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考古：跟着盗墓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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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跟着盗墓走（图） 文章提供 于 2010-1-5 1:11:36 (北京时间: 2010-1-5 14:11:36) 阅读时出现乱码？ 解决办法
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阳得到考古确认，专家称，初步鉴定该墓中男性遗骸为曹操本人。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支持该墓为曹操墓的六大证据之一、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并非考古专家的“战利品”，而是公安机关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近年来，几乎每次考古发掘都有盗墓的魅影。考古为何总是慢于盗墓，考古专家为何总拾盗墓者牙慧？中国古墓“十墓九空”的境地值得思考。
“曹操墓”的真伪证明来自盗墓者
“曹操墓”成为2009年最具轰动效应的考古发现。然而消息发布以来，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文物收藏专家马未都近日表示，专家学者们对曹墓认定的六大依据的第五点，也是判定此墓为曹墓最直接的证据——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这两件最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
“曹操墓”发掘现场
“曹操墓”发现三天后，该墓所在地西高穴村正式张贴一份由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和安阳市公安局联合发出的通告，敦促盗掘西高穴“曹操墓” 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和上缴文物。这份通告警示，凡参与盗掘“曹操墓”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都必须在2010年2月28日前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上缴文物。据报道，自2006年以来，西高穴村共有5批盗墓贼闯入过。有村民向记者透露，目前已经被抓获的盗墓分子有38人。而据现场考古专家介绍，根据发现该墓盗洞的痕迹，最早的盗墓贼可追溯到清朝以前。
周公庙遗址“出土”一支矿泉水瓶
作为进入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名单的周公庙遗址于2004年10月开始发掘。考古人员在墓葬中的最大“发现”，竟然是一支生产于2002年的矿泉水瓶。
周公庙遗址被发现后，有关专家第一时间根据四墓道墓葬形式判断，该墓至少为君王级别墓葬。专家认为，此墓有可能埋葬着周公旦即人们常说的“周公”，也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半年后，周公庙遗址18号西周大墓发掘清理工作结束，墓室和东、西、南、北四条墓道都被严重盗掘，除可以分辨出曾经有过车马陪葬痕迹外，没有发现其他遗存。除一些小件玉器、铜器、骨器和石磬残块、原始瓷片外，大墓基本被盗一空。
陕西周公庙遗址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和发掘有4条墓道的西周高等级墓葬，通过对墓制形式、残留文物等的分析研究，对我们了解西周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即使“出土”了一支矿泉水瓶，但被誉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的周公庙遗址，仍然获得了中国考古最高奖：“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文物保护政策不允许主动发掘
中国历史上只有唯一的一次主动发掘：1956年的十三陵定陵发掘。虽然24箱、3000余件绝世稀珍惊艳世界，但却因科技水平有限，也造成许多痛心疾首的遗憾：鲜艳织锦黯然失色，皇帝棺椁焚毁无存……周恩来事后批示：地下埋着比我们地上保存还好。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了中国的文物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不主张对历史遗迹进行主动发掘。
文物发掘分为主动发掘和抢救性发掘，所谓主动发掘是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主动申请对某一地段墓葬或遗迹进行科学发掘；而抢救性发掘是指在基本建设中，对位于建设基地的遗迹或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一般来说，文物部门是不主张主动发掘的，只是进行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例如，湖南望城风篷岭二号王室墓、岳麓区天马山汉墓和宁乡县‘七星伴月’布局战国墓群都报请了国家文物局，但国家文物部门有关专家不主张主动发掘，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位于北京郊区的十三陵定陵
另外，中国的文物保护技术还很落后，而且即便在国外，对木器、纸张、丝绸的保护技术，也是尚未攻克的技术难关。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织品近年开始揭取保护，但多数遗物一触即碎，保护难度极大。只有在技术力量能够切实保护现有的文物遗址遗迹后，才有可能去讨论主动发掘的问题。但或许到那时，不用在乎文物保护的盗墓者已经满载而归。
文物田野保护配置：“三五个人，一两条狗”
