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三篇

许博渊三篇

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

   　道德滑坡已经说了20多年了，而且是越滑越快。它从上坡顺势而下，制止它都难，何况提高。

    　道德像空气一样，你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却抓不住它。比如前些天有报道说，北京一个男子突然在公共汽车站发病倒地，围观的人没有一个拨打120，而医院就在附近，结果该男子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120没有人打，报社的“报料”热线电话却有人打去了，因为给报社报了料有奖金，而拨打120则没有奖金。人们在痛惜该男子的同时，对人情的冷漠表示了痛恨。但这样的行为可以批评，甚至谴责，却不能制裁，因为没有一条必须帮助别人的法律，他不愿意帮助并没有犯法。

    如果再往深里分析，这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记得以前见到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见到一个被车撞伤的人，肇事汽车已经逃逸，他好心，放下自己的事情，费了牛劲，把伤者送到了医院，并且垫付了押金。结果怎样呢？伤者的家属赶到了，一口咬定是那位好心人撞的，扭住不放。类似的好心不得好报的事情还不止一起。这样的事情多了，谁还敢管闲事？但那不讲理的家属，人们也只能批评甚至谴责，不能拿他怎么样，因为他就是那么不明理，那么不讲理，却并没有犯法。

    这样的情况，人人痛心，又人人无奈。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在社会总体氛围。

  　大凡社会出现大变动的时期，都会出现一些混乱。现在被我们一些人怀念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那只是文化领域里的变动，尚一度造成了道德沦丧的混乱局面。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利益格局打破了，新的格局正在形成中，人心不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上层建筑也在变，旧道德旧观念打破了，新的尚未形成。许多东西都错位了。更加严重的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一些“脑子活泛”的人，轻而易举地发了大财，而且趾高气扬，而那些奉公守法，老老实实干活的人则干受穷，老实、守法成了窝囊的代名词。人心于是不平衡起来，社会因此变得焦躁不安，人人都想着发财，钱就是一切，什么道德不道德，统统顾不得了。

  　道德是一朵娇嫩的鲜花，她要求美好的外部环境。良好和合理的社会秩序是道德生存的必要外部环境。故欲培植道德，必先着力建立社会秩序。只有建立了秩序，人们才能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人心才能安定平静下来。而且，只有合理的秩序，才能保障社会公平，只有社会公平才能使人心真正安定平静下来。不公不法，人心不平，不能指望建立秩序。秩序建立，人心平和，道德才能兴。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公无私、无私奉献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应该给予高度评价，但不能作为统一的尺度去规范人们的行动。守法意识却是人人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它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前提条件，也是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在市场经济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不把法律与秩序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law and order"是挂在嘴边的话。

  　四中全会强调法律的严肃性，强调依法领导、依法行政，是抓住了要害。但是，以法治国说了多年，问题依然成堆。说明抓得还不狠，“伸着巴掌，什么也抓不住”。干部守法是关键，“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是古人早就发现的真理。你自己在那里偷鸡摸狗，在那里盗窃国库，在那里争权夺利，在那里买官卖官，却要求百姓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谁听你的？所以，要想改变社会风气，各级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先要奉公守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先锋队。为什么五十年代，物质虽然匮乏，社会却很祥和，人的道德水平也高？就是因为那时候共产党律己严，党风正，百姓服，风气也好。为今之计，要大力整顿干部队伍，整顿党的队伍，切切实实按照四中全会的精神搞好党自身的建设，万万不可再糊弄、不可再敷衍、不可再搪塞、不可再做戏。

  　与此同时，大力加强普法教育，从小学生到退休老人，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持久的、经常性的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懂得：守法光荣，违法则是不光彩的。这个道理，好像没有人不懂得。其实，现在说这个话很有针对性。须知，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经济生活，还是社会生活，违法违规的行为比比皆是，而且违法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般守法公民也就见惯不怪，视为正常。“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差别只在胆子的大与小。不正常的事情，在成熟的法治社会里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却居然可以被视为正常，本身就说明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一个社会不能满足于守法这个最基本的层面，还应该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如关心国家，关心集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尊重并爱他人，关心并爱护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等。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先抓住最基本又最要紧最关键的。如果连爬都还不会，就提出争夺奥运会短跑冠军的目标，那是不现实的，如果不是在做梦，一定是在卖狗皮膏药，在骗人。

