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边缘文化狂想曲——《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文本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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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文化狂想曲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文本阐释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63-67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8 【作 者】熊泽民 【作者简介】熊泽民 厦门大学外文系 【正 文】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恢宏巨著基本出自大江健三郎天才的虚构，但他却把它建构得朴实丰厚。作品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山村阴霾的现实，世代流传的民间舞乐，一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家族史。也唯其采用虚构，作者得以从容不迫地布下大量象征符号，建构起一个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能指世界。小说表现了封闭的山谷社会的经济文化冲突和青年人狂热的精神生活，但基本上并不涉及性。鹰和“亲兵”以及整个足球队都是禁欲的，尽管男女同宿却始终纲纪不乱，桃子最后也还是处女之身，一个队员酒后强奸未遂也招致除名处罚，然而这样一个宣称“人生苦短，滥饮何益”的清教徒似的鹰，竟然又是兄妹乱伦、叔嫂通奸的主角。两者之间有何逻辑联系？换言之，大江健三郎是站在什么立场，以怎样的方法去开拓文学中的性领域？其描写的性意识、性意象对于表现主题到底起着什么作用？解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性隐寓，是为这个工程的起点所在。
一、热情与梦想（兄妹同体的隐寓）
直到末章揭晓之前，讲述人蜜一直用居高临下的批判性审视和反讽式的叙述，把鹰描绘成一个十足的痞子，且不论他操纵的“现代暴动”，光是列举他与妹妹乱伦、领导学生暴力团，嫖娼、与嫂子通奸等事实，也足以揭示其玩世不恭、寡廉鲜耻的痞子性了。然而细究之，由于上述经历无一不是采取与中心事件叙述相异的另一方式——鹰的告白方式——呈现给读者，带有告白所常有梦幻般的诗意、羞怯、忏悔和自虐似的拷问，因而这些丑恶的性意象非但未唤起我们对于痞子的无耻与张狂的反感，恰恰相反，正是从它们公开之后，我们才得以窥视其内心世界，对他生出一种同情。
鹰乱伦的故事是这样的：鹰小时候父母双亡，家业破落，不得不与妹妹寄居伯父家。妹妹天生弱智、鹰异乎寻常地保护她，又极端自闭，直到高中还不跟异性来往，村里人便议论他们乱伦。鹰果然那样做了。他对妹妹解释这样就可以不与别人结婚，兄妹一辈子相守，他们过了一段异常完满的幸福时光，但妹妹不久就有了身孕，鹰让她说是遭人强奸。妹妹被带去打胎，精神受挫自杀。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乱伦的故事看作一个企图逃离主流文化，在乡土文化中自给自足的兄妹同体的乌托邦。妹妹作为乡土文化的象征，寄托了理想主义少年鹰的异乎寻常的欣赏。他赞美她：“妹妹虽是个白痴，可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她只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听起音乐，她就会感到幸福，但只要听到现代机动车的噪音就喊痛。”“妹妹一点不丑，又干净得很，异乎寻常的干净。”[①]可见她不仅是日本人欣赏的异常的“干净”（象征纯洁的少女之生命和美），而且是一个与工业文明、城市对立的自然物，只有在远离城市的乡土文化中还能发现这样的自然生态，一种弥足珍贵的、濒临灭绝，丝毫不理会时代的进化而固执地循着自己的生态发展的“弱智”式的单纯体，“夏天里最后一朵玖瑰”。因此，“对我来说，妹妹是唯一的女性，我必须把她保护好。”鹰选择了乱伦——兄妹间做爱——的生存方式。他不断给妹妹灌输：“我们是被选定的两个特殊的人，所以，谁也不能，也不许对除了彼此之外的其他伙伴有什么好感。”“只要不让人知道，我们就可以不与别人结婚，兄妹两个人干这事，在一起过一辈子。”可以说，鹰乱伦并非出于情欲压抑的变态发狂，而是一种明确追求兄妹同体的隐寓——“我们要远离一切的人，兄妹两个背离社会永远一同生活下去。”是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姿态。
