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岁月山河·东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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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山河·东川 2010-03-24
岁月山河·东川
诞生（上）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一样，云南北部乌蒙山区的一座小城也在庆祝节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演出自创的节目《矿工青春曲》。
字幕：上世纪50年代 云南东川矿务局
1959年，云南省东川矿务局技术员张东海的妻子产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东海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两个给孩子起名叫小明。从落户到成为一家之主，张东海用了5年时间。
张东海：我见到他经常逗他，我说，小明的眼睛明又亮，长的又白又漂亮。
五年前，张东海还是东北长春地质学院的一名学生，年轻的张东海曾经幻想过未来的爱情和家庭，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孩子会降生在祖国边陲、大西南的乌蒙山里。
沿着铁路线北上，家书整整走了三个月，住在河北的爷爷和奶奶在小明百天时才得知孙子降生的消息。
沿着同一条铁路线，1954年夏天，张东海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火车走走停停，为军列让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志愿军离开朝鲜返回祖国。
50年前的东北平原寂静荒凉，车厢里却满是热情的《勘探队员之歌》，张东海和长春地质学院的100多名同学一起接受祖国分配，他们在列车上激情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地质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张东海：原来我们是在旧社会，日本的那个统治时期，这个地方也是受迫害的，国民党那个时期也是，很那什么的，感觉现在解放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家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只有国家有希望了我们自己才有希望，谁也没有想那么远，相信一天会比一天好，不存在是资本家剥削了，不是哪个打骂我们，要拿皮鞭赶着我们工作，当时为我自己工作，对不对？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主的，是为人民，以民生问题才办这些厂的。利益落实在我们人民的头上，我们自己跟自己苦，有什么感到不满意，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一种为国家建设的一种激情，看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确实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总愿意贡献一份力量。
张成银：不存在是资本家剥削了，不是哪个打骂我们，要拿皮鞭赶着我们工作，当时为我自己工作，对不对？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主的，是为人民，以民生问题才办这些厂的，利益落实在我们人民的头上，我们自己跟自己苦，有什么感到不满意，不存在这个问题。
张东海：有一种为国家建设的一种激情，看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确实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总愿意贡献一份力量。
几天前，经校党委和上级组织研究决定，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学生张东海被分配到重工业部冶金局。
得知消息，重工业部冶金局的大名让张东海兴奋的一夜未眠，他幸福地憧憬着人生未来，扑面而来的前程似乎一片光明。火车进了山海关，路过北京、离开武汉，重工业部冶金局却遥遥无期。
铁路到了尽头，换乘汽车，公路到了尽头开始步行，重工业部冶金局还是不见踪影。张东海兴奋的心情开始变的忐忑不安起来，自己的单位到底在哪里呢？
张东海：在火车上我们一直是坐硬座，那个时候那个硬座就是板凳，就是硬板凳，不像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也没有坐过卧铺，到这边以后就坐汽车，坐汽车的时候呢，每到一站就是要找旅馆，那个旅馆都是鸡毛小店，也是条件很差，也很脏。
从7月初登上离开长春的火车，直到9月张东海才到达重工业部冶金局下属的东川矿务局——这是一座位于云南乌蒙山脉深谷里的铜矿山。
张东海：我们走的时候河水都是没到脖子这个地方，男的就是抗着行李过，在马架上举起来才过得来。女的呢就是，她们是那个骑着个小毛驴，就那么扶着，引着过河，晓不得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我都认不得，我们是两个班的人，有一百多人，我们班就是五十几个人，就那么过来的。看的很原始的，很苦，看起来我们在城市里那个，还没有看到这种景象，简直是不是人呆的地方。
钟群：东川的妇女从来可能没有洗过脚，没有洗过头，那个头发就像新疆的，羊尾巴一样，光着脚，脚是这样。那个手都是像黑炭一样的，那个脸啊都是那样，只有牙齿露出来是白的，眼珠是白的。我们刚来时候睡在地下，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看，满被窝都是大粪，晚上看不见。
字幕：原东川矿务局
字幕：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
今天的东川已经是中国著名的铜矿生产基地，50年前这里是一片荒芜人烟的景象。
张东海：开始是临时房子，临时房子就是一个，把四周围着，上面用铁皮封了一下。一刮风那个石头，敲的那个铁皮叮叮当当的，一宿到晚的。那个风又大，根本睡不了觉。晚上睡冷的没有办法。
宋瑸丞：太冷了，太冷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跑到材料库，说是我太冷了，我的床铺要把它四周钉起来，钉得像个棺材一样，找个木板钉起来，也还有好处，就还做个门，还可以上把锁。
张东海：这个房子除了有个门以外没有烟筒没有窗，人就在这个黑咕隆咚的里头，就是农民住的房子，也就是三、四个平方，一家三、四个平方一点。
刚刚进入九月，东川落雪矿就飘起了雪花，落雪位于北纬26度的低纬度地区，平均海拔却高达3100多米，从九月到次年的三月这里都会被风雪覆盖，落雪也由此得名。1954年张东海正式在云南东川落雪矿报到，不久就和十几个爆破工一起调往更加艰苦的滥泥坪矿。
张东海：天天是阴天，天天是下雨，不下雨也是雾，雾里头也带雨就是那样，潮湿。到了以后想洗个澡，找水都找不到。
沈正科：不要说洗澡了，洗脸的热水都没有，我们洗脸都是靠河水洗。
宋瑸丞：我从湖南来，经常想洗澡，不能洗澡是非常，这个身上是非常不舒服。这个伙食团他们是有冷水管，我是把这个冷水管挂到门上，冬天就这样洗，多少人看热闹。他们说你看那个大学生，你看，那么冷的天他不怕冷。因为我说冷还是冷，主要是这个身上泥太多。
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后，中国东海突然爆发战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第31 大队在东海击沉国民党 “太平”号护卫舰。这是一次争夺东海制海权的战斗，战斗中解放军海军使用密集的炮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铜是制造弹壳和弹头最理想的材料，铜号称金属中的"润滑剂"，由它制造成的弹头能够顺利地从弹膛中发射，不致损坏弹膛。铜的导热性能强，弹头在发射时可以迅速降低弹膛温度，另外，铜还有很好的延展性，能够紧贴住弹膛起到气密的作用，这样铜就成现代军工中无法替代的军火原料。
东川自古号称“天南铜都”，《东川府志》记载，东川铜矿的开采在清朝时达到鼎盛，那时清政府发行的货币中，每10个铜板就有7个是东川铜铸造的。
1935年罗炳辉、何长工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云南东川时，发现东川蕴藏着丰富铜资源，解放后两位红军将领最早提议开发东川。
1953年重工业部提出“全国支持东川”的口号，要求建设铜矿山、支持国防建设。
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人向大西南的乌蒙山深处集合，千军万马奔东川。
张东海像一滴水，汇入迁移潮中。直到进入乌蒙山区，才明白自己毕业分配的地方原
来是一座大矿山。
张东海：我不愿意留在矿山，我原来是搞勘探的，但是那时一个组织需要，就给你留下了。一句话，你二话也不敢说，也不能去讲价去，就是那样的。留下来以后，我去办手续，队上研究了留你，留下建矿，那我说我还要回到，我原来的专业上去，我跟那个领导讲，领导说工作需要嘛，一句话就给你解答了，你二话你还咋个说。
原本以为分配到重工业部冶金局的张东海就这样来到了大西南的矿山，原本希望做个四海为家的勘探队员却成了矿山的建设者，失落的张东海不由想起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想起了生养自己的家。张东海不敢有丝毫怨言，和勘探队员一起合了一张影后便匆匆告别理想参加到艰苦的滥泥坪矿建设中。
张东海：我家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吃了这顿没有那顿，就是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所以我来到这儿，我吃饱了饭我什么都不想，就是知道干活，拼命的干，根本不讲代价，根本不讲待遇。当时的工人他一心想的，你做出成绩了，广播里面，当时，广播里面一宣传你，表扬你，好像是最大的荣誉。干起活来的时候，北方说是吊着膀子干，一喊吼吼的叫，吼吼的叫，就是那么一个精神。
周留恩：一双雨鞋三个人穿，三个人穿，你穿了交给我，我穿了交他，他穿了交给你，你穿了交给我，就是这样子，人闲雨鞋不闲，因为打到水了，没办法，穿布鞋穿草鞋，你根本不穿雨鞋是不行的。
宋瑸丞：像我们作业的时候，那个风动机械噪音非常大，你就是扶着那个机器，人都会睡着。
张东海：你像我们干的有时候干不动了，干不动了，他又不好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在一起，他说老张，我累不起了，我说你不要吭气，大家都在看，我说你坚持一下。他咬咬牙不还是跟着你干，就是这样干的，所以想起这些人，你怎么不心疼，多好的同志。
字幕：滥泥坪矿
50年前的滥泥坪矿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好个滥泥坪，常年刮大风，三天没有两
天晴，电灯又不亮，电话也不灵，任务完不成，看你咋逞能”，张东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工作。
张东海：眼睛一天睁不开，好像睡不醒似的，头也抬不起来，我太阳穴这个地方胀疼胀疼的，经常我就喊头疼，就是知道，山高空气稀薄，没想到自己是有这个毛病，就感到身体不适，就是这样。
当张东海来到矿山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东川的建设尽管得到了全国的支援，但一线的矿山建设者们仍然使用着原始的工具，过着简单的生活，除了要克服和大家同样的困难，从小就生长在北方平原的张东海还要克服高原带来的障碍。
张东海：要是走动一点就稍好一点，要停下来就感觉，非常疲倦的样子，要想睡又睡不着，要是不睡又没精神，就是那么一个味道，说不出来的滋味。吃呢，还可以吃下去，睡就睡的不太好，但是也可以睡，睡的，但是好像睡一觉，还是挺乏的样子，还是那么个劲头，再想睡又睡不着。
东川铜矿位于乌蒙山脉云南高原北段，是典型的垂直山地，最高峰轿子雪山和金沙江河谷落差达到3600米，从河谷到矿区不知不觉间就登上了高原。
尽管有难以克服的高原反应，张东海和他的同事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国家迫切需要建设起自己的铜矿山，来支援到国防建设。中央给东川下达的任务是两年普查、两年勘探，争取在1956年产出第一块精铜。
张东海：当时上级宣传就是这样，国家需要铜，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尽早的拿出铜来。
严洪珍：宣传，铜矿是国防建设的，制造枪炮弹药的重要材料，造大炮弹，弹壳是铜；造机枪、步枪、手枪都是铜，叫做国防建设的重要物资，要我们赶快多出铜，出好铜，一吨铜要做多少发子弹。
刘世富：毛主席曾经说过，实际上，真正解决战争的根本问题，还在于步兵，多出一吨铜，多打一些鬼子，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
然而矿山建设却是危险的职业，张东海在学校读的是勘探专业，对于矿山建设没有任何经验，一切都需要在工作中去摸索。
张东海：我们一个工人呢，就过去，走到那个溜井那里，底下，那个矿渣就缩下去了，一缩下去呢，原来它是被膨着的，一缩缩到70多米下去了，下去以后，这个人当场就死亡了。就从那个井口下去，顺着一个绳子下去，就把那个人抬上来。当时我们下去十几个人，那个周围卡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只要掉下这么大一个石头就把人给打死掉，但是幸运，非常幸运，没有打到人，就把那个人吊上来，用那个麻绳一点一点地吊上来。
李德高：吃的阳间饭，做的阴间活，早晨出去进洞子，到晚上才回来。吃的阳间饭，做的阴间活。
张东海：处理溜井，被埋在里头，溜井的闸门喷出来，把整个巷道都阻塞了，我被堵在洞子里头，当时连空气都没了。
张东海：忽一下子，来的非常凶猛，防不胜防，整个巷道忽一下子就满起来了，整个设备都打垮掉了，上面垮了下来，把我团团的埋将起来，当时头脑嗡，什么都不知道了，空气也没了，光亮也没了，光线也没了。
经过数小时的自救，张东海和他的同事终于从密封的巷道里爬了出来，重见天日的张
东海被眼前的一幕感动的险些留下泪水，山坡上的老人，让张东海再次思念起遥远的华北平原。
这一次的经历让张东海第一次对开发东川产生了动摇。
张东海对家庭有了更大的渴望，也许家庭的力量才能让他继续支撑下去。
诞生（下）
在全国支援东川的号召下，紧随张东海之后，来自祖国各地的大队人马迅速聚集到了东川，贫瘠的乌蒙山沟谷里近万人的吃饭问题一下子成了头等大事。
张东海：运的蔬菜呀，跑到这个乌龙，用马拖上点菜，那多金贵啊，吃的白菜就像吃肉一样的，那时候，那个时候还说白菜贵了，白菜不好了这个，吃的着那就好的。
沈正科：那个时候，饭票要省着吃，不然吃光了就没有，拿不着嘛，定粮食给你定死掉了，按照你的定量卖给你饭票，一个月买一次，那个饭票嘛，一个月买一次，你计划好一点。到月底还是顿顿都有一点吃，计划不好一点呢，就是说你想吃就买来吃。吃饱，你到月底，你就差个三、四天的也有，差个二、三天也有。
由于东川是国家建设的重点矿山，粮食供应还是可以保障的，但由于职工人数太多，食堂却来不及做出足够的伙食。
张东海：由于上人上的太多忙不过来，那个麦子你给它磨碎吃，不更好吗？磨不了，那个苞谷磨碎了吃不更好，也不行，就那么吃，囫囵着吃。食堂它也没有给你采取措施，直接把麦子煮煮以后给大家，用小碗直接捞给你吃，吃了以后，大家吃下以后就消化不良。
徐定龙：吃什么就屙什么，吃麦子大便解出来的也是麦子，厕所下面一大道，长出绿油油的来了。我门前就是一个厕所，那时只看见蛆全部在这拱麦子，看不到哪有点大便。
张东海：北京设计院的来了，他说，哎呦，这个麦子，怎么倒到便所里了。过了两天，他说，我也屙的是麦子。
滥泥坪矿有一支矿山护卫队，矿山的治安主要由这支矿山护卫队来负责。
东川开发时，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聚集在了一起，集体宿舍里常常发生冲突，由于矿山生产的是国家急需的军工原料，东川矿务局从最初就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张东海：有时候凶的很，拿着那个什么铁棒，什么小刀子，想动武。
张成银：当时你说那个矿山，除掉台湾省人，全国各省都有，福建人、广东人，到处的人都有。
张东海：很小的一个小个子，过去就很不礼貌，你来干什么，给我出去。我说来看看你们嘛，我说闲着没事，我来瞧瞧你们不行啊。要看哪一个啊？这个民族的习惯也不同，来了以后经常有点摩擦，有点摩擦就产生，往往是打架斗殴这种情况。
矿山隐藏着不安，秩序变的有些混乱，还不时有土匪出没，冷枪声有时也会划破夜空，可是严酷的环境更加激发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东海：山高风大机器小，男人又多，女人又少。那个时间女人少到哪个程度，就是医务室有几个，其他没有。因为都是下井的你哪里找，一个队上只有几个女人，没有年轻的还，都是有主的。年轻的都很少，像我们后来的同学们，有的搭伴来的，那也是有主的，你找不找？
徐定龙：你要排个十几个人的队，七、八排，来了一个女的，几十双眼睛是盯着的，是这种情况，感到稀奇，像那个故事说的，小老虎，说是见到女人可怕，老虎可爱。那个小老虎，那个时间喊女的就是，你看那边有个老虎，这个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就是直接就把她们喊成老虎了。
年轻的大专毕业生张东海照样找不到对象，还是父母在老家给他寻到了媳妇。
张东海：那能有什么接触，几天的时间，谈起来也是荒唐的。我呢是相信老一辈，她呢是给我们单位写了一封信，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她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成的家。那就是说她相信组织，我相信我爹。
婚后的张东海终于搬出集体宿舍，新生活即将开始，然而张东海夫妻没想到的是新房竟然是和其它夫妻共用的。那时侯矿山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矿里面无法给这些年轻夫妻提供单独的房间。
张东海：十二个平方的这种房子要住四家人，就是带家眷的，床基本上是挨着的，这个我都住过。我坐在我的床上，可以脚伸到你的床上去，就是两家人，就是自己有个蚊帐隔着，再加上矿山人也鲁一点。快开睡觉了还要开开玩笑，那个只能节制点，哪像现在那个，本来落雪那个地方，不要帐子的，不要蚊帐的，它也没有蚊子，就是遮羞。那个东西，只能是蚊帐对蚊帐，那个时候还有点粗鲁，开始了，他们那个时候喊下钻，绰号了嘛，所以就出了洋相了，出的洋相就是摸错了，不是摸错了，可能是意识的，已经有感情了，我两家在一起的话说你摸着我老婆在一起睡，就是一张布隔着。当时女的来的时候，确实个个都是扭扭捏捏的，都不愿意进去，非要劝，劝了还劝不进，不进你晚上住哪去？最后她也只好得去，因为她的任务是要孩子，没有完成，她是带着任务来住的，她不得不住，所以有这种心情她才能住。反正不管了，就像平常间说的那句话，你不怕丑，我也不怕羞了，不知道，这个只能说是天知道，这都是很可悲的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当年的建筑还矗立在矿山，只是物是人非换了主人，房间里住的还是结婚不久的新人，他们是在矿山打工的农民工。
1958年，东川矿物局下属的5个采选厂和两处大型矿山同时开工，人力一下子变的奇缺，矿物局当年再次招工12000人，全局职工数量激增到2万7千人，这次招工被形象的称为“工业抗旱”，从抗旱两个字我们能够体会到当年矿物局对人力的渴望。
严洪珍是矿务局的会计，那时侯专门负责给来东川的人报销路费。
严洪珍：分配了很多的大学生，分配来呢，总的就是集中在我们那边报帐，报完帐了以后，然后再分配到矿山去。一早上报多少人的帐，从上班队伍就排着了一直报到下班了，还有人上来等着，还要给他们报完掉，因为他们报销的时候，他拿着介绍信，介绍信上面就说着本人借了多少的路费，来这里报销，多退少补。
矿物局成立时，矿区没有一条公路，没有一栋楼房，所有物资只能依靠马帮从外地驮运进来，近3万人的衣食住行再一次成了令人困扰的大问题。
刘世富：我们干了一两个月以后，我们想跑了，我们想不干了。
雷昌萍：小萍，走了。他们喊我小萍，小萍，走了，我们不干了，我们明晚就要跑了。明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家乡大概来了二百八十多个人，招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受不了，都回去就不来了，说难听一点的。
张东海：人大代表都走了，都受不了了。
张成银：万一实在真的委屈你，你想回来也可以，但是呢，你要考虑好。回来了，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我那个时候是单身，一个寝室是四个高抬铺，上下住着八个人，我住在上层，我把灯开开以后，读这封信读了几十遍，反复的读，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我说不行，根本这几个字分析，家乡也是不景气，不能走，走了就危险了，越来越，这个队伍越散，因为条件特别差，他肚子他吃不饱，他没有力气干活，他就往回跑，甚至有的人背着行李包往家走。
和大家一样，张东海也在犹豫，千里之外的家乡再次勾起了思乡情，生活就这样在彷徨不安中艰难的流逝着。
1959年，张东海的妻子产下一个男婴，张东海的兴奋之情无以言表，生活的艰难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按照中国北方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该由爷爷来起，可张东海来不及征求父亲的意见，自作主张给儿子起名叫小明。
张东海：就感觉天亮了，那个时候呢是解放了，我们从那个时候，生活有了点保障了，所以就起了那么一个名字。
年轻的张东海当上了父亲，初为人父的张东海给远方的父母报告喜讯。从这天起，张东海一下子变了个人，矿山真正成了张东海心里的家，然而原本艰难的生活却变得更是举步履为艰了。
张东海：既高兴又感到是负担，没有人帮着这个带孩子，孩子没有去处，要照顾孩子还要工作，没有办法，小的时候就摆在家里头，把他挡起来，要哭就哭，饿了的时候来喂喂他。
张东海夫妻都是外省人，在东川举目无亲，矿山又在初建，幼儿园更是无从谈起，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这对小夫妻。
张东海：我也很少管，也管不了，也不会。北方这个习惯，好像这些都是女同志的事情，但是在这儿，这个男同志要管也管不了。你看吧，我一天一上山就回不来，那个是在井下，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小明诞生时，东川的大跃进运动还没有结束，张东海妻子虽然是家庭妇女，也得白天劳动晚上学习。
张东海：晚上学到一、两点钟，老伴背着娃娃，背着小孩昏在路上了。最后孩子哭，把那个大人哭醒了，是那样一个状况。我说那孩子滚到地下了，翻身都不会翻，哭的那个地上都哭湿了，连口水带眼泪，等到回来那个心里非常的酸楚。就是那样，孩子也哭，大人也跟着，也流眼泪，就是那么样的。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炮击金门战役，数万发炮弹倾泄在国民党守军阵地上，中国上空再次被战争的阴云笼罩。
多年以后，毛主席说：“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怕”。
中央给东川矿务局下达的任务在年年加码，矿山如同一台巨大的机器加足马力运转起来。国家迫切需要制造弹药的原料——铜。
“山路高、氧气少，养儿不用教，汤丹落雪走一遭，这句顺口溜本来是告诫父母用艰苦的环境教育子女的。但张东海却不得不把不到一岁的小明带上高原矿山，边工作边照看孩子。
张东海：他到山上以后就是脸又白嘴又青的，这个地方都发青，下来嘛这个嘴唇就有点红润，脸蛋上也有点红润。在山上就没有，是个假象，说又好了一点，又背上去，背上去，过两天又不行了，就是这样。就是缺氧，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包括自己有病我也不懂。
字幕：矿山医院旧址
随着矿山建设的展开，生活还是慢慢好了起来，矿物局针对职工大量增加，部分职工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开展“稳下来，钻进去”活动。
云南省总工会还拨款给矿山盖起了第一个正规医院——东川矿物局职工医院。
张东海：他妈妈带他在汤丹看病，汤丹有个医院，医院很简陋，但还是个医院。
儿子住进了医院，自己也分到了一间苏联式的职工宿舍，从此再不必和其他夫妻同住一个房间，一切都变的好转起来。
一封家书伴随着列车轻快的节奏飞向冀中平原的老家，信里张东海向父母报喜：滥泥坪的勘探有了重大进展、矿山盖起了大医院、自己也搬进了新房子，更重要的是小明的病情在明显好转。
就在家信寄往老家的路上时，张东海在工作岗位突然发起了高烧，不一会，调度室派人来通知张东海，小明去世的噩耗。
张东海：我在医务室打吊针，我烧到三十九度四，调度室打电话给我，她电话调度室接的，调度室通知我，后来我虽然病着我还是下来了，但是我下去，我爱人又上来，没有遇到一起，就轻易埋到那个，就那么埋了。现在那个汤丹的外科大楼背后有几棵松树那个地方，埋在那个后坡上了。
很久没有儿子的家信了，张东海的父母牵挂着远方的孙子，而千里外的张东海此时正陷在丧子之痛中无法自拔。
张东海：从一个城市到这么一个地方，环境又是那么个环境，条件又是那么个条件，又处于这么一种，无依无靠的这么一个状况，可以就是叫做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矿山还没有照相馆，孙子的模样老两口还不知道，他们凭着想象，小明一定和儿子一样结实俊气。
张东海：我告诉他们的，后来给他寄东西，我说不要寄了，人不在了。寄那个小衣服，老人缝的。
自从1954年登上南下的列车，张东海就再也没有回过母校，那个曾经让他充满理想的学校早已变的模糊不清，只留下《勘探队员之歌》在脑海中无法磨灭。
1956年8月10日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国字35号文件下达“东川建设设计任务书”，不久东川被列为“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
从1950年开始，在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里，聚集了来自全国的1500名技术骨干，两万多名工人和60多位外国专家。因民、落雪、滥泥坪、汤丹矿相继诞生。
大山深处，东川矿务局拔地而起。
慢慢的，张东海从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成长为全矿务局的高级工程师，也从一个满怀激情的青年变成了垂暮老人。
如今，70多岁的张东海回忆说，儿子当年得的应该是高原病，是大人给耽误了。
