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慎杀”为什么要从贪官开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2:26:45
“慎杀”为什么要从贪官开始？
“慎杀”为什么要从贪官开始？
□李克杰
“巨贪免死”虽然体现了“慎杀”的原则，但笔者要质问的是：为什么“慎杀”一定要从贪官开始呢？
有专家以“现存制度有漏洞，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全由个人承担”为由替巨贪们开脱，主张对贪官“慎杀”。这样的理由是荒唐的，也是不值一驳的。照这样的逻辑，普通百姓因为贫穷抢劫、盗窃、诈骗，我们是否都可以归结为国家的就业、分配和救助制度不完善呢，也同样应该“慎杀”。当然，在转型期的中国，还有许多领域的制度存在空白和漏洞，那么，我们是否对涉及这些领域的犯罪都不判死刑了呢？“慎杀”从贪官开始的想法和做法，除了给百姓以“官官相护”的印象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要知道，我们多年来通过艰苦努力在群众中树立起的反腐信心和法律信仰，可能会因司法的不当轻而易举地丧失殆尽。
其实，“巨贪免死”现象也暴露了我国刑法在死刑规定上的巨大缺陷，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细化死刑标准，是维护法律尊严、确保法律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治本之策。
“慎杀”贪官的理由没有说服力
□丁利才
法院以刘志祥具有自首、立功等理由从轻判处其死缓，笔者认为法院的理由没有说服力。
首先，刘志祥没说清巨额财产来源，怎么能算“主动交代”？刘志祥“来源不明”的财产有“人民币 527.5 万元、美元 88.744 万元、欧元 5.8 万元、港币 120.473 万元”。这笔巨额财产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刘志祥如果真的是“主动交代”的话，就应该把自己如何聚敛财富的经过也说个明白。他对财产的“来源”讳莫如深、“一问三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害怕“实话实说”会暴露出更大、更多的罪行来？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定刑仅 5 年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往往成了贪官的“避难所”和“免死牌”。
另外，说刘志祥的非法所得“全部”被追回了，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报道，在搜查刘志祥的屋子时，现场起获了四五千万的现金，有些放在家里都长霉了，“光整理现金就整理了一天一夜。”难道刘志祥非法聚敛的财物居然会“分文未动”？因此，非法所得全部被追回是极其“反常”的，这只能表明，刘志祥还有很多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被他刻意隐瞒了，这又怎么能算得上是“自首”？
建议取消死缓这一刑罚制度
彭兴庭
死缓不是单独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死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初的“三反五反”。当时，毛泽东这样评价死缓制度：“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因此，死缓只是基于当时政治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策，作为一种“少杀”的政策，并没有严格的法理基础。如今时过境迁，死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尽管死缓“人命关天”，在实践中也影响巨大，但刑法和最高法院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解释，具体到司法实践，则更多是一种“自由裁量”。如果法官有意想放某人一马，罪行再极其严重，也可以找到判处“死缓”的理由。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刑法第四十八条，就会发现，这个条款本身就有些逻辑混乱。既然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那么，又何来“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呢？法院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判处犯罪分子死刑，这种量刑已经考虑到了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如果犯罪分子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不应判处死刑。
死缓虽然也是死刑，但其威慑力，在今天看来，除了多熬两年，与“无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刑法虽说死缓期间必须没有故意犯罪才能减为“无期徒刑”，事实上，这一量刑从诞生之初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纯粹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