这个隐寓的一个有力旁证是蜜的人生。鹰谴责蜜：“在我住在别人家，和妹妹一起生活的时候，你还不是一个人住在这山脚，让阿仁帮着过日子？你还不是用留给我们的钱，上城里的高中、上东京的大学？要是你不把这些钱一个人霸占，我们三个人本来可以在山脚一起生活啊。阿蜜，你没有资格为妹妹的事来谴责我。”可以把蜜和鹰看作乡土文化的两种走向：蜜一直努力接近主流文化，走进城市，终于失去了根，找不到超越荒谬人生的意义；鹰始终怀抱振兴乡土文化的梦想，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幸福和人生价值。他最后还得回来，以生命为献祭，回报乡土文化。
这个关于乱伦的隐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作者虽然三番五次地暗示其存在，却始终深讳不露、直至鹰实施他一生最热烈、最悲壮的奉献之前才全盘托出，为他的貌似扭曲的人生作最彻底的诠释。
二、灵魂的拷问（鹰自虐的隐寓）
鹰是一个奇特的青年，一方面充满乡土文化培育的原始野性，巨大的意志，热情与尊严，另一方面又带有文明（主流文化）教育之下的羸弱体质与本能的对死亡的惧。童年的时候，他为了避免正视S兄的尸体，拼命嚼糖，集中精力不让糖水溢出嘴角，可多年来却一直在想象中热情的描绘着S兄尸体的舞蹈形象。正是在“现代暴动”的高潮，蜜突然在鹰身上读出了一种密码——鹰心中有着极大的裂痕。并可以肯定，妹妹自杀之前并不是这样的。讲述人明确地绘出了乱伦与暴动的联系。
虽然鹰至死不悔乱伦的选择，但多年来还是一直为自己的怯懦和逃避责任而遭受内心折磨。他自己坦白：“那将我撕裂的两种力量，一种是替我的暴力人格辨护的欲望，另一种是惩罚这样的自我的欲望，它们在我的生命当中简直把我撕裂了。”换言之，前者是对妹妹的忏悔，将乱伦初衷坚持到底的决心；后者是摆脱乱伦恶梦，顺应主流文化的惰性。两种欲望的搏斗形成灵魂的炼狱，占上风的常常是前一种动力。鹰说：“我希望接受这种自我的形象生活下去，想替自己的暴力人格做好辩护。”因此他参与组织一九六○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学生暴乱，与警察动刀枪，而在美国夜闯黑人区，有意招引杀身之祸，结果却找了黑人妓女睡觉，蹭上一身性病的行为，则是出于想要狠狠惩罚自己的欲望。两种不同性质的自虐使他留下一条疯狂地反社会、反文化的轨迹。他自己就告白：“我像个瘾君子一样，刺激必须得逐渐加强，撼动我的刺激一定一年比一年猛烈才行。”鹰的自虐隐寓了作者为他设置的悲剧性宿命。
如果说乱伦还是鹰人生第一次朦胧的，理想主义的选择的话，那么他一手策划的“现代暴动”便是他深思熟虑的自觉选择，是他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那是怎样性质的暴动呢？首先，暴动直接对准超级市场。在当今的时代，主流文化的核心便是经济主义。超级市场在山谷社会显示了它经济之剑的全部权威性，无情性和伪善性。敦厚的山民无力抗拒这种统治，甚至不敢蔑视超级市场天皇的种族，从经济生活到意识形态都遭受着主流文化的压迫，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小说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仅仅一家超级市场就把山脚的人赶到了过去所说的全体村民四处逃散的境地。”鹰领导的足球队（后面是全体山民）正是向这巨大的势力（超级市场、地方行政、警察局、整个现存社会秩序）发起公开宣战。暴动以嗒抢超级市场开始，但很快便超越了物欲需要，进入一种政治、文化层次。用鹰的解释来说：“从山脚到‘乡下’那么多人，从大人到孩子，他们一齐热衷关心的可不单单是物欲填补的缺乏感。你没听见今天诵经舞乐的锣鼓一直响个不停？其实那才是他们暴动的情感能源呢！”蜜也亲眼看到“老人的数量多得简直不敢相信。直到昨天，他们还龟缩在玻璃肮脏不堪的门内暗处打发日子，可是今天，他们也解放了自己，并使自己重新变成了山脚共同社会的真正成员。”连那个被食欲追得人生全无乐趣、怨气冲天的肥婆阿仁也恢复了好奇心和饶舌欲望，声音充满久违的张力，眼睛也变得有神。幽谷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这样融洽和开放，短短几日，人们又唤回了昔日自由和谐的家园感。所以这场“现代暴动”实质上是“想象力的暴动”（即精神暴动），虽然它只维持了几天，但却给现存社会秩序以巨大的震动。在显示地方文化凝聚力，宣传美好理想，探索改善未来生活状况的有效途径，为一场新的、更持久的革命作思想与组织准备方面都有着极大意义。