日后的岁月里，张东海和妻子又生了两个孩子，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是小明的延续。
岁月山河·东川（3）掘进（上）
像往常一样，清晨，六位年轻的矿工登上绞车，向地面深处进发，那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宝藏——铜矿。
此时，六位矿工早已是名满天下，他们对外的正式名称叫做“云南东川矿务局六人千米队”。
队长雷昌萍带领“六人千米队”穿过数公里长的巷道，熟悉的酸辣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粉尘和炸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工作面越来越近了。
铜矿岩面就矗立在不远处，又一个跟进度竞赛的工作日开始了。
意外发生在瞬间。
钻机挡住了滚下的巨大石头，石头离雷昌萍不到一米。
雷昌萍：一炮就把我给我炸下来了，当时这个眼睛的皮就掉下来了，这个眼睛就在外面，当时就是麻，看不见。
从30岁第一次触摸钻机，到58岁退休，钻机伴随了雷昌萍将近二十年。
钻机是雷昌萍全家的恩人，依靠它，雷昌萍不仅把膝下的六个子女拉扯成人，还让她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名人。
字幕：因民矿班前会
矿山是高度危险的职业，工人下井前的班前会其实就是安全会。
70年代的东川矿务局是不允许女人下井的，井下的活儿只属于男工。
1971年的雷昌萍还是东川矿务局里的一位泥瓦工，这年冬天的一天，雷昌萍擅自离开建筑工地，一个人悄悄溜到井下。
雷昌萍：我说你在井下吃些什么保健吃些什么，他说，只要你吃的起两大个包子，到十点钟就送来了。我说，吃两个包子，其它还有什么待遇，还有三角钱的津贴。我说，三角钱，还有两个包子，还有三角钱的待遇，我说我家庭有点困难，我还是要求下井，地面建筑我不想干了。
这年冬天，矿山下起一场大雪，伴随着雪花，雷昌萍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雷昌萍的丈夫虽然也在矿上工作，可两人的工资还是难以填饱三张小嘴。雷昌萍奶水不足，老三只能靠喝稀饭过活。老三的出生对雷昌萍来讲除了幸福以外更多的是忧虑。
矿山的脚下是东川市，1958年为了支持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座铜矿山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政府成立东川市，东川是当时全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也是相同面积里级别最高的城市。中央批准建立东川市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保障矿山的伙食供应。那时侯，矿上职工每个月可以有两斤肉票，但是光有票没有钱一样买不到肉，矿山工人雷昌萍一家常常几个月没肉吃。
雷昌萍：两个包子算起来三角钱，加上三角钱的保健，一天可以合六角钱，如果你不吃，这三角钱发给你，一角五一个包子，那就是六角钱。
当时云南东川的物价，5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如果能够再省下两个包子，井下打眼工每天就会有6毛钱的补助，那就是每天30个鸡蛋，雷昌萍没有读过书，但这笔经济帐还是算的清清楚楚，她决心靠这笔钱拉扯大三个孩子。
雷昌萍出生在距离东川四百多公里的文山县农村， 1958年，雷昌萍年满16岁，在喧嚣的锣鼓声中，雷昌萍也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大跃进。伴随着潮向东川矿务局的人潮，雷昌萍也加入到了国家铜矿山建设之中。
雷昌萍：讲的也是非常好，你们到东川去了，铜亮晃晃的。大家高兴的很，心里很新奇，那时候十多岁嘛。高兴的很！
1958年，东川矿务局开始全面基础建设，因民、落雪、汤丹、滥泥坪四大矿山同时动工。这一年，祖国西南边陲的乌蒙山沟谷里一下子就聚集了2万7千人。
除了操着各地口音的陌生人外，在矿山上，雷昌萍并没有看到人们告诉她的明晃晃的铜。
雷昌萍：哪里有铜？铜在哪里？他们讲在山上，我说山上哪里有，你在哄我们，亮晃晃的在哪里？他说慢慢的嘛，就能看见，你们才来，要慢慢去建设。我说，你说在山上，你骗人。说是亮晃晃的，他说，电灯嘛，电灯不是亮晃晃的，就是哄我们小娃娃嘛。
这年11月，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大喜报，喜报上说，在海拔3225米、井深306米、直径5.5米的落雪矿竖井施工中，东川矿务局掘进队创造出了月成井103.58米的全国最高纪录。东川矿务局一下子闻名全国，落雪掘进队的打眼工更是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雷昌萍：工地上这些人，你们哪个要找对象，找那些老师傅？有钱嘛，那些进洞的，每半年有一双水鞋，一个月两双手套，一个口罩，半年有一双水鞋，冬天还有棉服，发的那个服装，还有一套。
捷报频传，东川矿务局连创掘进新纪录，所有的荣誉全部给了打眼工，打眼工成了那段时期全矿务局最瞩目的工种，也是待遇最高的工种，井下打眼工的工资相当于地面上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
雷昌萍：我这个人从小的时候，也不会计较，有时候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买一些菜饭票，我不管，只要好玩儿，几个大姊妹在一起聊天，吃两个糖果玩儿，我也不会买，把一个月的工资都端掉了。
东川矿务局井下的工作面上清一色全是男工，每天，雷昌萍用羡慕的眼光目送打眼工走进深深的巷道，伴随着机器的轰鸣登上吊罐深入地下。
1971年，雷昌萍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老三的降生让雷昌萍一家的生活变更加困难，对金钱从来不会算计的雷昌萍决心成为一名打眼工，贴补家用、养活孩子。
雷昌萍：我说钟队长，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我说我要求下井去，可不可以。
钟群：一个女孩子在井下，我很不同意，建议，不是她们干的活。就像打仗一样，这个打仗是男人的事情，但凡在井下，作业、放炮这些危险事，都是男人的事情。
雷昌萍：第二次我又跟他要求，我说，你放我去吧，钟队长，我求求你，让我下井。
他说，怕你苦不动，小雷。我说，苦的动，你让我去吧。
钟群：哪有什么办法？她就一天跟你磨吧，走到哪里，就跟着你屁股后面。
几次被拒绝后，雷昌萍陷入深深的焦虑。那个年代，除了当打眼工，就再也没有其它贴补家用的出路了， 一天3毛钱的补助近在眼前，却又那么遥远。
雷昌萍：后头他就说，你明早晨来我办公室一下。我说，怎么说，钟队长，你同意我去了？你一定要去吗？你要能吃这碗饭，我就让你去。不能吃这碗饭，我就不让你去。我说，能吃。我有一定的基础。
让雷昌萍意外的是，掘进科长钟群突然改变态度站在了自己的一面。雷昌萍哪里知道，女人能干男人的活，已经成为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政治风尚，同意雷昌萍下井是矿上的书记背后决定的，铁姑娘的形象早已在全国风靡。
随着绞车深入井下，每天3毛钱的补助马上就要到来，看来家里的生活也会很快好转，雷昌萍有一种实现心愿的满足。
尽管成功的进入井下，雷昌萍却发现自己距离打眼工的路程变的更加遥远了，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拒绝雷昌萍靠近工作面，只让雷昌萍推矿车干杂活。
掘进组长黄学贵曾经当过铁道兵的下士班长，在部队就因为开路架桥个人能力突出被授予标兵称号。
黄学贵：我就说，你去推矿车吧，但是要注意安全。
雷昌萍：我说黄师傅，人家钟队长喊我来你这个组，你能接受我吗？这个人讲话有点那样，来嘛，他这么讲。我说，今天你们上班吗？他说，上的嘛。
黄学贵：我是这么说的，实话我是这么讲的，我说要注意安全。你几个女娃别嘻嘻哈哈的，如果你们再嘻嘻哈哈，我就不要你们了。后来她们就说，我们嘻嘻哈哈不影响你，反正我们注意我们的安全。这个雷昌萍就说，你会打眼，我也会打，拿来我试试。
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是一个老牌打眼工，从来没有听说过掘进面会有女人打眼，对于矿领导的决定，一线负责人黄学贵用他自己的方法进行抵制。
黄学贵：我就说，你这个老婆娘，来整什么嘛？她说，不管老婆娘不老婆娘。
雷昌萍：反正我就是来你这个组，在洞子里我净发烟给他抽，他不接。我想，女人家给人家递烟，人家又是个领导，递烟给他，他还不想接，不想接嘛，整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黄学贵：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井下吃饭的时候，喝点酒。她说，今天喝喝酒，打眼的活你交给我啦。我说，女同志不能操作这些。她说，怕啥呀，让我也试试。我说，好，我让你就行了。
黄学贵嘴上搪塞着雷昌萍，行动上却仍然坚决反对女人打眼。只能推矿车的雷昌萍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还累的半死，生活并没有因为下井有丝毫的改变。
雷昌萍：师傅这样，师傅那样，下贱的求他，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就凭我的劳动力在干。我也不喜欢低声下气的，要咋个咋个。在你面前说些什么吧，我也讲不来，我就是在领导面前我也是直来直去的，因为我身上没有这种习惯。
为了每天3毛钱的补助，为了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倔强的雷昌萍并没有灰心，她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雷昌萍：我跟别人说，我来跟你们学学这个机头。你来学这个机头干嘛，我们都不想干了，累的很，一身泥，你哪能干的长。我说，管它呢，你整一个我瞧瞧，怎么个打法，怎么开这个机头，他就开给我瞧瞧。我说，这个简单嘛，只要你有手劲拿的住这个机头，随便谁都可以打。
雷昌萍第一次举起钻机，正如她的想象，打眼并不难，更重要的是45公斤重的机头通常要由两个男工才能抱得起来，而雷昌萍竟然一个人就把它端的稳稳的，这给了雷昌萍莫大的鼓励。
黄学贵：我十二、三岁，十四岁，家里比较困难，打工去了。给人家背柴，我就可以背个五六十斤，十三、四岁。
沈正科：她是文山人，我去过她的老家，我招工的时候去过她老家。在矿上，她在工地上盖房子的时候，搅拌混凝土，一个男娃都很搅不动，她能够左手右手各夹一包水泥，一包水泥五十公斤了，能够左边夹一包，右边夹一包上架子。
雷昌萍：只要肚子吃饱了什么我都不怕，什么我都干的起，没有文化嘛，在二百二工地。领导说，想把你调来搞财务。我说，我字都不识，我只有出一些劳动力。
开动马达，粉尘迎面扑来。
浓浓的酸辣滋味迅速充满了雷昌萍的口腔，这是粉尘的味道。
东川矿务局成立初，使用打干眼技术，到了1957年开始使用湿式凿岩法，就是在钻机上加上水枪，用水来压盖住粉尘，工人们管这种方法称做“打水眼”。之后，井下采用了机械通风、配备了专职的通风防尘员和劳保用品。
但是，“打水眼”速度慢，为了赶进度，工人常常不开水枪。
雷昌萍和组长黄学贵的矛盾终于爆发，被发现偷学打眼，组长黄学贵大发雷霆，被激怒的雷昌萍提出要和组长一比高下。
雷昌萍：他在我面前说，大姐，你在干什么？我们一个老男人还不如你一个老婆娘？他这个话就伤了我了。
黄学贵：她扛过机头来，自己把它支好，今天我们两个一人打一边，这个眼怎么摆，我望着你怎么摆，我就怎么摆。那个二五机头是我的拿手，风一开，机头打起，还可以抽烟。
龙应祝：她打一边，组长打一边，就这样平起平坐的干起来了，组长还要人给他稳钎子，她不要。老娘打给你瞧，两只脚排开，一只手稳着钎子，一只手拿着机头就打了。
让所有在场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初次上阵的雷昌萍竟然战胜了老资格的打眼工黄学贵，更让人称奇的的是，黄学贵是三个人操作机器，而雷昌萍却是一个人在打眼。
黄学贵：他们几个女娃在后面说，老师傅你是男人还比不了这个女人。我说，今天算我输给她了，我说明天我再来。
雷昌萍：那个机头你要拿着，用腿来支着才能稳的住它。晚上回来，把我的腿弄的一道一道的全是青，管它青不青的，我想。
黄学贵：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上班以后我排排班，我们组上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我扛了部机头，跟她再比赛一天，看哪个凶，还是她凶，她力气好。
从那天起，雷昌萍终于当上了打眼工，而且还成了东川矿务局第一位单人操作机器的钻机手。每天3毛钱补助，外加两个保健大包子的理想似乎已经顺理成章的实现了，然而更大的梦想很快替代了最初的想法，一个新的挑战很快摆在雷昌萍面前。
掘进（上）
像往常一样，清晨，六位年轻的矿工登上绞车，向地面深处进发，那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宝藏——铜矿。
此时，六位矿工早已是名满天下，他们对外的正式名称叫做“云南东川矿务局六人千米队”。
队长雷昌萍带领“六人千米队”穿过数公里长的巷道，熟悉的酸辣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粉尘和炸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工作面越来越近了。
铜矿岩面就矗立在不远处，又一个跟进度竞赛的工作日开始了。
意外发生在瞬间。
钻机挡住了滚下的巨大石头，石头离雷昌萍不到一米。
雷昌萍：一炮就把我给我炸下来了，当时这个眼睛的皮就掉下来了，这个眼睛就在外面，当时就是麻，看不见。
从30岁第一次触摸钻机，到58岁退休，钻机伴随了雷昌萍将近二十年。
钻机是雷昌萍全家的恩人，依靠它，雷昌萍不仅把膝下的六个子女拉扯成人，还让她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名人。
字幕：因民矿班前会
矿山是高度危险的职业，工人下井前的班前会其实就是安全会。
70年代的东川矿务局是不允许女人下井的，井下的活儿只属于男工。
1971年的雷昌萍还是东川矿务局里的一位泥瓦工，这年冬天的一天，雷昌萍擅自离开建筑工地，一个人悄悄溜到井下。
雷昌萍：我说你在井下吃些什么保健吃些什么，他说，只要你吃的起两大个包子，到十点钟就送来了。我说，吃两个包子，其它还有什么待遇，还有三角钱的津贴。我说，三角钱，还有两个包子，还有三角钱的待遇，我说我家庭有点困难，我还是要求下井，地面建筑我不想干了。
这年冬天，矿山下起一场大雪，伴随着雪花，雷昌萍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雷昌萍的丈夫虽然也在矿上工作，可两人的工资还是难以填饱三张小嘴。雷昌萍奶水不足，老三只能靠喝稀饭过活。老三的出生对雷昌萍来讲除了幸福以外更多的是忧虑。
矿山的脚下是东川市，1958年为了支持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座铜矿山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政府成立东川市，东川是当时全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也是相同面积里级别最高的城市。中央批准建立东川市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保障矿山的伙食供应。那时侯，矿上职工每个月可以有两斤肉票，但是光有票没有钱一样买不到肉，矿山工人雷昌萍一家常常几个月没肉吃。
雷昌萍：两个包子算起来三角钱，加上三角钱的保健，一天可以合六角钱，如果你不吃，这三角钱发给你，一角五一个包子，那就是六角钱。
当时云南东川的物价，5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如果能够再省下两个包子，井下打眼工每天就会有6毛钱的补助，那就是每天30个鸡蛋，雷昌萍没有读过书，但这笔经济帐还是算的清清楚楚，她决心靠这笔钱拉扯大三个孩子。
雷昌萍出生在距离东川四百多公里的文山县农村， 1958年，雷昌萍年满16岁，在喧嚣的锣鼓声中，雷昌萍也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大跃进。伴随着潮向东川矿务局的人潮，雷昌萍也加入到了国家铜矿山建设之中。
雷昌萍：讲的也是非常好，你们到东川去了，铜亮晃晃的。大家高兴的很，心里很新奇，那时候十多岁嘛。高兴的很！
1958年，东川矿务局开始全面基础建设，因民、落雪、汤丹、滥泥坪四大矿山同时动工。这一年，祖国西南边陲的乌蒙山沟谷里一下子就聚集了2万7千人。
除了操着各地口音的陌生人外，在矿山上，雷昌萍并没有看到人们告诉她的明晃晃的铜。
雷昌萍：哪里有铜？铜在哪里？他们讲在山上，我说山上哪里有，你在哄我们，亮晃晃的在哪里？他说慢慢的嘛，就能看见，你们才来，要慢慢去建设。我说，你说在山上，你骗人。说是亮晃晃的，他说，电灯嘛，电灯不是亮晃晃的，就是哄我们小娃娃嘛。
这年11月，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大喜报，喜报上说，在海拔3225米、井深306米、直径5.5米的落雪矿竖井施工中，东川矿务局掘进队创造出了月成井103.58米的全国最高纪录。东川矿务局一下子闻名全国，落雪掘进队的打眼工更是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雷昌萍：工地上这些人，你们哪个要找对象，找那些老师傅？有钱嘛，那些进洞的，每半年有一双水鞋，一个月两双手套，一个口罩，半年有一双水鞋，冬天还有棉服，发的那个服装，还有一套。
捷报频传，东川矿务局连创掘进新纪录，所有的荣誉全部给了打眼工，打眼工成了那段时期全矿务局最瞩目的工种，也是待遇最高的工种，井下打眼工的工资相当于地面上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
雷昌萍：我这个人从小的时候，也不会计较，有时候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买一些菜饭票，我不管，只要好玩儿，几个大姊妹在一起聊天，吃两个糖果玩儿，我也不会买，把一个月的工资都端掉了。
东川矿务局井下的工作面上清一色全是男工，每天，雷昌萍用羡慕的眼光目送打眼工走进深深的巷道，伴随着机器的轰鸣登上吊罐深入地下。
1971年，雷昌萍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老三的降生让雷昌萍一家的生活变更加困难，对金钱从来不会算计的雷昌萍决心成为一名打眼工，贴补家用、养活孩子。
雷昌萍：我说钟队长，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我说我要求下井去，可不可以。
钟群：一个女孩子在井下，我很不同意，建议，不是她们干的活。就像打仗一样，这个打仗是男人的事情，但凡在井下，作业、放炮这些危险事，都是男人的事情。
雷昌萍：第二次我又跟他要求，我说，你放我去吧，钟队长，我求求你，让我下井。
他说，怕你苦不动，小雷。我说，苦的动，你让我去吧。
钟群：哪有什么办法？她就一天跟你磨吧，走到哪里，就跟着你屁股后面。
几次被拒绝后，雷昌萍陷入深深的焦虑。那个年代，除了当打眼工，就再也没有其它贴补家用的出路了， 一天3毛钱的补助近在眼前，却又那么遥远。
雷昌萍：后头他就说，你明早晨来我办公室一下。我说，怎么说，钟队长，你同意我去了？你一定要去吗？你要能吃这碗饭，我就让你去。不能吃这碗饭，我就不让你去。我说，能吃。我有一定的基础。
让雷昌萍意外的是，掘进科长钟群突然改变态度站在了自己的一面。雷昌萍哪里知道，女人能干男人的活，已经成为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政治风尚，同意雷昌萍下井是矿上的书记背后决定的，铁姑娘的形象早已在全国风靡。
随着绞车深入井下，每天3毛钱的补助马上就要到来，看来家里的生活也会很快好转，雷昌萍有一种实现心愿的满足。
尽管成功的进入井下，雷昌萍却发现自己距离打眼工的路程变的更加遥远了，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拒绝雷昌萍靠近工作面，只让雷昌萍推矿车干杂活。
掘进组长黄学贵曾经当过铁道兵的下士班长，在部队就因为开路架桥个人能力突出被授予标兵称号。
黄学贵：我就说，你去推矿车吧，但是要注意安全。
雷昌萍：我说黄师傅，人家钟队长喊我来你这个组，你能接受我吗？这个人讲话有点那样，来嘛，他这么讲。我说，今天你们上班吗？他说，上的嘛。
黄学贵：我是这么说的，实话我是这么讲的，我说要注意安全。你几个女娃别嘻嘻哈哈的，如果你们再嘻嘻哈哈，我就不要你们了。后来她们就说，我们嘻嘻哈哈不影响你，反正我们注意我们的安全。这个雷昌萍就说，你会打眼，我也会打，拿来我试试。
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是一个老牌打眼工，从来没有听说过掘进面会有女人打眼，对于矿领导的决定，一线负责人黄学贵用他自己的方法进行抵制。
黄学贵：我就说，你这个老婆娘，来整什么嘛？她说，不管老婆娘不老婆娘。
雷昌萍：反正我就是来你这个组，在洞子里我净发烟给他抽，他不接。我想，女人家给人家递烟，人家又是个领导，递烟给他，他还不想接，不想接嘛，整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黄学贵：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井下吃饭的时候，喝点酒。她说，今天喝喝酒，打眼的活你交给我啦。我说，女同志不能操作这些。她说，怕啥呀，让我也试试。我说，好，我让你就行了。
黄学贵嘴上搪塞着雷昌萍，行动上却仍然坚决反对女人打眼。只能推矿车的雷昌萍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还累的半死，生活并没有因为下井有丝毫的改变。
雷昌萍：师傅这样，师傅那样，下贱的求他，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就凭我的劳动力在干。我也不喜欢低声下气的，要咋个咋个。在你面前说些什么吧，我也讲不来，我就是在领导面前我也是直来直去的，因为我身上没有这种习惯。
为了每天3毛钱的补助，为了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倔强的雷昌萍并没有灰心，她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雷昌萍：我跟别人说，我来跟你们学学这个机头。你来学这个机头干嘛，我们都不想干了，累的很，一身泥，你哪能干的长。我说，管它呢，你整一个我瞧瞧，怎么个打法，怎么开这个机头，他就开给我瞧瞧。我说，这个简单嘛，只要你有手劲拿的住这个机头，随便谁都可以打。
雷昌萍第一次举起钻机，正如她的想象，打眼并不难，更重要的是45公斤重的机头通常要由两个男工才能抱得起来，而雷昌萍竟然一个人就把它端的稳稳的，这给了雷昌萍莫大的鼓励。
黄学贵：我十二、三岁，十四岁，家里比较困难，打工去了。给人家背柴，我就可以背个五六十斤，十三、四岁。
沈正科：她是文山人，我去过她的老家，我招工的时候去过她老家。在矿上，她在工地上盖房子的时候，搅拌混凝土，一个男娃都很搅不动，她能够左手右手各夹一包水泥，一包水泥五十公斤了，能够左边夹一包，右边夹一包上架子。
雷昌萍：只要肚子吃饱了什么我都不怕，什么我都干的起，没有文化嘛，在二百二工地。领导说，想把你调来搞财务。我说，我字都不识，我只有出一些劳动力。
开动马达，粉尘迎面扑来。
浓浓的酸辣滋味迅速充满了雷昌萍的口腔，这是粉尘的味道。
东川矿务局成立初，使用打干眼技术，到了1957年开始使用湿式凿岩法，就是在钻机上加上水枪，用水来压盖住粉尘，工人们管这种方法称做“打水眼”。之后，井下采用了机械通风、配备了专职的通风防尘员和劳保用品。
但是，“打水眼”速度慢，为了赶进度，工人常常不开水枪。
雷昌萍和组长黄学贵的矛盾终于爆发，被发现偷学打眼，组长黄学贵大发雷霆，被激怒的雷昌萍提出要和组长一比高下。
雷昌萍：他在我面前说，大姐，你在干什么？我们一个老男人还不如你一个老婆娘？他这个话就伤了我了。
黄学贵：她扛过机头来，自己把它支好，今天我们两个一人打一边，这个眼怎么摆，我望着你怎么摆，我就怎么摆。那个二五机头是我的拿手，风一开，机头打起，还可以抽烟。
龙应祝：她打一边，组长打一边，就这样平起平坐的干起来了，组长还要人给他稳钎子，她不要。老娘打给你瞧，两只脚排开，一只手稳着钎子，一只手拿着机头就打了。
让所有在场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初次上阵的雷昌萍竟然战胜了老资格的打眼工黄学贵，更让人称奇的的是，黄学贵是三个人操作机器，而雷昌萍却是一个人在打眼。
黄学贵：他们几个女娃在后面说，老师傅你是男人还比不了这个女人。我说，今天算我输给她了，我说明天我再来。
雷昌萍：那个机头你要拿着，用腿来支着才能稳的住它。晚上回来，把我的腿弄的一道一道的全是青，管它青不青的，我想。
黄学贵：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上班以后我排排班，我们组上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我扛了部机头，跟她再比赛一天，看哪个凶，还是她凶，她力气好。
从那天起，雷昌萍终于当上了打眼工，而且还成了东川矿务局第一位单人操作机器的钻机手。每天3毛钱补助，外加两个保健大包子的理想似乎已经顺理成章的实现了，然而更大的梦想很快替代了最初的想法，一个新的挑战很快摆在雷昌萍面前。
掘进（下）
四十多年前，中国西南边陲的东川和全国一样也席卷在“文革”的旋涡中，1968年东川矿务局全年生产精铜只有109.6吨，创历史最低，到了停产边缘。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东川矿务局是三线建设项目，派系斗争不能影响生产。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矿务局掀起 “千米会战”运动，“千米会战”是掘进队之间的较量，比赛的地点定在了落雪矿。
落雪矿于1953年建立，产量常年在矿务局名列第一名，号称四大矿山里的老大。这里海拔3100米，山体复杂，地下水多，是掘进的硬骨头。
雷昌萍：我也要参加这个会战。他说，你不能去，你娃娃小，照顾娃娃，打天井你不能去。我能去的，我说我要去。
此时的雷昌萍已经成长成了一名熟练的打眼工，她从刚下井的2级工很快升为5级工，拮据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慢慢好转起来。
雷昌萍：搞这些会战我就喜欢参加，喜欢争一种光荣。
“千米会战”拉开大幕，矿务局四大矿山全部派出了代表队。
落雪矿代表队的名字叫“八人千米队”，“八人千米队”就是指由八个人组成一个小队，小队一年的掘进目标是1000米，这在当时是一个简直无法超越的的成绩，除了令人生畏的掘进速度外，“八人千米队”更是占尽了主场优势。
雷昌萍：高书记来和我们联系了，他说，你老两个可不可以组织几个人成立一个组，成立一个六人组，跟八人千米组来竞赛，坑总支书记提倡我们说落雪有个八人千米组，想跟你们挑战。你们因民矿还没有六人千米组，落雪是八人千米组，你们组织一个六人千米组，跟他们应战。回来以，我们老两个商量要不要成立这种，领导说是成立就成立吧，丈夫就说完全可以成立，他们八人千米组，我们六人千米组还打不赢他，来整一个出来瞧瞧。