“死缓”不但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给“不公平的司法裁判”营造了可生根发芽的空间。判处死刑本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行为，可是，用“死缓”这种折衷的方法来分解死刑，则是在玩弄词句。“死缓”是基于“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而产生的，如今，却成了司法腐败的根源之一，这一点，决策者一定始料未及。因此，有必要取消死缓这一刑罚制度。
“慎杀”为什么要从贪官开始？
□李克杰
“巨贪免死”虽然体现了“慎杀”的原则，但笔者要质问的是：为什么“慎杀”一定要从贪官开始呢？
有专家以“现存制度有漏洞，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结果，全由个人承担”为由替巨贪们开脱，主张对贪官“慎杀”。这样的理由是荒唐的，也是不值一驳的。照这样的逻辑，普通百姓因为贫穷抢劫、盗窃、诈骗，我们是否都可以归结为国家的就业、分配和救助制度不完善呢，也同样应该“慎杀”。当然，在转型期的中国，还有许多领域的制度存在空白和漏洞，那么，我们是否对涉及这些领域的犯罪都不判死刑了呢？“慎杀”从贪官开始的想法和做法，除了给百姓以“官官相护”的印象外，没有多少积极意义。要知道，我们多年来通过艰苦努力在群众中树立起的反腐信心和法律信仰，可能会因司法的不当轻而易举地丧失殆尽。
其实，“巨贪免死”现象也暴露了我国刑法在死刑规定上的巨大缺陷，给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死刑制度，细化死刑标准，是维护法律尊严、确保法律公正和实现社会正义的治本之策。
“慎杀”贪官的理由没有说服力
□丁利才
法院以刘志祥具有自首、立功等理由从轻判处其死缓，笔者认为法院的理由没有说服力。
首先，刘志祥没说清巨额财产来源，怎么能算“主动交代”？刘志祥“来源不明”的财产有“人民币 527.5 万元、美元 88.744 万元、欧元 5.8 万元、港币 120.473 万元”。这笔巨额财产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刘志祥如果真的是“主动交代”的话，就应该把自己如何聚敛财富的经过也说个明白。他对财产的“来源”讳莫如深、“一问三不知”，是不是因为他害怕“实话实说”会暴露出更大、更多的罪行来？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法定刑仅 5 年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往往成了贪官的“避难所”和“免死牌”。
另外，说刘志祥的非法所得“全部”被追回了，也令人难以置信。据报道，在搜查刘志祥的屋子时，现场起获了四五千万的现金，有些放在家里都长霉了，“光整理现金就整理了一天一夜。”难道刘志祥非法聚敛的财物居然会“分文未动”？因此，非法所得全部被追回是极其“反常”的，这只能表明，刘志祥还有很多贪污受贿的犯罪事实被他刻意隐瞒了，这又怎么能算得上是“自首”？
建议取消死缓这一刑罚制度
彭兴庭
死缓不是单独的刑种，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死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追溯到 1950 年代初的“三反五反”。当时，毛泽东这样评价死缓制度：“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因此，死缓只是基于当时政治环境而采取的权宜之策，作为一种“少杀”的政策，并没有严格的法理基础。如今时过境迁，死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尽管死缓“人命关天”，在实践中也影响巨大，但刑法和最高法院对此并没有太多的解释，具体到司法实践，则更多是一种“自由裁量”。如果法官有意想放某人一马，罪行再极其严重，也可以找到判处“死缓”的理由。
其实，如果仔细分析刑法第四十八条，就会发现，这个条款本身就有些逻辑混乱。既然犯罪分子应当判处死刑，那么，又何来“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呢？法院根据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判处犯罪分子死刑，这种量刑已经考虑到了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如果犯罪分子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况，那就意味着不应判处死刑。
死缓虽然也是死刑，但其威慑力，在今天看来，除了多熬两年，与“无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实质差别。刑法虽说死缓期间必须没有故意犯罪才能减为“无期徒刑”，事实上，这一量刑从诞生之初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纯粹只是一种走过场的形式。
“死缓”不但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给“不公平的司法裁判”营造了可生根发芽的空间。判处死刑本应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行为，可是，用“死缓”这种折衷的方法来分解死刑，则是在玩弄词句。“死缓”是基于“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而产生的，如今，却成了司法腐败的根源之一，这一点，决策者一定始料未及。因此，有必要取消死缓这一刑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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