随着小说后半部变幻莫测，峰峦迭起的暴动进程，鹰逐渐从一个集人间最卑劣、放荡的痞子形象现出他热情勇猛，坚毅执着的殉道者的光辉。对这个人物有几处不可或缺的正面补笔：还在孩提时代，鹰就梦想在祖屋里养一头大象，让山谷的孩子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见它。蜜最后就是带着这个人类享受和平生活的人文主义理想踏上新的人生；鹰指挥足球队员从洪水中抢救一个遇险的小孩，完全不考虑一旦失败，将会被非理性的村民处死的个人风险；在自杀之前，他特意把兜里的所有钱掏出来仔细地放进抽屉里，注明留给两个“亲兵”，体现了他内心的柔情。作者实际上是以隐蔽的热情在讴歌具有英雄性格的鹰执着地、义无反顾地殉道，更说明鹰的自虐是西西弗斯式的受难，而不是他的沉沦之证。
三、死亡与再生（叔嫂通奸的隐寓）
把兄妹同体的梦想吹奏到高亢之极的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死亡美学。友人涂上脑袋，全身赤裸，肛门上插着黄瓜吊死的形象是大江健三郎表示最深沉的思考，最强烈的愤怒的荒诞手法，小说中更多的却是诗意地表现静默而坚韧地超越死亡，以期更加富丽堂皇地再生的传统美学。曾祖父的弟弟在万延元年的暴动失败后幸免于难，本可远走高飞重新生活，但他却自动选择了自我惩罚，在家中的地下室终生幽闭长达三十四年，S兄也在1945年甘愿充当山谷青年与朝鲜人部落争斗的替罪羊；鹰最后将“现代暴动”的责任一已承担，开枪自杀。他们都选择了担负了道义与拯救责任的，“基督”式死亡，其静默的、无抵抗的、清醒自觉的方式包含着巨大的、东方式勇气和宗教殉道式的力量。这种死亡在日本精神中是很美的：鹰在心中固执地描述着S兄的死态——他的外衣被人剥掉，露出雪白的衬衣裤。两条胳膊就象跳舞的人那样随意地松驰地举在双肩上。两条腿也是一边跳跃一边向前走的姿式，犹如将热情奔放的诵经舞的动作突然凝固下来似的；鹰死后，“头部和裸露的胸部已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仿佛抛上了无数殷红的石榴子。”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有红铅笔画的人头和肩的轮廓，其中细致地描绘出一双大眼睛，旁边写着：我说出了真相”，也十分壮美。山谷里每年都要举行的诵经舞更是这种美学的重要表现：年轻的舞者穿着死者生前的衣服，扮成“亡灵”，列队从森林高处（象征阴间）走回山谷的村落（阳世），热情奔放地跳舞，并总是受到山民们“满怀敬意的欢迎”。这些“亡灵”都是山谷地区悲惨死去或壮烈献身的先民，其中站在队伍最前列、集人们崇拜和尊敬中心的总是身着古装，华美高贵的万延元年农民起义领袖曾祖父的弟弟同他的战友。他们的肉体早已灰飞烟灭，然其精神却成为山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样，死亡便成了鹰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通过“亡灵”之风俗，达到了永生。
“现代暴动”很快就过去了，超级市场恢复营业，经济盘剥变本加利，但并非所有事物都复归旧轨。暴动“将山脚人纵向的社会渠道扫除掉，又将年轻人横向的渠道牢牢地巩固了起来。”暴动带来了人事变动（足球队的核心人物进入了城里的议会），训练了青年。星男与桃子决定结婚，连肥婆阿仁也变得坚强，宁愿绝食而死，也不甘受命运的摆弄。支持暴动的寺院住持说：“我想，在山脚做长远展望的基础已经建起来了！S弟与阿鹰，他们悲惨地死了，可他们尽了职责。”