龙应祝：经过坑总支研究以后同意我们成立六人千米组，找几个情投意合的，劳动力比较强的同志，组成一个六人千米组，约好六个人就来成立了，大家一选，就选她当组长，我附带着帮下忙。
这是“六人千米掘进队”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每个人都露出灿烂的笑容，走在中间的打眼工叫胡发财，他是六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胡发财：它的经济还是说，不是说高的很，它是才五块钱一米，是这种情况，由于家庭有一点困难，再加上又是一个先进队组，我就报名去了。
“六人千米掘进队”成立后，雷昌萍和她的队员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准备和全矿务局最强的王牌掘进队——落雪掘进队比试较量一番。
落雪的“八人千米队”既是雷昌萍的榜样也是雷昌萍超越的目标，雷昌萍带领的“六人千米队”和落雪“八人千米队”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雷昌萍：休息一会儿，打打眼，两个在一起聊聊天，又开始干。二十多个小时就在洞子里面熬。
许定龙：我还没想到你那么一个个子，会拿的动那么重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力气拿的来。她跟我讲，书记，我就是靠这碗酒。她又吃烟又喝酒的，本来在井下，应该是不允许喝酒的。她是要带着酒下去的，打一些干眼，要喝一些酒。
黄学贵：我都闻到她的酒气。我说你今天又喝酒来了。她说，不喝酒这个机头我扛得动啊？
龙应祝：这个机头有四十五公斤的，有三十公斤的，有二十五公斤的，重磅的就是四十五公斤的。她一个人单人单机都能操作下来。
许定龙：她打了一大碗，像喝凉水一样喝下去，拿汗帕一擦。当时我就说，不得了你这个人。我说难道你力气就是在这碗酒里？她说，真的，我只要不喝酒我就整不成。
龙应祝：他在他的落雪矿，我在我的因民矿。有报表，天天登记。
“六人千米掘进队”在成立的第三年终于超过落雪“八人千米队”，全年完成进尺1547米，创下全国冶金矿山掘进队的新记录。战胜“八人千米掘进队”后，雷昌萍带领的“六人千米掘进队”四次夺得全国冶金矿山掘进队组劳动竞赛流动红旗，按照冶金部颁布的标准，全组六年完成十二年半的工作，雷昌萍也成了全国模范。
胡发财：雷昌萍可以说是不讲什么技术的，也不讲什么改革方面的事情。当时一个小营头，就可以放二三十公斤炸药，现在这一套就吃不开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不计算成本。她完不成任务连班作业，上白班要到夜里十二点才出来，基本上一天都要延两个班。有时候任务紧，看到任务要完不成要延到天亮。她这种就认为自己是硬干硬拼，硬干硬拼，但是你是亏损的。在那个时候认为你是先进，就是以前毛泽东，毛主席树立大家的一面旗帜，是这个道理。
除了得到荣誉，打眼工还有很现实的物质奖励，东川矿务局规定，每完成一米的掘进，打眼工就能有五块六毛三的奖金，年轻的胡发财一个人一个月就能完成进尺四百米，每月除了工资还有两千元的收入。为了抢进度，井下的工人有时会关掉水枪违章操作，酸辣的粉尘味道瞬间充满巷道。
周留恩：打干眼的时候，这个粉尘到处是雾蒙蒙的，身上的衣服出来都是灰灰。像我看你这么个距离，我看你我看不清楚，就是灰蒙蒙，灰蒙蒙的，就看人灰蒙蒙的。只要隔个两、三米就根本看不清，就是这样。你从那个坑道里边出来，根本就不像人。
钟群：东川有一句叫土话，叫山毛驴，是什么意思呢？叫狼，就像个大灰狼一样。人一出来，喉咙干，就觉得干呼呼的，咽口水难咽了，吐出来的口痰，擤出来的鼻子，几乎没有哪个是清的，都是落的粉尘多。这个眼睛，下巴也是，粉尘腌的眼睛水红水红。
胡发财：首先就是说觉得呛。如果是觉得时间一长，就觉得噎着气，是这种味道，如果你再不注意就会呛翻倒。
“六人千米掘进队”中年纪最轻、干活最快的主力队员胡发财突然开始感到力不从心起来。经过诊断，胡发财得的是矽肺病。
胡发财：上坡就觉得这里，要整个一二十来公斤背着爬坡就不行了，就感觉这里是胀绷绷的疼，晚上睡觉，大面积这里也睡不得。
胡发财的父亲就是因为硅肺病去世的。父亲是一个老打眼工，安葬完父亲，胡发财接班进了矿井。
胡发财：我工作了以后，他七九年是二月份，他最后就是咳了一碗血就死掉了。
沈正科：死的最快的是哪一个呢？是翻营头的那个。矽肺病，喘气、喘，然后疼，疼的耐不住。他一次打一针杜冷丁下来，管几个小时，严重点一天要打两次。
刘世富：正常人的肺是红的或是紫红的，他的肺是黑的，就像撒上了一把米，撒上了一把麦子，撒上一把菜子，肺上全是点点，吃进去的矿石灰灰，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的，都附在肺的器官上了，呼吸很难很难，所以这个矽肺病，科学也医不好。
胡发财：确实受罪，所以像我这个人一生太老实，要是总结老辈人那种情况，自己就不会上这种当了。
矿里的领导把胡发财调离掘进队，把他安排在医院疗养，“东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硅肺病门诊所”是专门为矽肺病患者开办的，在这所医院里，病人可以得到全面的治疗。
从医院的后门离开，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两公里外有一片坟地，那些无法战胜病魔的人们就长眠在那里。
东川是一个古老的矿山，解放前人们把矿井开采叫做“打槽子”，也叫“打硐”，旧社会砂丁“打硐”使用的工具是锤和钎，矿井里的粉尘并不多。50年代矿井开始使用机械化工具，并产生的大量粉尘，矽肺病才在矿山大量出现。
胡发财：看到别人生病自己也会病，看到别人老立不动，自己也会老，有这种认为，你就可能想的通了，你若是看到别人生病，别人死亡，你自己心里就难过，对自己不利。
胡发财子承父业，也继承了父亲的不幸。为了胡发财的健康，领导让他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在医院里安心治疗。
新纪录不断被“六人千米队”刷新，雷昌萍慢慢的开始有了“矿山花木兰”的称号。
凭借手里的钻机，一系列的荣誉戴到这位来自云南农村的女矿工头上，雷昌萍甚至被邀请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
雷昌萍：我说像坐汽车一样，伸头出去也不可以.那么小一个舱，我看看底下，过湖南那边看看黄河那些，看看那个水、房子，洋房都是一小点。我说你们看看这些房子，怎么一小点。他们说，在飞机上，那么高，看的就是那么小点。
她的工资是
跟我们的矿长是一样的
连升几级 连升几级
个人特别突出
爬这个长城
我就说 这个长城怎么爬不通
一下我就要把它爬通
他们说你怎么能走通
通在哪个省 哪个省
还照相 照了很多
他们说爬不通
你使那么大劲爬
我说我要把它爬通
爬不通 哪爬的通
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登上了长城，雷昌萍脑子里一片空白；领导的嘱咐和指示也没记住；因为不识字，从北京带回来的材料也不知道什么内容。
然而雷昌萍在北京拍摄的照片却成了“六人千米掘进队”最大的精神动力，也成了东川市和东川矿务局的骄傲。
雷昌萍：带着什么回来？我就带了四张照片，我就拿来了，省工会一张，矿务局工会一张，就那三张，也不会多洗，也不懂什么。
当上了劳模，雷昌萍回到矿上仍然拿起钻机，她还是一名打眼工。荣誉接踵而来，雷昌萍和“六人千米掘进队”登上荣誉的顶峰，然而，一场灾难却悄悄地降临了。
雷昌萍：我刚刚睡觉，丈夫还在喝酒，突然一个大炸雷打了，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大卡车过路一样的就来了，就把我的床，这个大石头就顶了来，就把我顶翻在墙上了，那么大一大包石头，把我们的床都拱抬起来了。
《东川府志》记载，东川原本是一片森林茂密的地方，唐朝的时候，东川开始砍伐森林烧炭炼铜，当时每炼出一吨铜需要十吨的木炭，东川逐渐变成了一片秃山，使得这里成为泥石流的高发地区。
雷昌萍：突然就是天就下雨了，下雨就是暴雨，雨下的特别大，雷响的特别厉害。雨下的很猛，下了我就醒了，那个浪，最高的地方可能是二十多米，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房子大的石头都有本事冲了下来，房子大的石头，几十吨的石头都冲的下来，一来的话，铺天盖地的相当吓人。阴风惨惨的，又停电，又断电，农村的迷信，就是龙来了，那种响法，那个冲击波很厉害，所有的凳子全部都堆在，大概八百多个凳子堆了一堆，全部从下面拔起来，堆起来。穿不稳裤子的，衣服穿不稳的，有好多是衣服裤子没穿，那次残酷的不得了，全部的衣服给你裹走了，裹走了就找不着了，看着画面不太文明，翻过来布裹上，也有一点悲惨。他走过去开门去了，他有一个小儿子，六岁的小娃娃，小娃娃拉他的衣服后面，他手抓着门 站着的，死的时候也是站着的。那种场景，我们亲自为他刨的，遍地都是羊，死羊、死猪、死人，就这么个残局。
雷昌萍所在的因民矿坐落在东川最北部的陡峭狭长的山谷里，“座座山头走蛟龙，处处沟谷吹喇叭”是每年雨季这里的景象。
雷昌萍靠着手中的一把钻机挣来的家，就这样在一场泥石流中瞬间消失了，万幸的是，雷昌萍的子女们没有一个发生意外。
1986年夏日清晨，矿井里的阴冷空气驱散了高原的炎热。每天都是考验，“六人千米掘进队”又一次开始了追赶进度的一天。
连续掘进20个小时后，终于完成掘进目标，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
也许是太累了，雷昌萍突然被运输矿石的电耙卷了进去。
雷昌萍：听见骨头响了，响了一下，灯也全部熄了，我就吸在了电耙上，脚也断了。
许定龙：她到医院缝针，我扶着她，她叫的厉害的很。
雷昌萍：坑长在半边扶着我，我都晕过去了。
经过抢救，雷昌萍活了过来，因民矿领导把雷昌萍从井下调离，从此雷昌萍离开了打眼的工作岗位。
根据东川矿务局档案记载：经过大规模的铜矿开采东川成了金沙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水土流失的面积达到全部面积的58%。
五十年中，东川矿务局累计为国家出产48万吨的精铜，创造出了55亿元的财富。
胡发财早早的离开工作岗位，一年四季只能住在医院里，散步就算是剧烈运动了。
雷昌萍在因民矿工作到了1990年，退休后褪去了头顶上的光芒，和丈夫一起开过饭馆、养过猪、做过豆腐、卖过凉粉，回顾人生，雷昌萍觉得最值得珍惜的就是那些达到的荣誉。
如今雷昌萍经营着一家泡菜作坊。雷昌萍腌制的泡菜远近闻名，一天能卖出200公斤。传说她的泡菜甚至还远销到了东南亚。雷昌萍说，泡菜好吃，秘诀在汤里。
调动（上）
直到今天，当陈英回忆起第一次来到汤丹镇时的情景，仍然能够体会到那种局促、自卑和羡慕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1972年，陈英的父亲把工作从乡下调到了汤丹镇，从此成了镇上的国家干部，陈英一家也随即变成了汤丹镇的居民。这一年，陈英7岁，哥哥陈敏12岁。
陈英：当时给我的印象我就觉得汤丹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它几大矿山，因民矿、滥泥坪矿、落雪矿，有个大事小务都汇集在汤丹，就相当于汤丹是矿务局的首府。
陈敏：矿山这一块，很刺激的东西太多了，一开始，刺激的是矿洞、电机车、索道、选矿那种皮带运输机，觉得太神圣了。我们所有邻居的，他们的家庭，父母都是矿山系统的，他们比我们有优越感。
同一年，余国辉一家也从乡下搬到了汤丹镇，住在了陈英家的隔壁，余国辉和陈英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到汤丹，不同的是，余国辉的父亲是一名矿山上的汽车司机。
一条街里的两家人的生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东川几十年的生活流变。
俞国辉：当时的农村就是一个土地方，那么来到这个矿山，始终觉得整个矿山的这种气势。现在呢说气势，那个时候，孩提那时候，只能说是一种印象中，很新鲜，觉得很干净，很清爽。比起农村来说就应该说是，在这个内心就有很大的变化，每个单位的大门上，奇灯异彩，红旗招展，才进那个学校，应该说是还有一种胆怯内心，应该说是又好奇又胆怯，就是那种，一开始的时候跟同学还很不敢接触，那种心理现在都深深记得。
汤丹矿是东川矿务局四大矿山的中心矿，汤丹镇是矿务局的局机关驻地、 “天黄黄，地黄黄，黄水里飞出金凤凰”，汤丹就是这只“金凤凰”，有时人们也会把它称作“小昆明”。
自从来到了汤丹，矿山就在这些乡下少年的心里扎下了根，只不过陈家兄妹是镇上的孩子，余国辉是矿务局的子弟。
七十年代的矿务局一般每年都会有一次招工，矿务局的招工并不是面向全社会，只有本单位的职工子弟才有资格参加。
陈敏：从我们的心里就没有想到，矿山工人艰辛、危险，就是觉得有一种崇高的概念在里头。上班坐着电机车进去，大水鞋一穿，水衣、水裤、工作服、棉衣，全部都是属于国家发。坐电机车一进去，然后，今天的工作干完，电机车坐着出来。当时的电机车，从我们这种角度，连火车都没有见过，认为那种电机车是相当不得了的东西。矿山上就是热火朝天，他们是井下工作的，他们是三班倒嘛，用电机车。工人们上班带着安全帽，挎在肩膀上，穿着大水鞋，戴着手套，有一些还戴着防护眼镜，很羡慕。开洞子的那一块，在我内心当中觉得很风光的那种味道。
刘世富：在整个东川我们矿山的工资是最高的，相当于一般的工人，就像我们这种工资的嘛，当时，在我们拿五十多块的时候，等于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那个时候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也就是五十来块钱。井下一个基本工资，比如说下井就是四级，一下井就是四级，放宽就是五级，再涨就是六级，六级就是八十八块三角三。那地方上才是四、五十块钱，发多干部，发多就是四十五块钱。像我父亲那种，工资也在三十多块，到四十块的工资，但是人家的工资拿到六、七十，七、八十块的工资。
汤丹有一座露天铜矿，那时的汤丹矿山，炮声一响，农民就会背着竹篓来抢矿石。运矿车后面，常常跟着一群农民，等着掉下来的石头。那时的一筐矿石能卖200元，比东川市里的领导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很多。
李德高：保安堵也堵不住，反正就要来抢，在洞子里面炮一响，他也要来抢。从汤丹我们镇政府的上面拉矿，每天不停的，我们喊的大黄车，以前我们形容就喊大黄车，反正一夜拉到亮，反正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个东西是分不清楚了，有时候，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反正国家炮一响，大炮一响，黄金万辆，都来抢。
陈英的父亲是汤丹镇办事处干部，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就连亲戚也没有一个是矿上的，矿务局的招工自然轮不到陈英一家。
刘世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子女可以顶替，有这个优越性，所以很留恋矿上，地方系统很烦，读不上大学，读不上中专，就分不了工作。矿山系统呢就是，比如说我退休了，我退休了，我一退掉，我儿子就可以顶替我，我媳妇退掉，我姑娘就顶替。顶替在这里是最大的吸引力。地方系统是靠自己的，矿务局的职工子女，初中一毕业或者高中一毕业，还没就业之前 ，他就到他本单位的劳服公司待业，以前喊待业队。等到每年招工的时候，一招工他就走了。原来就是在学习成绩这些都很不重视，很不提倡你学习成绩，只是觉得是一种过渡，想着最崇高的就是把物质生活搞好，找个好一点的工作，自己很向往很崇拜的那种工作找一个。
五年前，陈英的父亲把工作调到了汤丹镇，成为一名镇上的国家干部，五年后，父亲又一次谋划着调动，这次的目标是矿务局。成了矿务局的人，不仅自己的工资能够增加，子女招工自然也不成问题。
父亲又一次行动起来。
陈敏：我就是记得，当时我父亲跟我母亲，有时候在饭桌上，或者晚上，坐着聊天的时候就会讲起他调工作的事情，当时最想活动的就想调过去，调过去以后，解决我哥哥的就业问题。他说我们的娃娃没有职业，矿务局也去不成，进矿务局最好，挣得着钱，对这个家庭也好嘛。当时就说是，他一过去了，第一步我的问题解决。
陈英：我在我们家几姊妹当中是身体最单，以后就业是最难的。我父亲就讲了，像我身体又差，我小时候天天贫血、头昏，我爸爸就讲了说是。你看像她这种嘛，在地方系统根本工作不掉，还是要想办法调过去，调过去以后，我可以沾矿务局政策的光。
七十年代的东川矿务局，大约有两万名职工，东川市以及东川下属的很多乡镇都是为这些矿山职工的生活服务的，陈英的父亲作为镇上的干部从事的工作更多的是辅助矿山生产，父亲决心让自己也成为矿山中的一员。
东川矿务局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本标有“秘密”字样的铅印图书，图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矿山的文字，“矿投资11.22万元建成了水泥块公路，公路两旁的住房一条曲线式的依山而排，住房犹如两条巨龙齐头并进，中间夹着一段白练似的公路。难怪工人们风趣的说这段公路是华沙一条街。从中心区到一坑住宅区，总共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坑食堂、丰盛小吃、淑祥小吃、回族小吃和回族食堂，职工在伙食上的生活大有好转。”
陈家兄妹和俞国辉两家虽然是邻居，但由于各自父亲的工作岗位不同，两家的生活也拉开了距离。
陈英：我们当时就是说，一家六口人靠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们必须自己盼着，当时喊叫自留地，盼点菜，来再填补维持生活。你说逢年过节差个十多天，他们的肉就买回来，摆着了，反正拿一个大铜盆装着，像我们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看见了。他们矿工每天回来以后能在餐馆吃点红烧肉。早上呢，吃早餐的时候，能到食堂吃到饼，煮点面条米线吃。但是我们农村这一块，根本什么叫早点的话，应该说，还是很不知道的，一日两餐，不是一日三餐。我最记得他们宿舍里面到处都是罐头，红烧肉罐头、鱼罐头，那会儿还没有午餐肉罐头，就是红烧肉罐头，鱼罐头，那个压缩饼干，印象当中好像就是那么一小桶，一块一块，薄薄的，就觉得好新奇呀。有时候忍不住就会去跟别人要，他们就会提前，把这个带鱼买回来，把带鱼上面那个粉粉洗干净，洗干净就在外面挂着，挂成干的。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挺羡慕他们的。其他朋友，那些父亲的朋友到家里头，同样也会带着小孩来，那个时候家里的带鱼，洗了，晾好它，来了炸一点。酱油，蒜苗烩一下，自己吃着也好吃，看着其他人吃，更好吃那种感觉，也是一种当时招待，相当高档的一种招待了，应该算是。
7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裕，可口的食物常常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一种矿山特有的食品在孩子们的眼里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陈英：它那个肉它根本不放什么佐料，放葱，放什么，全部是一坨肉在里面，它里面就是肉，就是有这么大，肉就剁成，我们现在喊的末肉，就包在里面，它可能就是放一小点盐，那几年可能也不存在味精，就是放一点酱油在里面拌拌，拿个小手巾包着拎出来以后，好像是最时尚的了。当时做的相当大，又白，白面还好。如果说我们吃的话，那个时候还很小，可能一个就吃的很撑。
这就是儿时记忆中的美食，一种专门给井下加班的矿工们特意制作的大馅包子，矿山上的人们把它叫做“保健包子”，一个保健包子足有半斤重，而且馅大皮薄，是矿山独有的食品，只有井下的工人才能够享受的到。
俞国辉：井下工人，就是井下一线，打眼、放炮、打掘进的那些才能享受这个，其它辅助工种都不能享受，应该是能搞到手的，我的父亲能带来。当时就觉得心里就觉得父亲太伟大了，有这种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陈英：送保健包子的那些矿山工人，背着大保健包子去送，像他们遇到我们了，我们会问他，叫叔叔，你们的包子卖不卖？他说，我们的包子不卖，要有票，我们说我们没有票。哎呀，送你一个吧，就给我们一个，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矿务局的条件太优越了。那些朋友都会给一些回来，觉得那个时候，孩子那时候，应该说小学的时候，太幸福了，中间是一坨肉，外面包那么大个包子。
由于父亲是矿上的司机，俞国辉常常可以得到这种只有一线工人才能享用的“保健包子”，通过给同学发“保健包子”，农村来的矿山子弟俞国辉逐渐找到了自信，可是邻居陈英却没有那样的好运气，陈英就读一所矿务局下属的学校，身边的同学大多是矿山子弟，这让来自地方家庭的陈英常常能品尝到自卑的味道。
陈英：我们基本没有玩具，我们女娃娃一天跳橡皮筋，抓石头，打沙包，当时他们就有拿着卡车，小娃娃那个小卡车，然后是手动的小枪，那个他们就能买的起了，我们没钱买不起这些。刚开始吃泡泡糖，当时比较新奇，老是觉得怎么这个泡泡，怎么会吹得出来，但是我们又没有钱去买。当时就想，自己就想办法，在家里边拿面来稀释，黏啊，不是到最后，不是有一小点点黏的嘛，就拿到嘴里面去吹，嚼啊，但是嚼半天都吹不出来。当时就是觉得很羡慕他们，就是有这个条件可以去买嘛。我最记得，原先我家隔壁住的那家，有一个收音机，天天放收音机。我们羡慕他们，早上七点钟也放，晚上也放，但是作为我们这种家庭，就没有这种条件，就只能一家人，拢一拢火，就围着桌子，好像凡是新奇的东西他们都可以，提前就可以享受得到了。我们好像就没有这个条件。凡玩的东西就说是，你像玩具，还有就是头上的小饰物这些，基本上我们在那时候根本就不敢想的。
为了能让子女们过上和矿务局的孩子相同的生活，更为了下一代的前途，父亲的调动正式开始了。陈英的父亲以前当过兵，他最先想到的是那些早年的战友。
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办事情还不兴送礼，父亲联络感情的办法是传统的请客吃饭。
陈英：他可能前前后后请过四、五个人。在家里面做，当时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个月有十斤肉，一个人，按人口供应。当时每个月，像肉票买了以后，副食品票买了以后，买了东西随便炒点菜，喊两个人来坐坐，就是在炊事方面，我也没有工作，我老公的工资才有五十多块钱，我们家比较困难。就是说到处都找人帮忙了，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你也不可能吃到什么，请来吃顿饭，大家老朋友坐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把这个问题顺便说说，你想办法，我想办法，解决一下子女方面的问题。
家住隔壁的俞国辉，他的父亲也同样面临工作调动。俞国辉的父亲是矿务局开大卡车的司机，等待他的是一份更加轻松的工作。
俞国辉：我父亲，当时市里面领导看重，要调他下来开小车了。他当时开的是捷克的那个，泰脱拉，四个轮子的，非常大，非常吃力，又脏，那种车就是那个柴油车，非常脏，非常辛苦。在我的印象里，但是他就坚决不来，比如说你瞧重我，只调我一个，喊你调动工作，矿上定了政策，要走就走，全家走，房子退出来，工资不能带，你想走就走，原来分工或者说是这个部队转业想进矿务局是很难的，只有进不了矿务局的才回到东川市里面来。
东川矿务局建于1952年，是国家一五期间苏联援华的156个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经过20多年的勘探开发，东川矿务局已经建设成为全国大型铜矿山，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就像当时中国其它地方的部队大院、部委大院一样。
东川矿物局处在乌蒙山脉云南高原北部山脉的高山峡谷间，矿区和金沙江只相距几公里，高差却达到千余米，民间有“隔沟喊的应，见面走一天”的说法。在这样偏远闭塞的深山里，每一个矿都建起了商店、粮店、电影院、篮球场、银行等等，用工人的话来讲，就是“除了没有火葬场，北京有的这里都有”。
俞国辉：他们那栋办公大楼盖的非常漂亮 那个时候，95年好像是，我记得当时东川市还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把这栋楼盖到新村来增加城市这个，起码的这个，为这个城市增添点色彩，但是他们都觉得不盖，就是要盖在它上面。当时矿务局的人，我觉得他们人才辈出，他们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很多，都是就是在东川矿务局，建矿的时候嘛。当时除了台湾省没有人来，祖国的所有省都有职工，都有人，到东川参加建设的人，所以说，应该说带来了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先进文化、思想，所以当时为什么矿务局那么自豪，甚至有些时候觉得，好像有点看不起地方的这种观点。
陈英父亲的调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可没过多久就遇到麻烦，陈英的母亲极力反对父亲的调动，因为请客的代价实在太大，父亲每请一顿酒席，全家人一个月都吃不上肉，生活会变的异常窘迫。
陈敏：我父亲的工资已经到五十多块了，五十四块几。你这点工资拿来，几餐饭就吃光，一样事没办成，曾经他们还吵过架。我们最记得有一回，有一天晚上，吵吵以后，我母亲觉得这个日子不好过了，她说她要吃药，可是我父亲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严重。因为当时也没想到，像现在可以进医院看看，那个时候我记忆犹新，太深刻了。可能十二点多钟，这个车说是去厕所舀了粪便，舀了一大坨来摆着，就告诉我母亲说，你吃吗？你吃药我拿粪来灌你，让你吐出来。
母亲的反对阻挡不了父亲的脚步，父亲仍然四处求人，多方打听。求人成为陈家那段时期的中心任务。陈英和哥哥耐心的等待着，他们也随着父亲的调动展开了憧憬，幻想起了未来的美好生活。
父亲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不仅要为子女们的前途铺平道路，还要给妻子一个满意的交代，然而有着很强优越感的矿务局似乎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着一道鸿沟，全家人的目光集中到了父亲身上。
东川铜矿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陈家，也吸引着生活在它周边的人们。
调动（下）
字幕：上世纪70年代 云南东川矿务局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云南东川矿务局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周边的人们，陈英的父亲在五年前把工作从乡下调到了矿务局局机关驻地---汤丹镇，五年后，陈英的父亲又顶着妻子的压力决心把工作调到矿上，为的是给子女们一个好生活和好前途。
字幕：原云南东川矿务局
今天，矿务局电影院早已经改成的台球厅，年轻人为了打上一场台球有时候还要排队等候，三十年前这里也曾经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陈英随父亲把家从乡下般到汤丹镇，在镇上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
陈英：我最记得看《天仙配》，我曾经看过四场，好像就觉得那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太打动人了。