由于中国不允许主动发掘墓葬，这就对文物的田野保护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既然不能主动发掘古墓，只有守好古人留下的“金银财宝”。但是，中国的文物田野保护仍处于“史前时代”。
田野保护主要依靠业余文物保护员，他们基本上在义务进行保护工作。在陕西省礼泉县上营村周围，散布着程咬金墓、尉迟敬德墓等5座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均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却只有一名农民承担着业余文管员的职责，义务保护程咬金墓。而河南省许昌市做法是，在田野文物所在的村建立3到5人的群众性文物保护小组。但其成员基本上是农民，承担的文物保护任务也是义务的，没有一分钱待遇。在陕西咸阳市渭城区，田野保护的主要方式为犬防。官方文件称这标志着该区的田野文物保护形成了人防与犬防结合的良好局面。渭城是文物大区，文物等级高，分布广，保护任务十分繁重。该区计划在2年内，为每个基层文管所培育良种犬2— 3条，作为文物保护的中坚力量。
“曹操墓”挖掘现场外的安防人员
即便是“史前”的文物保护基层网络，在很多地方也已名存实亡。内蒙古通辽市过去各旗县市区所建立的县、乡、村三级文保工作网络，由于各种原因现已基本解体，特别是村级文保人员由于多年没有补贴，大多数已经自动离岗，三级网络最关键的网底已漏。更值得注意的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金钱利益的诱惑，个别过去曾当过文保人员的村民现成了挖掘古墓犯罪分子的团伙，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使文保工作遭受了很大伤害。
现代化安防系统只是杯水车薪
在中国，大多陵墓散布在远离市镇的旷野中，点多、线长、面广、范围大，保护难度大，盗墓现象较普遍。用“人防”的手段来防止盗墓，并不现实。只有借助高科技手段，才能有效地实施保护。然而，中国第一套古墓葬盗掘报警系统直到三年前才投入使用。
2006年12月17日，“地波探测报警系统”应用于咸阳市西汉平陵及陪葬区的文物保护，以遏制日益猖獗的盗掘古墓现象，使得平陵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保护的帝陵。平陵是西汉第六个皇帝汉昭帝与孝昭上官皇后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平陵乡。这套“地波探测报警系统”是中国第一套古墓葬盗掘报警系统，将平陵及陪葬区保护范围划分为28个防区，可24小时不间断地布控设防，各个防区内埋置的悬浮磁钢式探测器探头可随时探测因盗挖、爆破等盗掘行为所引起的地波变化，通过信号采集和转换传输到地面监控主机使其发出声光报警。这一系统被称为盗墓“克星”，它将彻底改变田野文物保护仅靠人工巡查的被动局面。
矗立在田野里的巩义宋陵石刻
由于资金、技术以及配套后勤设施的问题，中国现阶段还不能把所有处于野外的文化遗产都列入技防监控的范围，所以只能有选择地开展文物安防工作，这使得盗墓者依然有机可乘。
由于现有技术无法对发掘出的文物做有效的保护，不主动挖掘其实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但这就要求对散落在田间地头的价值连城的古墓，进行严格的监控和保护。然而，由于基层文物保护措施的极端匮乏，导致所谓文物保护变成不主动发掘、不主动保护的消极态度。于是，分布于大江南北的野外陵墓必然成为公开的宝藏，只能任由盗墓者摆布。“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文保现状，只会给盗墓者的“寻宝”旅途添砖加瓦。在接下来的考古进程中，最大“发现”恐怕还将是一个个的矿泉水瓶。
盗墓者使用的洛阳铲
来源: 网易
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阳得到考古确认，专家称，初步鉴定该墓中男性遗骸为曹操本人。令人费解的是，作为支持该墓为曹操墓的六大证据之一、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并非考古专家的“战利品”，而是公安机关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近年来，几乎每次考古发掘都有盗墓的魅影。考古为何总是慢于盗墓，考古专家为何总拾盗墓者牙慧？中国古墓“十墓九空”的境地值得思考。
“曹操墓”的真伪证明来自盗墓者
“曹操墓”成为2009年最具轰动效应的考古发现。然而消息发布以来，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文物收藏专家马未都近日表示，专家学者们对曹墓认定的六大依据的第五点，也是判定此墓为曹墓最直接的证据——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与石枕，这两件最有力的铁证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
“曹操墓”发掘现场
“曹操墓”发现三天后，该墓所在地西高穴村正式张贴一份由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安阳市人民检察院和安阳市公安局联合发出的通告，敦促盗掘西高穴“曹操墓” 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和上缴文物。这份通告警示，凡参与盗掘“曹操墓”的违法犯罪嫌疑人员，都必须在2010年2月28日前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上缴文物。据报道，自2006年以来，西高穴村共有5批盗墓贼闯入过。有村民向记者透露，目前已经被抓获的盗墓分子有38人。而据现场考古专家介绍，根据发现该墓盗洞的痕迹，最早的盗墓贼可追溯到清朝以前。
周公庙遗址“出土”一支矿泉水瓶
作为进入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名单的周公庙遗址于2004年10月开始发掘。考古人员在墓葬中的最大“发现”，竟然是一支生产于2002年的矿泉水瓶。