鹰与嫂子通奸也发生在暴动高潮之中。鹰反复说：“我这样做可不单是出于欲望。我是十分清楚一件事的意义，才去做那件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的事的。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把通奸作为一个能指，来寻找它的所指意义。鹰在通奸中有大段心灵倾述，他是在酝酿自己最后完成壮烈的死的决心，而性交之行为更表现了人类的生本能，毋宁说他是在寻求一个接替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菜采子也在鹰与蜜完全不同的强者的生存方式的影响之下，融化了自己因生活的变故引起的性冷淡，重新实现了富于激情的欲望。第二天，蜜所看到的妻子“已不再是自己无根据地漠然企盼的、疲备困窘、不幸的妻子了。”“她的紧张正在逐渐舒缓，她已变得很有女人味了。”蜜想象妻子在通奸过程中一定是积极地要着、引导着，与她相比，鹰只不过一个争强好胜的毛孩子，顿时“所有嫉妒的情感骤然不见了踪影。”他喜欢女人作为独立的人的感觉，母亲敢于对抗父亲的意志的回忆总使他对母亲（独立的女人）怀有一种“神秘的畏惧”。于突然之间，他重新生出了对妻子肉体的欲望。似乎是偶然的通奸带出了三个结果：受孕、菜采子与蜜分别从通奸中恢复了性欲（生活欲望）。它们显然都是再生的内容。
在蜜的梦中，鹰宣告：“对我们的复审就是对你的审判。”地下室的发现使曾祖父的弟弟与鹰的人生价值放出异彩，地狱图第一次得到了解读：这个家庭早就分为两种人生：以曾祖父的弟弟、父亲、S兄、鹰一类的热血好汉，肩着生之沉重和乡土精神超越了死亡；以曾祖父、祖父、蜜一类的苟活者，在晦暗动荡的现实中驯顺偷生。蜜终于在变得勇敢起来的妻子鼓舞下，重新选择了肩起责任的生活，因为“现在鹰四死了，我们也只好一起生活下去！”
与最初引起轩然大波的《我们的时代》等作品相比，《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并不纯粹以性为题材，但其中仍不乏大量性意象和性隐寓，不仅坚持了最初的实验方向，而且把这种描写方法玩到炉火纯青之境。此外，兄妹乱伦的隐寓也对建构作品主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为此，我们不妨通过该书的性描写来探求大江健三郎的性学基本特征。首先，大江健三郎惯常把人在现代社会中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安与焦虑用性的障碍与性的焦虑状态来表现。作品写蜜与菜采子生育了一个脑畸形的孩子，夫妻俩烦恼，惶惑之极。蜜因此而丧失外出工作的愿望，耽于无休止的荒诞悬想，妻子则开始酗酒，而二人又不约而同地对性生活产生恐惧和厌心。“我手一接触到你，就觉得怀上了一个大胎儿，我就感觉到疼。”“听妻子这么一说，我那从睾丸内侧一直伸到尾骶骨的勃起的阴茎的根部就在刚才觉出了一种挤榨般的痛楚。”于是，没有性生活，婚姻面临崩溃，人生亦不知如何走下去。又如总爱对人生作哲学思考的友人因对社会产生深刻怀疑，出现精神分裂倾向，同时性方面也出现被虐狂倾向，最后以奇特的方式自杀。在这里，性的危机既是精神危机，也是生存的基本危机的表征。其二，大江健三郎往往让主人公用离经叛道的性行为来表示反社会、反文化的政治态度。例如鹰的乱伦和通奸，美国放浪，没有什么比淫乱无耻的性行为更能表现对一切社会秩序和既成价值的宣战姿态了。性意象既产生如此的社会意义，又打破了作品中人际关系的平衡，形成一种错综复杂、异常紧张的人际关系和情节冲突。其三，借助性意象中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的激情表现生命欲望，也表现这种欲望的合理结果——生命的诞生。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歇尔·耶思普玛基在评价大江健三郎文学成就的颁奖词中引了鹰深夜在初雪甫降的院子里裸身奔跑，“啊，啊”叫喊的性意象。作品中写道：“他的阴茎勃起着，它就和运动员胳膊上隆起的肌肉一样，让人感到被禁欲主义压制的力量和莫名的怜悯。”作者正是以男性性器官的生理特征象征乡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野性的原生态的美。菜采子与鹰通奸受孕也象征鹰的生命有了延续。不仅如此，性意象对于表现死亡思考也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例如友人选择的全身赤裸，脑袋涂得通红，肛门上插着黄瓜的死法，就象在疾呼：人生丑陋如此，沉重如此，为什么还要活？最后，在这样一个拥挤不堪、丑陋荒诞、弃满强权与欺骗的时代，在现代人毫无节制，不带感情、功利的，不承担责任的性行为中，大江健三郎以表现哲学思考为目的的性学充满了丑陋的、夸张的形象：乱伦、通奸、同性恋、虐待（被虐）狂、露阴癖、性骚扰。