一个相貌平凡、身材瘦小的身影在陈英幼小的心目中却突然间无比高大起来，他是矿电影院放映员王联。
王联：甲票就是中间那几个位子，是十排到二十，十九排，中间那一边五个位子算甲票，甲票一角五分钱，乙票一角，丙票五分。但是呢，甲票一般排队是买不着的，排队你就是买点乙票、丙票，因为甲票它是单位有命令，这些办公室的只是上班，买不着票，他们没有时间去买，要留给他们。每个办公室，来了好电影你要几张票，登记好，登记好，你必须得留出来，你不留，我一直是队长，你这个队长还想当吗？
那时，东川电影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矿山”，而汤丹又是矿务局四大矿山中的中心矿，这样，最新最好的电影场场都是在汤丹电影院里放映。
好座位都预先留给了矿上的机关，地方上的孩子陈英能挤进电影院就已经是很幸运了，而陈英的邻居、矿山子弟俞国辉却能通过开矿车的父亲轻易得到一张好票。
陈英：电影院基本上是矿务局这些男女青年，就相当于是恋爱、约会的地方。他们去不看电影，在那站着，在那站着就是在那说说话。很多孩子还是赶不来，看不着电影。但第二天到教室里面在他们面前夸，那种自豪，这样你也没有看过，那样我都看过了，当时那种心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确实是很愉快。放电影的那些人来了以后，把电影机用一个桌子支在后面，然后电影机就架在那个桌子上以后，就放在那个屏幕上，那些看电影的小孩，还调皮，用手去挡在那个镜头前面，然后这个手的阴影，就投射在那个银幕上。好电影来了，提前就要去排队买票，买票的时候是人驮人的那种，架空以后去挤票，上中班的下班了，就拿石头排队去了，石头、簸箕捡到什么排什么样的队，那些年轻娃娃跟你拼命的挤呀。
瘦小的王联顿时成了矿上人缘最好的人，昆明刚刚放映了什么电影，王联马上就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保证：矿山下周就可以放映！
和电影放映员王联一样，余国辉的父亲也是矿上的红人。
俞国辉：父亲是驾驶员这种家庭不亚于当官的那种家庭，很自豪的。因为当时物资流通应该说很匮乏，不管怎么讲，父亲是个驾驶员，虽然他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但多多少少不管是他跑外面，好多本地见不到的东西他会带一些进来，就觉得很新奇。
陈英的父亲尽管是国家干部，但因为在地方上工作，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反而不如矿山司机那么高大。
余国辉是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深得父亲疼爱，父亲常常会带上这个小儿子跑车，余国辉小小的年纪就去了很多地方，这让余国辉感到许多大城市都没有矿山洋气、时尚。
俞国辉：父亲是开车的，跟着父亲出去走到其它地方，反而觉得其它地方还很土，包括到昆明，都觉得昆明还很土。我最记得男娃娃，穿双白的回力鞋，穿条小裤脚，小裤脚里面穿着红的棉毛裤，故意露出来，戴军帽，当时矿山上时兴戴军帽，哪个小伙子戴军帽，他就是最帅气的。当时矿务局发了一些，样式真好看，还有彩色的雨鞋。哎呦，那更吸引人了，走在路上更稀奇了，感觉就是那时候商店里面是没有，很少有卖的，它都是通过国家好像专门调拨这种形式，调拨来了。当时我一看，那有一双翻毛皮鞋，我就悄悄的过来，捡了以后 背在箩箩里面，回家了。前面已经开口了，回家还补了一下，穿起来，父亲的翻毛皮鞋，有一双他穿的差不多，我拿来穿穿，就觉得很自豪。特别穿出去了，走在路上，脑袋都要抬高一点，像女娃娃打的那个毛线帽戴着，打的那个围巾围着，我们根本要不起。我们看见，我们就羡慕，我们就想她们命太好了，她们是矿务局的。父亲带我到石林，逛石林去了，当时石林给人照相那些，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把花伞，打把花伞照相，当时一看，就说这有啥稀奇？在我们那已经普遍了，但是在石林里面，它就作为一种道具给游客打着照相。当时就感到，应该说是自豪。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逐渐从压抑的政治气氛中解脱出来，开始追求美好的精神享受。矿山中一样能找到大城市里最前沿的时尚，人气最旺的地方是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于1965年建成，每到工休，俱乐部舞厅就会人头攒动，工人、干部、工程师们纷纷来到俱乐部，跳起各种各样的舞蹈。
俞国辉：从晚上七点钟开始，一直要跳到晚上的十一点半钟，到十二点。我们当时住在大坪地，我们都到这个地方看，反正就是说是他们跳舞的嘛。一三五，二四六，天天晚上都是满的。那些年轻人都喜欢跳舞，特别就是那些在谈恋爱阶段的年轻人爱跳舞。男同志和男同志跳，女同志和女同志跳，好像都比较圣洁，没有现在非得说是男女搭配的那种跳舞方式，反正都在自娱自乐当中，很放松，也不要交些什么，或者进去要什么，反正大棉衣穿着，水鞋穿着，就在那个舞厅里面乱蹦。集体舞的乐曲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还有一个就是《金梭和银梭》。这两首歌印象非常深刻，那些像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排成队在操场上跳集体舞，就跳那个《金梭和银梭》，那个舞蹈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复杂，但是那些人都非常的高兴。
一个偶像闯进到陈英的心里，她是矿上的女接待员，既年轻又漂亮，既能主持晚会也能表演节目。
陈英：我们就坐着看她演戏，然后演完戏，我就看她们在那卸妆。我当时最羡慕的是，我就感觉她太漂亮了，太美丽了，我当时那么看。后来她又在专家招待所，当服务员，当服务员以后，我又接触她好几次，接触她好几次。她走路嘛，就像模特走路，就像那些礼仪小姐，反正就是胸是挺着的，比较直，然后讲话她也不张扬，她给我的印象，我就感觉她真的太美了。
陈英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尽早调进矿山，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漂亮的矿山女接待员。
父亲加紧了调动的办理，陈英和哥哥陈敏也在慢慢长大，孩子们能不能进入矿务局就看父亲的了，父亲接连请战友们到家里做客，请大家给自己引荐。
原东川矿务局有四座大型矿山，《东川矿物局发展史》中写到“滥泥坪矿是四大矿山中最小的一个矿，有职工家属总数5000人，现在犹如繁华的小镇，每天早上九点以后，居住周围的菜农就在矿区中心摆起了早市。生活福利方面，矿每年用在福利方面的开支近10万元，矿山职工的生活每年都有新的变化。
矿山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周边的人们，矿务局很多找不到对象的小伙子轻而易举的从农村找了漂亮的妻子。
徐选珍：上班的时候就像花子，就是穿着烂水衣嘛，穿着烂水鞋进洞子，出来全是矿石灰灰，就像糊了一身泥，只剩下两个眼珠转，就像个花子。等到回来洗了澡，换上衣服就像公子，出去那些姑娘很爱，就说了，我们汤丹有一个小小的城门，眼望东川一座城，要找对象大营门，八级工资尽管嫁，二级工资整不成，这个是我们的流传。老家一些小女同志都比较喜欢嫁给矿山工人。在农村来说，应该说是比较漂亮的一些小女同志都喜欢嫁给他们，所以说是，我们还是对矿山工人还是有这种感受，应该说他们有一定好的条件。我当时挺羡慕，我这个朋友的，我就觉得她太有福气了，找着个矿山男朋友，你看，她这个矿山男朋友买衣服裤子给她，买吃的给她，带她到这里也玩，到那里也玩，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她。她进入矿工的家庭，成为家庭成员，她进入这个角色，自己有了生活保障，能吃饱，能穿暖，应该说就是这方面，是相当关键的在那个时期，她们进来以后，就想我进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得到了应有尽有的东西。
和父亲一起竞争的对手太多了，地方上的人有谁不羡慕矿山的？进入矿务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父亲的调动停滞不前。
看来光请客吃饭还远远不够，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父亲决定放手一博。
陈敏：还是通过努力了一段时间，他给我们讲要调矿务局系统，要以工人身份调才调的进去，但是他属于市级这一块，属于干部身份，必须将来把干部这个职务辞掉，辞掉以后才能调进矿务局系统。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家干部是终身制，干部身份意味着铁饭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
陈敏：我父亲当时呢，他也有一个打算，就是把干部职务辞掉，准备就是，把这个身份变成工人，调到矿务局系统去，调到矿务局系统之后可以解决几姊妹的就业问题。
陈英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尽管并不知道变成工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但丈夫的干部身份一直是陈英母亲心里埋藏着的骄傲。
陈敏：当时两家关系确实很不好，就是政府和矿务局很不融洽，互相之间很不融洽，反正矿务局过去也是中央企业，也是很不融洽。你包括说难听话，原来在人民公社那些老干部，要说调进这个矿务局，也还是很不容易调进的。
春节前，陈英的父亲来到东川矿务局机关大楼，尽管局机关就在父亲上班的镇办事处隔壁，父亲却从来没有跨进过这个大门。这一天，父亲向矿务局人事处的领导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愿意主动放弃干部身份，调动的难度一下子降低了许多。陈家兄妹听父母谈话，似乎春节后调动就能办成。
陈英隔壁家的矿山子弟俞国辉就在这年冬天顶替父亲轻而易举的成了一名矿山工人。
俞国辉：理直气壮的，老父亲，老母亲含着眼泪，当时可能他们老一辈应该比我们清楚，就是矿山是很艰苦的，但是不顾老人那种劝解，老人是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山上，我就到了，应该说整个矿务局最高的地方，二百二，就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当时落雪矿选厂。看了，那种感觉更自豪，为什么呢？落雪选厂，当时是东南亚最大的选厂。
这就是俞国辉参加工作的地方----让俞国辉无比自豪的落雪矿选厂。看着邻居家伙伴当上了矿工，哥哥陈敏一边盼望着春节的到来，一边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一毕业就能有个好工作，最好当上一名打眼工。比陈敏小5岁的妹妹陈英也在规划着自己的人生，初中毕业就到矿山上班，最好当一名矿山接待员。
春节即将到来，为了解决青年职工婚后生活不便的困难，只要结了婚，矿务局就会给职工分一套苏联式建筑式样的宿舍。
上世纪50年代，东川曾经是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之一，那时苏联人帮助东川矿务局盖了很多职工宿舍，苏式宿舍高大明亮，比镇上的房子好了很多。除了能够分到房子，矿山职工还有很多其它的福利待遇。
俞国辉：还做过服装，那个时候就应该说，很前卫的一种制服了嘛，并不是像原来的劳保的，工作服之类的，不是这个概念，就是发制服了，还是很前卫的。在东川来说是，又发了皮衣给职工，发了手表，那个时期，恰好我们也是在，将近要工作的时期，还是感觉到能够这个单位是最好的。
陈英的父亲没有赶上好机会，心中却充满希望，等成了矿山一员，不愁没有好的待遇。
这年春节矿山异常热闹，陈敏一家却因为调动的事情心神不宁。在除夕鞭炮声中，全家都在急切盼望着父亲的好消息。
春节过后，矿务局职工坐上了新买来的大客车到全国各地去旅游，随着远去的客车，陈英父亲的调动也宣告失败。
然而，希望并没有完全破灭，尽管父亲进不了矿山，但矿务局领导答应让大儿子陈
敏参加招工，条件是陈敏必须年满18岁。
陈敏：人家统一招工，当时呢年龄太小，如果呢，户口能改到十八岁，他们可以招进来。那么这个话搁下来以后，他又开始做户口上这个文章，找他的战友，原来在汤丹派出所当所长，他就悄悄跟他疏通一下，把户口改个两几岁，当时那个人没正面答复他。
派出所长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还送了礼，看来成功的把握还是很大，父亲急切
地盼望着，可是迟迟没有等来消息。
春节过后不久就是矿务局每年的春季招工，不知道陈敏还能不能赶得上？
陈敏：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又整不成了，因为这个招工指标它是有期限的，不可能等你办半年，就是一两个月时间，你必须要办完这个事，你才能走的了，这个事情就算告结了，就没有办成。
陈英：最终呢还是没整成，我还是有点失望，失望以后，我就想管它呢，只有认命了。
这年春天，父亲和子女们全部被拒绝在了矿务局的大门外。
陈英初中毕业后在镇上当小工帮人干起了盖房子的粗活，到矿务局上班的愿望最终落空，成为风光的女招待员变成了永远的梦想。
陈敏仍然怀揣着矿山梦，中学毕业后在矿山机械厂当了工人。机械厂属于东川市辖属，和矿务局并没有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东川矿务局破产，大批矿山工人下岗，陈英年轻时的偶像矿山女接待员下岗后家庭破裂，独自一人离开东川，从此杳无音信。
矿山子弟俞国辉在矿务局破产前把工作从矿山调到东川市，从而避免了下岗的命运。
陈敏在机械厂干着修理矿山机器的工作，陈敏说，因为自己修理的机器会在矿山上轰鸣，心里也算得到安慰了。
如今，陈英在汤丹镇政府的“为民服务部”工作，陈英常常感到庆幸，幸亏当年父亲没有调到矿务局，否则自己很可能也会和女接待员一样落魄。
陈英的工资并不高，但旱涝保收，过着平静的生活。
许多年以后，命运给了陈家另外一个答案。
新生
在乌蒙山脉深处，一条海拔超过3000米的山脊上，曾经矗立过一座庞大的人工建筑——东川矿务局落雪矿选厂大井架。落雪选厂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铜矿选厂，大井架也曾经是东川矿务局的地标性建筑，如今大井架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身下深不可测的矿井和密如织网的巷道，曾经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和矿山工人们的喧嚣声永远消失在了山谷里。
1970年，曹树农作为实习生到东川矿务局落雪矿报到，落雪选厂大井架上“头顶青天，脚踏云海”的硕大标语远远映入曹树农的眼帘，豪迈之情在这位青年人心中油然而生。三十年后，大井架一夜间在已年过半百的曹树农眼前消失了。
曹树农：当时他就提出来，他就说是东川矿务局关闭破产，你作为东川矿务局的党委书记，你好意思说这个话。
郭守仁：曹树农讲了破产的理由是资源枯竭，我听了这个以后，我就大发脾气。第二句话就是，这个东川矿务局资源枯竭其他的人不清楚，你曹树农也不清楚，曹树农同志就说，老郭，老郭，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就破产不了了。
曹树农：从资源量来讲，它还应该有一点资源储量的，但是资源的丰度非常差，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开采，成本比较高，铜价比较低，所以它就赚不出钱。
曹树农从实习生开始，在东川矿务局干过很多工种，担任过的职位不下十个，经过二十九年的努力，在1999年担任矿务局最高领导---局党委书记，由于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曹树农一上任便面临考验。
宋瑸丞：曹书记不是最后一任书记吗？我们背后给他取名叫末代皇帝。
曹树农：现在退休这几年也想通了，什么事情都放下了，好好的过自己的晚年，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我不想这些。今天不是来聊天，我跟任何人不提这些事情。
东川矿务局建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1956年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国字35号文件下达“东川建设设计任务书”，不久东川被列为“一五”期间苏联援华的156项重点工程。从东川矿务局正式成立，到2001年最后一任党委书记曹树农宣布破产时，东川矿务局累计生产精铜48万吨，为国家创造出了55亿元的财富。
曹树农：当时怎么说呢？要说有也有，要说没有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当时说老实话，我们也有计划经济这个观念，反正我是国有企业，我在做这个工作，最后有这些原因，整不下去，你政府要出面管我。
计划经济时期，尽管有国家来为矿山承担风险，但曹树农上任后仍然感到了压力，不久一个奇怪的现象让曹树农陷入思考中。
曹树农：东川矿务局在我们那个时候，退休职工就是一万多了，在职的也是一万零一点，差不多就是一半对一半，一半对一半。那么除了整个生产运营，当时资源的情况，你采出来的这个东西，赚不着钱以外，另外你供养的一块人又非常多，我第一个事就喊人事部门，你给我把他们交给我的表又翻出来了，我们到底在第一线干活的人有多少，在第二线干活的人有多少，辅助部门的有多少，干部多少，工人多少，最后一出来，在第一线，真正为生产第一线干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四分之一都不到，医院、学校、公安，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所有的社会办的这一块，作为矿务机关样样都有，医院、小学这些都要吃铜，都要吃每月生产的精铜。
东川是一座老矿山，麻雀随小五脏俱全，和中国其它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东川矿务局形成了一个小社会，矿务局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切由都企业来承担。
因为一场意外，矿山工人张成银给矿务局增加了一点小小的负担，1981年张成银受工伤，经过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张成银被确定为残疾，张成银离开矿山，虽然每月的工资一分钱也不少拿，但其它收入毕竟减少了，张成银因为子女多，生活慢慢陷入到了困境中。
张成银：当时很多人小看我们，因为我们负担重，五个娃娃，我们夫妻一个三级工，一个二级工，肯定经济要紧张的，就没有人家穿的好，有一些负担轻一点的，他就有一点藐视我们了，就说你这小子没有我行，现在人多人遇到我就佩服了。我说，小伙子，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看问题要全面点，你要目光放远点，毛主席都说是，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你小眼看人不行。
1978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改革开放允许个人经商，那时人们把那些最早进入商品领域的人们叫做个体户，张成银因为生活所迫，成了东川最早的一批私营经营者。
张成银：我们卖烟酒、卖服装、开馆子。开馆子就由不会到会，就开始学了，那天晚上我就想了点办法。那个时候面卖的比较便宜，把这个油买回来，然后我来坐着撮麻花，本来也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学了嘛，把这些麻花撮好了以后，我这个人，从来我也不好意思拿出去卖，就请人家去卖，请人家去卖，就一个麻花给人家一分钱，这样就开头开始做了。原来我切洋芋、切土豆，都要切到手，因为我小时候，一读书就出来工作，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个锻炼，有些时候做不好了，经常提老婆的意见，她一摆上来饭，刚刚吃，就这样不好吃，那样不好吃，就老跟她讲两句。当时我想过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思想斗争比较激烈，因为过去，我们也是看到很多运动过来的，中国这个运动是，从我们记事以来好像这样接那样，那样接这样，好像没有平静过，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就相当小心了。为什么？不敢，生怕这桩事情做错了，上上下下的怎样办。
张成银夫妻因祸得福，由于开饭馆，生活很快有了起色。
经过近50年的开采，东川矿务局的铜矿石品位越来越低，矿务局和为矿务局服务的东川市开始面临经济上的窘境。
宋瑸丞：当时也为了这些后备资源问题，我也带着一帮人到滇西这一代去考察，去看看，但是基本都没有整成，为什么没有整成，去的时候，这些州长，县长，对我是非常欢迎的，希望你来。他们的心态是哪样的呢？你是来扶贫的，而实际上我也是个穷光蛋。
曹树农：我在市委常委的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讨论给这个民族党派一千块钱或两千块钱的活动经费，拿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你说它的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当时任市长的王市长，他就跟我说我比你还穷，我说为什么你比我穷，我要开支八百块钱，必须开市长办公会，该不该开这八百块钱。
上世纪50年代，在东川矿务局初建时，中央确定东川只负责铜矿的开采，而铜的冶炼、加工这些下游产品的生产被安排在其它地方。
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东川只是一个原料供应基地。开采矿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而开采出的铜矿石价格却远远小于加工后的产品，这就使得东川矿务局常年投资大收益小。
离开矿务局以后，从来不会做饭的矿山工人张成银亲自下厨当起了厨师，张成银的老家在四川，他把自己曾经吃过的四川菜肴靠着记忆一个个模仿着做了出来，没想到饭馆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张成银：我当时我记得开第一个馆子时候，那个名字我取得，叫醉翁村，写了一副对联：万里东风引来顾客满座，左联是：无边财源涌到荤素此地，万里东风引来顾客满座，无边财源涌到荤素此地，横批就是店名了。第二年，过了几年开馆子开大了，开大了以后。冬天，那个初冬来了，就是又来了一副对联，当时那个是初开张，后来说你这个小子，你还说你残废了，你对联还写的这么好，你还残废。我说，哎，这个算什么学问，这个是小打小整的算什么。
在张成银的饭馆开的红红火火的时候，东川矿务局探明的富矿已经基本开采完，随着铜矿石品位的降低，东川42年的大规模生产中，已经累计亏损2亿多元。
曹树农：从资源量来讲它还是应该是有一点的资源储量的，但是资源的丰度非常差，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开采，成本比较高，铜价比较低，所以它就赚不出钱，或者说是能赚很少的钱。赚不出钱来，你像现在这个铜价，现在这个铜价，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铜价，像六、七万，七、八万的铜价，谁有资源，谁就可以发财。
和矿山形成反差的是，张成银的饭馆越来越大，饭馆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张成银夫妻常常听到客人边吃饭边议论开采矿石的事情，靠着商人的敏感，张成银夫妻又有了新的打算。
张成银：我们沿着那个河边走，捡那个，就是有一种石头，它表面有一层金黄金黄的，像金子一样的那种。我们就以为这个是矿石，就捡去给工程师看，捡去给人家看呢，人家说这个不是矿石，这些各个老板就组织这些民工在里面打一点小工，搞一小点残矿回收。那么残矿回收呢，市场经济逐步逐步的又开始放开了。那个时候，有经营公司在收这些矿，我回来我就跟他商量咱馆子我们也开了，服装我们也卖了，就因为这个生活这个烟酒也卖了，那人家那些农民字都不识，人家都可以干，我两个再说也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你不可以整着干，就去整了个洞子来。
1997年国际铜价突然下跌，持续低迷的铜价让东川矿务局多年的弊病集中爆发了，中国西南边陲的这座铜矿山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活力。落雪电影院广场是落雪矿的中心，七、八十年代，这里常常举办大型群众集会，自从国际铜价下跌，落雪电影院就再也没有能力放映电影了，海报永远定格在了1997年。
曹树农：过量的开采应该说使落雪矿的生命过早的结束了，资源没有了，那时候资源没有了，生产越多亏损越多，因为它的品位回收率很低，品位还可以，选矿厂就亏损了，这需要有技术，生产成本降不下来。
这些不太讲究构图和光线、看似随意拍摄的会议照片永远载入到东川矿务局的历史中，它们是矿务局留下的最后一批照片。
2001年曹树农书记主持会议，宣布东川矿务局进入破产程序。
曹树农：在东川，我也在东川差不多近三十年了，这么一个企业要破产，从我个人感觉上来讲，是不好接受的一个东西，大家心理上接受不了。最后干了一辈子，干了个破产，就像灾难来临一样，这个心痛的感觉就像灾难来临了一样。在那一度时期的思想，可能是说那个落差很大，一落千丈，低迷呀，颓废呀，我生是东川矿务局的人，死是东川矿务局的鬼，职工就是这么个概念。父辈也好，年轻人也好，年轻人手中这个饭碗打破了。原来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时候始终是一个铁饭碗，那就是反正雷打不脱的，我在那里生存一天就有饭吃一天，但是你一破产以后怎么办呢？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就觉得已经是天塌下来了，顶天的那个柱子塌下来了。你要出去找工作，怎么找？很多矿山工人技术很单一，就是打眼出身，就那么一点技术，你出去是很难有自己生存余地的，就是眷恋矿山太多了，突然的，抱着希望太大，最后的失望也很大。因为你搞计划经济，我到矿务局当头，我当头，我也非常轻松，反正生产多少东西，我交给你政府，我企业需要发多少工资，你政府拿来，当然那个是很轻松的事情。必须改革，必须进行大换血了，再整国有企业那一套，国有企业那一套，家大业大浪费大，大家了嘛，都对国有的财产不尊重，对国有的财产，不是他们的己有，对国有的财产不能珍惜这个开发。这个感情确实是，是无法接受，那么当时矿务局来讲，不破产，我跟你说，那只有绝路一条，活不成。
由于矿山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到了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国有矿山经过半个世纪的开采，有三分之二面临资源枯竭，这也包括曹树农所在的东川矿务局。