  　社会道德水平好比人的脸色，它是一种表象，从中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健康程度，经济的发展程度，政治的清明程度。因此，道德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育程度和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些领域，四中全会给了人希望。如果全党全国切实贯彻全会的决议，我想，这个希望是不至于变成失望的。 

别忘了背后的美国

    2004年，日本小泉内阁的种种行径为多年来所少见，引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台湾分裂势力的猖狂也达到了几年来的最高点，引起了大陆民众的极大愤慨。检视这一年的舆论，这两件事情几乎一直是国民动怒的焦点。而中美之间却摩擦减少，合作领域拓宽。美国的对华态度显得更加理性，反复强调一个强大、繁荣和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甚至说中美关系处于20年来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很少有人追根溯源，把日本问题和“台独”问题追查到美国去。

    日本在这一年的表演确实出格，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不过是其中一个，它还完成了战时立法体系，打破了不向海外战争地区派兵的禁忌，以及大规模扩充军备，甚至公开将中国和朝鲜列为假想敌等等。其实，日本如此大踏步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前进，是美国的战略安排，也是日本的理想，两者一拍即合。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今年7月就说过，日本如果不能向海外派兵就不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阿米蒂奇称，日本宪法第九条已成为阻碍日美同盟关系发展的一个因素。

    称霸世界是美国几代人的梦想，凡是可能对它实现这个梦想构成威胁的，它都要防范、戒备、遏制。苏联没有了，俄罗斯在叶利钦时代那样靠拢西方，想成为西方国家，美国仍然不放心，西方不接纳。如今普京也在那里努力搞好与布什政府的关系，也没有用，美国在乌克兰选举问题上还是拼命与俄罗斯争。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一个迅速发展的中国也可能对美国的霸权梦构成威胁。布什总统4年前上台之初曾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现在不这么说了，并不等于他心里不这么想了，只是因为形势所迫，暂时不提罢了。中美关系能得到缓和，是双方互有需要。中国需要稳定中美关系，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便专心致志地谋发展。美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国际恐怖主义，为了掌握中东能源基地，也需要稳定中美关系。但是，它在致力于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和中东问题的同时，并没有改变在亚洲的战略目标。美国鼓励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使之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代理人，一个帮手，一枚棋子。这个战略正好符合日本右翼势力的理想，行动也就无所顾忌了。日美勾结的最新例子是，这两家都反对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不管中国如何强调自己的和平诚意，和平崛起也好，和平发展也好，都不能影响他们对中国的暗中围堵封锁。“中国威胁论”也是这两家嚷得最凶。这就把他们的内心世界照得洞若观火了。

    “台独”势力加紧活动，是因为他们自以为背后有美国撑腰，碰了些壁，讨了些没趣，只是因为性急了一些。“台独”也是美国的一枚棋子。美国人三番五次声明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也是迫不得已，他们心里巴不得中国分裂成十个八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呢。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它马上要搞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并至今抓住不放的原因。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在乎而且赞赏美国政府官员今年在台湾问题上的几次表态呢？不为别的，就因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份量，它约束急独分子的表态对我们有利，而且起作用。我们不是，也不能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美国能够这样表态，完全是因为中国的份量。同样，它不肯痛痛快快地放弃《与台湾关系法》，也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当今世界，毕竟仍然是一个用实力说话的世界。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是现实，现实主义者不能无视现实。

    现在的世界，几乎任何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它自以为是“治世之能臣”，别人却认为它是“乱世之奸雄”。它的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已经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警觉，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但是，世界没法摆脱它，有时候还需要它。世界正在上演着中国周朝后期的节目，合纵连横，折冲樽俎。我们看重法国的，正是戴高乐制定的大国方略，敢于对美国说"不"。即将出任美国国务卿的赖斯认为，多极化不能保证世界的安宁，只有单极化才好。而我们认为，单极世界是危险的，只有多极化、民主化才能保证世界和平。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帝国是中国历史的进步，但世界不需要一个美利坚帝国。