其描写方式也惯常是粗暴的、破坏式的、不流露感情的解剖术语式的描述，与主题的批判锋芒和冷峻思考正相吻合。这是大江健三郎的象征式性学与其它温情脉脉、欲璋弥藏、引人作色情联想的媚欲性小说的显著区别，亦是他晦涩难读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 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于长敏、王新新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5月，p.279。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文本阐释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63-67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708 【作 者】熊泽民 【作者简介】熊泽民 厦门大学外文系 【正 文】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恢宏巨著基本出自大江健三郎天才的虚构，但他却把它建构得朴实丰厚。作品以独特的叙述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山村阴霾的现实，世代流传的民间舞乐，一个世纪以来扑朔迷离的家族史。也唯其采用虚构，作者得以从容不迫地布下大量象征符号，建构起一个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能指世界。小说表现了封闭的山谷社会的经济文化冲突和青年人狂热的精神生活，但基本上并不涉及性。鹰和“亲兵”以及整个足球队都是禁欲的，尽管男女同宿却始终纲纪不乱，桃子最后也还是处女之身，一个队员酒后强奸未遂也招致除名处罚，然而这样一个宣称“人生苦短，滥饮何益”的清教徒似的鹰，竟然又是兄妹乱伦、叔嫂通奸的主角。两者之间有何逻辑联系？换言之，大江健三郎是站在什么立场，以怎样的方法去开拓文学中的性领域？其描写的性意识、性意象对于表现主题到底起着什么作用？解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的性隐寓，是为这个工程的起点所在。
一、热情与梦想（兄妹同体的隐寓）
直到末章揭晓之前，讲述人蜜一直用居高临下的批判性审视和反讽式的叙述，把鹰描绘成一个十足的痞子，且不论他操纵的“现代暴动”，光是列举他与妹妹乱伦、领导学生暴力团，嫖娼、与嫂子通奸等事实，也足以揭示其玩世不恭、寡廉鲜耻的痞子性了。然而细究之，由于上述经历无一不是采取与中心事件叙述相异的另一方式——鹰的告白方式——呈现给读者，带有告白所常有梦幻般的诗意、羞怯、忏悔和自虐似的拷问，因而这些丑恶的性意象非但未唤起我们对于痞子的无耻与张狂的反感，恰恰相反，正是从它们公开之后，我们才得以窥视其内心世界，对他生出一种同情。
鹰乱伦的故事是这样的：鹰小时候父母双亡，家业破落，不得不与妹妹寄居伯父家。妹妹天生弱智、鹰异乎寻常地保护她，又极端自闭，直到高中还不跟异性来往，村里人便议论他们乱伦。鹰果然那样做了。他对妹妹解释这样就可以不与别人结婚，兄妹一辈子相守，他们过了一段异常完满的幸福时光，但妹妹不久就有了身孕，鹰让她说是遭人强奸。妹妹被带去打胎，精神受挫自杀。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乱伦的故事看作一个企图逃离主流文化，在乡土文化中自给自足的兄妹同体的乌托邦。妹妹作为乡土文化的象征，寄托了理想主义少年鹰的异乎寻常的欣赏。他赞美她：“妹妹虽是个白痴，可真是个很特别的人。她只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听起音乐，她就会感到幸福，但只要听到现代机动车的噪音就喊痛。”“妹妹一点不丑，又干净得很，异乎寻常的干净。”[①]可见她不仅是日本人欣赏的异常的“干净”（象征纯洁的少女之生命和美），而且是一个与工业文明、城市对立的自然物，只有在远离城市的乡土文化中还能发现这样的自然生态，一种弥足珍贵的、濒临灭绝，丝毫不理会时代的进化而固执地循着自己的生态发展的“弱智”式的单纯体，“夏天里最后一朵玖瑰”。因此，“对我来说，妹妹是唯一的女性，我必须把她保护好。”鹰选择了乱伦——兄妹间做爱——的生存方式。他不断给妹妹灌输：“我们是被选定的两个特殊的人，所以，谁也不能，也不许对除了彼此之外的其他伙伴有什么好感。”“只要不让人知道，我们就可以不与别人结婚，兄妹两个人干这事，在一起过一辈子。”可以说，鹰乱伦并非出于情欲压抑的变态发狂，而是一种明确追求兄妹同体的隐寓——“我们要远离一切的人，兄妹两个背离社会永远一同生活下去。”是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姿态。
