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在山河破”

“国在山河破”安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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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唐天宝著名诗人杜甫《春望》诗的首句。该诗描写的是安史叛军攻陷首都长安之后的景象。国都沦陷，城池残破，虽然山河依旧，但已荆榛丛生，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一个“深”字，令人满目凄凉。北宋政治家司马光指出：“‘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温公续诗话》）         “国在山河破，城存草木灰”，则是改杜诗原句而为之。杜甫笔下的国都沦陷，城池残破，只有在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今日中国，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发展时期，当然不存在“国破山河在”的问题。然而，不存在“国破山河在”的现实，不等于不会产生“国在山河破”的危机。无论是“国破山河在”，还是“国在山河破”，都不是纯然的自然过程，而是人类活动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60多年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中，就曾自豪地宣布：“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毋庸讳言，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GDP总量而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就发展的现状和潜力而言，与印度、巴西、俄罗斯一起，在国际上，被称为“金砖四国”。然而，经济发展的成就，总不能“一俊遮百丑”。我国的发展是以巨大的资源耗费与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看看我们的身边吧，沙尘肆虐、空气污染，青山斑驳、森林枯竭，江河断流、草原沙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在山河破，城存草木灰”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仅就水污染而言，近期以来，滇池浊浪，巢湖蓝藻，东湖死鱼，沭阳断水，……警报频频，如边警烽燧。看看太湖蓝藻的可怕景象，听听沿湖群众的生存无奈，曾经的“笠泽（太湖别称——笔者注）鲈肥人脍玉，洞庭柑熟客分金”（北宋·苏舜钦《望太湖》），“今日太湖风色好，却将诗句乞鱼钩”（唐·温庭筠《寄裴生乞钓钩》），而今安在哉？！         恩格斯早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劳动在猿到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发展是硬道理是正确的，发展是第一要务也同样正确。然而，任何发展都必须立足于自然、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任何发展都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破坏自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何以在我国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内中原因是需要思考的。反复出现的现象应当在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应当在制度上找根据。从根本上或从事实上说，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中国官员头上的“乌纱”、手中的“权杖”，来自于上级的赐予，而非人民的赋予。而获得“乌纱”与“权杖”的基本条件取决于治下的“政绩”，而考核这种“政绩”的核心标准则是GDP。正因为如此，在一些地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嬗变为“以GDP为中心”，“发展是第一要务”蜕化为“政绩是第一要务”。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恶”也是历史发展动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正是出于对GDP的追求，正是出于对“政绩”的追求，从根本上说，正是出于对“乌纱”和“权杖”的追求，一些地方官员置“科学发展”于不顾（至多停留在文件中）、置社会和谐于不顾（至多停留在口头上），他们不顾我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人均资源极为贫乏、环境容量极为狭小的基本国情，近乎疯狂地、掠夺性地进行“破坏性建设”和“自杀式发展”，什么湖泊污染、鱼虾绝迹，什么江河断流、土壤沙化，……只要自己能够向上爬，哪管身后洪水滔天！正是由于这些官员的努力，“尔曹身与名俱裂”不消说了，只剩下“已废江河万古流”了。         如同环境污染，从来不限于水体污染一样，淮河大洪水、川渝泥石流，……都与环境破坏有关。正如腐败虽然“标本兼治”总是疗效不彰一样，环境保护也必须摆脱单纯的官方治理。“流域限批”是个好措施，但国家环保总局潘岳副局长却称“不敢有什么奢望”。其中自然隐含着深刻的道理。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无论贪污受贿，还是环境破坏，几乎都是权力行为造成的。权力行为的运行轨迹，不仅具有不可避免的、似乎可以理解的逐利性，而且带有很强的自闭性、互保性。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权力机关的权力自律，忽视社会公共的监督行为，是不可能取得根本效果的。毕竟，公众才是“环境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前不久，厦门市民针对PX项目，所进行的公共监督，所体现的强烈民意，不仅表现出很高的环保意识，而且体现了非常重要的公共意识和政治意识。正是有鉴于此，才可以说，只有真正建立了整个社会的公众参与机制，切实地、而不是形式地保障公民的公共参与权利，才能真正避免“国在山河破，城存草木灰”的社会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