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首辅申时行：成也中庸，败也中庸

万历首辅申时行：成也中庸，败也中庸

 

■无涯子

 

【载于本刊红版2009年第11期】

 

因中庸而上位 也许在张居正眼里，万历算不上是精明能干、聪慧贤德的好皇帝。可在申时行看来，万历是个10岁便明白什么叫做“责难陈善”的优秀皇子。不可否认，10岁的万历的确有着同龄孩子没有的责任感，小小年纪便知道让申时行时刻提醒他的功过是非，即使不能立威于朝堂，最起码也可以当个有担当的好男儿。 那时的申时行还在翰林院任职，是万历的老师。但在短短几年之后，他就被任命为大学士，入职文渊阁。 文渊阁是许多文臣渴望的最高殿堂。只要入阁，就可以常伴皇帝左右，有机会成为皇帝的左膀右臂，成为大明江山的总顾问，成为大殿之上的权力明星。很多文官从小小的侍从到荣膺文渊阁大学士之列，要经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努力，壮年汉到最后变成了行将入土的老朽。而申时行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年），嘉靖四十一年中状元，历任左庶子，掌翰林院事，他老练稳重，熟谙政术，张居正改革弊政时，保守派纷纷被罢官贬谪，申时行因“蕴藉不立岸异”而受知于首辅张居正。万历五年，由礼部右侍郎改为吏部左侍郎，翌年三月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不久又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此时不过40多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 1582年，万历皇帝19岁，申时行47岁。也正是这一年，张居正逝世，张四维继任首辅。可惜的是，张四维任职还不满一年，就由于父亲去世而暂时离职，次年，张四维罹患重病，难以入职，而当朝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学士，除了申时行身体康健外，其他几位都身染重病。在这般无奈的情况下，申时行正式成为当朝首辅，位极人臣。 其实，这一切看似巧合，却无不透着不可逆转的必然。申时行秉性谦和，完全没有位高权重者的不可一世，更没有横行霸道的恶习。这种性格造就了他的成功，也同样导致了他的失败。 张居正去世后留下了许多难以弥补的过失，申时行出任首辅之初，整个朝政有待治理，一些制度也需要革新。但这一切都离不开首辅与皇帝的合作，而那时的万历帝摆脱了张居正时的傀儡身份，开始用头疼、头晕、坠马受伤、心火上升、皮肤溃烂等种种理由来拒绝出席经筵。如此怠政慵懒对申时行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他曾一度很失望，发牢骚说军队没有胜仗打，农民没有粮食吃，自己这个首辅做得实在失败，还不如辞官回家。 申时行早知道首辅不好做，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来迎接这个艰难的任务。然而，当现实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些招架不住。1587年，当首辅的第四个年头，不过刚五十出头，他就不时跟皇帝递辞呈，说自己年老无用要告老还乡。尽管这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让皇帝警觉，但也隐约看出他位居首辅的疲累。 事实上，真正让申时行感到疲累的不仅仅是万历的“顽主”性格，还有类似宋朝的文官集团。 文官集团，在宋朝迎来了鼎盛时期，沉寂百年后，又在明朝中叶得到了重视。文官是一群有智慧、有学识的人，他们比武官更加懂得如何处理政治。万历年间，全国的文官已有几万人，仅在京都供职的就有千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些人直接决定着大明命运的走向。对这一点，张居正忽视了，可申时行看到了。 申时行开始在文官集团内部进行周旋，谁也不亲近，谁也不得罪，尽量保持着中正的立场。他像众多的文官一样是通过科举选拔制度进入仕途的，所以十分清楚文官的做人宗旨。他知道每个文官都有一己私欲，可同时也心怀天下。在国家和私欲面前，文官们往往选择在尽量减少对国家损害的基础上中饱私囊。至于国家损失到什么程度为底，那就因事因人而异了。当然，并非所有文官都是如此阴暗，也有部分类似海瑞的人在执著地坚守着正义。 也就是说，文官集团呈现出两种极端，一种极端认为儒家千年的道德教诲都不过是说说而已，一种则谨慎地遵循着道德所规范的轨迹走。两种极端，申时行都不敢踏入。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摒弃了道德规范的人。恰恰相反，他对道德抱以强烈的认同感，但他又不得不承认，一味忠于道德，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朝中立足的，因一再坚持道德原则而惨遭廷杖的邹元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那种状况正是申时行所不愿见到的，他想为朝廷保留几个遵循道德的文官，所以不赞成文官用这样激烈的方式去刺激皇帝，这样只会让道德在朝廷里沦丧。他太了解万历了，他知道万历把文官的直言进谏当作一种卖弄，当作其流芳百世的资本，也当作臣权对皇权的一种制约，否则张居正就不会死了还要遭到清算。所以，过分强调道德，只会破坏文官集团的安全感，触动皇帝的底线。 因此，尽管很多文官说他缺乏原则，可申时行并没有因此改变中立的做法。对他来说，保持中庸之道不仅仅是保证文官集团的和谐，更是要保证自己的下场不像张居正那样悲惨。正是这样的信念让他放心地游走在文官集团内外来处理政局。