这个隐寓的一个有力旁证是蜜的人生。鹰谴责蜜：“在我住在别人家，和妹妹一起生活的时候，你还不是一个人住在这山脚，让阿仁帮着过日子？你还不是用留给我们的钱，上城里的高中、上东京的大学？要是你不把这些钱一个人霸占，我们三个人本来可以在山脚一起生活啊。阿蜜，你没有资格为妹妹的事来谴责我。”可以把蜜和鹰看作乡土文化的两种走向：蜜一直努力接近主流文化，走进城市，终于失去了根，找不到超越荒谬人生的意义；鹰始终怀抱振兴乡土文化的梦想，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幸福和人生价值。他最后还得回来，以生命为献祭，回报乡土文化。
这个关于乱伦的隐寓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作者虽然三番五次地暗示其存在，却始终深讳不露、直至鹰实施他一生最热烈、最悲壮的奉献之前才全盘托出，为他的貌似扭曲的人生作最彻底的诠释。
二、灵魂的拷问（鹰自虐的隐寓）
鹰是一个奇特的青年，一方面充满乡土文化培育的原始野性，巨大的意志，热情与尊严，另一方面又带有文明（主流文化）教育之下的羸弱体质与本能的对死亡的惧。童年的时候，他为了避免正视S兄的尸体，拼命嚼糖，集中精力不让糖水溢出嘴角，可多年来却一直在想象中热情的描绘着S兄尸体的舞蹈形象。正是在“现代暴动”的高潮，蜜突然在鹰身上读出了一种密码——鹰心中有着极大的裂痕。并可以肯定，妹妹自杀之前并不是这样的。讲述人明确地绘出了乱伦与暴动的联系。
虽然鹰至死不悔乱伦的选择，但多年来还是一直为自己的怯懦和逃避责任而遭受内心折磨。他自己坦白：“那将我撕裂的两种力量，一种是替我的暴力人格辨护的欲望，另一种是惩罚这样的自我的欲望，它们在我的生命当中简直把我撕裂了。”换言之，前者是对妹妹的忏悔，将乱伦初衷坚持到底的决心；后者是摆脱乱伦恶梦，顺应主流文化的惰性。两种欲望的搏斗形成灵魂的炼狱，占上风的常常是前一种动力。鹰说：“我希望接受这种自我的形象生活下去，想替自己的暴力人格做好辩护。”因此他参与组织一九六○年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学生暴乱，与警察动刀枪，而在美国夜闯黑人区，有意招引杀身之祸，结果却找了黑人妓女睡觉，蹭上一身性病的行为，则是出于想要狠狠惩罚自己的欲望。两种不同性质的自虐使他留下一条疯狂地反社会、反文化的轨迹。他自己就告白：“我像个瘾君子一样，刺激必须得逐渐加强，撼动我的刺激一定一年比一年猛烈才行。”鹰的自虐隐寓了作者为他设置的悲剧性宿命。
如果说乱伦还是鹰人生第一次朦胧的，理想主义的选择的话，那么他一手策划的“现代暴动”便是他深思熟虑的自觉选择，是他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那是怎样性质的暴动呢？首先，暴动直接对准超级市场。在当今的时代，主流文化的核心便是经济主义。超级市场在山谷社会显示了它经济之剑的全部权威性，无情性和伪善性。敦厚的山民无力抗拒这种统治，甚至不敢蔑视超级市场天皇的种族，从经济生活到意识形态都遭受着主流文化的压迫，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小说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仅仅一家超级市场就把山脚的人赶到了过去所说的全体村民四处逃散的境地。”鹰领导的足球队（后面是全体山民）正是向这巨大的势力（超级市场、地方行政、警察局、整个现存社会秩序）发起公开宣战。暴动以嗒抢超级市场开始，但很快便超越了物欲需要，进入一种政治、文化层次。用鹰的解释来说：“从山脚到‘乡下’那么多人，从大人到孩子，他们一齐热衷关心的可不单单是物欲填补的缺乏感。你没听见今天诵经舞乐的锣鼓一直响个不停？其实那才是他们暴动的情感能源呢！”蜜也亲眼看到“老人的数量多得简直不敢相信。直到昨天，他们还龟缩在玻璃肮脏不堪的门内暗处打发日子，可是今天，他们也解放了自己，并使自己重新变成了山脚共同社会的真正成员。”连那个被食欲追得人生全无乐趣、怨气冲天的肥婆阿仁也恢复了好奇心和饶舌欲望，声音充满久违的张力，眼睛也变得有神。幽谷的人际关系从来没有这样融洽和开放，短短几日，人们又唤回了昔日自由和谐的家园感。所以这场“现代暴动”实质上是“想象力的暴动”（即精神暴动），虽然它只维持了几天，但却给现存社会秩序以巨大的震动。在显示地方文化凝聚力，宣传美好理想，探索改善未来生活状况的有效途径，为一场新的、更持久的革命作思想与组织准备方面都有着极大意义。