    在这个乱纷纷的世界，中国要站住脚，要发展壮大，不得不和美国打交道。它是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搞好关系不靠低三下四，俯首称臣，也不靠怒发冲冠地拼命，而要靠智慧和技巧，在周旋中发展壮大自己，最终用实力说话，靠实力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实际上是被自己打败的，被自己的腐败、自己的一盘散沙、被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与只顾眼前蝇头小利而不顾长远利益的脾气打败的。大树只有被蛀虫蛀空了，风才能把它刮倒。《红楼梦》里的三小姐探春说得好，像贾府这样的豪门大族，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自己互相厮杀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如今，中国的前途被全世界所看好，这是好事。如果一切顺利，美国奈何不了我，台湾就不是个问题，日本也不是个问题。但我们自己知道，不是一片光明。每天翻阅报纸，浏览网站，都可以看到许多不争气的人和事。这些事情与明代中后期是何等的相似，与康熙以后的清朝是何等的相似。这是真正让人忧心的。

不敢用这两句诗

    不时有离奇的炫耀性消费的报道传来，10万元一桌的酒席，风波刚刚平息，几十万元一盒的月饼就登场了。豪华月饼刚刚退场，21万元一只的手机又亮了相，同时登台的还有1.3亿元的豪华别墅。看起来，这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有需求就有商品，就有市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别人不能说什么。但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今，各大城市都有许多农村来的谋生者，立交桥下常常是他们的住处。我了解过，他们如果找到工作，一般是月薪500元，找不到就捡垃圾，在居民区的垃圾箱里翻翻捡捡。我在晨练时，曾看到5分钟之内先后有两个人在同一个垃圾桶里寻觅。

    这样强烈的对比，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的两句诗。但我不敢用，不是怕追究，而是怕给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也会动摇我自己的信心。

    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思想，它强调平等、公平，主张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它与资本主义对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主张放手让资本去追求利润，放手让市场去调节经济活动，而不在乎贫富差距有多大。两种经济思想最后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一度还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对立阵营。现在，这两句诗一用，我自己都会怀疑，我们现在搞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世界上资本主义也分出许多不同的流派。英国和北欧，还有澳大利亚等国都非常强调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他们利用税收作为调节贫富的有力杠杆，用税收去搞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以此保证社会的和谐。据说美国注意的是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贫富差距因此比较大，但同时得到了较高的效率。

    我们呢，天天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在“公平”二字上下的功夫少了一点。当初设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帮助贫困的部分，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在改革初期的口号。经过多年的束缚，人们的思想一时麻木了，不敢发财致富，稍稍富了一点还怕露富。当初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闸门一开，人们致富的热情奔腾澎湃，想尽一切办法发财致富。应该说这是好事，表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事实上，社会财富确实迅速地丰富起来了，国家的面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怀疑的。但是，对于这股力量，我们没有及时规范和引导，既没有做到机会的公平，也没有注意分配的公平，结果就出现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今，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社会并不和谐，人们的心理不平衡，人性变得既麻木又尖利，缺乏对他人的爱心，缺乏对公共事业和国家利益的关心，挣钱成了唯一的目标，手段是可以不顾的。

    有的评论提到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他富可敌国，为什么没有引起多大的嫉妒？因为，机会是公平的，人家是依法劳动，依法致富，你不能做到，那是你运气不好，或者你能力不如人家，吃苦精神不如人家，脑子没有人家好使，你得服气。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人家有同情心，夫妇俩拿出240亿美元设立了一个基金，致力于发展医疗卫生事业，而且说了，还要继续往里投钱，他们不会给子女留下多少遗产。在我们这里，好像还没有一个先富起来的人有比尔·盖茨那样的善心。

    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留下了许多遗产，其中一个就是创家庭和家族的百年基业，光宗耀祖，泽被万世。怕露富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刹那的犹豫，一旦恢复常态，就是奢华，就是比富摆阔、夸耀乡里。这类炫耀性消费好比是一把把的盐，正无情地撒向我们社会受伤的机体上，它将使人性变得更加麻木和尖锐，使社会更加凶险，它使人们怀疑建设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怀疑党的执政能力，涣散人民的斗志和社会的凝聚力，是破坏力极强的反面宣传。那种认为它的存在既合理又有利的人，不懂政治，这样的“专家”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为了社会的和谐，现在，天平应该稍稍向“共同富裕”倾斜了。不是剥夺先富起来的人，而是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更好地利用税收工具，包括高额遗产税以及高档消费和服务税，并且大力发展和规范慈善事业。只有人的心理平衡了，社会才能平衡。社会平衡了，也就和谐、稳定了，而且是真正的稳定，是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