 

中庸治政 在官场上保持中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申时行也不是想置身事外，他是想用中庸的理念让自己在首辅路上走得更久远一些，让自己的治国良策能多实行一些。不管是文官集团，还是万历皇帝，都在仔细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一不小心他就可能成为张居正第二。就算为了自保，申时行也要中庸治政。 刚刚出任首辅的第二年，申时行就已经深深感到了压力。那个时候，张居正刚被清算，很多人为了自保都在极力撇清与张居正的关系，申时行系张居正一手提拔，所以不可避免受到影响。更何况那时的万历已经19岁，摆脱张居正后，他表现出亲政的无限热情。万历豪情万丈，这自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但对于申时行来说，却是种无形的压力。他比谁都清楚，万历帝此时正在经历严重的信任危机，他对首辅的信任已经大打折扣。换句话说，申时行要小心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以防遭到万历的猜疑。这种小心必不可少，看看之前的几位首辅，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算是善始善终，其余如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的下场都令人扼腕。这些前辈用事实告诉申时行，当上首辅才是挑战的开始。 作为首辅，最主要的工作是辅佐朝政，帮助皇帝在政事上出谋划策，以及挑选能干的官员为国家效力。从理论上讲，要真正实行一项政策，皇帝除了听辅臣的话，还必须参考其他文臣的意见，而张居正却相当独断和专制，并接二连三做些开罪文人的事情。在他看来，文官就是一种政治工具，可以随意利用，但他却没有想到，在文官集团里有太多精明强干的政治人物，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丝毫不逊色于当朝首辅。在数十年的发展里，文官集团已成为一种规模，成为权力集散地，成为大明朝真正掌权的人。张居正太自我，太大意了，不知不觉间就走向了文官集团的对立面，最终导致了不得善终的结局。 申时行亲眼看着张居正被文官集团孤立，亲眼看着他被文官集团强大的舆论导向碾碎。如此触目惊心，怎能不给他以警惕？他要想全身而退，就必须学会中庸，即首辅要会调节各种不和谐，要以公正严明的态度料理政务，但是这种公正严明并非张居正般的苛刻，要有一定的弹性。也就是说，当事情出现意外的时候，首辅要适当包容文官们所犯的错误。首辅要合理利用每个文官的长处，不管是贪官还是清官，都要为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机会。说白一些，就是扬长避短，以发挥他们的长处来遮盖他们的错误。 此般中庸之道，看上去更像是向文官集团的妥协，但申时行清楚，只有跟文官保持一定的谦让，才能共处，否则只能沦为文官集团的攻击对象。 申时行已经小心翼翼了，可还是无法避免来自文官集团的挑衅和质疑，当首辅的第三年，还是有许多文官反对他的上任。这些文官在申时行与张居正的关系上咄咄逼人，他们认为张居正四子中有三子中了进士，而且还有两人供职于翰林院，这一定跟申时行有关系。申时行百口莫辩，他的确是当日殿试的主考官之一，可按照他的性格，断不会做这种落人话柄的事。 所幸的是，文官们还没有摸清万历对申时行的态度，不敢太过张扬。这种唇枪舌剑不至于动摇申时行的首辅地位。但文官们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出招来攻击申时行。他们建议取消大学士之子参加殿试的资格，将矛头直指申时行的儿子申用懋。与此同时，部分文官还上书参劾吏部尚书杨巍，说他对内阁旨意一味迎合。很明显，他们是想告诉万历，首辅大人独断专横。