随着小说后半部变幻莫测，峰峦迭起的暴动进程，鹰逐渐从一个集人间最卑劣、放荡的痞子形象现出他热情勇猛，坚毅执着的殉道者的光辉。对这个人物有几处不可或缺的正面补笔：还在孩提时代，鹰就梦想在祖屋里养一头大象，让山谷的孩子们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见它。蜜最后就是带着这个人类享受和平生活的人文主义理想踏上新的人生；鹰指挥足球队员从洪水中抢救一个遇险的小孩，完全不考虑一旦失败，将会被非理性的村民处死的个人风险；在自杀之前，他特意把兜里的所有钱掏出来仔细地放进抽屉里，注明留给两个“亲兵”，体现了他内心的柔情。作者实际上是以隐蔽的热情在讴歌具有英雄性格的鹰执着地、义无反顾地殉道，更说明鹰的自虐是西西弗斯式的受难，而不是他的沉沦之证。
三、死亡与再生（叔嫂通奸的隐寓）
把兄妹同体的梦想吹奏到高亢之极的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死亡美学。友人涂上脑袋，全身赤裸，肛门上插着黄瓜吊死的形象是大江健三郎表示最深沉的思考，最强烈的愤怒的荒诞手法，小说中更多的却是诗意地表现静默而坚韧地超越死亡，以期更加富丽堂皇地再生的传统美学。曾祖父的弟弟在万延元年的暴动失败后幸免于难，本可远走高飞重新生活，但他却自动选择了自我惩罚，在家中的地下室终生幽闭长达三十四年，S兄也在1945年甘愿充当山谷青年与朝鲜人部落争斗的替罪羊；鹰最后将“现代暴动”的责任一已承担，开枪自杀。他们都选择了担负了道义与拯救责任的，“基督”式死亡，其静默的、无抵抗的、清醒自觉的方式包含着巨大的、东方式勇气和宗教殉道式的力量。这种死亡在日本精神中是很美的：鹰在心中固执地描述着S兄的死态——他的外衣被人剥掉，露出雪白的衬衣裤。两条胳膊就象跳舞的人那样随意地松驰地举在双肩上。两条腿也是一边跳跃一边向前走的姿式，犹如将热情奔放的诵经舞的动作突然凝固下来似的；鹰死后，“头部和裸露的胸部已是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仿佛抛上了无数殷红的石榴子。”在他身后的墙壁上，有红铅笔画的人头和肩的轮廓，其中细致地描绘出一双大眼睛，旁边写着：我说出了真相”，也十分壮美。山谷里每年都要举行的诵经舞更是这种美学的重要表现：年轻的舞者穿着死者生前的衣服，扮成“亡灵”，列队从森林高处（象征阴间）走回山谷的村落（阳世），热情奔放地跳舞，并总是受到山民们“满怀敬意的欢迎”。这些“亡灵”都是山谷地区悲惨死去或壮烈献身的先民，其中站在队伍最前列、集人们崇拜和尊敬中心的总是身着古装，华美高贵的万延元年农民起义领袖曾祖父的弟弟同他的战友。他们的肉体早已灰飞烟灭，然其精神却成为山民们巨大的精神财富。这样，死亡便成了鹰生命价值的最高实现，通过“亡灵”之风俗，达到了永生。
“现代暴动”很快就过去了，超级市场恢复营业，经济盘剥变本加利，但并非所有事物都复归旧轨。暴动“将山脚人纵向的社会渠道扫除掉，又将年轻人横向的渠道牢牢地巩固了起来。”暴动带来了人事变动（足球队的核心人物进入了城里的议会），训练了青年。星男与桃子决定结婚，连肥婆阿仁也变得坚强，宁愿绝食而死，也不甘受命运的摆弄。支持暴动的寺院住持说：“我想，在山脚做长远展望的基础已经建起来了！S弟与阿鹰，他们悲惨地死了，可他们尽了职责。”
鹰与嫂子通奸也发生在暴动高潮之中。鹰反复说：“我这样做可不单是出于欲望。我是十分清楚一件事的意义，才去做那件对自己来说意义重大的事的。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把通奸作为一个能指，来寻找它的所指意义。鹰在通奸中有大段心灵倾述，他是在酝酿自己最后完成壮烈的死的决心，而性交之行为更表现了人类的生本能，毋宁说他是在寻求一个接替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菜采子也在鹰与蜜完全不同的强者的生存方式的影响之下，融化了自己因生活的变故引起的性冷淡，重新实现了富于激情的欲望。第二天，蜜所看到的妻子“已不再是自己无根据地漠然企盼的、疲备困窘、不幸的妻子了。”“她的紧张正在逐渐舒缓，她已变得很有女人味了。”蜜想象妻子在通奸过程中一定是积极地要着、引导着，与她相比，鹰只不过一个争强好胜的毛孩子，顿时“所有嫉妒的情感骤然不见了踪影。”他喜欢女人作为独立的人的感觉，母亲敢于对抗父亲的意志的回忆总使他对母亲（独立的女人）怀有一种“神秘的畏惧”。于突然之间，他重新生出了对妻子肉体的欲望。似乎是偶然的通奸带出了三个结果：受孕、菜采子与蜜分别从通奸中恢复了性欲（生活欲望）。它们显然都是再生的内容。