钟群：工资发不下来，包括工人的工资也是，只能发点这个生活费，我们退休人员也是这个样。一个人不管你工资高低，两百块钱的生活费，还想着这两百块钱，能不能保证各个月都能发下来，可能到时候怕一点都发不下来。慌就慌在以后，可能一点都发不下来，我在东川干了二十八年，我们两口子离开东川的时候有五十块钱的存款，儿子不养爹，孙子靠爷爷。没有工作嘛，下岗了嘛，破产了嘛，那么儿子跟着吃，儿子不养爹了，连孙子都跟爷爷搭着，要吃点面条都买不起，这个确实是困难。吃碗面条，有面条吃不错了，穷到哪个地步 可以说是，到了街上以后捡点黄菜叶，街上了嘛，捡了黄菜叶，当时我们看了也心寒地很。那些老人苦了一辈子买菜没了钱了，下班了以后摊快要散的时候，才背着小篮子捡点黄菜叶捡起来吃。商店很少有人，饭馆一家接一家的关闭，没人吃，那么有些朋友，他们就离婚离的了，离婚离的完全是生活已经走不下去了，可以说，还是有一句笑话，男人还是要自强不息，不然的话，真的受不了苦了，就连老婆都背叛了自己，爬起来跑了，因为她跟了你，已经生存不下去了，经不起饿了，那段时间离婚率是高峰，一天可以来四、五起。当时我在司法所工作。我们司法所就是负责办理离婚，那段时间，2000年那段时间办理离婚的最多。那个时候退休的有受苦，老的也受苦，青壮年也受苦，在职员工也受苦，真是受苦成一家子了。
矿山公园是东川矿务局最鼎盛时期在大山深处修建的矿山公园，随着破产，公园很快就破败不堪了。东川矿务局的最后一任书记的曹树农尽管是局级干部，随着破产，也不得不向国家申请最底生活保障的补助，来为读大学的儿子交齐学费。
矿务局破产，专门为矿上服务的东川市也被撤消，这座曾经是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被改为昆明下属的一个区，走过了50年历程的东川市和东川矿务局从此消失。
曹树农：曾经有一次给上级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流着眼泪。当时更主要的是觉得这件事情受委屈了，做了这么多工作，职工不理解，围的饭都不准吃，手都不准解，为什么呢？你一解手就跑掉了，所以他不准你去，从早上到晚上，反正不让吃饭，不让上卫生间，我就说你们不让我吃饭，我就陪着你们大家一起饿吧，你们不让我上卫生间这个东西，不上卫生间就有一点，平常我们父母是朋友的，来我们家玩的到那个时候指着我来骂的都有。反正你就是矿务局的头，我就是工人，对于我来说过去认识也好，感情也好，那些都不在了。这个是让我非常伤心的，慢慢的把人心给他，应该说是，大家都失去希望了，没有希望的人心，慢慢的给他凝聚起来。
落雪选厂大井架曾经是亚洲最大的井架之一，2001年矿务局破产后被拆除，东川矿务局职工引以为毫的“头顶青天，脚踏云海”的标语也从此永远的消失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靠着好运气和勤奋的劳动，张成银从一个饭馆老板变成了私有矿山老板。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能够亲身经历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曹树农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随着破产，东川矿务局由国有企业转制成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矿务局的很多职工通过业务培训重新上岗成为公司里的员工。公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深部开采，新的矿山资源陆续被发现。
随着破产，东川市也成为昆明下属的一个区，国家扶持东川区，在东川设立了零税区，所有来东川开办的企业五年内可以免交税款，东川很快摆脱困境成为很多企业投资的选择。
尽管有过磨难，但东川矿务局和东川市还是顺利的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东川成为一座现代化的矿山。
岁月山河·东川
诞生（上）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和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一样，云南北部乌蒙山区的一座小城也在庆祝节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演出自创的节目《矿工青春曲》。
字幕：上世纪50年代 云南东川矿务局
1959年，云南省东川矿务局技术员张东海的妻子产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东海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两个给孩子起名叫小明。从落户到成为一家之主，张东海用了5年时间。
张东海：我见到他经常逗他，我说，小明的眼睛明又亮，长的又白又漂亮。
五年前，张东海还是东北长春地质学院的一名学生，年轻的张东海曾经幻想过未来的爱情和家庭，却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孩子会降生在祖国边陲、大西南的乌蒙山里。
沿着铁路线北上，家书整整走了三个月，住在河北的爷爷和奶奶在小明百天时才得知孙子降生的消息。
沿着同一条铁路线，1954年夏天，张东海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火车走走停停，为军列让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志愿军离开朝鲜返回祖国。
50年前的东北平原寂静荒凉，车厢里却满是热情的《勘探队员之歌》，张东海和长春地质学院的100多名同学一起接受祖国分配，他们在列车上激情地背诵着毛主席语录：“地质部门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
张东海：原来我们是在旧社会，日本的那个统治时期，这个地方也是受迫害的，国民党那个时期也是，很那什么的，感觉现在解放了，建设社会主义，大家的热情是非常高的。只有国家有希望了我们自己才有希望，谁也没有想那么远，相信一天会比一天好，不存在是资本家剥削了，不是哪个打骂我们，要拿皮鞭赶着我们工作，当时为我自己工作，对不对？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主的，是为人民，以民生问题才办这些厂的。利益落实在我们人民的头上，我们自己跟自己苦，有什么感到不满意，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一种为国家建设的一种激情，看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确实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总愿意贡献一份力量。
张成银：不存在是资本家剥削了，不是哪个打骂我们，要拿皮鞭赶着我们工作，当时为我自己工作，对不对？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主的，是为人民，以民生问题才办这些厂的，利益落实在我们人民的头上，我们自己跟自己苦，有什么感到不满意，不存在这个问题。
张东海：有一种为国家建设的一种激情，看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确实大家都感到很高兴，总愿意贡献一份力量。
几天前，经校党委和上级组织研究决定，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学生张东海被分配到重工业部冶金局。
得知消息，重工业部冶金局的大名让张东海兴奋的一夜未眠，他幸福地憧憬着人生未来，扑面而来的前程似乎一片光明。火车进了山海关，路过北京、离开武汉，重工业部冶金局却遥遥无期。
铁路到了尽头，换乘汽车，公路到了尽头开始步行，重工业部冶金局还是不见踪影。张东海兴奋的心情开始变的忐忑不安起来，自己的单位到底在哪里呢？
张东海：在火车上我们一直是坐硬座，那个时候那个硬座就是板凳，就是硬板凳，不像现在这个条件那么好，也没有坐过卧铺，到这边以后就坐汽车，坐汽车的时候呢，每到一站就是要找旅馆，那个旅馆都是鸡毛小店，也是条件很差，也很脏。
从7月初登上离开长春的火车，直到9月张东海才到达重工业部冶金局下属的东川矿务局——这是一座位于云南乌蒙山脉深谷里的铜矿山。
张东海：我们走的时候河水都是没到脖子这个地方，男的就是抗着行李过，在马架上举起来才过得来。女的呢就是，她们是那个骑着个小毛驴，就那么扶着，引着过河，晓不得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我都认不得，我们是两个班的人，有一百多人，我们班就是五十几个人，就那么过来的。看的很原始的，很苦，看起来我们在城市里那个，还没有看到这种景象，简直是不是人呆的地方。
钟群：东川的妇女从来可能没有洗过脚，没有洗过头，那个头发就像新疆的，羊尾巴一样，光着脚，脚是这样。那个手都是像黑炭一样的，那个脸啊都是那样，只有牙齿露出来是白的，眼珠是白的。我们刚来时候睡在地下，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看，满被窝都是大粪，晚上看不见。
字幕：原东川矿务局
字幕：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
今天的东川已经是中国著名的铜矿生产基地，50年前这里是一片荒芜人烟的景象。
张东海：开始是临时房子，临时房子就是一个，把四周围着，上面用铁皮封了一下。一刮风那个石头，敲的那个铁皮叮叮当当的，一宿到晚的。那个风又大，根本睡不了觉。晚上睡冷的没有办法。
宋瑸丞：太冷了，太冷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就跑到材料库，说是我太冷了，我的床铺要把它四周钉起来，钉得像个棺材一样，找个木板钉起来，也还有好处，就还做个门，还可以上把锁。
张东海：这个房子除了有个门以外没有烟筒没有窗，人就在这个黑咕隆咚的里头，就是农民住的房子，也就是三、四个平方，一家三、四个平方一点。
刚刚进入九月，东川落雪矿就飘起了雪花，落雪位于北纬26度的低纬度地区，平均海拔却高达3100多米，从九月到次年的三月这里都会被风雪覆盖，落雪也由此得名。1954年张东海正式在云南东川落雪矿报到，不久就和十几个爆破工一起调往更加艰苦的滥泥坪矿。
张东海：天天是阴天，天天是下雨，不下雨也是雾，雾里头也带雨就是那样，潮湿。到了以后想洗个澡，找水都找不到。
沈正科：不要说洗澡了，洗脸的热水都没有，我们洗脸都是靠河水洗。
宋瑸丞：我从湖南来，经常想洗澡，不能洗澡是非常，这个身上是非常不舒服。这个伙食团他们是有冷水管，我是把这个冷水管挂到门上，冬天就这样洗，多少人看热闹。他们说你看那个大学生，你看，那么冷的天他不怕冷。因为我说冷还是冷，主要是这个身上泥太多。
朝鲜战争结束一年后，中国东海突然爆发战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第31 大队在东海击沉国民党 “太平”号护卫舰。这是一次争夺东海制海权的战斗，战斗中解放军海军使用密集的炮火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铜是制造弹壳和弹头最理想的材料，铜号称金属中的"润滑剂"，由它制造成的弹头能够顺利地从弹膛中发射，不致损坏弹膛。铜的导热性能强，弹头在发射时可以迅速降低弹膛温度，另外，铜还有很好的延展性，能够紧贴住弹膛起到气密的作用，这样铜就成现代军工中无法替代的军火原料。
东川自古号称“天南铜都”，《东川府志》记载，东川铜矿的开采在清朝时达到鼎盛，那时清政府发行的货币中，每10个铜板就有7个是东川铜铸造的。
1935年罗炳辉、何长工带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云南东川时，发现东川蕴藏着丰富铜资源，解放后两位红军将领最早提议开发东川。
1953年重工业部提出“全国支持东川”的口号，要求建设铜矿山、支持国防建设。
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人向大西南的乌蒙山深处集合，千军万马奔东川。
张东海像一滴水，汇入迁移潮中。直到进入乌蒙山区，才明白自己毕业分配的地方原
来是一座大矿山。
张东海：我不愿意留在矿山，我原来是搞勘探的，但是那时一个组织需要，就给你留下了。一句话，你二话也不敢说，也不能去讲价去，就是那样的。留下来以后，我去办手续，队上研究了留你，留下建矿，那我说我还要回到，我原来的专业上去，我跟那个领导讲，领导说工作需要嘛，一句话就给你解答了，你二话你还咋个说。
原本以为分配到重工业部冶金局的张东海就这样来到了大西南的矿山，原本希望做个四海为家的勘探队员却成了矿山的建设者，失落的张东海不由想起了辽阔的华北平原，想起了生养自己的家。张东海不敢有丝毫怨言，和勘探队员一起合了一张影后便匆匆告别理想参加到艰苦的滥泥坪矿建设中。
张东海：我家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家庭，可以说是吃了这顿没有那顿，就是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所以我来到这儿，我吃饱了饭我什么都不想，就是知道干活，拼命的干，根本不讲代价，根本不讲待遇。当时的工人他一心想的，你做出成绩了，广播里面，当时，广播里面一宣传你，表扬你，好像是最大的荣誉。干起活来的时候，北方说是吊着膀子干，一喊吼吼的叫，吼吼的叫，就是那么一个精神。
周留恩：一双雨鞋三个人穿，三个人穿，你穿了交给我，我穿了交他，他穿了交给你，你穿了交给我，就是这样子，人闲雨鞋不闲，因为打到水了，没办法，穿布鞋穿草鞋，你根本不穿雨鞋是不行的。
宋瑸丞：像我们作业的时候，那个风动机械噪音非常大，你就是扶着那个机器，人都会睡着。
张东海：你像我们干的有时候干不动了，干不动了，他又不好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在一起，他说老张，我累不起了，我说你不要吭气，大家都在看，我说你坚持一下。他咬咬牙不还是跟着你干，就是这样干的，所以想起这些人，你怎么不心疼，多好的同志。
字幕：滥泥坪矿
50年前的滥泥坪矿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好个滥泥坪，常年刮大风，三天没有两
天晴，电灯又不亮，电话也不灵，任务完不成，看你咋逞能”，张东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工作。
张东海：眼睛一天睁不开，好像睡不醒似的，头也抬不起来，我太阳穴这个地方胀疼胀疼的，经常我就喊头疼，就是知道，山高空气稀薄，没想到自己是有这个毛病，就感到身体不适，就是这样。
当张东海来到矿山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东川的建设尽管得到了全国的支援，但一线的矿山建设者们仍然使用着原始的工具，过着简单的生活，除了要克服和大家同样的困难，从小就生长在北方平原的张东海还要克服高原带来的障碍。
张东海：要是走动一点就稍好一点，要停下来就感觉，非常疲倦的样子，要想睡又睡不着，要是不睡又没精神，就是那么一个味道，说不出来的滋味。吃呢，还可以吃下去，睡就睡的不太好，但是也可以睡，睡的，但是好像睡一觉，还是挺乏的样子，还是那么个劲头，再想睡又睡不着。
东川铜矿位于乌蒙山脉云南高原北段，是典型的垂直山地，最高峰轿子雪山和金沙江河谷落差达到3600米，从河谷到矿区不知不觉间就登上了高原。
尽管有难以克服的高原反应，张东海和他的同事们还是坚持了下来。国家迫切需要建设起自己的铜矿山，来支援到国防建设。中央给东川下达的任务是两年普查、两年勘探，争取在1956年产出第一块精铜。
张东海：当时上级宣传就是这样，国家需要铜，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尽早的拿出铜来。
严洪珍：宣传，铜矿是国防建设的，制造枪炮弹药的重要材料，造大炮弹，弹壳是铜；造机枪、步枪、手枪都是铜，叫做国防建设的重要物资，要我们赶快多出铜，出好铜，一吨铜要做多少发子弹。
刘世富：毛主席曾经说过，实际上，真正解决战争的根本问题，还在于步兵，多出一吨铜，多打一些鬼子，我们就能过好日子了。
然而矿山建设却是危险的职业，张东海在学校读的是勘探专业，对于矿山建设没有任何经验，一切都需要在工作中去摸索。
张东海：我们一个工人呢，就过去，走到那个溜井那里，底下，那个矿渣就缩下去了，一缩下去呢，原来它是被膨着的，一缩缩到70多米下去了，下去以后，这个人当场就死亡了。就从那个井口下去，顺着一个绳子下去，就把那个人抬上来。当时我们下去十几个人，那个周围卡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只要掉下这么大一个石头就把人给打死掉，但是幸运，非常幸运，没有打到人，就把那个人吊上来，用那个麻绳一点一点地吊上来。
李德高：吃的阳间饭，做的阴间活，早晨出去进洞子，到晚上才回来。吃的阳间饭，做的阴间活。
张东海：处理溜井，被埋在里头，溜井的闸门喷出来，把整个巷道都阻塞了，我被堵在洞子里头，当时连空气都没了。
张东海：忽一下子，来的非常凶猛，防不胜防，整个巷道忽一下子就满起来了，整个设备都打垮掉了，上面垮了下来，把我团团的埋将起来，当时头脑嗡，什么都不知道了，空气也没了，光亮也没了，光线也没了。
经过数小时的自救，张东海和他的同事终于从密封的巷道里爬了出来，重见天日的张
东海被眼前的一幕感动的险些留下泪水，山坡上的老人，让张东海再次思念起遥远的华北平原。
这一次的经历让张东海第一次对开发东川产生了动摇。
张东海对家庭有了更大的渴望，也许家庭的力量才能让他继续支撑下去。
诞生（下）
在全国支援东川的号召下，紧随张东海之后，来自祖国各地的大队人马迅速聚集到了东川，贫瘠的乌蒙山沟谷里近万人的吃饭问题一下子成了头等大事。
张东海：运的蔬菜呀，跑到这个乌龙，用马拖上点菜，那多金贵啊，吃的白菜就像吃肉一样的，那时候，那个时候还说白菜贵了，白菜不好了这个，吃的着那就好的。
沈正科：那个时候，饭票要省着吃，不然吃光了就没有，拿不着嘛，定粮食给你定死掉了，按照你的定量卖给你饭票，一个月买一次，那个饭票嘛，一个月买一次，你计划好一点。到月底还是顿顿都有一点吃，计划不好一点呢，就是说你想吃就买来吃。吃饱，你到月底，你就差个三、四天的也有，差个二、三天也有。
由于东川是国家建设的重点矿山，粮食供应还是可以保障的，但由于职工人数太多，食堂却来不及做出足够的伙食。
张东海：由于上人上的太多忙不过来，那个麦子你给它磨碎吃，不更好吗？磨不了，那个苞谷磨碎了吃不更好，也不行，就那么吃，囫囵着吃。食堂它也没有给你采取措施，直接把麦子煮煮以后给大家，用小碗直接捞给你吃，吃了以后，大家吃下以后就消化不良。
徐定龙：吃什么就屙什么，吃麦子大便解出来的也是麦子，厕所下面一大道，长出绿油油的来了。我门前就是一个厕所，那时只看见蛆全部在这拱麦子，看不到哪有点大便。
张东海：北京设计院的来了，他说，哎呦，这个麦子，怎么倒到便所里了。过了两天，他说，我也屙的是麦子。
滥泥坪矿有一支矿山护卫队，矿山的治安主要由这支矿山护卫队来负责。
东川开发时，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们聚集在了一起，集体宿舍里常常发生冲突，由于矿山生产的是国家急需的军工原料，东川矿务局从最初就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张东海：有时候凶的很，拿着那个什么铁棒，什么小刀子，想动武。
张成银：当时你说那个矿山，除掉台湾省人，全国各省都有，福建人、广东人，到处的人都有。
张东海：很小的一个小个子，过去就很不礼貌，你来干什么，给我出去。我说来看看你们嘛，我说闲着没事，我来瞧瞧你们不行啊。要看哪一个啊？这个民族的习惯也不同，来了以后经常有点摩擦，有点摩擦就产生，往往是打架斗殴这种情况。
矿山隐藏着不安，秩序变的有些混乱，还不时有土匪出没，冷枪声有时也会划破夜空，可是严酷的环境更加激发了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东海：山高风大机器小，男人又多，女人又少。那个时间女人少到哪个程度，就是医务室有几个，其他没有。因为都是下井的你哪里找，一个队上只有几个女人，没有年轻的还，都是有主的。年轻的都很少，像我们后来的同学们，有的搭伴来的，那也是有主的，你找不找？
徐定龙：你要排个十几个人的队，七、八排，来了一个女的，几十双眼睛是盯着的，是这种情况，感到稀奇，像那个故事说的，小老虎，说是见到女人可怕，老虎可爱。那个小老虎，那个时间喊女的就是，你看那边有个老虎，这个在我们这一代，已经就是直接就把她们喊成老虎了。
年轻的大专毕业生张东海照样找不到对象，还是父母在老家给他寻到了媳妇。
张东海：那能有什么接触，几天的时间，谈起来也是荒唐的。我呢是相信老一辈，她呢是给我们单位写了一封信，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她就在这么一个基础上，成的家。那就是说她相信组织，我相信我爹。
婚后的张东海终于搬出集体宿舍，新生活即将开始，然而张东海夫妻没想到的是新房竟然是和其它夫妻共用的。那时侯矿山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矿里面无法给这些年轻夫妻提供单独的房间。
张东海：十二个平方的这种房子要住四家人，就是带家眷的，床基本上是挨着的，这个我都住过。我坐在我的床上，可以脚伸到你的床上去，就是两家人，就是自己有个蚊帐隔着，再加上矿山人也鲁一点。快开睡觉了还要开开玩笑，那个只能节制点，哪像现在那个，本来落雪那个地方，不要帐子的，不要蚊帐的，它也没有蚊子，就是遮羞。那个东西，只能是蚊帐对蚊帐，那个时候还有点粗鲁，开始了，他们那个时候喊下钻，绰号了嘛，所以就出了洋相了，出的洋相就是摸错了，不是摸错了，可能是意识的，已经有感情了，我两家在一起的话说你摸着我老婆在一起睡，就是一张布隔着。当时女的来的时候，确实个个都是扭扭捏捏的，都不愿意进去，非要劝，劝了还劝不进，不进你晚上住哪去？最后她也只好得去，因为她的任务是要孩子，没有完成，她是带着任务来住的，她不得不住，所以有这种心情她才能住。反正不管了，就像平常间说的那句话，你不怕丑，我也不怕羞了，不知道，这个只能说是天知道，这都是很可悲的事情。
半个世纪过去了，有些当年的建筑还矗立在矿山，只是物是人非换了主人，房间里住的还是结婚不久的新人，他们是在矿山打工的农民工。
1958年，东川矿物局下属的5个采选厂和两处大型矿山同时开工，人力一下子变的奇缺，矿物局当年再次招工12000人，全局职工数量激增到2万7千人，这次招工被形象的称为“工业抗旱”，从抗旱两个字我们能够体会到当年矿物局对人力的渴望。
严洪珍是矿务局的会计，那时侯专门负责给来东川的人报销路费。
严洪珍：分配了很多的大学生，分配来呢，总的就是集中在我们那边报帐，报完帐了以后，然后再分配到矿山去。一早上报多少人的帐，从上班队伍就排着了一直报到下班了，还有人上来等着，还要给他们报完掉，因为他们报销的时候，他拿着介绍信，介绍信上面就说着本人借了多少的路费，来这里报销，多退少补。
矿物局成立时，矿区没有一条公路，没有一栋楼房，所有物资只能依靠马帮从外地驮运进来，近3万人的衣食住行再一次成了令人困扰的大问题。
刘世富：我们干了一两个月以后，我们想跑了，我们想不干了。
雷昌萍：小萍，走了。他们喊我小萍，小萍，走了，我们不干了，我们明晚就要跑了。明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家乡大概来了二百八十多个人，招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都受不了，都回去就不来了，说难听一点的。
张东海：人大代表都走了，都受不了了。
张成银：万一实在真的委屈你，你想回来也可以，但是呢，你要考虑好。回来了，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我那个时候是单身，一个寝室是四个高抬铺，上下住着八个人，我住在上层，我把灯开开以后，读这封信读了几十遍，反复的读，有干吃干，有稀吃稀。我说不行，根本这几个字分析，家乡也是不景气，不能走，走了就危险了，越来越，这个队伍越散，因为条件特别差，他肚子他吃不饱，他没有力气干活，他就往回跑，甚至有的人背着行李包往家走。
和大家一样，张东海也在犹豫，千里之外的家乡再次勾起了思乡情，生活就这样在彷徨不安中艰难的流逝着。
1959年，张东海的妻子产下一个男婴，张东海的兴奋之情无以言表，生活的艰难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按照中国北方的风俗，孩子的名字应该由爷爷来起，可张东海来不及征求父亲的意见，自作主张给儿子起名叫小明。
张东海：就感觉天亮了，那个时候呢是解放了，我们从那个时候，生活有了点保障了，所以就起了那么一个名字。
年轻的张东海当上了父亲，初为人父的张东海给远方的父母报告喜讯。从这天起，张东海一下子变了个人，矿山真正成了张东海心里的家，然而原本艰难的生活却变得更是举步履为艰了。
张东海：既高兴又感到是负担，没有人帮着这个带孩子，孩子没有去处，要照顾孩子还要工作，没有办法，小的时候就摆在家里头，把他挡起来，要哭就哭，饿了的时候来喂喂他。
张东海夫妻都是外省人，在东川举目无亲，矿山又在初建，幼儿园更是无从谈起，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这对小夫妻。
张东海：我也很少管，也管不了，也不会。北方这个习惯，好像这些都是女同志的事情，但是在这儿，这个男同志要管也管不了。你看吧，我一天一上山就回不来，那个是在井下，一进去就出不来了。
小明诞生时，东川的大跃进运动还没有结束，张东海妻子虽然是家庭妇女，也得白天劳动晚上学习。
张东海：晚上学到一、两点钟，老伴背着娃娃，背着小孩昏在路上了。最后孩子哭，把那个大人哭醒了，是那样一个状况。我说那孩子滚到地下了，翻身都不会翻，哭的那个地上都哭湿了，连口水带眼泪，等到回来那个心里非常的酸楚。就是那样，孩子也哭，大人也跟着，也流眼泪，就是那么样的。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炮击金门战役，数万发炮弹倾泄在国民党守军阵地上，中国上空再次被战争的阴云笼罩。
多年以后，毛主席说：“打仗，我还是寄希望于步兵，黄色炸药和大炮很顶事，帝国主义对这个很怕”。
中央给东川矿务局下达的任务在年年加码，矿山如同一台巨大的机器加足马力运转起来。国家迫切需要制造弹药的原料——铜。
“山路高、氧气少，养儿不用教，汤丹落雪走一遭，这句顺口溜本来是告诫父母用艰苦的环境教育子女的。但张东海却不得不把不到一岁的小明带上高原矿山，边工作边照看孩子。
张东海：他到山上以后就是脸又白嘴又青的，这个地方都发青，下来嘛这个嘴唇就有点红润，脸蛋上也有点红润。在山上就没有，是个假象，说又好了一点，又背上去，背上去，过两天又不行了，就是这样。就是缺氧，那个时候根本不懂，包括自己有病我也不懂。
字幕：矿山医院旧址
随着矿山建设的展开，生活还是慢慢好了起来，矿物局针对职工大量增加，部分职工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开展“稳下来，钻进去”活动。
云南省总工会还拨款给矿山盖起了第一个正规医院——东川矿物局职工医院。
张东海：他妈妈带他在汤丹看病，汤丹有个医院，医院很简陋，但还是个医院。
儿子住进了医院，自己也分到了一间苏联式的职工宿舍，从此再不必和其他夫妻同住一个房间，一切都变的好转起来。
一封家书伴随着列车轻快的节奏飞向冀中平原的老家，信里张东海向父母报喜：滥泥坪的勘探有了重大进展、矿山盖起了大医院、自己也搬进了新房子，更重要的是小明的病情在明显好转。
就在家信寄往老家的路上时，张东海在工作岗位突然发起了高烧，不一会，调度室派人来通知张东海，小明去世的噩耗。
张东海：我在医务室打吊针，我烧到三十九度四，调度室打电话给我，她电话调度室接的，调度室通知我，后来我虽然病着我还是下来了，但是我下去，我爱人又上来，没有遇到一起，就轻易埋到那个，就那么埋了。现在那个汤丹的外科大楼背后有几棵松树那个地方，埋在那个后坡上了。