可这两招都没有奏效，申时行依旧“稳坐钓鱼台”。 文官们继续上书参劾跟申时行走得较近的官员，徐学谟不幸中招。徐学谟曾跟张居正交好，不久前又刚把女儿嫁给了申时行的二儿子申用嘉。他在攻击下被迫提早退休，还差点儿连累申时行一起引咎辞职。这一招生效，文官们趁热打铁，继续用高启愚来摧毁申时行的地位。 高启愚也是翰林院学士，早年间得到申时行的推荐成了皇帝的经筵主讲官，官至礼部侍郎。要知道，能够成为经筵主讲官就离首辅不远了，文官集团自然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申时行的人成为下一任首辅。于是，他们四处搜集高启愚曾经犯下的错误，再小的错误都不放过。不久，参劾高启愚的奏折出炉了，内容是高启愚在担任国子监祭酒时曾为乡试出过一道试题，名字叫“舜亦以命禹”。根据文官们的解释，这是高启愚在暗示皇位应该是能者居之，万历皇帝应该把皇位禅让给治国有功的张居正。 这一招够毒，直接戳到了万历皇帝最忌讳的地方。万历很生气，文官们很高兴。只要高启愚被定罪，申时行势必要出面为其辩护，这样便可顺势拖垮申时行。 一切如文官们所料，申时行果然出面为高启愚辩护，万历皇帝听从了参劾者的意见，命申时行离职在家等候处置，由次辅许国暂时代理首辅职务。不料许国不肯担当，并固执地为申时行辩护，结果也被停职在家。 文官集团看似已经获得了胜利，可他们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此刻的万历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了，他懂得从复杂的现象背后寻求本质，学会了从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中找到真相。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万历总算是参透了个中原委。既然这试题早在张居正时就已出现了，为何那时不提出来，偏偏在此时翻起了旧账？再把那些上本参劾的文官们纠集在一起一瞧，全都是三辅王锡爵的门生。万历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参劾者是想扳倒申时行和许国，好让王锡爵出任首辅。真相很容易被识破了，再加上王阁老并不想通过这种方式上位，一个劲儿地在万历跟前夸赞申时行，于是，参劾者们的目的就更难达到了。 高启愚风波的最后结果为：申时行和许国恢复原职；参劾的文官们部分得到嘉许，以示皇帝对文官监察机构的认可和肯定，部分受到了轻微的处罚，以示告诫；一些固执而偏激的文官，降职出京；高启愚以“出题谬妄”的罪名被剥夺文官身份，想当首辅是不再可能了。 政治风浪过去后，申时行长长地出了口气，虽然这次有惊无险，但文官集团对他的敌意已经毫不避讳地表现出来。申时行比谁都清醒，什么通过关系让张居正的儿子进入翰林院、不听风水大师的话私定墓址、“舜亦以命禹”，全都是文官集团用来对付自己的幌子，根本原因还是张居正在位时给文官集团留下了太坏的印象，以至于只要跟张居正扯上一点儿关系就会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惩罚。不管是高启愚、徐学谟，还是申时行自己，都是张居正得罪文官集团的牺牲品。 看透这些，申时行更加坚定了中庸治政的想法，只有跟文官集团友好相处，才能避免让自己站在政治风暴的中心，于是，他不但宽恕了那些参劾他的官员，还积极为一些被贬的文官寻求复职的机会。（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11期】  那么，中庸治政是否真能为申时行开辟一条畅通无阻的仕途，让他避开随时爆发的政治风暴？详文请见《百家讲坛》官网http://www.baijiajiangtan.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