周公庙遗址被发现后，有关专家第一时间根据四墓道墓葬形式判断，该墓至少为君王级别墓葬。专家认为，此墓有可能埋葬着周公旦即人们常说的“周公”，也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半年后，周公庙遗址18号西周大墓发掘清理工作结束，墓室和东、西、南、北四条墓道都被严重盗掘，除可以分辨出曾经有过车马陪葬痕迹外，没有发现其他遗存。除一些小件玉器、铜器、骨器和石磬残块、原始瓷片外，大墓基本被盗一空。
陕西周公庙遗址
尽管如此，这仍然是我国第一次发现和发掘有4条墓道的西周高等级墓葬，通过对墓制形式、残留文物等的分析研究，对我们了解西周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即使“出土”了一支矿泉水瓶，但被誉为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的周公庙遗址，仍然获得了中国考古最高奖：“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文物保护政策不允许主动发掘
中国历史上只有唯一的一次主动发掘：1956年的十三陵定陵发掘。虽然24箱、3000余件绝世稀珍惊艳世界，但却因科技水平有限，也造成许多痛心疾首的遗憾：鲜艳织锦黯然失色，皇帝棺椁焚毁无存……周恩来事后批示：地下埋着比我们地上保存还好。这句话后来演变成了中国的文物工作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不主张对历史遗迹进行主动发掘。
文物发掘分为主动发掘和抢救性发掘，所谓主动发掘是根据学科建设的需要，主动申请对某一地段墓葬或遗迹进行科学发掘；而抢救性发掘是指在基本建设中，对位于建设基地的遗迹或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一般来说，文物部门是不主张主动发掘的，只是进行配合基础设施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例如，湖南望城风篷岭二号王室墓、岳麓区天马山汉墓和宁乡县‘七星伴月’布局战国墓群都报请了国家文物局，但国家文物部门有关专家不主张主动发掘，这就给了犯罪分子可趁之机。
位于北京郊区的十三陵定陵
另外，中国的文物保护技术还很落后，而且即便在国外，对木器、纸张、丝绸的保护技术，也是尚未攻克的技术难关。例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织品近年开始揭取保护，但多数遗物一触即碎，保护难度极大。只有在技术力量能够切实保护现有的文物遗址遗迹后，才有可能去讨论主动发掘的问题。但或许到那时，不用在乎文物保护的盗墓者已经满载而归。
文物田野保护配置：“三五个人，一两条狗”
由于中国不允许主动发掘墓葬，这就对文物的田野保护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既然不能主动发掘古墓，只有守好古人留下的“金银财宝”。但是，中国的文物田野保护仍处于“史前时代”。
田野保护主要依靠业余文物保护员，他们基本上在义务进行保护工作。在陕西省礼泉县上营村周围，散布着程咬金墓、尉迟敬德墓等5座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均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却只有一名农民承担着业余文管员的职责，义务保护程咬金墓。而河南省许昌市做法是，在田野文物所在的村建立3到5人的群众性文物保护小组。但其成员基本上是农民，承担的文物保护任务也是义务的，没有一分钱待遇。在陕西咸阳市渭城区，田野保护的主要方式为犬防。官方文件称这标志着该区的田野文物保护形成了人防与犬防结合的良好局面。渭城是文物大区，文物等级高，分布广，保护任务十分繁重。该区计划在2年内，为每个基层文管所培育良种犬2— 3条，作为文物保护的中坚力量。
“曹操墓”挖掘现场外的安防人员
即便是“史前”的文物保护基层网络，在很多地方也已名存实亡。内蒙古通辽市过去各旗县市区所建立的县、乡、村三级文保工作网络，由于各种原因现已基本解体，特别是村级文保人员由于多年没有补贴，大多数已经自动离岗，三级网络最关键的网底已漏。更值得注意的是，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和金钱利益的诱惑，个别过去曾当过文保人员的村民现成了挖掘古墓犯罪分子的团伙，内外勾结，沆瀣一气，使文保工作遭受了很大伤害。
现代化安防系统只是杯水车薪
在中国，大多陵墓散布在远离市镇的旷野中，点多、线长、面广、范围大，保护难度大，盗墓现象较普遍。用“人防”的手段来防止盗墓，并不现实。只有借助高科技手段，才能有效地实施保护。然而，中国第一套古墓葬盗掘报警系统直到三年前才投入使用。
2006年12月17日，“地波探测报警系统”应用于咸阳市西汉平陵及陪葬区的文物保护，以遏制日益猖獗的盗掘古墓现象，使得平陵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高科技手段进行保护的帝陵。平陵是西汉第六个皇帝汉昭帝与孝昭上官皇后的合葬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平陵乡。这套“地波探测报警系统”是中国第一套古墓葬盗掘报警系统，将平陵及陪葬区保护范围划分为28个防区，可24小时不间断地布控设防，各个防区内埋置的悬浮磁钢式探测器探头可随时探测因盗挖、爆破等盗掘行为所引起的地波变化，通过信号采集和转换传输到地面监控主机使其发出声光报警。这一系统被称为盗墓“克星”，它将彻底改变田野文物保护仅靠人工巡查的被动局面。
矗立在田野里的巩义宋陵石刻
由于资金、技术以及配套后勤设施的问题，中国现阶段还不能把所有处于野外的文化遗产都列入技防监控的范围，所以只能有选择地开展文物安防工作，这使得盗墓者依然有机可乘。
由于现有技术无法对发掘出的文物做有效的保护，不主动挖掘其实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但这就要求对散落在田间地头的价值连城的古墓，进行严格的监控和保护。然而，由于基层文物保护措施的极端匮乏，导致所谓文物保护变成不主动发掘、不主动保护的消极态度。于是，分布于大江南北的野外陵墓必然成为公开的宝藏，只能任由盗墓者摆布。“此地有银三百两”式的文保现状，只会给盗墓者的“寻宝”旅途添砖加瓦。在接下来的考古进程中，最大“发现”恐怕还将是一个个的矿泉水瓶。
盗墓者使用的洛阳铲