很久没有儿子的家信了，张东海的父母牵挂着远方的孙子，而千里外的张东海此时正陷在丧子之痛中无法自拔。
张东海：从一个城市到这么一个地方，环境又是那么个环境，条件又是那么个条件，又处于这么一种，无依无靠的这么一个状况，可以就是叫做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矿山还没有照相馆，孙子的模样老两口还不知道，他们凭着想象，小明一定和儿子一样结实俊气。
张东海：我告诉他们的，后来给他寄东西，我说不要寄了，人不在了。寄那个小衣服，老人缝的。
自从1954年登上南下的列车，张东海就再也没有回过母校，那个曾经让他充满理想的学校早已变的模糊不清，只留下《勘探队员之歌》在脑海中无法磨灭。
1956年8月10日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国字35号文件下达“东川建设设计任务书”，不久东川被列为“一五”期间的156项重点工程。
从1950年开始，在这个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里，聚集了来自全国的1500名技术骨干，两万多名工人和60多位外国专家。因民、落雪、滥泥坪、汤丹矿相继诞生。
大山深处，东川矿务局拔地而起。
慢慢的，张东海从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成长为全矿务局的高级工程师，也从一个满怀激情的青年变成了垂暮老人。
如今，70多岁的张东海回忆说，儿子当年得的应该是高原病，是大人给耽误了。
日后的岁月里，张东海和妻子又生了两个孩子，对于父母来说，他们是小明的延续。
岁月山河·东川（3）掘进（上）
像往常一样，清晨，六位年轻的矿工登上绞车，向地面深处进发，那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宝藏——铜矿。
此时，六位矿工早已是名满天下，他们对外的正式名称叫做“云南东川矿务局六人千米队”。
队长雷昌萍带领“六人千米队”穿过数公里长的巷道，熟悉的酸辣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粉尘和炸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工作面越来越近了。
铜矿岩面就矗立在不远处，又一个跟进度竞赛的工作日开始了。
意外发生在瞬间。
钻机挡住了滚下的巨大石头，石头离雷昌萍不到一米。
雷昌萍：一炮就把我给我炸下来了，当时这个眼睛的皮就掉下来了，这个眼睛就在外面，当时就是麻，看不见。
从30岁第一次触摸钻机，到58岁退休，钻机伴随了雷昌萍将近二十年。
钻机是雷昌萍全家的恩人，依靠它，雷昌萍不仅把膝下的六个子女拉扯成人，还让她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名人。
字幕：因民矿班前会
矿山是高度危险的职业，工人下井前的班前会其实就是安全会。
70年代的东川矿务局是不允许女人下井的，井下的活儿只属于男工。
1971年的雷昌萍还是东川矿务局里的一位泥瓦工，这年冬天的一天，雷昌萍擅自离开建筑工地，一个人悄悄溜到井下。
雷昌萍：我说你在井下吃些什么保健吃些什么，他说，只要你吃的起两大个包子，到十点钟就送来了。我说，吃两个包子，其它还有什么待遇，还有三角钱的津贴。我说，三角钱，还有两个包子，还有三角钱的待遇，我说我家庭有点困难，我还是要求下井，地面建筑我不想干了。
这年冬天，矿山下起一场大雪，伴随着雪花，雷昌萍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雷昌萍的丈夫虽然也在矿上工作，可两人的工资还是难以填饱三张小嘴。雷昌萍奶水不足，老三只能靠喝稀饭过活。老三的出生对雷昌萍来讲除了幸福以外更多的是忧虑。
矿山的脚下是东川市，1958年为了支持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座铜矿山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政府成立东川市，东川是当时全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也是相同面积里级别最高的城市。中央批准建立东川市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保障矿山的伙食供应。那时侯，矿上职工每个月可以有两斤肉票，但是光有票没有钱一样买不到肉，矿山工人雷昌萍一家常常几个月没肉吃。
雷昌萍：两个包子算起来三角钱，加上三角钱的保健，一天可以合六角钱，如果你不吃，这三角钱发给你，一角五一个包子，那就是六角钱。
当时云南东川的物价，5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如果能够再省下两个包子，井下打眼工每天就会有6毛钱的补助，那就是每天30个鸡蛋，雷昌萍没有读过书，但这笔经济帐还是算的清清楚楚，她决心靠这笔钱拉扯大三个孩子。
雷昌萍出生在距离东川四百多公里的文山县农村， 1958年，雷昌萍年满16岁，在喧嚣的锣鼓声中，雷昌萍也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大跃进。伴随着潮向东川矿务局的人潮，雷昌萍也加入到了国家铜矿山建设之中。
雷昌萍：讲的也是非常好，你们到东川去了，铜亮晃晃的。大家高兴的很，心里很新奇，那时候十多岁嘛。高兴的很！
1958年，东川矿务局开始全面基础建设，因民、落雪、汤丹、滥泥坪四大矿山同时动工。这一年，祖国西南边陲的乌蒙山沟谷里一下子就聚集了2万7千人。
除了操着各地口音的陌生人外，在矿山上，雷昌萍并没有看到人们告诉她的明晃晃的铜。
雷昌萍：哪里有铜？铜在哪里？他们讲在山上，我说山上哪里有，你在哄我们，亮晃晃的在哪里？他说慢慢的嘛，就能看见，你们才来，要慢慢去建设。我说，你说在山上，你骗人。说是亮晃晃的，他说，电灯嘛，电灯不是亮晃晃的，就是哄我们小娃娃嘛。
这年11月，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大喜报，喜报上说，在海拔3225米、井深306米、直径5.5米的落雪矿竖井施工中，东川矿务局掘进队创造出了月成井103.58米的全国最高纪录。东川矿务局一下子闻名全国，落雪掘进队的打眼工更是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雷昌萍：工地上这些人，你们哪个要找对象，找那些老师傅？有钱嘛，那些进洞的，每半年有一双水鞋，一个月两双手套，一个口罩，半年有一双水鞋，冬天还有棉服，发的那个服装，还有一套。
捷报频传，东川矿务局连创掘进新纪录，所有的荣誉全部给了打眼工，打眼工成了那段时期全矿务局最瞩目的工种，也是待遇最高的工种，井下打眼工的工资相当于地面上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
雷昌萍：我这个人从小的时候，也不会计较，有时候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买一些菜饭票，我不管，只要好玩儿，几个大姊妹在一起聊天，吃两个糖果玩儿，我也不会买，把一个月的工资都端掉了。
东川矿务局井下的工作面上清一色全是男工，每天，雷昌萍用羡慕的眼光目送打眼工走进深深的巷道，伴随着机器的轰鸣登上吊罐深入地下。
1971年，雷昌萍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老三的降生让雷昌萍一家的生活变更加困难，对金钱从来不会算计的雷昌萍决心成为一名打眼工，贴补家用、养活孩子。
雷昌萍：我说钟队长，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我说我要求下井去，可不可以。
钟群：一个女孩子在井下，我很不同意，建议，不是她们干的活。就像打仗一样，这个打仗是男人的事情，但凡在井下，作业、放炮这些危险事，都是男人的事情。
雷昌萍：第二次我又跟他要求，我说，你放我去吧，钟队长，我求求你，让我下井。
他说，怕你苦不动，小雷。我说，苦的动，你让我去吧。
钟群：哪有什么办法？她就一天跟你磨吧，走到哪里，就跟着你屁股后面。
几次被拒绝后，雷昌萍陷入深深的焦虑。那个年代，除了当打眼工，就再也没有其它贴补家用的出路了， 一天3毛钱的补助近在眼前，却又那么遥远。
雷昌萍：后头他就说，你明早晨来我办公室一下。我说，怎么说，钟队长，你同意我去了？你一定要去吗？你要能吃这碗饭，我就让你去。不能吃这碗饭，我就不让你去。我说，能吃。我有一定的基础。
让雷昌萍意外的是，掘进科长钟群突然改变态度站在了自己的一面。雷昌萍哪里知道，女人能干男人的活，已经成为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政治风尚，同意雷昌萍下井是矿上的书记背后决定的，铁姑娘的形象早已在全国风靡。
随着绞车深入井下，每天3毛钱的补助马上就要到来，看来家里的生活也会很快好转，雷昌萍有一种实现心愿的满足。
尽管成功的进入井下，雷昌萍却发现自己距离打眼工的路程变的更加遥远了，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拒绝雷昌萍靠近工作面，只让雷昌萍推矿车干杂活。
掘进组长黄学贵曾经当过铁道兵的下士班长，在部队就因为开路架桥个人能力突出被授予标兵称号。
黄学贵：我就说，你去推矿车吧，但是要注意安全。
雷昌萍：我说黄师傅，人家钟队长喊我来你这个组，你能接受我吗？这个人讲话有点那样，来嘛，他这么讲。我说，今天你们上班吗？他说，上的嘛。
黄学贵：我是这么说的，实话我是这么讲的，我说要注意安全。你几个女娃别嘻嘻哈哈的，如果你们再嘻嘻哈哈，我就不要你们了。后来她们就说，我们嘻嘻哈哈不影响你，反正我们注意我们的安全。这个雷昌萍就说，你会打眼，我也会打，拿来我试试。
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是一个老牌打眼工，从来没有听说过掘进面会有女人打眼，对于矿领导的决定，一线负责人黄学贵用他自己的方法进行抵制。
黄学贵：我就说，你这个老婆娘，来整什么嘛？她说，不管老婆娘不老婆娘。
雷昌萍：反正我就是来你这个组，在洞子里我净发烟给他抽，他不接。我想，女人家给人家递烟，人家又是个领导，递烟给他，他还不想接，不想接嘛，整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黄学贵：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井下吃饭的时候，喝点酒。她说，今天喝喝酒，打眼的活你交给我啦。我说，女同志不能操作这些。她说，怕啥呀，让我也试试。我说，好，我让你就行了。
黄学贵嘴上搪塞着雷昌萍，行动上却仍然坚决反对女人打眼。只能推矿车的雷昌萍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还累的半死，生活并没有因为下井有丝毫的改变。
雷昌萍：师傅这样，师傅那样，下贱的求他，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就凭我的劳动力在干。我也不喜欢低声下气的，要咋个咋个。在你面前说些什么吧，我也讲不来，我就是在领导面前我也是直来直去的，因为我身上没有这种习惯。
为了每天3毛钱的补助，为了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倔强的雷昌萍并没有灰心，她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雷昌萍：我跟别人说，我来跟你们学学这个机头。你来学这个机头干嘛，我们都不想干了，累的很，一身泥，你哪能干的长。我说，管它呢，你整一个我瞧瞧，怎么个打法，怎么开这个机头，他就开给我瞧瞧。我说，这个简单嘛，只要你有手劲拿的住这个机头，随便谁都可以打。
雷昌萍第一次举起钻机，正如她的想象，打眼并不难，更重要的是45公斤重的机头通常要由两个男工才能抱得起来，而雷昌萍竟然一个人就把它端的稳稳的，这给了雷昌萍莫大的鼓励。
黄学贵：我十二、三岁，十四岁，家里比较困难，打工去了。给人家背柴，我就可以背个五六十斤，十三、四岁。
沈正科：她是文山人，我去过她的老家，我招工的时候去过她老家。在矿上，她在工地上盖房子的时候，搅拌混凝土，一个男娃都很搅不动，她能够左手右手各夹一包水泥，一包水泥五十公斤了，能够左边夹一包，右边夹一包上架子。
雷昌萍：只要肚子吃饱了什么我都不怕，什么我都干的起，没有文化嘛，在二百二工地。领导说，想把你调来搞财务。我说，我字都不识，我只有出一些劳动力。
开动马达，粉尘迎面扑来。
浓浓的酸辣滋味迅速充满了雷昌萍的口腔，这是粉尘的味道。
东川矿务局成立初，使用打干眼技术，到了1957年开始使用湿式凿岩法，就是在钻机上加上水枪，用水来压盖住粉尘，工人们管这种方法称做“打水眼”。之后，井下采用了机械通风、配备了专职的通风防尘员和劳保用品。
但是，“打水眼”速度慢，为了赶进度，工人常常不开水枪。
雷昌萍和组长黄学贵的矛盾终于爆发，被发现偷学打眼，组长黄学贵大发雷霆，被激怒的雷昌萍提出要和组长一比高下。
雷昌萍：他在我面前说，大姐，你在干什么？我们一个老男人还不如你一个老婆娘？他这个话就伤了我了。
黄学贵：她扛过机头来，自己把它支好，今天我们两个一人打一边，这个眼怎么摆，我望着你怎么摆，我就怎么摆。那个二五机头是我的拿手，风一开，机头打起，还可以抽烟。
龙应祝：她打一边，组长打一边，就这样平起平坐的干起来了，组长还要人给他稳钎子，她不要。老娘打给你瞧，两只脚排开，一只手稳着钎子，一只手拿着机头就打了。
让所有在场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初次上阵的雷昌萍竟然战胜了老资格的打眼工黄学贵，更让人称奇的的是，黄学贵是三个人操作机器，而雷昌萍却是一个人在打眼。
黄学贵：他们几个女娃在后面说，老师傅你是男人还比不了这个女人。我说，今天算我输给她了，我说明天我再来。
雷昌萍：那个机头你要拿着，用腿来支着才能稳的住它。晚上回来，把我的腿弄的一道一道的全是青，管它青不青的，我想。
黄学贵：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上班以后我排排班，我们组上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我扛了部机头，跟她再比赛一天，看哪个凶，还是她凶，她力气好。
从那天起，雷昌萍终于当上了打眼工，而且还成了东川矿务局第一位单人操作机器的钻机手。每天3毛钱补助，外加两个保健大包子的理想似乎已经顺理成章的实现了，然而更大的梦想很快替代了最初的想法，一个新的挑战很快摆在雷昌萍面前。
掘进（上）
像往常一样，清晨，六位年轻的矿工登上绞车，向地面深处进发，那里埋藏着一个巨大的宝藏——铜矿。
此时，六位矿工早已是名满天下，他们对外的正式名称叫做“云南东川矿务局六人千米队”。
队长雷昌萍带领“六人千米队”穿过数公里长的巷道，熟悉的酸辣气味扑面而来，那是粉尘和炸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工作面越来越近了。
铜矿岩面就矗立在不远处，又一个跟进度竞赛的工作日开始了。
意外发生在瞬间。
钻机挡住了滚下的巨大石头，石头离雷昌萍不到一米。
雷昌萍：一炮就把我给我炸下来了，当时这个眼睛的皮就掉下来了，这个眼睛就在外面，当时就是麻，看不见。
从30岁第一次触摸钻机，到58岁退休，钻机伴随了雷昌萍将近二十年。
钻机是雷昌萍全家的恩人，依靠它，雷昌萍不仅把膝下的六个子女拉扯成人，还让她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万众瞩目的名人。
字幕：因民矿班前会
矿山是高度危险的职业，工人下井前的班前会其实就是安全会。
70年代的东川矿务局是不允许女人下井的，井下的活儿只属于男工。
1971年的雷昌萍还是东川矿务局里的一位泥瓦工，这年冬天的一天，雷昌萍擅自离开建筑工地，一个人悄悄溜到井下。
雷昌萍：我说你在井下吃些什么保健吃些什么，他说，只要你吃的起两大个包子，到十点钟就送来了。我说，吃两个包子，其它还有什么待遇，还有三角钱的津贴。我说，三角钱，还有两个包子，还有三角钱的待遇，我说我家庭有点困难，我还是要求下井，地面建筑我不想干了。
这年冬天，矿山下起一场大雪，伴随着雪花，雷昌萍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雷昌萍的丈夫虽然也在矿上工作，可两人的工资还是难以填饱三张小嘴。雷昌萍奶水不足，老三只能靠喝稀饭过活。老三的出生对雷昌萍来讲除了幸福以外更多的是忧虑。
矿山的脚下是东川市，1958年为了支持当时中国唯一的一座铜矿山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云南省政府成立东川市，东川是当时全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也是相同面积里级别最高的城市。中央批准建立东川市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保障矿山的伙食供应。那时侯，矿上职工每个月可以有两斤肉票，但是光有票没有钱一样买不到肉，矿山工人雷昌萍一家常常几个月没肉吃。
雷昌萍：两个包子算起来三角钱，加上三角钱的保健，一天可以合六角钱，如果你不吃，这三角钱发给你，一角五一个包子，那就是六角钱。
当时云南东川的物价，5分钱可以买一个鸡蛋，如果能够再省下两个包子，井下打眼工每天就会有6毛钱的补助，那就是每天30个鸡蛋，雷昌萍没有读过书，但这笔经济帐还是算的清清楚楚，她决心靠这笔钱拉扯大三个孩子。
雷昌萍出生在距离东川四百多公里的文山县农村， 1958年，雷昌萍年满16岁，在喧嚣的锣鼓声中，雷昌萍也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大跃进。伴随着潮向东川矿务局的人潮，雷昌萍也加入到了国家铜矿山建设之中。
雷昌萍：讲的也是非常好，你们到东川去了，铜亮晃晃的。大家高兴的很，心里很新奇，那时候十多岁嘛。高兴的很！
1958年，东川矿务局开始全面基础建设，因民、落雪、汤丹、滥泥坪四大矿山同时动工。这一年，祖国西南边陲的乌蒙山沟谷里一下子就聚集了2万7千人。
除了操着各地口音的陌生人外，在矿山上，雷昌萍并没有看到人们告诉她的明晃晃的铜。
雷昌萍：哪里有铜？铜在哪里？他们讲在山上，我说山上哪里有，你在哄我们，亮晃晃的在哪里？他说慢慢的嘛，就能看见，你们才来，要慢慢去建设。我说，你说在山上，你骗人。说是亮晃晃的，他说，电灯嘛，电灯不是亮晃晃的，就是哄我们小娃娃嘛。
这年11月，报纸上刊登了一条大喜报，喜报上说，在海拔3225米、井深306米、直径5.5米的落雪矿竖井施工中，东川矿务局掘进队创造出了月成井103.58米的全国最高纪录。东川矿务局一下子闻名全国，落雪掘进队的打眼工更是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雷昌萍：工地上这些人，你们哪个要找对象，找那些老师傅？有钱嘛，那些进洞的，每半年有一双水鞋，一个月两双手套，一个口罩，半年有一双水鞋，冬天还有棉服，发的那个服装，还有一套。
捷报频传，东川矿务局连创掘进新纪录，所有的荣誉全部给了打眼工，打眼工成了那段时期全矿务局最瞩目的工种，也是待遇最高的工种，井下打眼工的工资相当于地面上建筑工人的两倍还多。
雷昌萍：我这个人从小的时候，也不会计较，有时候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买一些菜饭票，我不管，只要好玩儿，几个大姊妹在一起聊天，吃两个糖果玩儿，我也不会买，把一个月的工资都端掉了。
东川矿务局井下的工作面上清一色全是男工，每天，雷昌萍用羡慕的眼光目送打眼工走进深深的巷道，伴随着机器的轰鸣登上吊罐深入地下。
1971年，雷昌萍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老三的降生让雷昌萍一家的生活变更加困难，对金钱从来不会算计的雷昌萍决心成为一名打眼工，贴补家用、养活孩子。
雷昌萍：我说钟队长，我想跟你说件事。什么事？我说我要求下井去，可不可以。
钟群：一个女孩子在井下，我很不同意，建议，不是她们干的活。就像打仗一样，这个打仗是男人的事情，但凡在井下，作业、放炮这些危险事，都是男人的事情。
雷昌萍：第二次我又跟他要求，我说，你放我去吧，钟队长，我求求你，让我下井。
他说，怕你苦不动，小雷。我说，苦的动，你让我去吧。
钟群：哪有什么办法？她就一天跟你磨吧，走到哪里，就跟着你屁股后面。
几次被拒绝后，雷昌萍陷入深深的焦虑。那个年代，除了当打眼工，就再也没有其它贴补家用的出路了， 一天3毛钱的补助近在眼前，却又那么遥远。
雷昌萍：后头他就说，你明早晨来我办公室一下。我说，怎么说，钟队长，你同意我去了？你一定要去吗？你要能吃这碗饭，我就让你去。不能吃这碗饭，我就不让你去。我说，能吃。我有一定的基础。
让雷昌萍意外的是，掘进科长钟群突然改变态度站在了自己的一面。雷昌萍哪里知道，女人能干男人的活，已经成为是那个年代的一个政治风尚，同意雷昌萍下井是矿上的书记背后决定的，铁姑娘的形象早已在全国风靡。
随着绞车深入井下，每天3毛钱的补助马上就要到来，看来家里的生活也会很快好转，雷昌萍有一种实现心愿的满足。
尽管成功的进入井下，雷昌萍却发现自己距离打眼工的路程变的更加遥远了，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拒绝雷昌萍靠近工作面，只让雷昌萍推矿车干杂活。
掘进组长黄学贵曾经当过铁道兵的下士班长，在部队就因为开路架桥个人能力突出被授予标兵称号。
黄学贵：我就说，你去推矿车吧，但是要注意安全。
雷昌萍：我说黄师傅，人家钟队长喊我来你这个组，你能接受我吗？这个人讲话有点那样，来嘛，他这么讲。我说，今天你们上班吗？他说，上的嘛。
黄学贵：我是这么说的，实话我是这么讲的，我说要注意安全。你几个女娃别嘻嘻哈哈的，如果你们再嘻嘻哈哈，我就不要你们了。后来她们就说，我们嘻嘻哈哈不影响你，反正我们注意我们的安全。这个雷昌萍就说，你会打眼，我也会打，拿来我试试。
掘进组组长黄学贵是一个老牌打眼工，从来没有听说过掘进面会有女人打眼，对于矿领导的决定，一线负责人黄学贵用他自己的方法进行抵制。
黄学贵：我就说，你这个老婆娘，来整什么嘛？她说，不管老婆娘不老婆娘。
雷昌萍：反正我就是来你这个组，在洞子里我净发烟给他抽，他不接。我想，女人家给人家递烟，人家又是个领导，递烟给他，他还不想接，不想接嘛，整的自己也不好意思了。
黄学贵：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井下吃饭的时候，喝点酒。她说，今天喝喝酒，打眼的活你交给我啦。我说，女同志不能操作这些。她说，怕啥呀，让我也试试。我说，好，我让你就行了。
黄学贵嘴上搪塞着雷昌萍，行动上却仍然坚决反对女人打眼。只能推矿车的雷昌萍工资一点都没有提高，还累的半死，生活并没有因为下井有丝毫的改变。
雷昌萍：师傅这样，师傅那样，下贱的求他，我也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就凭我的劳动力在干。我也不喜欢低声下气的，要咋个咋个。在你面前说些什么吧，我也讲不来，我就是在领导面前我也是直来直去的，因为我身上没有这种习惯。
为了每天3毛钱的补助，为了孩子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倔强的雷昌萍并没有灰心，她心里有自己的打算。
雷昌萍：我跟别人说，我来跟你们学学这个机头。你来学这个机头干嘛，我们都不想干了，累的很，一身泥，你哪能干的长。我说，管它呢，你整一个我瞧瞧，怎么个打法，怎么开这个机头，他就开给我瞧瞧。我说，这个简单嘛，只要你有手劲拿的住这个机头，随便谁都可以打。
雷昌萍第一次举起钻机，正如她的想象，打眼并不难，更重要的是45公斤重的机头通常要由两个男工才能抱得起来，而雷昌萍竟然一个人就把它端的稳稳的，这给了雷昌萍莫大的鼓励。
黄学贵：我十二、三岁，十四岁，家里比较困难，打工去了。给人家背柴，我就可以背个五六十斤，十三、四岁。
沈正科：她是文山人，我去过她的老家，我招工的时候去过她老家。在矿上，她在工地上盖房子的时候，搅拌混凝土，一个男娃都很搅不动，她能够左手右手各夹一包水泥，一包水泥五十公斤了，能够左边夹一包，右边夹一包上架子。
雷昌萍：只要肚子吃饱了什么我都不怕，什么我都干的起，没有文化嘛，在二百二工地。领导说，想把你调来搞财务。我说，我字都不识，我只有出一些劳动力。
开动马达，粉尘迎面扑来。
浓浓的酸辣滋味迅速充满了雷昌萍的口腔，这是粉尘的味道。
东川矿务局成立初，使用打干眼技术，到了1957年开始使用湿式凿岩法，就是在钻机上加上水枪，用水来压盖住粉尘，工人们管这种方法称做“打水眼”。之后，井下采用了机械通风、配备了专职的通风防尘员和劳保用品。
但是，“打水眼”速度慢，为了赶进度，工人常常不开水枪。
雷昌萍和组长黄学贵的矛盾终于爆发，被发现偷学打眼，组长黄学贵大发雷霆，被激怒的雷昌萍提出要和组长一比高下。
雷昌萍：他在我面前说，大姐，你在干什么？我们一个老男人还不如你一个老婆娘？他这个话就伤了我了。
黄学贵：她扛过机头来，自己把它支好，今天我们两个一人打一边，这个眼怎么摆，我望着你怎么摆，我就怎么摆。那个二五机头是我的拿手，风一开，机头打起，还可以抽烟。
龙应祝：她打一边，组长打一边，就这样平起平坐的干起来了，组长还要人给他稳钎子，她不要。老娘打给你瞧，两只脚排开，一只手稳着钎子，一只手拿着机头就打了。
让所有在场的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初次上阵的雷昌萍竟然战胜了老资格的打眼工黄学贵，更让人称奇的的是，黄学贵是三个人操作机器，而雷昌萍却是一个人在打眼。
黄学贵：他们几个女娃在后面说，老师傅你是男人还比不了这个女人。我说，今天算我输给她了，我说明天我再来。
雷昌萍：那个机头你要拿着，用腿来支着才能稳的住它。晚上回来，把我的腿弄的一道一道的全是青，管它青不青的，我想。
黄学贵：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上班以后我排排班，我们组上谁干什么，谁干什么。我扛了部机头，跟她再比赛一天，看哪个凶，还是她凶，她力气好。
从那天起，雷昌萍终于当上了打眼工，而且还成了东川矿务局第一位单人操作机器的钻机手。每天3毛钱补助，外加两个保健大包子的理想似乎已经顺理成章的实现了，然而更大的梦想很快替代了最初的想法，一个新的挑战很快摆在雷昌萍面前。
掘进（下）
四十多年前，中国西南边陲的东川和全国一样也席卷在“文革”的旋涡中，1968年东川矿务局全年生产精铜只有109.6吨，创历史最低，到了停产边缘。1972年，周恩来总理指示，东川矿务局是三线建设项目，派系斗争不能影响生产。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矿务局掀起 “千米会战”运动，“千米会战”是掘进队之间的较量，比赛的地点定在了落雪矿。
落雪矿于1953年建立，产量常年在矿务局名列第一名，号称四大矿山里的老大。这里海拔3100米，山体复杂，地下水多，是掘进的硬骨头。
雷昌萍：我也要参加这个会战。他说，你不能去，你娃娃小，照顾娃娃，打天井你不能去。我能去的，我说我要去。
此时的雷昌萍已经成长成了一名熟练的打眼工，她从刚下井的2级工很快升为5级工，拮据的生活也在不经意间慢慢好转起来。
雷昌萍：搞这些会战我就喜欢参加，喜欢争一种光荣。
“千米会战”拉开大幕，矿务局四大矿山全部派出了代表队。
落雪矿代表队的名字叫“八人千米队”，“八人千米队”就是指由八个人组成一个小队，小队一年的掘进目标是1000米，这在当时是一个简直无法超越的的成绩，除了令人生畏的掘进速度外，“八人千米队”更是占尽了主场优势。
雷昌萍：高书记来和我们联系了，他说，你老两个可不可以组织几个人成立一个组，成立一个六人组，跟八人千米组来竞赛，坑总支书记提倡我们说落雪有个八人千米组，想跟你们挑战。你们因民矿还没有六人千米组，落雪是八人千米组，你们组织一个六人千米组，跟他们应战。回来以，我们老两个商量要不要成立这种，领导说是成立就成立吧，丈夫就说完全可以成立，他们八人千米组，我们六人千米组还打不赢他，来整一个出来瞧瞧。
