的那番议论更觉难以接受。但我也懂得，辨析问题重在论点和论据，朴素的感情不能代替理性的思维，要弄清此文是否真正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还须掌握更多的材料，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才行。为此，我冒昧地写信向你们请教，如蒙在百忙中请人给予答复，释疑解惑，当不胜感激。附上那篇文章的复印件，请查收。

                                                                                  专此敬祝  编安！                                                                                        学生  黎钧

                                                                复信

黎钧同志：

你的信和复印件已由《中华魂》编辑部转来，经过仔细研读，谨申述我的看法如下，供你参考。

切勿轻信一个虚拟的命题

来信说你对那篇文章据以立论的一则传言始终将信将疑，我赞赏这种注重实际而决不盲从的科学态度。这则传言出自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周海婴在书中讲清楚这是他辗转听来的，且属于“孤证”，曾经考虑把它从书中抽掉，可见它究竟是确凿无误的事实还是以讹传讹的流言，的确需要认真加以推敲。怎样推敲呢？一个可取的方法是参看同一时期毛泽东关于鲁迅的其他论述，因为这些论述都是他当时心境的表白，可以相互印证。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时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而且是很勇敢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3—254页）这里说的“三十三个题目”是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希望毛泽东在谈话中回答的，毛泽东却说鲁迅能够解决问题。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在分析那种认为报上的文章要“软些，软些，再软些”的主张时说：“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3页）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页）

这就是毛泽东1957年对鲁迅的评价，再清楚不过了。也许有人认为，这些话都是在反右派斗争的前夕说的，经过反右，毛泽东的看法是否有了改变呢？那么，就让我们来引一段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亲笔写的文字吧。其第26条中说：“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页）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这些正式刊登在国家出版物上的文字，某些人就是不屑一顾，置若罔闻，偏偏对那些以讹传讹的流言奉如至宝，大做文章，硬是要从中发掘并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重磅炸弹来。从这里，你可以看出为什么不能轻信那个虚拟的命题的缘由来了吧！

当然，辨别真伪还有其他方法。例如，多年以前，当有人提出曾听到这个所谓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这个孤证来时，持不同意见的人就曾剖析现场的情况，说明从当时实际的座位来看，此人根本不可能听到这样的对话，这显然也是一种佐证。总之，拿出一则以讹传讹的流言来当作立论的依据，实属荒诞不经之怪现象，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深入理解两颗相通的心灵

毛泽东说过：“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页）确实如此。只要认真读一点他们的著作，便会对此深有感触。这里试举一些例子。

——关于为大众服务。鲁迅在这方面有许多极其朴素的表述，如：“平生所作事，决不能如来示之誉，但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致杨霁云》，1934年5月22日）“总而言之，我的意思甚浅显：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致周剑英》，1935年12月14日）鲁迅主张文艺为工农大众。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是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是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至于毛泽东关于为大众服务方面的论述，大家就更熟悉了。他除了反复强调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外，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篇讲的都是文艺为工农群众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在讲话结尾，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7页）这里，我们难道还看不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吗？

——关于人性和阶级性。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对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持有全面、准确的看法。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但是，他并没有把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简单化，没有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他指出：“有些作者，意在使阶级意识明了锐利起来，就竭力增强阶级性说”，“因此而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他明确地表示，不能同意“有产者与无产者只是有阶级性”的说法。他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这个论断是极其全面准确的。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与人之间形成了阶级关系，它在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性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不可能不带上阶级性，因而人的各种思想感情无不受阶级性的影响与制约。但是，人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的，阶级关系并不等于一切。除了阶级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还有家庭、亲朋、师生、同乡、民族等各种关系。因此，从概念的外延来说，社会关系无疑大于阶级关系，而人性也比阶级性有更大的范围。我们不能把人性完全等同于阶级性，不能把男女之爱、父子之亲、手足之情、朋友之谊统统归结为阶级感情。这样，既同否认人的阶级性的抽象人性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把人性完全等同于阶级性的庸俗社会学划清了界限。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同鲁迅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这里，毛泽东也是认为人性“都带”阶级性，而非“只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在与何其芳等人的谈话中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何其芳文集》第3卷第131页）他引用的话是孟子说的，原话是：“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这种情况无疑是存在的，在涉及利害冲突的问题上，各阶级之间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而在不涉及利害冲突的问题上，人们并不总是像冰炭一样不能同器，像寒暑一样不可兼时。在十年“文革”中，有的地方曾经出现这样的怪事：被极左思潮毒害了的青少年竟然提出：十字街口红灯停、绿灯行，那是资产阶级的规定，因为红色代表无产阶级，绿色代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应当反其道而行之，要绿灯停，红灯行。这实属荒谬已极，同鲁迅和毛泽东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

——关于艺术与政治。鲁迅反对那种认为艺术与政治无关，可以脱离政治的观点。他曾经用唯物史观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作过精辟的剖析：“‘为艺术而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它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他对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看法充满着辩证法：“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三闲集·文艺与革命》）“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致李桦》，1933年6月16日）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观点同鲁迅是完全一致的。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0页）他在对一个文件的修改中，特地把“作品是社会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的前半句改为“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在文中谈到人民改天换地的斗争“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的“意识形态”前面加了“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这个定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95、96页）两人的观点何其相通乃尔！