在蜜的梦中，鹰宣告：“对我们的复审就是对你的审判。”地下室的发现使曾祖父的弟弟与鹰的人生价值放出异彩，地狱图第一次得到了解读：这个家庭早就分为两种人生：以曾祖父的弟弟、父亲、S兄、鹰一类的热血好汉，肩着生之沉重和乡土精神超越了死亡；以曾祖父、祖父、蜜一类的苟活者，在晦暗动荡的现实中驯顺偷生。蜜终于在变得勇敢起来的妻子鼓舞下，重新选择了肩起责任的生活，因为“现在鹰四死了，我们也只好一起生活下去！”
与最初引起轩然大波的《我们的时代》等作品相比，《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并不纯粹以性为题材，但其中仍不乏大量性意象和性隐寓，不仅坚持了最初的实验方向，而且把这种描写方法玩到炉火纯青之境。此外，兄妹乱伦的隐寓也对建构作品主题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为此，我们不妨通过该书的性描写来探求大江健三郎的性学基本特征。首先，大江健三郎惯常把人在现代社会中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安与焦虑用性的障碍与性的焦虑状态来表现。作品写蜜与菜采子生育了一个脑畸形的孩子，夫妻俩烦恼，惶惑之极。蜜因此而丧失外出工作的愿望，耽于无休止的荒诞悬想，妻子则开始酗酒，而二人又不约而同地对性生活产生恐惧和厌心。“我手一接触到你，就觉得怀上了一个大胎儿，我就感觉到疼。”“听妻子这么一说，我那从睾丸内侧一直伸到尾骶骨的勃起的阴茎的根部就在刚才觉出了一种挤榨般的痛楚。”于是，没有性生活，婚姻面临崩溃，人生亦不知如何走下去。又如总爱对人生作哲学思考的友人因对社会产生深刻怀疑，出现精神分裂倾向，同时性方面也出现被虐狂倾向，最后以奇特的方式自杀。在这里，性的危机既是精神危机，也是生存的基本危机的表征。其二，大江健三郎往往让主人公用离经叛道的性行为来表示反社会、反文化的政治态度。例如鹰的乱伦和通奸，美国放浪，没有什么比淫乱无耻的性行为更能表现对一切社会秩序和既成价值的宣战姿态了。性意象既产生如此的社会意义，又打破了作品中人际关系的平衡，形成一种错综复杂、异常紧张的人际关系和情节冲突。其三，借助性意象中的原始欲望和本能的激情表现生命欲望，也表现这种欲望的合理结果——生命的诞生。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歇尔·耶思普玛基在评价大江健三郎文学成就的颁奖词中引了鹰深夜在初雪甫降的院子里裸身奔跑，“啊，啊”叫喊的性意象。作品中写道：“他的阴茎勃起着，它就和运动员胳膊上隆起的肌肉一样，让人感到被禁欲主义压制的力量和莫名的怜悯。”作者正是以男性性器官的生理特征象征乡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野性的原生态的美。菜采子与鹰通奸受孕也象征鹰的生命有了延续。不仅如此，性意象对于表现死亡思考也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例如友人选择的全身赤裸，脑袋涂得通红，肛门上插着黄瓜的死法，就象在疾呼：人生丑陋如此，沉重如此，为什么还要活？最后，在这样一个拥挤不堪、丑陋荒诞、弃满强权与欺骗的时代，在现代人毫无节制，不带感情、功利的，不承担责任的性行为中，大江健三郎以表现哲学思考为目的的性学充满了丑陋的、夸张的形象：乱伦、通奸、同性恋、虐待（被虐）狂、露阴癖、性骚扰。其描写方式也惯常是粗暴的、破坏式的、不流露感情的解剖术语式的描述，与主题的批判锋芒和冷峻思考正相吻合。这是大江健三郎的象征式性学与其它温情脉脉、欲璋弥藏、引人作色情联想的媚欲性小说的显著区别，亦是他晦涩难读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 大江健三郎：《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于长敏、王新新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5月，p.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