龙应祝：经过坑总支研究以后同意我们成立六人千米组，找几个情投意合的，劳动力比较强的同志，组成一个六人千米组，约好六个人就来成立了，大家一选，就选她当组长，我附带着帮下忙。
这是“六人千米掘进队”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上每个人都露出灿烂的笑容，走在中间的打眼工叫胡发财，他是六个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胡发财：它的经济还是说，不是说高的很，它是才五块钱一米，是这种情况，由于家庭有一点困难，再加上又是一个先进队组，我就报名去了。
“六人千米掘进队”成立后，雷昌萍和她的队员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准备和全矿务局最强的王牌掘进队——落雪掘进队比试较量一番。
落雪的“八人千米队”既是雷昌萍的榜样也是雷昌萍超越的目标，雷昌萍带领的“六人千米队”和落雪“八人千米队”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雷昌萍：休息一会儿，打打眼，两个在一起聊聊天，又开始干。二十多个小时就在洞子里面熬。
许定龙：我还没想到你那么一个个子，会拿的动那么重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力气拿的来。她跟我讲，书记，我就是靠这碗酒。她又吃烟又喝酒的，本来在井下，应该是不允许喝酒的。她是要带着酒下去的，打一些干眼，要喝一些酒。
黄学贵：我都闻到她的酒气。我说你今天又喝酒来了。她说，不喝酒这个机头我扛得动啊？
龙应祝：这个机头有四十五公斤的，有三十公斤的，有二十五公斤的，重磅的就是四十五公斤的。她一个人单人单机都能操作下来。
许定龙：她打了一大碗，像喝凉水一样喝下去，拿汗帕一擦。当时我就说，不得了你这个人。我说难道你力气就是在这碗酒里？她说，真的，我只要不喝酒我就整不成。
龙应祝：他在他的落雪矿，我在我的因民矿。有报表，天天登记。
“六人千米掘进队”在成立的第三年终于超过落雪“八人千米队”，全年完成进尺1547米，创下全国冶金矿山掘进队的新记录。战胜“八人千米掘进队”后，雷昌萍带领的“六人千米掘进队”四次夺得全国冶金矿山掘进队组劳动竞赛流动红旗，按照冶金部颁布的标准，全组六年完成十二年半的工作，雷昌萍也成了全国模范。
胡发财：雷昌萍可以说是不讲什么技术的，也不讲什么改革方面的事情。当时一个小营头，就可以放二三十公斤炸药，现在这一套就吃不开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不计算成本。她完不成任务连班作业，上白班要到夜里十二点才出来，基本上一天都要延两个班。有时候任务紧，看到任务要完不成要延到天亮。她这种就认为自己是硬干硬拼，硬干硬拼，但是你是亏损的。在那个时候认为你是先进，就是以前毛泽东，毛主席树立大家的一面旗帜，是这个道理。
除了得到荣誉，打眼工还有很现实的物质奖励，东川矿务局规定，每完成一米的掘进，打眼工就能有五块六毛三的奖金，年轻的胡发财一个人一个月就能完成进尺四百米，每月除了工资还有两千元的收入。为了抢进度，井下的工人有时会关掉水枪违章操作，酸辣的粉尘味道瞬间充满巷道。
周留恩：打干眼的时候，这个粉尘到处是雾蒙蒙的，身上的衣服出来都是灰灰。像我看你这么个距离，我看你我看不清楚，就是灰蒙蒙，灰蒙蒙的，就看人灰蒙蒙的。只要隔个两、三米就根本看不清，就是这样。你从那个坑道里边出来，根本就不像人。
钟群：东川有一句叫土话，叫山毛驴，是什么意思呢？叫狼，就像个大灰狼一样。人一出来，喉咙干，就觉得干呼呼的，咽口水难咽了，吐出来的口痰，擤出来的鼻子，几乎没有哪个是清的，都是落的粉尘多。这个眼睛，下巴也是，粉尘腌的眼睛水红水红。
胡发财：首先就是说觉得呛。如果是觉得时间一长，就觉得噎着气，是这种味道，如果你再不注意就会呛翻倒。
“六人千米掘进队”中年纪最轻、干活最快的主力队员胡发财突然开始感到力不从心起来。经过诊断，胡发财得的是矽肺病。
胡发财：上坡就觉得这里，要整个一二十来公斤背着爬坡就不行了，就感觉这里是胀绷绷的疼，晚上睡觉，大面积这里也睡不得。
胡发财的父亲就是因为硅肺病去世的。父亲是一个老打眼工，安葬完父亲，胡发财接班进了矿井。
胡发财：我工作了以后，他七九年是二月份，他最后就是咳了一碗血就死掉了。
沈正科：死的最快的是哪一个呢？是翻营头的那个。矽肺病，喘气、喘，然后疼，疼的耐不住。他一次打一针杜冷丁下来，管几个小时，严重点一天要打两次。
刘世富：正常人的肺是红的或是紫红的，他的肺是黑的，就像撒上了一把米，撒上了一把麦子，撒上一把菜子，肺上全是点点，吃进去的矿石灰灰，就像钢筋混凝土一样的，都附在肺的器官上了，呼吸很难很难，所以这个矽肺病，科学也医不好。
胡发财：确实受罪，所以像我这个人一生太老实，要是总结老辈人那种情况，自己就不会上这种当了。
矿里的领导把胡发财调离掘进队，把他安排在医院疗养，“东川市第二人民医院硅肺病门诊所”是专门为矽肺病患者开办的，在这所医院里，病人可以得到全面的治疗。
从医院的后门离开，沿着一条蜿蜒的小路，两公里外有一片坟地，那些无法战胜病魔的人们就长眠在那里。
东川是一个古老的矿山，解放前人们把矿井开采叫做“打槽子”，也叫“打硐”，旧社会砂丁“打硐”使用的工具是锤和钎，矿井里的粉尘并不多。50年代矿井开始使用机械化工具，并产生的大量粉尘，矽肺病才在矿山大量出现。
胡发财：看到别人生病自己也会病，看到别人老立不动，自己也会老，有这种认为，你就可能想的通了，你若是看到别人生病，别人死亡，你自己心里就难过，对自己不利。
胡发财子承父业，也继承了父亲的不幸。为了胡发财的健康，领导让他离开一线工作岗位，在医院里安心治疗。
新纪录不断被“六人千米队”刷新，雷昌萍慢慢的开始有了“矿山花木兰”的称号。
凭借手里的钻机，一系列的荣誉戴到这位来自云南农村的女矿工头上，雷昌萍甚至被邀请到北京参加表彰大会
雷昌萍：我说像坐汽车一样，伸头出去也不可以.那么小一个舱，我看看底下，过湖南那边看看黄河那些，看看那个水、房子，洋房都是一小点。我说你们看看这些房子，怎么一小点。他们说，在飞机上，那么高，看的就是那么小点。
她的工资是
跟我们的矿长是一样的
连升几级 连升几级
个人特别突出
爬这个长城
我就说 这个长城怎么爬不通
一下我就要把它爬通
他们说你怎么能走通
通在哪个省 哪个省
还照相 照了很多
他们说爬不通
你使那么大劲爬
我说我要把它爬通
爬不通 哪爬的通
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登上了长城，雷昌萍脑子里一片空白；领导的嘱咐和指示也没记住；因为不识字，从北京带回来的材料也不知道什么内容。
然而雷昌萍在北京拍摄的照片却成了“六人千米掘进队”最大的精神动力，也成了东川市和东川矿务局的骄傲。
雷昌萍：带着什么回来？我就带了四张照片，我就拿来了，省工会一张，矿务局工会一张，就那三张，也不会多洗，也不懂什么。
当上了劳模，雷昌萍回到矿上仍然拿起钻机，她还是一名打眼工。荣誉接踵而来，雷昌萍和“六人千米掘进队”登上荣誉的顶峰，然而，一场灾难却悄悄地降临了。
雷昌萍：我刚刚睡觉，丈夫还在喝酒，突然一个大炸雷打了，就听见哗啦哗啦的声，大卡车过路一样的就来了，就把我的床，这个大石头就顶了来，就把我顶翻在墙上了，那么大一大包石头，把我们的床都拱抬起来了。
《东川府志》记载，东川原本是一片森林茂密的地方，唐朝的时候，东川开始砍伐森林烧炭炼铜，当时每炼出一吨铜需要十吨的木炭，东川逐渐变成了一片秃山，使得这里成为泥石流的高发地区。
雷昌萍：突然就是天就下雨了，下雨就是暴雨，雨下的特别大，雷响的特别厉害。雨下的很猛，下了我就醒了，那个浪，最高的地方可能是二十多米，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房子大的石头都有本事冲了下来，房子大的石头，几十吨的石头都冲的下来，一来的话，铺天盖地的相当吓人。阴风惨惨的，又停电，又断电，农村的迷信，就是龙来了，那种响法，那个冲击波很厉害，所有的凳子全部都堆在，大概八百多个凳子堆了一堆，全部从下面拔起来，堆起来。穿不稳裤子的，衣服穿不稳的，有好多是衣服裤子没穿，那次残酷的不得了，全部的衣服给你裹走了，裹走了就找不着了，看着画面不太文明，翻过来布裹上，也有一点悲惨。他走过去开门去了，他有一个小儿子，六岁的小娃娃，小娃娃拉他的衣服后面，他手抓着门 站着的，死的时候也是站着的。那种场景，我们亲自为他刨的，遍地都是羊，死羊、死猪、死人，就这么个残局。
雷昌萍所在的因民矿坐落在东川最北部的陡峭狭长的山谷里，“座座山头走蛟龙，处处沟谷吹喇叭”是每年雨季这里的景象。
雷昌萍靠着手中的一把钻机挣来的家，就这样在一场泥石流中瞬间消失了，万幸的是，雷昌萍的子女们没有一个发生意外。
1986年夏日清晨，矿井里的阴冷空气驱散了高原的炎热。每天都是考验，“六人千米掘进队”又一次开始了追赶进度的一天。
连续掘进20个小时后，终于完成掘进目标，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
也许是太累了，雷昌萍突然被运输矿石的电耙卷了进去。
雷昌萍：听见骨头响了，响了一下，灯也全部熄了，我就吸在了电耙上，脚也断了。
许定龙：她到医院缝针，我扶着她，她叫的厉害的很。
雷昌萍：坑长在半边扶着我，我都晕过去了。
经过抢救，雷昌萍活了过来，因民矿领导把雷昌萍从井下调离，从此雷昌萍离开了打眼的工作岗位。
根据东川矿务局档案记载：经过大规模的铜矿开采东川成了金沙江上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水土流失的面积达到全部面积的58%。
五十年中，东川矿务局累计为国家出产48万吨的精铜，创造出了55亿元的财富。
胡发财早早的离开工作岗位，一年四季只能住在医院里，散步就算是剧烈运动了。
雷昌萍在因民矿工作到了1990年，退休后褪去了头顶上的光芒，和丈夫一起开过饭馆、养过猪、做过豆腐、卖过凉粉，回顾人生，雷昌萍觉得最值得珍惜的就是那些达到的荣誉。
如今雷昌萍经营着一家泡菜作坊。雷昌萍腌制的泡菜远近闻名，一天能卖出200公斤。传说她的泡菜甚至还远销到了东南亚。雷昌萍说，泡菜好吃，秘诀在汤里。
调动（上）
直到今天，当陈英回忆起第一次来到汤丹镇时的情景，仍然能够体会到那种局促、自卑和羡慕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1972年，陈英的父亲把工作从乡下调到了汤丹镇，从此成了镇上的国家干部，陈英一家也随即变成了汤丹镇的居民。这一年，陈英7岁，哥哥陈敏12岁。
陈英：当时给我的印象我就觉得汤丹的人特别多。为什么呢？它几大矿山，因民矿、滥泥坪矿、落雪矿，有个大事小务都汇集在汤丹，就相当于汤丹是矿务局的首府。
陈敏：矿山这一块，很刺激的东西太多了，一开始，刺激的是矿洞、电机车、索道、选矿那种皮带运输机，觉得太神圣了。我们所有邻居的，他们的家庭，父母都是矿山系统的，他们比我们有优越感。
同一年，余国辉一家也从乡下搬到了汤丹镇，住在了陈英家的隔壁，余国辉和陈英一样也是第一次来到汤丹，不同的是，余国辉的父亲是一名矿山上的汽车司机。
一条街里的两家人的生活，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东川几十年的生活流变。
俞国辉：当时的农村就是一个土地方，那么来到这个矿山，始终觉得整个矿山的这种气势。现在呢说气势，那个时候，孩提那时候，只能说是一种印象中，很新鲜，觉得很干净，很清爽。比起农村来说就应该说是，在这个内心就有很大的变化，每个单位的大门上，奇灯异彩，红旗招展，才进那个学校，应该说是还有一种胆怯内心，应该说是又好奇又胆怯，就是那种，一开始的时候跟同学还很不敢接触，那种心理现在都深深记得。
汤丹矿是东川矿务局四大矿山的中心矿，汤丹镇是矿务局的局机关驻地、 “天黄黄，地黄黄，黄水里飞出金凤凰”，汤丹就是这只“金凤凰”，有时人们也会把它称作“小昆明”。
自从来到了汤丹，矿山就在这些乡下少年的心里扎下了根，只不过陈家兄妹是镇上的孩子，余国辉是矿务局的子弟。
七十年代的矿务局一般每年都会有一次招工，矿务局的招工并不是面向全社会，只有本单位的职工子弟才有资格参加。
陈敏：从我们的心里就没有想到，矿山工人艰辛、危险，就是觉得有一种崇高的概念在里头。上班坐着电机车进去，大水鞋一穿，水衣、水裤、工作服、棉衣，全部都是属于国家发。坐电机车一进去，然后，今天的工作干完，电机车坐着出来。当时的电机车，从我们这种角度，连火车都没有见过，认为那种电机车是相当不得了的东西。矿山上就是热火朝天，他们是井下工作的，他们是三班倒嘛，用电机车。工人们上班带着安全帽，挎在肩膀上，穿着大水鞋，戴着手套，有一些还戴着防护眼镜，很羡慕。开洞子的那一块，在我内心当中觉得很风光的那种味道。
刘世富：在整个东川我们矿山的工资是最高的，相当于一般的工人，就像我们这种工资的嘛，当时，在我们拿五十多块的时候，等于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那个时候一个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也就是五十来块钱。井下一个基本工资，比如说下井就是四级，一下井就是四级，放宽就是五级，再涨就是六级，六级就是八十八块三角三。那地方上才是四、五十块钱，发多干部，发多就是四十五块钱。像我父亲那种，工资也在三十多块，到四十块的工资，但是人家的工资拿到六、七十，七、八十块的工资。
汤丹有一座露天铜矿，那时的汤丹矿山，炮声一响，农民就会背着竹篓来抢矿石。运矿车后面，常常跟着一群农民，等着掉下来的石头。那时的一筐矿石能卖200元，比东川市里的领导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很多。
李德高：保安堵也堵不住，反正就要来抢，在洞子里面炮一响，他也要来抢。从汤丹我们镇政府的上面拉矿，每天不停的，我们喊的大黄车，以前我们形容就喊大黄车，反正一夜拉到亮，反正就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个东西是分不清楚了，有时候，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反正国家炮一响，大炮一响，黄金万辆，都来抢。
陈英的父亲是汤丹镇办事处干部，母亲是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就连亲戚也没有一个是矿上的，矿务局的招工自然轮不到陈英一家。
刘世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子女可以顶替，有这个优越性，所以很留恋矿上，地方系统很烦，读不上大学，读不上中专，就分不了工作。矿山系统呢就是，比如说我退休了，我退休了，我一退掉，我儿子就可以顶替我，我媳妇退掉，我姑娘就顶替。顶替在这里是最大的吸引力。地方系统是靠自己的，矿务局的职工子女，初中一毕业或者高中一毕业，还没就业之前 ，他就到他本单位的劳服公司待业，以前喊待业队。等到每年招工的时候，一招工他就走了。原来就是在学习成绩这些都很不重视，很不提倡你学习成绩，只是觉得是一种过渡，想着最崇高的就是把物质生活搞好，找个好一点的工作，自己很向往很崇拜的那种工作找一个。
五年前，陈英的父亲把工作调到了汤丹镇，成为一名镇上的国家干部，五年后，父亲又一次谋划着调动，这次的目标是矿务局。成了矿务局的人，不仅自己的工资能够增加，子女招工自然也不成问题。
父亲又一次行动起来。
陈敏：我就是记得，当时我父亲跟我母亲，有时候在饭桌上，或者晚上，坐着聊天的时候就会讲起他调工作的事情，当时最想活动的就想调过去，调过去以后，解决我哥哥的就业问题。他说我们的娃娃没有职业，矿务局也去不成，进矿务局最好，挣得着钱，对这个家庭也好嘛。当时就说是，他一过去了，第一步我的问题解决。
陈英：我在我们家几姊妹当中是身体最单，以后就业是最难的。我父亲就讲了，像我身体又差，我小时候天天贫血、头昏，我爸爸就讲了说是。你看像她这种嘛，在地方系统根本工作不掉，还是要想办法调过去，调过去以后，我可以沾矿务局政策的光。
七十年代的东川矿务局，大约有两万名职工，东川市以及东川下属的很多乡镇都是为这些矿山职工的生活服务的，陈英的父亲作为镇上的干部从事的工作更多的是辅助矿山生产，父亲决心让自己也成为矿山中的一员。
东川矿务局在上个世纪70年代曾经出版过一本标有“秘密”字样的铅印图书，图书里有这样一段描写矿山的文字，“矿投资11.22万元建成了水泥块公路，公路两旁的住房一条曲线式的依山而排，住房犹如两条巨龙齐头并进，中间夹着一段白练似的公路。难怪工人们风趣的说这段公路是华沙一条街。从中心区到一坑住宅区，总共不到三百米的地方，就有一坑食堂、丰盛小吃、淑祥小吃、回族小吃和回族食堂，职工在伙食上的生活大有好转。”
陈家兄妹和俞国辉两家虽然是邻居，但由于各自父亲的工作岗位不同，两家的生活也拉开了距离。
陈英：我们当时就是说，一家六口人靠一个人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我们必须自己盼着，当时喊叫自留地，盼点菜，来再填补维持生活。你说逢年过节差个十多天，他们的肉就买回来，摆着了，反正拿一个大铜盆装着，像我们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就看见了。他们矿工每天回来以后能在餐馆吃点红烧肉。早上呢，吃早餐的时候，能到食堂吃到饼，煮点面条米线吃。但是我们农村这一块，根本什么叫早点的话，应该说，还是很不知道的，一日两餐，不是一日三餐。我最记得他们宿舍里面到处都是罐头，红烧肉罐头、鱼罐头，那会儿还没有午餐肉罐头，就是红烧肉罐头，鱼罐头，那个压缩饼干，印象当中好像就是那么一小桶，一块一块，薄薄的，就觉得好新奇呀。有时候忍不住就会去跟别人要，他们就会提前，把这个带鱼买回来，把带鱼上面那个粉粉洗干净，洗干净就在外面挂着，挂成干的。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就挺羡慕他们的。其他朋友，那些父亲的朋友到家里头，同样也会带着小孩来，那个时候家里的带鱼，洗了，晾好它，来了炸一点。酱油，蒜苗烩一下，自己吃着也好吃，看着其他人吃，更好吃那种感觉，也是一种当时招待，相当高档的一种招待了，应该算是。
7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富裕，可口的食物常常留在孩子们的记忆里，一种矿山特有的食品在孩子们的眼里蒙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陈英：它那个肉它根本不放什么佐料，放葱，放什么，全部是一坨肉在里面，它里面就是肉，就是有这么大，肉就剁成，我们现在喊的末肉，就包在里面，它可能就是放一小点盐，那几年可能也不存在味精，就是放一点酱油在里面拌拌，拿个小手巾包着拎出来以后，好像是最时尚的了。当时做的相当大，又白，白面还好。如果说我们吃的话，那个时候还很小，可能一个就吃的很撑。
这就是儿时记忆中的美食，一种专门给井下加班的矿工们特意制作的大馅包子，矿山上的人们把它叫做“保健包子”，一个保健包子足有半斤重，而且馅大皮薄，是矿山独有的食品，只有井下的工人才能够享受的到。
俞国辉：井下工人，就是井下一线，打眼、放炮、打掘进的那些才能享受这个，其它辅助工种都不能享受，应该是能搞到手的，我的父亲能带来。当时就觉得心里就觉得父亲太伟大了，有这种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陈英：送保健包子的那些矿山工人，背着大保健包子去送，像他们遇到我们了，我们会问他，叫叔叔，你们的包子卖不卖？他说，我们的包子不卖，要有票，我们说我们没有票。哎呀，送你一个吧，就给我们一个，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矿务局的条件太优越了。那些朋友都会给一些回来，觉得那个时候，孩子那时候，应该说小学的时候，太幸福了，中间是一坨肉，外面包那么大个包子。
由于父亲是矿上的司机，俞国辉常常可以得到这种只有一线工人才能享用的“保健包子”，通过给同学发“保健包子”，农村来的矿山子弟俞国辉逐渐找到了自信，可是邻居陈英却没有那样的好运气，陈英就读一所矿务局下属的学校，身边的同学大多是矿山子弟，这让来自地方家庭的陈英常常能品尝到自卑的味道。
陈英：我们基本没有玩具，我们女娃娃一天跳橡皮筋，抓石头，打沙包，当时他们就有拿着卡车，小娃娃那个小卡车，然后是手动的小枪，那个他们就能买的起了，我们没钱买不起这些。刚开始吃泡泡糖，当时比较新奇，老是觉得怎么这个泡泡，怎么会吹得出来，但是我们又没有钱去买。当时就想，自己就想办法，在家里边拿面来稀释，黏啊，不是到最后，不是有一小点点黏的嘛，就拿到嘴里面去吹，嚼啊，但是嚼半天都吹不出来。当时就是觉得很羡慕他们，就是有这个条件可以去买嘛。我最记得，原先我家隔壁住的那家，有一个收音机，天天放收音机。我们羡慕他们，早上七点钟也放，晚上也放，但是作为我们这种家庭，就没有这种条件，就只能一家人，拢一拢火，就围着桌子，好像凡是新奇的东西他们都可以，提前就可以享受得到了。我们好像就没有这个条件。凡玩的东西就说是，你像玩具，还有就是头上的小饰物这些，基本上我们在那时候根本就不敢想的。
为了能让子女们过上和矿务局的孩子相同的生活，更为了下一代的前途，父亲的调动正式开始了。陈英的父亲以前当过兵，他最先想到的是那些早年的战友。
七十年代的中国人，办事情还不兴送礼，父亲联络感情的办法是传统的请客吃饭。
陈英：他可能前前后后请过四、五个人。在家里面做，当时就是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个月有十斤肉，一个人，按人口供应。当时每个月，像肉票买了以后，副食品票买了以后，买了东西随便炒点菜，喊两个人来坐坐，就是在炊事方面，我也没有工作，我老公的工资才有五十多块钱，我们家比较困难。就是说到处都找人帮忙了，当时那种特定的环境，你也不可能吃到什么，请来吃顿饭，大家老朋友坐在一起，聚一聚，聊一聊，把这个问题顺便说说，你想办法，我想办法，解决一下子女方面的问题。
家住隔壁的俞国辉，他的父亲也同样面临工作调动。俞国辉的父亲是矿务局开大卡车的司机，等待他的是一份更加轻松的工作。
俞国辉：我父亲，当时市里面领导看重，要调他下来开小车了。他当时开的是捷克的那个，泰脱拉，四个轮子的，非常大，非常吃力，又脏，那种车就是那个柴油车，非常脏，非常辛苦。在我的印象里，但是他就坚决不来，比如说你瞧重我，只调我一个，喊你调动工作，矿上定了政策，要走就走，全家走，房子退出来，工资不能带，你想走就走，原来分工或者说是这个部队转业想进矿务局是很难的，只有进不了矿务局的才回到东川市里面来。
东川矿务局建于1952年，是国家一五期间苏联援华的156个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经过20多年的勘探开发，东川矿务局已经建设成为全国大型铜矿山，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社会，就像当时中国其它地方的部队大院、部委大院一样。
东川矿物局处在乌蒙山脉云南高原北部山脉的高山峡谷间，矿区和金沙江只相距几公里，高差却达到千余米，民间有“隔沟喊的应，见面走一天”的说法。在这样偏远闭塞的深山里，每一个矿都建起了商店、粮店、电影院、篮球场、银行等等，用工人的话来讲，就是“除了没有火葬场，北京有的这里都有”。
俞国辉：他们那栋办公大楼盖的非常漂亮 那个时候，95年好像是，我记得当时东川市还做他们的工作，希望他们把这栋楼盖到新村来增加城市这个，起码的这个，为这个城市增添点色彩，但是他们都觉得不盖，就是要盖在它上面。当时矿务局的人，我觉得他们人才辈出，他们来自方方面面的人很多，都是就是在东川矿务局，建矿的时候嘛。当时除了台湾省没有人来，祖国的所有省都有职工，都有人，到东川参加建设的人，所以说，应该说带来了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先进文化、思想，所以当时为什么矿务局那么自豪，甚至有些时候觉得，好像有点看不起地方的这种观点。
陈英父亲的调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可没过多久就遇到麻烦，陈英的母亲极力反对父亲的调动，因为请客的代价实在太大，父亲每请一顿酒席，全家人一个月都吃不上肉，生活会变的异常窘迫。
陈敏：我父亲的工资已经到五十多块了，五十四块几。你这点工资拿来，几餐饭就吃光，一样事没办成，曾经他们还吵过架。我们最记得有一回，有一天晚上，吵吵以后，我母亲觉得这个日子不好过了，她说她要吃药，可是我父亲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严重。因为当时也没想到，像现在可以进医院看看，那个时候我记忆犹新，太深刻了。可能十二点多钟，这个车说是去厕所舀了粪便，舀了一大坨来摆着，就告诉我母亲说，你吃吗？你吃药我拿粪来灌你，让你吐出来。
母亲的反对阻挡不了父亲的脚步，父亲仍然四处求人，多方打听。求人成为陈家那段时期的中心任务。陈英和哥哥耐心的等待着，他们也随着父亲的调动展开了憧憬，幻想起了未来的美好生活。
父亲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不仅要为子女们的前途铺平道路，还要给妻子一个满意的交代，然而有着很强优越感的矿务局似乎和地方政府之间有着一道鸿沟，全家人的目光集中到了父亲身上。
东川铜矿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陈家，也吸引着生活在它周边的人们。
调动（下）
字幕：上世纪70年代 云南东川矿务局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云南东川矿务局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周边的人们，陈英的父亲在五年前把工作从乡下调到了矿务局局机关驻地---汤丹镇，五年后，陈英的父亲又顶着妻子的压力决心把工作调到矿上，为的是给子女们一个好生活和好前途。
字幕：原云南东川矿务局
今天，矿务局电影院早已经改成的台球厅，年轻人为了打上一场台球有时候还要排队等候，三十年前这里也曾经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陈英随父亲把家从乡下般到汤丹镇，在镇上看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场电影。
陈英：我最记得看《天仙配》，我曾经看过四场，好像就觉得那个电影的故事情节太打动人了。
一个相貌平凡、身材瘦小的身影在陈英幼小的心目中却突然间无比高大起来，他是矿电影院放映员王联。
王联：甲票就是中间那几个位子，是十排到二十，十九排，中间那一边五个位子算甲票，甲票一角五分钱，乙票一角，丙票五分。但是呢，甲票一般排队是买不着的，排队你就是买点乙票、丙票，因为甲票它是单位有命令，这些办公室的只是上班，买不着票，他们没有时间去买，要留给他们。每个办公室，来了好电影你要几张票，登记好，登记好，你必须得留出来，你不留，我一直是队长，你这个队长还想当吗？
那时，东川电影公司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矿山”，而汤丹又是矿务局四大矿山中的中心矿，这样，最新最好的电影场场都是在汤丹电影院里放映。
好座位都预先留给了矿上的机关，地方上的孩子陈英能挤进电影院就已经是很幸运了，而陈英的邻居、矿山子弟俞国辉却能通过开矿车的父亲轻易得到一张好票。
陈英：电影院基本上是矿务局这些男女青年，就相当于是恋爱、约会的地方。他们去不看电影，在那站着，在那站着就是在那说说话。很多孩子还是赶不来，看不着电影。但第二天到教室里面在他们面前夸，那种自豪，这样你也没有看过，那样我都看过了，当时那种心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确实是很愉快。放电影的那些人来了以后，把电影机用一个桌子支在后面，然后电影机就架在那个桌子上以后，就放在那个屏幕上，那些看电影的小孩，还调皮，用手去挡在那个镜头前面，然后这个手的阴影，就投射在那个银幕上。好电影来了，提前就要去排队买票，买票的时候是人驮人的那种，架空以后去挤票，上中班的下班了，就拿石头排队去了，石头、簸箕捡到什么排什么样的队，那些年轻娃娃跟你拼命的挤呀。