——关于一分为二。鲁迅主张对事物要作分析，反对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他曾经有过一段生动的论述：“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太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准风月谈·关于翻译（下）》）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就更多了，毋庸赘述。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晚年还认真阅读鲁迅著作，而在《准风月谈》一书的封面上他亲笔写下了“剜苹果”几个字。这是多么感人的一段佳话！

——关于自我解剖。鲁迅是勇于自我解剖的。我们在他的著作里常常看到这样的自白：“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华盖集续编·答有恒先生》）“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坟·写在〈坟〉后面》）“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知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二心集·序言》）毛泽东十分赞赏鲁迅的这种自我解剖精神。他说：“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72页）读着这些文字，我们怎能不为这两颗相通的心灵间的共鸣和激荡而感动不已呢？

显然，只要我们稍稍深入了解鲁迅和毛泽东之间心灵的相通。就不会为所谓鲁迅是“毛泽东棋局”中的一颗棋子，“活在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必然成为囚徒”之类荒谬绝伦的无稽之谈所困惑了。

全面看待三十年间的功过

此文在评述毛泽东时断言：“他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毋宁说是中国两千余年皇权专制传统的最高产儿”。“中国社会由此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完全背离了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莫此为甚。这堪称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活标本！

任何不存偏见的人都会看到，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王充《论衡》中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我们面前的这位论者可以说对历史和现实均属暗昧无知，陆沉与盲瞽兼而有之。为何如此呢？只因为他一心向往的是所谓“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亦即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附庸之路，故而对于历史和现实一概不管不顾，任意涂抹。然而，“西化”之路岂不早已被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是“此路不通”的一条死路吗？

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错误，甚至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其深刻教训我们要永远记取。但是，就建国以来的前30年而言，绝非只有“文化大革命”一件事。就在这30年里，我们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我们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我们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也有很大增长；我们致力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使这些方面的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军队建设，人民解放军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英勇的突击队作用和坚强的柱石作用；我们在国际上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促进了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这些成就有目共睹，难道是仅凭一支秃笔、几星唾沫就能轻易抹煞得了的吗？不过，近来确有些人要把建国后的前30年硬说成是只有“文革”。不知你注意到没有？《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刊登有署名李普的一篇文章，文中居然说：对于“文革”，“人们往往只从1966年算起，那是不对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文革”

“是毛泽东思想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1949年建国以来接二连三的批斗运动必然要走到的一步。”因此，在他看来，“文革”应当“从1949年算起，到1976年，用了二十七年”。亲爱的同志，你要见识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吗？眼前的这一位可算是难得的教员。

《毛泽东棋局中的鲁迅》一文在分析毛泽东和鲁迅时死死抓住“斗争哲学”不放。作者说：“毛似乎从鲁迅那里借鉴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他从马克思那里学来并加以中国式地运用，终生视为法宝的‘斗争哲学’找到了同盟。”“他从鲁迅那里感悟到的是一以贯之的‘斗争精神’。”在论者看来，毛泽东的一切错误乃至罪恶均来自这个“斗争哲学”或“斗争精神”。这符合实际吗？否。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矛盾的双方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没有斗争，便没有发展。世间事物千差万别，斗争的形式也千变万化。这些道理在毛泽东的《矛盾论》里说得再透彻也不过了。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绝非凭空得来，而是他在中国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毛泽东从来不用简单划一的某种斗争形式来处理和对待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他总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根据不同的矛盾及其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这便是他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是他同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就拿建国以后的事情来说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毛泽东却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历史渊源，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限制它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并逐步使之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其间社会变动极大，社会震荡极小。这确实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难道能够用“斗争哲学”（从矛盾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个意义上说，“斗争哲学”并没有错）的恶谥加以一笔抹煞吗？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矛盾？如果有矛盾，同阶级社会的矛盾又有怎样的区别？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6页）他认为，我们社会里的阶级矛盾除少量属于敌我矛盾外，大量的已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应当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而主要地应当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从而宣示了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些都是熠熠闪光的远见卓识。问题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改变了他本来已经达到的正确认识，又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这里所说的“种种原因”包括：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在开展反倾向斗争中违反了辩证法（只反右不反“左”），个人崇拜严重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等。这些教训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汲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说得好：“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写到这里，我想告诉你一点我的感受，就是：有些刊物近来专事反毛，从那里发表的文章看，一切好事都是别人所为，毛泽东不过是欺世盗名而已；而一切坏事都是毛泽东所为，只不过此前没有如实点明而已。《炎黄春秋》2009年第7期上有一篇文章就说：“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倘果真如此，我们中国人民60年来岂不是生活在“比封建皇帝还皇帝”的魔窟之中？伟大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说远一点，我们的千百万先烈岂不是跟着“比封建皇帝还皇帝”的人去赴汤蹈火，白白牺牲了生命？名垂史册的革命先驱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再说远一点，世界上广大热爱新中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情谊的国际友人岂不是长期在同“比封建皇帝还皇帝”的人打交道，这是对他们的莫大侮辱！由此可见，反毛恐与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一线相连。我想这绝不是扣帽子、打棍子（现在只有此类人给别人扣帽子、打棍子，而决不会相反），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你说呢？欢迎来信继续讨论。

                                                                                                  谨致

同志的敬礼！

                                                                                         你未曾谋面的老年朋友 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