瘦小的王联顿时成了矿上人缘最好的人，昆明刚刚放映了什么电影，王联马上就敢拍着胸脯跟大家保证：矿山下周就可以放映！
和电影放映员王联一样，余国辉的父亲也是矿上的红人。
俞国辉：父亲是驾驶员这种家庭不亚于当官的那种家庭，很自豪的。因为当时物资流通应该说很匮乏，不管怎么讲，父亲是个驾驶员，虽然他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但多多少少不管是他跑外面，好多本地见不到的东西他会带一些进来，就觉得很新奇。
陈英的父亲尽管是国家干部，但因为在地方上工作，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反而不如矿山司机那么高大。
余国辉是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深得父亲疼爱，父亲常常会带上这个小儿子跑车，余国辉小小的年纪就去了很多地方，这让余国辉感到许多大城市都没有矿山洋气、时尚。
俞国辉：父亲是开车的，跟着父亲出去走到其它地方，反而觉得其它地方还很土，包括到昆明，都觉得昆明还很土。我最记得男娃娃，穿双白的回力鞋，穿条小裤脚，小裤脚里面穿着红的棉毛裤，故意露出来，戴军帽，当时矿山上时兴戴军帽，哪个小伙子戴军帽，他就是最帅气的。当时矿务局发了一些，样式真好看，还有彩色的雨鞋。哎呦，那更吸引人了，走在路上更稀奇了，感觉就是那时候商店里面是没有，很少有卖的，它都是通过国家好像专门调拨这种形式，调拨来了。当时我一看，那有一双翻毛皮鞋，我就悄悄的过来，捡了以后 背在箩箩里面，回家了。前面已经开口了，回家还补了一下，穿起来，父亲的翻毛皮鞋，有一双他穿的差不多，我拿来穿穿，就觉得很自豪。特别穿出去了，走在路上，脑袋都要抬高一点，像女娃娃打的那个毛线帽戴着，打的那个围巾围着，我们根本要不起。我们看见，我们就羡慕，我们就想她们命太好了，她们是矿务局的。父亲带我到石林，逛石林去了，当时石林给人照相那些，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把花伞，打把花伞照相，当时一看，就说这有啥稀奇？在我们那已经普遍了，但是在石林里面，它就作为一种道具给游客打着照相。当时就感到，应该说是自豪。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逐渐从压抑的政治气氛中解脱出来，开始追求美好的精神享受。矿山中一样能找到大城市里最前沿的时尚，人气最旺的地方是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于1965年建成，每到工休，俱乐部舞厅就会人头攒动，工人、干部、工程师们纷纷来到俱乐部，跳起各种各样的舞蹈。
俞国辉：从晚上七点钟开始，一直要跳到晚上的十一点半钟，到十二点。我们当时住在大坪地，我们都到这个地方看，反正就是说是他们跳舞的嘛。一三五，二四六，天天晚上都是满的。那些年轻人都喜欢跳舞，特别就是那些在谈恋爱阶段的年轻人爱跳舞。男同志和男同志跳，女同志和女同志跳，好像都比较圣洁，没有现在非得说是男女搭配的那种跳舞方式，反正都在自娱自乐当中，很放松，也不要交些什么，或者进去要什么，反正大棉衣穿着，水鞋穿着，就在那个舞厅里面乱蹦。集体舞的乐曲就是《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还有一个就是《金梭和银梭》。这两首歌印象非常深刻，那些像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排成队在操场上跳集体舞，就跳那个《金梭和银梭》，那个舞蹈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复杂，但是那些人都非常的高兴。
一个偶像闯进到陈英的心里，她是矿上的女接待员，既年轻又漂亮，既能主持晚会也能表演节目。
陈英：我们就坐着看她演戏，然后演完戏，我就看她们在那卸妆。我当时最羡慕的是，我就感觉她太漂亮了，太美丽了，我当时那么看。后来她又在专家招待所，当服务员，当服务员以后，我又接触她好几次，接触她好几次。她走路嘛，就像模特走路，就像那些礼仪小姐，反正就是胸是挺着的，比较直，然后讲话她也不张扬，她给我的印象，我就感觉她真的太美了。
陈英多么希望父亲能够尽早调进矿山，自己长大后也能当一名漂亮的矿山女接待员。
父亲加紧了调动的办理，陈英和哥哥陈敏也在慢慢长大，孩子们能不能进入矿务局就看父亲的了，父亲接连请战友们到家里做客，请大家给自己引荐。
原东川矿务局有四座大型矿山，《东川矿物局发展史》中写到“滥泥坪矿是四大矿山中最小的一个矿，有职工家属总数5000人，现在犹如繁华的小镇，每天早上九点以后，居住周围的菜农就在矿区中心摆起了早市。生活福利方面，矿每年用在福利方面的开支近10万元，矿山职工的生活每年都有新的变化。
矿山散发出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周边的人们，矿务局很多找不到对象的小伙子轻而易举的从农村找了漂亮的妻子。
徐选珍：上班的时候就像花子，就是穿着烂水衣嘛，穿着烂水鞋进洞子，出来全是矿石灰灰，就像糊了一身泥，只剩下两个眼珠转，就像个花子。等到回来洗了澡，换上衣服就像公子，出去那些姑娘很爱，就说了，我们汤丹有一个小小的城门，眼望东川一座城，要找对象大营门，八级工资尽管嫁，二级工资整不成，这个是我们的流传。老家一些小女同志都比较喜欢嫁给矿山工人。在农村来说，应该说是比较漂亮的一些小女同志都喜欢嫁给他们，所以说是，我们还是对矿山工人还是有这种感受，应该说他们有一定好的条件。我当时挺羡慕，我这个朋友的，我就觉得她太有福气了，找着个矿山男朋友，你看，她这个矿山男朋友买衣服裤子给她，买吃的给她，带她到这里也玩，到那里也玩，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她。她进入矿工的家庭，成为家庭成员，她进入这个角色，自己有了生活保障，能吃饱，能穿暖，应该说就是这方面，是相当关键的在那个时期，她们进来以后，就想我进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得到了应有尽有的东西。
和父亲一起竞争的对手太多了，地方上的人有谁不羡慕矿山的？进入矿务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父亲的调动停滞不前。
看来光请客吃饭还远远不够，为了孩子们的前途，父亲决定放手一博。
陈敏：还是通过努力了一段时间，他给我们讲要调矿务局系统，要以工人身份调才调的进去，但是他属于市级这一块，属于干部身份，必须将来把干部这个职务辞掉，辞掉以后才能调进矿务局系统。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国家干部是终身制，干部身份意味着铁饭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几乎所有的社会保障。
陈敏：我父亲当时呢，他也有一个打算，就是把干部职务辞掉，准备就是，把这个身份变成工人，调到矿务局系统去，调到矿务局系统之后可以解决几姊妹的就业问题。
陈英的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尽管并不知道变成工人需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但丈夫的干部身份一直是陈英母亲心里埋藏着的骄傲。
陈敏：当时两家关系确实很不好，就是政府和矿务局很不融洽，互相之间很不融洽，反正矿务局过去也是中央企业，也是很不融洽。你包括说难听话，原来在人民公社那些老干部，要说调进这个矿务局，也还是很不容易调进的。
春节前，陈英的父亲来到东川矿务局机关大楼，尽管局机关就在父亲上班的镇办事处隔壁，父亲却从来没有跨进过这个大门。这一天，父亲向矿务局人事处的领导表达了自己的决心，愿意主动放弃干部身份，调动的难度一下子降低了许多。陈家兄妹听父母谈话，似乎春节后调动就能办成。
陈英隔壁家的矿山子弟俞国辉就在这年冬天顶替父亲轻而易举的成了一名矿山工人。
俞国辉：理直气壮的，老父亲，老母亲含着眼泪，当时可能他们老一辈应该比我们清楚，就是矿山是很艰苦的，但是不顾老人那种劝解，老人是含着眼泪把我送到山上，我就到了，应该说整个矿务局最高的地方，二百二，就是海拔三千多米的当时落雪矿选厂。看了，那种感觉更自豪，为什么呢？落雪选厂，当时是东南亚最大的选厂。
这就是俞国辉参加工作的地方----让俞国辉无比自豪的落雪矿选厂。看着邻居家伙伴当上了矿工，哥哥陈敏一边盼望着春节的到来，一边憧憬着自己的未来：一毕业就能有个好工作，最好当上一名打眼工。比陈敏小5岁的妹妹陈英也在规划着自己的人生，初中毕业就到矿山上班，最好当一名矿山接待员。
春节即将到来，为了解决青年职工婚后生活不便的困难，只要结了婚，矿务局就会给职工分一套苏联式建筑式样的宿舍。
上世纪50年代，东川曾经是苏联援华的156个项目之一，那时苏联人帮助东川矿务局盖了很多职工宿舍，苏式宿舍高大明亮，比镇上的房子好了很多。除了能够分到房子，矿山职工还有很多其它的福利待遇。
俞国辉：还做过服装，那个时候就应该说，很前卫的一种制服了嘛，并不是像原来的劳保的，工作服之类的，不是这个概念，就是发制服了，还是很前卫的。在东川来说是，又发了皮衣给职工，发了手表，那个时期，恰好我们也是在，将近要工作的时期，还是感觉到能够这个单位是最好的。
陈英的父亲没有赶上好机会，心中却充满希望，等成了矿山一员，不愁没有好的待遇。
这年春节矿山异常热闹，陈敏一家却因为调动的事情心神不宁。在除夕鞭炮声中，全家都在急切盼望着父亲的好消息。
春节过后，矿务局职工坐上了新买来的大客车到全国各地去旅游，随着远去的客车，陈英父亲的调动也宣告失败。
然而，希望并没有完全破灭，尽管父亲进不了矿山，但矿务局领导答应让大儿子陈
敏参加招工，条件是陈敏必须年满18岁。
陈敏：人家统一招工，当时呢年龄太小，如果呢，户口能改到十八岁，他们可以招进来。那么这个话搁下来以后，他又开始做户口上这个文章，找他的战友，原来在汤丹派出所当所长，他就悄悄跟他疏通一下，把户口改个两几岁，当时那个人没正面答复他。
派出所长是父亲的老战友，父亲还送了礼，看来成功的把握还是很大，父亲急切
地盼望着，可是迟迟没有等来消息。
春节过后不久就是矿务局每年的春季招工，不知道陈敏还能不能赶得上？
陈敏：过了一段时间，他说又整不成了，因为这个招工指标它是有期限的，不可能等你办半年，就是一两个月时间，你必须要办完这个事，你才能走的了，这个事情就算告结了，就没有办成。
陈英：最终呢还是没整成，我还是有点失望，失望以后，我就想管它呢，只有认命了。
这年春天，父亲和子女们全部被拒绝在了矿务局的大门外。
陈英初中毕业后在镇上当小工帮人干起了盖房子的粗活，到矿务局上班的愿望最终落空，成为风光的女招待员变成了永远的梦想。
陈敏仍然怀揣着矿山梦，中学毕业后在矿山机械厂当了工人。机械厂属于东川市辖属，和矿务局并没有关系。
进入二十一世纪，东川矿务局破产，大批矿山工人下岗，陈英年轻时的偶像矿山女接待员下岗后家庭破裂，独自一人离开东川，从此杳无音信。
矿山子弟俞国辉在矿务局破产前把工作从矿山调到东川市，从而避免了下岗的命运。
陈敏在机械厂干着修理矿山机器的工作，陈敏说，因为自己修理的机器会在矿山上轰鸣，心里也算得到安慰了。
如今，陈英在汤丹镇政府的“为民服务部”工作，陈英常常感到庆幸，幸亏当年父亲没有调到矿务局，否则自己很可能也会和女接待员一样落魄。
陈英的工资并不高，但旱涝保收，过着平静的生活。
许多年以后，命运给了陈家另外一个答案。
新生
在乌蒙山脉深处，一条海拔超过3000米的山脊上，曾经矗立过一座庞大的人工建筑——东川矿务局落雪矿选厂大井架。落雪选厂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铜矿选厂，大井架也曾经是东川矿务局的地标性建筑，如今大井架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身下深不可测的矿井和密如织网的巷道，曾经巨大的机器轰鸣声和矿山工人们的喧嚣声永远消失在了山谷里。
1970年，曹树农作为实习生到东川矿务局落雪矿报到，落雪选厂大井架上“头顶青天，脚踏云海”的硕大标语远远映入曹树农的眼帘，豪迈之情在这位青年人心中油然而生。三十年后，大井架一夜间在已年过半百的曹树农眼前消失了。
曹树农：当时他就提出来，他就说是东川矿务局关闭破产，你作为东川矿务局的党委书记，你好意思说这个话。
郭守仁：曹树农讲了破产的理由是资源枯竭，我听了这个以后，我就大发脾气。第二句话就是，这个东川矿务局资源枯竭其他的人不清楚，你曹树农也不清楚，曹树农同志就说，老郭，老郭，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讲，你这样讲就破产不了了。
曹树农：从资源量来讲，它还应该有一点资源储量的，但是资源的丰度非常差，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开采，成本比较高，铜价比较低，所以它就赚不出钱。
曹树农从实习生开始，在东川矿务局干过很多工种，担任过的职位不下十个，经过二十九年的努力，在1999年担任矿务局最高领导---局党委书记，由于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曹树农一上任便面临考验。
宋瑸丞：曹书记不是最后一任书记吗？我们背后给他取名叫末代皇帝。
曹树农：现在退休这几年也想通了，什么事情都放下了，好好的过自己的晚年，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态，我不想这些。今天不是来聊天，我跟任何人不提这些事情。
东川矿务局建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1956年周恩来总理以国务院国字35号文件下达“东川建设设计任务书”，不久东川被列为“一五”期间苏联援华的156项重点工程。从东川矿务局正式成立，到2001年最后一任党委书记曹树农宣布破产时，东川矿务局累计生产精铜48万吨，为国家创造出了55亿元的财富。
曹树农：当时怎么说呢？要说有也有，要说没有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当时说老实话，我们也有计划经济这个观念，反正我是国有企业，我在做这个工作，最后有这些原因，整不下去，你政府要出面管我。
计划经济时期，尽管有国家来为矿山承担风险，但曹树农上任后仍然感到了压力，不久一个奇怪的现象让曹树农陷入思考中。
曹树农：东川矿务局在我们那个时候，退休职工就是一万多了，在职的也是一万零一点，差不多就是一半对一半，一半对一半。那么除了整个生产运营，当时资源的情况，你采出来的这个东西，赚不着钱以外，另外你供养的一块人又非常多，我第一个事就喊人事部门，你给我把他们交给我的表又翻出来了，我们到底在第一线干活的人有多少，在第二线干活的人有多少，辅助部门的有多少，干部多少，工人多少，最后一出来，在第一线，真正为生产第一线干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四分之一都不到，医院、学校、公安，还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所有的社会办的这一块，作为矿务机关样样都有，医院、小学这些都要吃铜，都要吃每月生产的精铜。
东川是一座老矿山，麻雀随小五脏俱全，和中国其它大型国有企业一样，东川矿务局形成了一个小社会，矿务局职工的生老病死一切由都企业来承担。
因为一场意外，矿山工人张成银给矿务局增加了一点小小的负担，1981年张成银受工伤，经过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张成银被确定为残疾，张成银离开矿山，虽然每月的工资一分钱也不少拿，但其它收入毕竟减少了，张成银因为子女多，生活慢慢陷入到了困境中。
张成银：当时很多人小看我们，因为我们负担重，五个娃娃，我们夫妻一个三级工，一个二级工，肯定经济要紧张的，就没有人家穿的好，有一些负担轻一点的，他就有一点藐视我们了，就说你这小子没有我行，现在人多人遇到我就佩服了。我说，小伙子，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你看问题要全面点，你要目光放远点，毛主席都说是，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你小眼看人不行。
1978年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改革开放允许个人经商，那时人们把那些最早进入商品领域的人们叫做个体户，张成银因为生活所迫，成了东川最早的一批私营经营者。
张成银：我们卖烟酒、卖服装、开馆子。开馆子就由不会到会，就开始学了，那天晚上我就想了点办法。那个时候面卖的比较便宜，把这个油买回来，然后我来坐着撮麻花，本来也没有做过这些东西，学了嘛，把这些麻花撮好了以后，我这个人，从来我也不好意思拿出去卖，就请人家去卖，请人家去卖，就一个麻花给人家一分钱，这样就开头开始做了。原来我切洋芋、切土豆，都要切到手，因为我小时候，一读书就出来工作，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个锻炼，有些时候做不好了，经常提老婆的意见，她一摆上来饭，刚刚吃，就这样不好吃，那样不好吃，就老跟她讲两句。当时我想过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思想斗争比较激烈，因为过去，我们也是看到很多运动过来的，中国这个运动是，从我们记事以来好像这样接那样，那样接这样，好像没有平静过，那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就相当小心了。为什么？不敢，生怕这桩事情做错了，上上下下的怎样办。
张成银夫妻因祸得福，由于开饭馆，生活很快有了起色。
经过近50年的开采，东川矿务局的铜矿石品位越来越低，矿务局和为矿务局服务的东川市开始面临经济上的窘境。
宋瑸丞：当时也为了这些后备资源问题，我也带着一帮人到滇西这一代去考察，去看看，但是基本都没有整成，为什么没有整成，去的时候，这些州长，县长，对我是非常欢迎的，希望你来。他们的心态是哪样的呢？你是来扶贫的，而实际上我也是个穷光蛋。
曹树农：我在市委常委的时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讨论给这个民族党派一千块钱或两千块钱的活动经费，拿到市委常委会上讨论。你说它的经济困难到什么程度，当时任市长的王市长，他就跟我说我比你还穷，我说为什么你比我穷，我要开支八百块钱，必须开市长办公会，该不该开这八百块钱。
上世纪50年代，在东川矿务局初建时，中央确定东川只负责铜矿的开采，而铜的冶炼、加工这些下游产品的生产被安排在其它地方。
在这样的经营模式下，东川只是一个原料供应基地。开采矿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而开采出的铜矿石价格却远远小于加工后的产品，这就使得东川矿务局常年投资大收益小。
离开矿务局以后，从来不会做饭的矿山工人张成银亲自下厨当起了厨师，张成银的老家在四川，他把自己曾经吃过的四川菜肴靠着记忆一个个模仿着做了出来，没想到饭馆的生意更加红火了。
张成银：我当时我记得开第一个馆子时候，那个名字我取得，叫醉翁村，写了一副对联：万里东风引来顾客满座，左联是：无边财源涌到荤素此地，万里东风引来顾客满座，无边财源涌到荤素此地，横批就是店名了。第二年，过了几年开馆子开大了，开大了以后。冬天，那个初冬来了，就是又来了一副对联，当时那个是初开张，后来说你这个小子，你还说你残废了，你对联还写的这么好，你还残废。我说，哎，这个算什么学问，这个是小打小整的算什么。
在张成银的饭馆开的红红火火的时候，东川矿务局探明的富矿已经基本开采完，随着铜矿石品位的降低，东川42年的大规模生产中，已经累计亏损2亿多元。
曹树农：从资源量来讲它还是应该是有一点的资源储量的，但是资源的丰度非常差，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开采，成本比较高，铜价比较低，所以它就赚不出钱，或者说是能赚很少的钱。赚不出钱来，你像现在这个铜价，现在这个铜价，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铜价，像六、七万，七、八万的铜价，谁有资源，谁就可以发财。
和矿山形成反差的是，张成银的饭馆越来越大，饭馆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张成银夫妻常常听到客人边吃饭边议论开采矿石的事情，靠着商人的敏感，张成银夫妻又有了新的打算。
张成银：我们沿着那个河边走，捡那个，就是有一种石头，它表面有一层金黄金黄的，像金子一样的那种。我们就以为这个是矿石，就捡去给工程师看，捡去给人家看呢，人家说这个不是矿石，这些各个老板就组织这些民工在里面打一点小工，搞一小点残矿回收。那么残矿回收呢，市场经济逐步逐步的又开始放开了。那个时候，有经营公司在收这些矿，我回来我就跟他商量咱馆子我们也开了，服装我们也卖了，就因为这个生活这个烟酒也卖了，那人家那些农民字都不识，人家都可以干，我两个再说也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你不可以整着干，就去整了个洞子来。
1997年国际铜价突然下跌，持续低迷的铜价让东川矿务局多年的弊病集中爆发了，中国西南边陲的这座铜矿山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活力。落雪电影院广场是落雪矿的中心，七、八十年代，这里常常举办大型群众集会，自从国际铜价下跌，落雪电影院就再也没有能力放映电影了，海报永远定格在了1997年。
曹树农：过量的开采应该说使落雪矿的生命过早的结束了，资源没有了，那时候资源没有了，生产越多亏损越多，因为它的品位回收率很低，品位还可以，选矿厂就亏损了，这需要有技术，生产成本降不下来。
这些不太讲究构图和光线、看似随意拍摄的会议照片永远载入到东川矿务局的历史中，它们是矿务局留下的最后一批照片。
2001年曹树农书记主持会议，宣布东川矿务局进入破产程序。
曹树农：在东川，我也在东川差不多近三十年了，这么一个企业要破产，从我个人感觉上来讲，是不好接受的一个东西，大家心理上接受不了。最后干了一辈子，干了个破产，就像灾难来临一样，这个心痛的感觉就像灾难来临了一样。在那一度时期的思想，可能是说那个落差很大，一落千丈，低迷呀，颓废呀，我生是东川矿务局的人，死是东川矿务局的鬼，职工就是这么个概念。父辈也好，年轻人也好，年轻人手中这个饭碗打破了。原来我们在国有企业的时候始终是一个铁饭碗，那就是反正雷打不脱的，我在那里生存一天就有饭吃一天，但是你一破产以后怎么办呢？对于这些老百姓来说，他们就觉得已经是天塌下来了，顶天的那个柱子塌下来了。你要出去找工作，怎么找？很多矿山工人技术很单一，就是打眼出身，就那么一点技术，你出去是很难有自己生存余地的，就是眷恋矿山太多了，突然的，抱着希望太大，最后的失望也很大。因为你搞计划经济，我到矿务局当头，我当头，我也非常轻松，反正生产多少东西，我交给你政府，我企业需要发多少工资，你政府拿来，当然那个是很轻松的事情。必须改革，必须进行大换血了，再整国有企业那一套，国有企业那一套，家大业大浪费大，大家了嘛，都对国有的财产不尊重，对国有的财产，不是他们的己有，对国有的财产不能珍惜这个开发。这个感情确实是，是无法接受，那么当时矿务局来讲，不破产，我跟你说，那只有绝路一条，活不成。
由于矿山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到了上个世纪末期，中国的国有矿山经过半个世纪的开采，有三分之二面临资源枯竭，这也包括曹树农所在的东川矿务局。
钟群：工资发不下来，包括工人的工资也是，只能发点这个生活费，我们退休人员也是这个样。一个人不管你工资高低，两百块钱的生活费，还想着这两百块钱，能不能保证各个月都能发下来，可能到时候怕一点都发不下来。慌就慌在以后，可能一点都发不下来，我在东川干了二十八年，我们两口子离开东川的时候有五十块钱的存款，儿子不养爹，孙子靠爷爷。没有工作嘛，下岗了嘛，破产了嘛，那么儿子跟着吃，儿子不养爹了，连孙子都跟爷爷搭着，要吃点面条都买不起，这个确实是困难。吃碗面条，有面条吃不错了，穷到哪个地步 可以说是，到了街上以后捡点黄菜叶，街上了嘛，捡了黄菜叶，当时我们看了也心寒地很。那些老人苦了一辈子买菜没了钱了，下班了以后摊快要散的时候，才背着小篮子捡点黄菜叶捡起来吃。商店很少有人，饭馆一家接一家的关闭，没人吃，那么有些朋友，他们就离婚离的了，离婚离的完全是生活已经走不下去了，可以说，还是有一句笑话，男人还是要自强不息，不然的话，真的受不了苦了，就连老婆都背叛了自己，爬起来跑了，因为她跟了你，已经生存不下去了，经不起饿了，那段时间离婚率是高峰，一天可以来四、五起。当时我在司法所工作。我们司法所就是负责办理离婚，那段时间，2000年那段时间办理离婚的最多。那个时候退休的有受苦，老的也受苦，青壮年也受苦，在职员工也受苦，真是受苦成一家子了。
矿山公园是东川矿务局最鼎盛时期在大山深处修建的矿山公园，随着破产，公园很快就破败不堪了。东川矿务局的最后一任书记的曹树农尽管是局级干部，随着破产，也不得不向国家申请最底生活保障的补助，来为读大学的儿子交齐学费。
矿务局破产，专门为矿上服务的东川市也被撤消，这座曾经是中国面积最小的地级市被改为昆明下属的一个区，走过了50年历程的东川市和东川矿务局从此消失。
曹树农：曾经有一次给上级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流着眼泪。当时更主要的是觉得这件事情受委屈了，做了这么多工作，职工不理解，围的饭都不准吃，手都不准解，为什么呢？你一解手就跑掉了，所以他不准你去，从早上到晚上，反正不让吃饭，不让上卫生间，我就说你们不让我吃饭，我就陪着你们大家一起饿吧，你们不让我上卫生间这个东西，不上卫生间就有一点，平常我们父母是朋友的，来我们家玩的到那个时候指着我来骂的都有。反正你就是矿务局的头，我就是工人，对于我来说过去认识也好，感情也好，那些都不在了。这个是让我非常伤心的，慢慢的把人心给他，应该说是，大家都失去希望了，没有希望的人心，慢慢的给他凝聚起来。
落雪选厂大井架曾经是亚洲最大的井架之一，2001年矿务局破产后被拆除，东川矿务局职工引以为毫的“头顶青天，脚踏云海”的标语也从此永远的消失了。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靠着好运气和勤奋的劳动，张成银从一个饭馆老板变成了私有矿山老板。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能够亲身经历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能够成为历史的见证人，曹树农觉得自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随着破产，东川矿务局由国有企业转制成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矿务局的很多职工通过业务培训重新上岗成为公司里的员工。公司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进行深部开采，新的矿山资源陆续被发现。
随着破产，东川市也成为昆明下属的一个区，国家扶持东川区，在东川设立了零税区，所有来东川开办的企业五年内可以免交税款，东川很快摆脱困境成为很多企业投资的选择。
尽管有过磨难，但东川矿务局和东川市还是顺利的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东川成为一座现代化的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